武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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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识作家东西时间不长，但却对他以及作品留下极佳的印象。这个来自广西天峨，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说话总是使用“您”的彬彬有礼的人，尽管早就用获得诸多好评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和《耳光响亮》压住自己文学阵脚，又有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充当锐利尖兵，但三十年来他始终按照自己既定的创作步伐稳步前行，没有张狂的横行，没有蛮横的斜行，心态极为平稳。他谦逊、含蓄、安静，甚至还有几分可爱的羞涩。虽然酒后略有几分激昂，但在“田代琳”的有力暗示下，“东西”能够很快掌控自己情绪，迅疾归于平日中若有所思的写作状态，回归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的身份。

　　梳理东西的创作轨迹，他是完全凭着自己的作品，建起自己文学道场的。虽说他有多部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但他始终不靠文学以外的附加，从没见他关于影视剧的采访与宣传，他只靠文学作品自身的力量。不张扬，弃炒作，也不用高深莫测的理论吓人、唬人，甚至大众场合众人一起合影时，他也是尽量远离前排中心，或侧或后，就那么安静地悄然而立，面色木然地想自己的事。

　　东西的生活姿态就像他的小说一样，给人大气、超然的感觉，从没见他气喘吁吁地往前拥挤，争抢那个能给人带来荣誉，也能带来烦躁，更能带来麻烦的前台话筒，在他嘴角边、眉梢间也看不见焦灼的痕迹。他用地域距离当作心灵焦距，远望或焦虑迷茫或急促颓丧的文坛，用后背面对文坛，安安静静地偏居一隅，慢慢地书写桂西北故事，那种安然的状态，实在让人敬佩、尊重。

　　东西以十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节奏，在2015年8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4月第3次印刷）。

　　三十多年前，我认定好小说的标准是“一句话能够讲清楚的”，但后来我认为优秀小说的标准应该“许多话也讲不清楚”。《篡改的命》就是一部需要很多话来慢慢讲述的小说，更是需要慢慢分析、慢慢回味的小说。

　　阅读东西的小说，你不能着急，千万不能着急，正像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开篇讲述的那样，“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请你先放松一下，然后再集中注意力。把一切无关的想法都从你的头脑中驱除出去，让周围的一切变成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不再干扰你。”

　　是的，稍微着急一点，精彩就会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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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改的命》的叙事脉络极为清晰。父亲汪槐、儿子汪长尺、孙子汪大志，祖孙三代对于命运的理解、把握，以及各自不同的改变自己命运，影响他人命运的人生方式。

　　汪槐来自乡间，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在无法改变自己身世之后，发誓要让儿子汪长尺出人头地。不惜当着县教育局长的面，以跳楼的方式来当筹码，换来局长口头应允，答应汪长尺免费补习，然后继续高考。以后遭遇种种挫折，汪槐的信念始终不改。为了督促儿子长久居于城里，后又以残疾身体讨乞等各种心酸方式甚至是暴力的方式，阻止儿子回到乡村，让他一定要做一个城里人。

　　汪长尺曾经努力学习，但高考失败后心灰意懒，虽然勉强补习，但太多的辛酸让他无法内心安静，最终决定挣钱养家。他当过建筑工人，替人讨过债，代人蹲过拘留所，甚至后来默许妻子卖淫，最后又绞尽脑汁，设计把自己的儿子汪大志——汪槐的孙子——送到富裕人家，成为别人的孩子，以此能够过上好日子。即使最后发现那户人家的男人是把自己推入生活深渊的仇人，汪长尺也依旧初衷不改，最后又以投河死亡的方式，让儿子汪大志牢不可破地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汪大志呢？长大后，因为职业的原因，偶然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世，还发现了父亲汪长尺当年高考成绩被人掉包，由此命运被人篡改的惊天秘密。但汪大志没有替父伸冤，也没有揭露真相，更没有关照依然住在乡下的祖父母，而是以林方生的身份回到祖父母家取回童年时照片，然后在父亲汪长尺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跳河地方，毁灭了自己农民后代的所有秘密，得以开始真正的城里人的生活。

　　汪长尺的命运是“被动篡改”，汪大志的命運是“主动篡改”，无论怎样的方式篡改，都令人唏嘘、震惊乃至长久深思。

　　汪大志，这个汪长尺的“命运的尾巴”，从他出生那天起，就始终让人“放心不下”。汪大志小时候被汪槐、刘双菊带回家乡，全村子的妇女都想哺乳这个生在城市里的孩子，“她们一个个前赴后继，着急地撩起上衣，抓住坚挺雪白的乳房，把或红或黑的乳头准确地塞进大志的嘴里……渴望自己的奶头被这张城市的嘴巴接受”，但是这个“城市的嘴巴”，以一场疾病得以重返省城。为他后来从“汪大志”变成“林方生”，走出了襁褓中的第一步。

　　东西在每个人物的后面都要“扎上一刀”，都要让他们流血，最后祖孙三代的血慢慢聚集，最终在“命”——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真实存在——这个字的后面，涂抹下了一个泣血的硕大问号。

　　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是一场撕心裂肺的叙事，是一场郁闷、焦虑、无奈、仰天长啸的人生旅程，是一场直抵人心的生命追问。祖孙三代各自的命运走向以及相互影响的过程，总是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质问，这场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阅读《篡改的命》过后，很长时间心情都难以平静，只要想起书中人物的命运，就会无比地懊丧，就会喟叹不已，更会长久深思。人性与人心，可以舍弃生命的亲情呵护与冷漠冰冷的自私自利，以及令人无语的愚昧抗争，无时无刻不在敲击人的内心最为柔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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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特别是偏远地区，很多年前乃至当下，“高考”依旧是人生的分水岭，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上了大学，生活之路可能就是另一个方向，反之就会固守在贫瘠的土地上，或是走上艰辛的打工之路，看不见人生的曙光。“命”与“高考”紧密相连。

　　应该承认，作家东西选了一个并不新鲜的“叙事路径”和“叙事角度”来讲述“命的故事”。但为什么还能引人静心阅读、深入思考呢？我认为首先就是精准到位的人物刻画，对人物性格、精神走向的准确把握。东西把他笔下的人物完全琢磨透了，与他们像好朋友一样熟悉，就连人物脸上的皱纹、衣服上的皱褶，他都已经熟稔在心，所以才能真切地描述出来。

　　还是从叙事层面，慢慢捋顺彼此相互的人物关系，还有个人的“内心图谱”，如此才能更加清晰地領略《篡改的命》的艺术魅力。

　　父亲汪槐要去县上搞清儿子过了分数线却不能上学的原因，第一个动作就是，“汪槐把门一脚踹开”，准备带着儿子去讨要说法。从“踹”这个字就能看出来汪槐的坚定，他从一开始就是破釜沉舟的，他是坚定地要让儿子离开农村的。而儿子汪长尺呢，“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个娘儿们似的抽泣，手里的毛巾都被泪水洗了”。

　　汪氏父子对于命运始终有着不同的态度，汪槐是坚定的，汪长尺是畏缩、犹豫的。汪长尺即使跟随父亲来到县城，依旧还是犹疑不定，他发出“稻谷黄了，妈叫你回去收割”的劝阻，但汪槐斩钉截铁，“谷子算什么？命运才是第一”，他甚至还带了一把椅子前往县城，得不到说法，他就要把县城坐穿。

　　汪槐抗争命运的态度始终义无反顾，他面对教育局长发出怒吼，“能不能用一条命换一个大学指标”。面对“超过录取分数线二十分”却没有大学可上的现状，汪槐“身体朝栏杆外面倒去”。但是县城又是如何对待汪槐的？“救护车终于来了，其中一个问你敢叫救护车，你有运费吗？”在收了运费之后，“他们分别抓起汪槐的两头，像丢死狗一样把他丢在担架上。他惨叫……整个脸都扭成了麻花”。

　　汪长尺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奔向城里的命运之途是在目睹父亲惨状之后开始的。作家东西把汪槐当作汪长尺的“命运背板”，在接下来书写汪长尺的进程中，汪槐这个“背板”将会不断出现，并且贯彻始终，成为书写汪长尺的最有力的“背景图案”。

　　汪槐、汪长尺父子二人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其实也代表着改革开放前后乡村两代人随着时代变化，内心深处对待人生的不同方式。汪槐的决心永远不变，是一根筋的;汪长尺是灵活多变的，但最后同样拥有了父亲汪槐那样的坚强决心，甚至比汪槐的决心更加决绝，更加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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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长尺是一个极具“文学色彩”的人物，在无限悠长的文学长廊里，他绝对可以成为“这一个”。在他身上呈现出来多种光泽、多种色彩，但又让人总无法命名是怎样的光泽、怎样的颜色。

　　汪长尺的命运将会走向哪里？这是我在阅读中，总是情不自禁自我询问的话，也是最为惦念的一件事。是悲剧还是喜剧，抑或悲喜剧？或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剧？阅读中始终无法预知。这是作家东西用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酝酿出来的叙事计谋，由此看来，他的这个“计谋”现在成功了，已经在读者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反响。

　　怎样摸清、看透汪长尺这个五彩缤纷的人物，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探讨汪长尺这个人物之前，应该把与汪长尺相关的“背板人物”仔细梳理一下。这会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从而看清“汪长尺”的真实模样。

　　汪槐暂且不用讲了。再说一说母亲刘双菊、同学黄葵，后来还有妻子贺小文，以及那个最后出现的、影响汪长尺命运的终极人物林家柏。

　　为什么要“看看”那些次要人物呢？因为东西以他惯有的写作方式，不仅要精心塑造主要人物，也非常关心次要人物。这在他所有的小说中都有具体的体现。所有人物，只要出场，哪怕“几个镜头”，他都不会轻易放过，一定要用形象、简洁、独特的语言，把这个人物写透，从而为主要人物的“熠熠生辉”增添更多的光线来源。

　　同学黄葵是影响汪长尺命运的第一人，也就是与黄葵的联系，才让汪长尺开始偏离学习、高考的人生轨道——先是“讨债”，后又“替人蹲拘留所”，再然后去工地干活儿。尤其是黄葵那句“不是所有人都配有仇恨，想仇恨，首先你得有仇恨的资本”的话，给汪长尺震动很大，让他亲身感到“城里”与“家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完全没有可比性。

　　林家柏，也就是汪长尺代蹲拘留所的那个人。这个人出现很早，但最初只是一个符号。在小说的最后阶段，林家柏才真正显身，让读者看清面貌——某官员的女婿，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林家柏始终是汪长尺的阴影，而且是巨大的人生阴影。假如说，黄葵是汪长尺的“悬崖”，那林家柏就是汪长尺的“深渊”。汪长尺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没有得到工资……从那时开始，他就与林家柏“纠缠”在一起，从而衍生了汪长尺以后一系列的人生悲剧，所有的一切都与这个拥有“显赫财富与官场背景”的林家柏有关，林家柏是汪长尺面对这个世界，遭遇所有不公平、不公正的“一堵高墙”。最后汪长尺绞尽脑汁要把亲生儿子送到的那户富裕人家，竟然就是林家柏的家。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仇人当儿子，内心的复杂情绪可想而知，但汪长尺主意已定，决不更改。这个咬牙做出的“别样的决定”，也可以看作是汪长尺对林家柏这堵“高墙”的“特别的复仇”。

　　母亲刘双菊出场不多，每次都是伴随在汪槐身边，是个可怜兮兮的妇人。我们看一看她为了儿子，是怎样令人唏嘘不已的。“刘双菊强行把钞票塞进他（汪长尺）的手掌，钞票湿漉漉的，上面沾满汗水，它们好像被刘双菊捏哭了”，还有，“我们每天都烧香敬神敬祖宗，生怕一点点邪念都会让你（汪长尺）遭报应，蚂蚁不敢踩，鸡都不敢杀”，这是一个“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可悲可叹的乡村妇人。

　　贺小文，来自乡村的年轻女性，这个在汪槐不断渲染汪长尺“在城里如何风光”，一心要嫁给汪长尺的不识字的少女，当她真正跟汪长尺生活在一起后，才惊讶地发现，城里的现实生活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而是极为残酷的，她过的是“连毛票分票加在一起，总共就九百二十七块六毛八分，每天我都数一遍，每天都在减少，比漏水还快”的煎熬日子，最后她终于在洗脚城走上了卖淫的道路，她的举动，是为了汪长尺、汪大志，可能也是为了她自己。

　　就是在这众多性格鲜明的“背板”衬托下，汪长尺也“性格独特”地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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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东西为了塑造“汪长尺”这个人物，可谓煞费苦心，为此他设计了几个颇有意思的“道具”。这几个道具，伴随着汪长尺，一路走向人生尽头。它们是椅子、喝水、TMD和瞭望。

　　汪长尺去县城上补习班，是带着椅子去的，因此同学们把他叫“椅子先生”。椅子，常常让我们想到位置。显然，汪长尺来到城里，那里是没有他的位置的，首先没有学习的位置，更何谈生活的位置？更悲惨的是，他带椅子的这个举动，从一开始，在他的心里就认为城里是没有他位置的，他心里早就这样认定了的，尽管这是从父亲汪槐那里继承下来的固有认识。

　　后来汪长尺忍饥挨饿，解决的办法就是大碗地喝水，永远保持着“喝完时的姿势”。再后来，遇到那么多令他气恼、气愤的事，他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狠狠地骂一句“TMD”，再到后来，当他发出“能捡一点别人的鼻屎就不错了，还改变命运”的绝望叹息之后，尤其是当他遇到一个好女人孟璇，这个好女人更是把汪长尺推向了不相信任何人的绝望地步，“孟璇挺着身板，提着手包，笔直地走去，简直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但就是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却把汪长尺送给她的粽子“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也就是那一刻，亲眼目睹此情此景的汪长尺，他的精神彻底被摧毁了，他对这座城市完全没有了信心，他只能通过“瞭望”去完成心中所有愿望，完成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美好的向往。

　　当汪长尺走投无路想要跳楼时，终于以将要死亡的方式看见了城市的全貌，“他的视野一下开阔，目光越拉越长，穿透了千山万水，仿佛看见了家乡，看见父母正匍匐在丰收的大地上，看见一幢新房耸立在自己的胞衣地……”后来由此养成瞭望习惯的汪长尺，为了观看儿子汪大志在林家柏家生活的情况，竟然在林家对面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不可思议的“守望了十三年”。这哪里是“瞭望”，汪长尺的目光分明就是扎入这座城市的“一把刀子”。所以汪长尺才能大声地发出“为什么他可以违法，我却不能犯罪”的呐喊。我们的社会应该关心汪长尺和汪长尺们，否则那把刀子就不仅仅是去“瞭望”，而是会真的变成杀人的刀子！

　　带有先锋小说气质走上文坛的东西，始终没忘自己最初的“先锋写作本色”，但在《篡改的命》中，他把先锋迹象非常隐秘地藏起来，不动声色地显露。他把先锋气质由过去的外在形式变成了内在叙事，并且完全糅进了叙述中，使其看上去浑然一体，没有一点“隔”的痕迹。

　　比如“汪长尺一边挥舞着菜刀，一边朝门口走去，由于屋子太窄，他的菜刀险些砍到小文的鼻子、刘双菊的胳膊、汪槐的轮椅”;比如“这些深刻的道理经过扩音器放大，仿佛扑棱棱的麻雀，有的飞到了汪长尺的耳朵……他像家禽栖息在属于野鸟的枝头”;比如小文在洗脚城卖淫被抓，汪长尺拿钱去赎人，把小文“救”出来后，汪长尺说她挣的钱不干净，小文说“我也想干净，但你养得活全家吗？你要养得活全家，我就买一水缸酒精来消毒，从此做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比如，在乡下的村庄，所有人睡觉的鼾声，全村人都能听到，只要有一个人晚上睡觉的鼾声其他人听不见，全村的人都会担心、害怕，“一个没有鼾声的村庄，还能是安全的村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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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在《篡改的命》中找到某种特别的密码，找到作家东西写作这部作品的生活冲动或是原始写作动机。

　　终于在第三章“屌丝”的第24小节中，发现了东西留给读者的颇为隐秘的“阅读密码”，原话是这样的：“兴泽是田代军的儿子，是汪长尺的初中同学。”全书只出现过一次的“田代军”这三个字，自然让人联想到东西的本名“田代琳”。这是一个必须让人有所联想的密码。我也知道，“田代军”可能与“田代琳”关系不大，不会是我们认定的现实中的某种关系。但这里面应该有着某种精神的路径。对于写作如此认真、谨慎、严谨的东西来说，他写下“田代军”三个字，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肯定有着特别的想法。可能是对自己写作的某种暗示，对家乡的某种特别标记，或是留给细心读者的某种联想……可能我们想得过多，就让我们慢慢思想吧，让真实的一块块的“细节砖头”，去构筑虚构的高耸的“情节大厦”，这是小说家必备的技艺呀。

　　还要再说的是，这部小说也有一些遗憾之处，小小的遗憾。

　　比如第30页，叙述中出现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显得有些扎眼，非常突兀。因为东西的叙述、语言是极为讲究的。它的整体性很强，已经形成了一种“东西语言氛围”，可是突然“露”出来这样的句子，显得特别不好看，破坏了叙述的整体氛围。还有第92页的“它在村庄里慢慢发酵，既成事实”，连同前后句子阅读起来，“既成事实”这四个字，也是显得有些多余。还有第115页的“这就是二十年后被公知们在微博上炒得沸沸扬扬的PM2.5”，同样与整体叙述氛围不搭调，破坏了辨识度极高的“东西语言”。

　　东西的语言非常干净，一句是一句，一个字是一个字，拿掉哪个字，好像都会破坏他的语言结构。要知道，他是在用写短篇小说的姿态来写长篇小说，已经细致到把逗号放在“说”的后面还是前面都会有极为细致的讲究，所以稍有一点不妥之处，“问题”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还有“TMD”，当然谁都明白它的意思，但是能不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比如家乡俚语或是家乡俗语？当然，一部二十五万字的书，有这么几处“扎眼之处”，正衬托出这已经是一部在敘事、叙述上，接近完美的作品了。

　　当然，还要再吹毛求疵一下。最后两章，也就是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两章的叙述显得有些急促、匆忙，缺少了前面叙述的从容和淡定。这也是一个遗憾。当然，这些问题都是一家之言，权作给作者的参考吧。

　　我在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正好得知因为《篡改的命》，东西荣获了第六届花城文学奖之杰出作家奖。这是对一个作家十年写一部书，永远追求经典精神的最好褒奖。

　　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最后一章是这样说的：“再等一会儿，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那么，套用这样的句式，也可以这样讲：“再等一会儿，我还可以继续读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

　　责任编校 邓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