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

　　

　　1991年冬春之交虹影离开中国去英国，到位于西单十字路口西北的白庙胡同我们家与我们告别。那个中午，丈夫不在家，我接待虹影，听她谈即将的旅行、未来，包括在英国的男朋友。她显得疲惫，但还是惊人的漂亮——虹影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但那天，她有种疲惫得让人动心的柔弱，办护照签证等等的手续如此之繁琐，她在出生的城市和北京来回跑，现在一切办妥，就要走了。

　　那天大风，北京冬春的大风总是刮得呼呼呼地响，大风敲着窗子的玻璃，风高天蓝，我们那时住在一个大四合院的中院里的两间东房，院中大槐树参天，树枝的影子在窗子上剧烈地摇动，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十分严酷。我一生都讨厌风，因为风让我觉得世界险恶，那天就是这样的大风，虽然天蓝空高。

　　虹影坐在沙发上，那是我们认识后第一次单独有机会聊天，虹影来过多次，但都是来跟我那时的丈夫谈诗歌，他们是诗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基本不参与。可那天丈夫不在家，我们有机会单独聊一聊。不知为什么，虹影的柔弱感动了我，这个比我年轻的女孩那刻显得那么柔弱，让我有一种把她拥抱在怀里的冲动。她对未来的描绘，听起来并不是一个要走向幸福的女孩子，而是破釜沉舟的女勇士。我不知道她的身世，不知道她的打算，不知道她的反叛，甚至也不知道她的才华，她毕竟才28岁，我比她大四五岁，她的一切还没开始，而我那时已经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母亲了，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不懂得反叛，我一辈子也没有反叛过，因为没想象过反叛。面对这即将跨海过千山万水去异国的女孩子，我的感觉是她豁出去了。她自己也说：“反正是豁出去了。”这句话让我惊异，这不是要与男友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子说的话。

　　我们谈了有一个多钟头，我送她走，从家一直送到电报大楼。两个原本陌生的女性，通过一个多钟头的谈话，在那一刻我们都觉得依依不舍，没有外部理由的依依不舍，而是此情此景和一种突然的理解，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大风让我们觉得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我拥抱了她，她个子娇小，我把她搂在怀里，在电报大楼前的大树下，她穿着短大衣，裙子，显得很冷，她也拥抱我，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有一片金色，闪闪发光，白皙的皮肤，没有化妆的面容，大眼睛眯成了缝，因为大风里的阳光非常强烈。我们紧紧地拥抱，是对彼此的祝福。

　　虹影穿过马路，坐车走了，我返身往家的方向走，内心里全是伤感，莫名其妙的伤感。那个时代，那个时刻，那是25年前，出国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好像是走向天堂，虹影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我没有理由觉得她是义无反顾，可是我就是这样觉得的。回到家，丈夫已经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这件事，他似乎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再见到虹影是1992年底，不过一年多的工夫，她和男友已结婚，我的丈夫已经在他们的帮助下去了英国，她跟丈夫回到北京度假。我们突然有了交接，当然不是很多，见了两三次面，谈论了很多，谈她对一些人的认识，我们同仇敌忾般地谈论某个我们都熟悉的人，因为有共识。虹影表达了很多不解，对这个人，我却完全理解，因为我太知道这个人。我们一起在我家做饭，吃饭，我们包北京饺子，做四川菜，在我的冬天的厨房里，烧大炉子的煤，屋里暖堂堂。我们一起在他们借住的朋友宿舍里庆祝1993年新年的到来，就着简易桌子喝酒。虹影快言快语，单纯，爽快，有股江湖义气的侠女之气，没有上次见的柔弱了，我发现了虹影性格的另一面。

　　她送我她的第一本诗集，我不记得诗集的名字了，但记得诗集里面的照片。我的好朋友诗人莫非到我家来，谈论这本诗集，他也收到了赠送的诗集，他对那些照片震惊不已，非常不解，我也不解，我不明白虹影为什么把这些照片放在这本薄薄的诗集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当时没问，后来也没问，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在《好儿女花》里我找到了对这些照片的解释，原来如此。

　　那时虹影还没有出版她的任何小说。不久虹影就开始出版她的小说，而我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沉在学习里，我跟过去的世界失去联系。虹影的书《饥饿的女儿》1997年出英文版。1999年秋我在比较文学系讲授“中美女性自传比较”一课，给我的课选书，中国女性自传部分我选了五本，包括虹影的新书。记得那年英国某汉学家与我讨论1997年在西方出版的两本中国女性自传，一本是杨瑞的书《Spider Eaters》，一本是虹影的《Daughter of the River》，她说，她更喜欢杨瑞的书，因为没有那么多对肮脏的底层的描述。我说，我更喜欢虹影的书，因为写出了红色中国无产阶级的真生活，而且是从一个被欺辱的女孩子的角度写的。《大河的女儿》（《饥饿的女儿》英文版题目）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很震惊，其实我也震惊，我才知道虹影的身世，我才知道这个有才华的女孩子怎样从淤泥里爬起来，站起来，站得更高，勇敢地面对这淤泥的世界，并写出来给世界，做这淤泥的见证人，没有自艾自冷，只有勇敢，甚至是粗粝的勇敢。

　　我主动给虹影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教她的书。虹影回了一封没有称谓的短信，也许她是太忙，也许她对我的八九年后不联系的突然的来信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她觉得我们之间距离遥远。面对没有称谓的信，我就没回信，没再联系。

　　直到上个月，虹影突然看到我十年前写的《走向女权主义》一文，在微信上通过朋友找到了我。她说：“从这文章我重新认识了你。”并要我为她的书和人，尤其是《好儿女花》写点文字。我被她全然的信任打动了。

　　我家中有她的《好儿女花》，我从书架上取下来，给虹影看封面，我的这本书是朋友送的，我把书从中国带到美国来，是为了在飞机上看——我喜欢在飞机上看小说。记得当时看这本书，因为是写虹影母亲的葬礼，我没有过多的感触，那时我的母亲还健在，书没看完我就到家了，书也就放下了。虹影现在要我写序，我必须重读这本书，于是我躺在床上，把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要过她的修订本，我又读了一遍。读的时候，我多次把书放下，泣不成声，因为现在我也失去了母亲，理解书中虹影丧母的无助与痛苦。

　　重读这本书，我坦白地承认，我很震惊。在这本书里，她把她离开中国到英国后和再次回中国的感情故事全盘地托出来，全然地给世界看，她到英国后婚姻的伤痛，她的言辞无法表达的绝望，她对爱的渴望——对母亲的爱和对男人的爱的渴望，虹影毫无保留，这是虹影给世界的自白，独语自白，坦率地谈出一切，好像谁在命令她交出她的所有秘密，她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世界面前暴露一切。

　　世界怎样倾听？2009年书刚出版时网络上有各种抓人眼球的评论，那些评论显示出这个世界倾听的角度，比如什么二女侍一夫之类的，甚至记者的访谈，我都觉得问题问得极为低级。我也看了学者的讨论，有各种角度，最好的一次讨论是荒林教授主持的。张红萍教授在讨论时评论说：“写女性时是现实的、赤裸裸的。对于女人的情爱，虹影是有感触的，也是在批判的，因为她看到了女人的一生。女人的一生是什么，围绕着男人？男人只要变心，女人就要伤心，就要自杀。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虹影实际上也在批判这一点。作者选择的男性是多种多样的、底层的，对于男性的批判，本书是非常有力量的。”我觉得张红萍教授看到了这部作品的深度。虹影在这部作品里毫不留情批判了自觉与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性别概念：女性必须贞洁，男女是生命唯一值得的关系，家中兄弟姐妹侄女孩子男女关系都以男人为中心，这个淤泥的世界，男人中心的世界，让人厌恶又让人摆脱不掉，让人同情也让人绝望。

　　在这肮脏的淤泥里，大家搅拌着，爱与恨，情与仇，钱与性，死亡与生命的挣扎。虹影用同情与批判的眼睛观察生命的原生态，其实这个原生态绝不是重庆南岸的底层社会的原生态，而是人类生存的原生态，无论你是什么社会阶级，你生存的原生态都是基本的这几点：金钱，情与欲，爱与恨——感情、欲望、金钱，这是生命的推动力。虹影通过对一个特殊的家庭，一个让读者有点眼花缭乱来自三个父亲的六个成年孩子之家，写出来的是人类生存的故事，揭示的是人的欲望、爱情、梦想、金钱、死亡的复杂纠缠。

　　虹影观察这个淤泥世界的眼光包含着无法言说的同情，手足般的理解，一种对人和世界复杂性有透彻觉悟的清醒的距离。因为沧桑而觉悟——她走过了一段爱得义无反顾却彻底失败的婚姻。虹影1991年的冬春与我在电报大楼前告别走向英国的时候，一定是抱着走向“天堂”不归路的决心的——那天堂是我们在被隔绝多年的中国里想象的一切都美好的西方。虹影那时对丈夫的爱真诚而充满幻想，但丈夫却并不是那个虹影想象的爱人，而是一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复杂的男人——这个男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他根本不是坏人，而是一个给了虹影环境并帮助她改变命运的谦谦儒雅的君子。他给了虹影一个安静的空间，他也帮助虹影在写作上成功，因为他懂她的才华。但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中国男人许多并没有走出男权文化的淤泥，而人的性欲望又是如此多重与复杂，与文化和社会密切相连却又不那么简单。你很难说书中的小唐是衣冠禽兽，因为小唐的性欲望性幻想不符合学者的形象，或不符合一夫一妻制的理想，因为欲望与幻想本身就是多重的，很难用道德的尺度衡量。虹影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爱情，用让自己爱人高兴的性行为取悦他，但执着而浪漫的，本质上有强烈的传统道德观的虹影，却不能在内心里彻底找到平衡，她，无论怎样反叛，说到底，还是一个传统的女性，相信爱情与婚姻，可是这场婚姻中的复杂的性伤害了她。当“小姐姐”也介入这场婚姻的时候，内心里执拗地相信爱情与婚姻的虹影，一方面是忍辱负重，一方面是爱情与婚姻理想的彻底崩溃。

　　虹影回到了北京，阔别了近十年的北京，买了房子，重新开始生活。这撕心裂肺的经历，让她对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小姐姐，以及书中的每个人都有了更深的同情和理解，但并不乏冷视的距离。书中小姐姐以及其他姐妹对小唐的捉弄，更像是荒诞的具有喜剧色彩的恶作剧，不是真正的报复，她们对男权具化的个人有仇恨，她们对男权毫无意识，她们身陷淤泥，不能自拔，甚至没有意识到她们只是在搅和淤泥，这淤泥把她们全都溅了一身、一生、一世。

　　“六号院”以及所处的贫民窟的环境，在虹影的笔下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危房，歪斜破烂，要倒塌或已经半塌，不远处既看得见长江，也看得到江边上的垃圾山。书中描述：“腐烂的烂菜叶烂菜帮，加上狗屎猫屎，各色塑料袋，碎玻璃，灰土旧衣物，臭气熏天。”在这个贫民窟背景的淤泥里，虹影怀着丧母后的无助，对母亲无法再表达爱的痛苦，试图发掘母亲的历史，希望找到自己和母亲的精神联系。书中描写母亲对“我”的爱，比如母亲把“我”发表文章的消息和剪报都存起来，母亲对“我”的理解而对“我”的婚姻不加询问等爱的细节，以及“我”对母亲的爱——给母亲买房子，回来庆祝母亲的生日，等等，描述一对深爱的母女，但却被不善表达而隔绝。虹影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这完美的母亲形象终于没有竖立起来。相反，虹影描绘了一个坚韧、无私、宽宏大量的女人，但也是一个叛逆的、与男人有多种关系的女人，晚年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被欺负的女人。

　　虹影在书中对母亲的描写是多重的，虹影的感情在爱中痛苦着，她爱母亲，她想象着一个爱她的理想的母亲，她试图描述母爱，可是母爱显得那么笨拙。母亲以自己的方式爱她，她知道这点，她想把这母爱描述出来，但却怎么也无法精确地表达出来。隔在这母女之间的距离，其实比作者试图在书中说出来的还要宽阔得多，但作者力图缩短这个距离。书中描写了复杂的母女感情，多次写到母亲拉着她的小手，走在磕磕碰碰的路上。虹影试图把母女的爱写出来，但是母女之间的隔膜，母女之间距离的宽阔却在不经意的地方显露出来，这个宽阔，就是母亲晚年靠捡垃圾为生这样让作者愤怒而绝望的她并不知道的故事的宽度。虹影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心怀恶意的王眼镜对“我”直说，“我”才逐渐调查出母亲晚年的生活的真实状态，进而明白母亲的苦难从没有完结。

　　苦难的母亲形象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是一个类型，多得不可胜数，虹影的“苦难的母亲”在这个类型里的新维度是这个母亲在性关系上的离经叛道以及母亲感情的丰富。虽说在现实里，特别是在底层社会，母亲的性经历也许算不上过于离经叛道，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比如贞节之类其实是中国传统中产阶级（乡村地主/小自耕农民）的意识形态，与城市底层社会，特别是20世纪战乱和农村经济破产造成的城市底层性意识形态有相当的距离。母亲十七岁从家出走，一直在底层生存，就是嫁给黑帮头子，生活可能优渥，但精神世界仍是底层。底层社会一方面野蛮原始，但也心胸宽阔，讲理容人，母亲感情丰富，她不仅是个母亲，也是个历经磨难的女人，在这点上，虹影写出了只有女儿才写出的一个母亲——个作为女人的母亲，这个母亲有多个情人或与男人有暧昧关系，也曾经为了拯救自己的男性朋友而“献身”，母亲对他人的苦难和人情的复杂表现出独特的理解，比如五嫂跟别人跑了，再回来，母亲对女人艰难的路比别人都包容，母亲不加以道德判断，那些判断她的人其实并不比她高尚到哪里，比如她的儿女们，她的邻居们。

　　母亲的磊落、承担、宽广，对苦难的承受与自立的个性，在这些品质上，通过层层发现的母亲，虹影最终跟母亲建立了精神的联系，她似乎找到了自己反叛的根源，自己起伏不平的男女关系的根源，好像轮回，甚至自己软弱的根源，因为自己跟母亲一样爱过，容忍过。她和母亲都是在男女关系上走过不同一般的路的人，她们都强烈地爱过，她们也都磊落与宽广；她们对苦难都有敢做敢当的承担和对人世复杂的宽容与理解。虹影容忍小姐姐与小唐的关系，这种容忍不是一般的容忍。虹影不愿看到小唐被惩罚，因为她理解人的欲望的复杂，并对小唐有感遇之心。母亲和虹影都乐于助人却被世界曲解或误解，她们在精神上达到的是那些对她们加以判断的人不能达到的高度。

　　写母亲，虹影也是写自己，从母亲的身上她看到自己的影子，她跟母亲的联系是“小桃红”这个名字所象征的精神——虹影和母亲都是小桃红：“小桃红，人的鲜血染红，凶运吉运，得看人心眼儿多诚。”如外婆骂的：“你这小桃红背弃我，你对不住妈妈我呀，我当初啷个生了你这害人精无孝女？”虹影和母亲都是被骂成“害人精无孝女”的女儿，母亲被外婆骂，虹影在内心里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这样的女儿，书中的“我”不停地责备自己，好像自己是一切厄运的源头，而实际上她们又都是最善良与最孝顺的女儿。她们背弃了正统的道德规范，但又被这个规范压得喘不过气；母亲内心敏感，细腻，外表温柔沉静，虹影何尝不是如此？母亲泼辣野性，好像是一头不肯被驯服的烈马，虹影何尝不是如此？母亲最后与外婆和解，虹影通过这本书与母亲和解，并在精神上成为一体。

　　层层男权世界里的逃不出的女性，是层层淤泥里的小桃红，这既是母亲的象征，也是虹影的自我精神画像。她们都出在淤泥里，在男人中心的世界里艰难幸存，但她们都美丽、脆弱、善良、顽强。

　　这也是那个在1991年的冬春之交，北京的大风中阳光下，头发一片金色的向我挥手告别的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