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

　　

　　今天，我去买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反而欲盖弥彰，后来挑上一副普通平光眼镜，似乎就好很多，它一点也不招摇，看见我的人们又准会以为我是一名由来已久的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相信戴眼镜的人。我还买来透明胶带。我试着将自己的一只手缠绕起来，要用很久才能将之剥离。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添置衣服这一项，然而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来岁，身形矮小，脸很黑，脸颊上长着一颗蓝黑色的痣，其上生长一根细毛。刚有一位顾客对她的容貌嘲笑有加。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行使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就大为后悔。这是一双没办法再低三下四的眼睛，我走到哪，那目光就追随到哪。我正要走，听见她叫唤我为叔。她凄惨地说：“外边一千多元的我这里卖几百元。一样的货，都在我这儿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这些能招徕顾客的话她背诵起来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将它扔下。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门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遗憾地跟出来。这时路前方走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身穿西服，脚踏锃光瓦亮的皮鞋，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

　　未料她低呼道：“有啊，怎么没有？”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时瞅着我，生怕我走掉。她果然都替我找齐，只是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搂着衣服去试衣，出来后照镜子，见有发蜡，问：“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用指头揩出好大一坨，将头发梳得乌亮，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惊惶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出来后，我将新衣丢下，注视她有六七秒（她真是难看啊），问：“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元，只收五百八十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看着她那仍然不曾消退的一脸的兴奋，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两百元。”

　　“本儿都不够，叔。”

　　“两百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四百元拿走。”

　　“我只有两百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哪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掉。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分明听见两个她在她心内吵架，一个她要急着出来叫住我，另一个她则认为还应该等等，这时谁做出主动的姿态就意味着谁必须让步。我接着往下走，就在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听见她喊：“等等，两百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十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学院的家属院，何老儿恰好也回来。院子内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学院的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他们四肢并拢，笔直地站着。

　　我远远跟随何老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打开自家的门。屋内啥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盼望在打开门的同时，有些什么窃贼扑上来。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消磨眼下的时间。据说为用掉过于充足的时间，劳改犯总是劝告自己去做事，以致出狱后变成在行业内呱呱叫的匠人。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卫生间，努力想着某位女生，想她们搔首弄姿的模样，然而什么也想不出。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射精。

　　随后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得找点事情干。我走进书房，揿亮灯，在角落里有一台不设密码锁的军绿色老式保险柜。上边盖着一层防尘罩，堆放着一樽插着塑料玫瑰的瓷瓶、一捆《大众电影》杂志、一个花盆以及一只纸箱。移开这些东西后，我找出自己钥匙中差不多大小的那把，插进保险柜锁芯，缓慢试探。接着我揿灭灯。黑暗使人专注，并且变得富有耐心。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字画、玉器、美元、子弹壳等玩意儿。

　　我想当叔母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一定会愤怒到极点，然而又不敢声张。这是她应得的。我们家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奔叔叔，是两家必须完成的交易的一部分。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是成绩更好的爸爸做出让步，供养叔叔读大学，而自己在煤窑把肺搞坏了。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叔母，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本地人，便觉得我们全都是在沾她的光。妈妈将我送到省城时，拿出老家的土特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嘛，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说：“我妈妈可是比你有钱。”我住进家属院时，叔母和叔叔还没搬走。不得不说，那是我极为难熬的一段岁月。拘谨，压抑，羞愧，脸色总是发红。我无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无法判断她是否如意。记得有一次，她突然说：“难道说我连电视都不让你看了？”我这才想起，因为恐惧于她的指责，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开过电视。她总是反复地擦地，墩布擦过后，还要跪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吱吱地响。我曾想去打听与她相识的人，以判断她的洁癖是过去就有，还是从我出现后才有的。

　　现在她住在另一校区的家属楼，漫长地装修一间复式公寓。叔叔去地方上挂职已久。我一个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自由，现在却觉得自由不过尔尔，总是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时间太富余，我没办法用完。

　　我捏着钥匙柄，轻轻且反复地去转动它，整个人沉浸于其中。这时从走廊处传来脚步声，停下，又听见钥匙在叮当作响，来者找准一把，粗鲁地插进锁芯，防盗门应声而开。有人回来，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突然意识到什么，往外扯它，可它的齿部却卡死在里边。仓促问我不慎将钥匙扭断。叔母开第二道门时，我凭感觉罩好防尘罩，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杂志呀瓷瓶呀花盆啊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重新布置一次。放花盆时我的手剧烈颤抖，差点让它掉下来。

　　书房——也可以说是库房——的门是虚掩的。

　　叔母对着客厅和卧室观望一会儿，来到书房，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着数字：四十四、四十五。她推开门，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推开门，让客厅的光漏进来。

　　“俯卧撑。”我喘着气说。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揿亮灯，示意我离开，于是我站起来，拍打手掌上的灰尘。她捉起瓷瓶看看，将它扔进纸箱。也许她要去查看那台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这时却回过头来，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吗？”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脸颊的皮都在跳，然而人还是僵立在原地。

　　“出去。”

　　直到她再次下达命令，我才走出来。在客厅，我痛苦地等她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什么回来？”她说。

　　“不用。”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头，然而还是开门离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查看断在锁芯里的钥匙，无计可施。也许需要一把钢丝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的阳光过于刺眼，地面都在反光。同学们早早来到教室前的空地，拼命地说话，有时还发出很大的笑声。但是我知道，那种即将迎来命运裁决的紧张从来没有从他们内心褪去。要是就近看，就一定能从他们眼里看见惶恐和不安。只有我置身事外。我站在一旁，没有靠近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照相分两个步骤，先是轮流拍头像照，最后以合影结束。等待时，我窥见孔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她不时去擦汗湿的发梢。她的脖子洁白而长，脸庞娇嫩，在阳光下，她是那么辉煌，又是那么脆弱。因为想到她可能像瓷器一样被无情地摔碎，我禁不住感到揪心。她的母亲总是跟着她。唉，自从她的父亲过世，她就成为她母亲全部的希望，课余时间都用去练习小提琴。每次演出，她的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这当娘的才搂住她，声音难听地哽咽上好一阵子。

　　难以想象的是，有段时间她还养起狗来。她得躲开母亲与老师的双重监视。养过两天，她就焦虑地找到我，因为只有我是独居。我把她的狗养死了。自从我对着它踢起一脚，它的情况就没好过，直到死在她手里。她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挖坑，泪水滴在泥土上。我充满自责地告诉她，是别人踢的这一脚。

　　这会儿她看见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是一名哑巴看到另一名哑巴，一名聋子看到另一名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叔母很麻烦。”我说。

　　我不敢直视她那急别人之所急的充满责任心的眼神，仓促说上一句“没法活”，便走开。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放着一把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就都看着。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摄影师从照相机后抬起脑袋，说：“我说哥们儿，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不知为何，众人笑得前俯后仰。我面红起来，嘴唇微微痉挛，但我还是抬起脸庞，将蓄好的胡子充分地留在镜头里。结束后，我找到同样是中途转学过来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不停搂他的肩膀，捏他，然后对他耳语：“兄弟，只要一天是兄弟，一生都是兄弟。”

　　合影后，我就离开学校，并且再也不会回来。

　　买到钢丝钳后，我清查余额，不足二百元，索性又购来尼龙绳和弹簧刀，这样就不剩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经审批，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那种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开口就说要匕首。他将我引到内间，拖出一只纸箱，里边都是军用弹簧刀。店主问我要自动缩回的还是不能自动缩回的，我要了前者。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塞进包里，向前推动按钮。啪，它弹出去。向后推动按钮。啪，它又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倾向于相信世界在轨道上运行的他们，将很难理解这从天而降的既荒唐又绝望的事。不过逐渐地，冷静回到我身上。我得挑选被害人。是啊，我得挑选。我想，一个人被害是因为他值得被害。眼下这些人都不是很合适。直到走来一名用酒店的一次性梳子梳头的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很难界定。他显得老成。个子大约一米八〇，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过分，肩宽也就一尺，这让他看起来非常怪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高视阔步，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凄怨地将头枕在寡妇的肚皮上，而今早已然接到升职的电话，将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擦肩而过时，我听见他在对着电话爽朗地大笑。我心想，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后，我用钢丝钳的钳口夹住断裂的匙杆，试图旋转它，好将之扯出，却是吃不上力。眼见着没有希望，我火气上来，操起钢丝钳就敲打柜体，直敲得虎口发麻，方才作罢。我想事情筹划经营如此，耽误在这么一个细节上。

　　下午一时三十分，楼道那边传来关门的响声。是何老儿出门。我强打着精神跟出来。这是计划里的一部分。何老儿牵着一条猎犬。它抬腿时宛如在沉思，总要经过一两秒才放下来。有时候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抓手臂，它呢，用长满癣疥的脊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在地上不肯走时，他总是连续地踢它的腹部，啐它，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这条老狗只是例行公事地叫几声，从中一点也听不出它有什么痛苦或者恐惧。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在前方撒些食粮。

　　这是一条你付钱给它它也不会叫的老狗。然而在我代养孔洁那条小狗时，不知为何这条老狗将信息传递过来，引得我这边的小狗用爪子疯狂地刨门，一整天地叫嚷，直到将嗓子叫哑。就是那次，何老儿第一次拍打起我这间房的防盗门来。后来是用脚蹬。哐当哐当响。我真想捂死自己家的狗。开门后，我还没看清他的脸，脖子就被他掐住。他开口说话时，我看见他的牙齿全然黑掉。

　　“吵死人了，都几点了——你他妈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总是吵总是吵——你要是不想住，就他妈滚——滚，知道吗——别总是对不起，对你妈的对不起，赶紧地。”

　　我承认我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他松手时，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他的同情，有利于事情的结束，不料他意犹未尽，除开掴了我一耳光，还踢了我好几脚。我噙着泪，朝他鞠躬，关好门。我看着小狗，发现它也吓得半死。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将它领走。“惹事了。”我说。它在这时又叫嚷起来，我一脚踢向它的腹部，它轻飘飘地飞向空中，然后噗的一声坠地。

　　现在我跟踪他，心里却没有什么恨。或者说，有什么恨，也被克制住。我这个人的长处之一，就是不太容易受到情感的左右。我觉得那前头走着的就是一个早已下葬的人，毫无价值。我能理解这名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寂寞。因为年纪的原因，他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总是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不得不归来，仿佛一天的事都已干完。他下厨时用力地使用铲子，有时会用勺子敲打锅沿，敲得当当响。他在固定的时间去岗亭那里取报，要将它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然后又是做午饭。午休一小时，便从家里出来，带着那条高寿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不做饭，一早穿上熨过的军服，佩戴勋章，等在楼下。他踱来踱去，然而直到傍晚，轿车才开进大院。他几乎是小跑着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着那些慰问人员在下车的同时就要转身上车，忍不住想笑。

　　这会儿他继续朝前走，遇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便背起双手慢慢地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子被对方吃掉，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吵起来，以他孤零零地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看着这闲得发慌的怪物，骑走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靠工地这边，墙下蹲着三五位穿着睡衣，拎着小包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子拎着茶杯或菜篮，徘徊来徘徊去，装着不知道她们是干啥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儿每次都抢答：“想啊，就看玩啥呢。”

　　“玩啥你还不知道呀？”

　　“不知道，说说看呢。”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日×。”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儿心满意足。不停吟诵着。日×，日×，日×。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牵着狗去附近公园游荡。我结束跟踪，返回家中，往锁芯里倒肥皂水，用钢丝钳继续夹住匙杆，还是没弄出来。我以前脾气还不错，这会儿却暴躁起来，索性将那凸出来的部分完全敲进去。在卧室休息片刻后，我返回书房，对着保险柜的入口拉尿，又双手抓住它的立脚，用肩顶‘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嘭的一声，它倒在地上。不可能指望它会散架。但在柜底，我看见一只被透明胶反复粘好的透明包装袋。那是一种一压合就可自动封口的包装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叠好的旧报纸，便看见十枚古币，有的写着太平，有的写着通宝，好几个朝代的。

　　我差点笑出眼泪来。我真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的谁，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理的。她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值钱的东西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书房，是想蹲下去摸那里，摸到，也就安心地走了。

　　何老儿回来时，我对时间，是下午六时三十分。我想你真不愧是一名军人。

　　次日一早，我来到老杨树古玩市场，阳光照耀在蒙尘的文物上，从店主们端着的碗里冒出早餐的热气，人来人往，气氛一片祥和。然而我知道，在这到处标榜“诚信经营”“假一赔十”的集市里，最容易被牺牲同时这种牺牲也被广泛默许的品质就是诚实。店家几乎是公开地算计顾客，只因顾客也在竭力地占他们的便宜。我觉得老人家会好一点。年龄让他们意识到体面的重要性。我选中一位正在喝茶的清瘦老者，他要是说个差不多的价，我就收钱走人。他拆开封口，将铜钱倒出来，又戴上类似修表匠才戴的钢丝眼罩，一枚枚地看。而后去翻一本大概有五六百页厚的古钱名录，一边舔着口水翻查，一边比对手中的铜钱。大概比好一枚，就轻蔑地朝柜台扔上一枚。

　　我问值多少。他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不舒服地看着我。我再三地催促，他才说：“小兄弟，你认为它值多少呢？”

　　“这得问您啊，您是专家。”我说。

　　他取过一枚，掰掰，那上面的黏土尚未清理干净。他说：“你要我说真话吗？”

　　“当然。”

　　“钱倒是真的，就是出土得太多，有时一出土就是好几百公斤。”

　　“那你觉得值多少？”

　　“三十元。”

　　“一共？”

　　“一共。”

　　我取过这小塑料袋，将铜钱抹进去，说：“三十元你留着自个儿花吧。”

　　“那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

　　我在走的时候听见他这样说。

　　“起码一万元。”我说。

　　“小兄弟可真会讲笑。”

　　“信不信我卖两万元。”

　　他笑起来。我听出这是对不懂行者的嘲笑，这种笑发出后，也意味着他没什么可遗憾的。然而就在我继续走时，又听见他几乎是在下定决心地说：“三千元吧，三千元是个合理的成交价。”就像是有威望的人在下达一项旨意，我心里产生极大的顺从的欲望。然而我还是说：“一万元。”

　　“五千元。”

　　要是他不这么说就好了。结果我说：“一万五千元。”

　　“你看，你开始说一万元，现在又说一万五千元。”

　　“两万元。”

　　他笑笑，表示原谅我的幼稚。我重新走起来。我听到他又开始嗯嗯啊啊地沉吟起来，知道他是在组织合适的词语，便索性走得更快。我藏在一棵树后面，窥伺着店门，未过数秒，便看见他果然拖着一条残腿走出来。看见我后，他拼命地招手，“你来，你来。”

　　“想买了？”

　　“买，一万元我买。”

　　“你当我是什么？”

　　我开始又走动起来。我大概已经知道这些铜钱的价值。卖给谁我都有谱儿。然后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老东西竟然在我身后跑，也许叫跳更好一些。人们都在朝他观望。我停下来，说：“你真要买，回去取钱，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果然又折回去，到门口时回头望望我，确认我没走，才进去。不久他出来，露出下作的笑容，伸出一根手指，我正气凛然地伸出两根，他表示明白。

　　他过来后，提出一定要先察看铜钱。我将塑料袋交给他，他一枚枚过细地看，才取出一沓人民币。是一万元。我推回去，说：“两万元。”

　　“你看你，说好的。”他嬉皮笑脸地说。

　　“两万元就是两万元，我并没有开玩笑。”我说。

　　然而我还是挡不住他的肉麻，他又是抚摸我的胳臂，又是拍我肩膀，总之软磨硬泡，最后多塞我两千元了事。这时，一名像他一样跛掉的乞丐端着锡皮罐子过来，我见里头都是五毛一角之类，就将那两千元扔进去。乞丐低头看看锡罐，又看看我，眼见就要中风，我踢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如风遁去。老人家不停拍着大腿叹息。我想他这会儿应该明白，我并不在乎手里的货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元。

　　中午用餐，我只消费一块面包，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火车站还远时，我拆下手机电池。站前广场有一堵文化宣传墙，一面绘着中国地图。人群挤来挤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墙的前边，有一种站在时间之水中的感觉。一天之后，负责追捕的刑侦大队长或者副大队长也会站在这儿。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罪犯，他要是逃，会往哪里逃？

　　对我来说，它充满可能性，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而追捕的人则只能努力使自己要做的事符合逻辑，比如设想我逃回老家，或者逃到远亲那儿，还有就是在过去的言论中我表露过要去的地方。为此他绞尽脑汁。我从未向人提及我要去哪，想去哪。我心里很清楚，这世上没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如果非得去，那就是去一座海拔很高的名山看看日出，我没去过，据说观看日出能治疗人心的衰竭。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姑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戴着口罩，在售票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时三十分离开的票，事到临头我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于是咨询售票员有没有从此地始发的车，她查出有一趟是明天下午四时十分的。我正盘算着，听见后边的人不停地催促，便说好，那就这趟。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站票。此后，我找到一个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接通手机信号，当着摄像头拿出身份证，花几百元订到一张明晚九时出发的折扣机票。后来在看见路边有一处排水口后，我将那张电子客票行程单塞进去。

　　下午，我找到曾经去过的那间服装店。店主穿着灰色旧连衣裙，扑在收银台前打盹儿，口水流出嘴角，一丝眼自从没有闭严的眼皮中露出来。店前的大功率叫卖喇叭循环播放着清仓处理的消息。我抚摸着她那长着些许白发的头顶，直到她醒来。她看看我，又看看我指点的一只塑料透明手提袋，我上次试过的衣物都放在里头呢，明白过来，说：“两百元你都不要。”

　　“我上次没带钱，我现在来买，而且买两套。”

　　我从那一沓钱里抽出四张。她的眼睛顷刻放光，是的，突然就闪亮不少。我明白为何那么多人要去做慈善。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上帝的庄严。她摘下保温杯的杯盖，给我倒上一杯盖的水，说：“我就说你看起来不像不诚心的人。”我后来索性将清单交给她，让她从自己店里拿，或者去隔壁店借，将我所需的皮带、鞋油、香水、帽子一并整齐。她将小半盒发蜡馈赠于我。我让她将帽子换顶大檐的，大到可以扇风那种。她打理好后，搓着手，等待我的奖赏，我又抽出两张钱。她说：“谢谢叔，叔是大老板。”我真想凑过去亲她一下，手却抽回来一张。我眨眨眼，走掉。我想她很开心。

　　我还买来鼠药、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其中一袋饼干在家拆着吃了，吃剩的，倒在买回没吃完的盖浇饭里，配以鼠药，搅匀。一并装入垃圾袋。洗过手后，我开始收拾行李。是叔叔以前用的一只拉杆旅行包。我将钱塞入内袋，将内裤、牙刷、牙膏、鞋油、肥皂、毛巾、饼干、矿泉水放好，再放置眼镜、公文包、衬衣、西裤、袜子、皮带、皮鞋、梳子、香水以及发蜡。火车票和两张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有一张是假的，是在蓄须前出于好玩，按照办证广告的指示办的，那上边我叫李明，北京市房山区人。

　　帽子拿在手里，我旋转着它。我在想还有什么遗漏的。我不相信自己，又打开旅行包，一件件地查，果然发现少购买一把一次性的剃须刀。这并不致命，出门买一把就是，但它还是提醒我，这是我人生能主动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了。

　　此后我开始收拾房间。客厅不大，叔母的东西大多还留在这儿。我关好窗户，将窗帘拉严实，然后将电视柜、椅子、鞋架、盆景，等等，全部运到靠窗的一边角落，用被单盖住。我将空出来的客厅拖得一尘不染。随后又将洗衣机从卫生间推出来，推到门边。弹簧刀和尼龙绳就放在洗衣机的盖板上。我将那一卷透明胶带撕开一点，直接粘在墙上。

　　布置停当，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沉浸在一种即将永别的忧伤里，给妈妈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我们经常吵嘴。爸爸死时，妈妈可是一滴眼泪也没出，长期一个人住在家里，也不觉得害怕。妈妈做生意，将饮料卖给别人，自己则用“热得快”烧水喝，有时货物运来，为省下给搬运工的钱，自己一箱箱地搬回来。我要是吃点什么零食，她就说不卫生，都是潲水油炸出来的。我说这么著名的商标，这么大的厂家，怎么可能想着去毒害消费者呢。她说，那也是钱，你吃掉一袋，我得卖出整整一百袋才能赚回来你知道吗。

　　“你赚钱是为了什么呢？”我说。

　　“当然是为了你。”她说。

　　“为了我你还不让我吃？”

　　“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

　　“我将来要是和爸一样，吃一点呕一点，吃的还没有呕的多，你看不是白搭了吗？”

　　我一边说，一边将那东西扔过去。她赶紧捡起来，掸着尘灰，说：“那你现在也不能吃。”我觉得她是真心地爱钱。每次把钱用出去，她都会目送很久。一度我想，要是在十元和我之间做出选择，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我，但是如果将十元换成一千元，她肯定会犹豫。不过后来我倒是对她充满理解，我想，一名接近是文盲的女人，她懂得的道理不多，尽量将钱攒到手里是怎么也不会错的，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检验过的。

　　后来我很少和她理会，她爱怎么就怎么。

　　但现在，当她的声音传来，一想起听说过的一句话，“人只有一个妈呀”，我悲伤得不能自已。我仰望着天花板，听她努力地教训我：“你的人生大事落实了，以后更加要听叔叔、叔母的话，平时放勤快点。”

　　我说：“嗯。”

　　等到她没什么可交代的，我问：“叔母去咱们那儿了吗？”

　　“来了，看得起我，给我带了好几件高级衣服呢。”

　　“啥时候走？”

　　“明天下午。”

　　我觉得就这样，挂掉电话。然后给孔洁发短信，我说：“我实在受不了，真想和我的叔母大吵一顿。”她回来电话，说：“你别急，冷静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上帝真是不公平啊，她人长得那么好看，声音也这么好听。她的声音据说是能唱歌剧的声音。虽然从这样的声音里我听出的是她对世界上所有人的爱，而绝非对我一个人的私密的爱、亲昵的爱，我还是感到颤栗。

　　我哭了一会儿。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哭得很不真实。而后我找出软皮抄，记起日记来，我苦思冥想，只写出几个干巴巴的句子，以后便这样写：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我一页页地写，直到笔芯的油写干。

　　四

　　闹铃定的是上午九时，然而八时我就醒来。我给孔洁发短信：“我和叔母撕破脸，无家可归，下午二时当她的面取东西，你能来吗？”

　　她回：“不能挽回吗？”

　　我回：“不能。我已经买好傍晚回老家的火车票。”

　　许久她才回过来：“你先别着急，看看能挽回不？”

　　我回：“现在你说话方便吗？”

　　她回：“方便。”

　　我打电话过去，说：“到时候你能过来一趟吗？”

　　话筒那边声音消失。我知道她在犹豫。这种在等待过程中被人拿捏的滋味真不好受。出于自尊，我说：“就当我没说过，就这样。”然后挂掉电话。又过上那么一阵子，她发短信来：“我来，你别灰心，你要相信任何事都是可以挽回的。”

　　我回：“多谢。”

　　稍后我又补发：“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自己的这段屈辱经历。”

　　她回：“好。”

　　这会几何老儿在声势浩大地下厨，排气扇明显需要修理，正有规律地发出异响呢。下楼时我穿的是T恤，戴帽。快到达岗哨时，我将人字拖趿拉得特别响。哨兵目光前视，双手并拢，站得笔直。我经过时，看见汗水不停从他的帽子里边流出，淌了一腮帮子，而指尖因为努力贴紧裤缝而微微颤抖。我连咳数声，才想到一个称呼：同学。我说：“同学，你这一趟班是要站到下午吗？”

　　他转过来，啪地立正，说：“是，下午三时。”

　　“我有个朋友二时过来，烦劳你届时放行。”我说。

　　“你的朋友长什么样？”

　　“是个女的。”

　　他点点头。我摘下帽子，朝自己扇着，说：“阳光好晒。”他说：“是啊。”他大概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松弛下来，和我聊上那么一阵。他当然知道我是学院学管办主任的侄儿。我傲慢地走掉。我厌恨像他这样的生活，没日没夜地站岗，从早到黑地出操。我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我找到一家没什么人光顾的理发店，大上午的，师傅，徒弟，一个个地在睡觉。发现我后，他们很快搬来椅子和风扇，并用纸杯倒茶。他们问我用什么洗发水，弄什么发型，我翻阅他们递来的发型书，看看他们头上，都是一个鸟样，五颜六色乱染一气，像文身一样让人感觉不安。我摇摇头，他们又拿来好几本册子。我感觉都不对劲。然而我想要的效果，又描述不出来，直到有人打开电视，我看见在播报准点新闻的主持人。我说就要那样的。我想，这位主持人我既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不清楚他来自何方，彼此间可谓素昧平生，然而只要他一张口说话，我就对他充满信任，这其中定有诀窍。因此我索要来纸笔，一边任他们处理我的头发，一边做笔记：

　　其一，服装应简洁普通，色调稳重；

　　其二，发型应传统保守，发线最好向后，向右，要一丝不乱：

　　其三，面部表情不能丰富，要显得庄重；

　　其四，动作应平和、自然、适度；

　　其五，与人对视应下颌微收，保持自然诚挚的微笑：

　　其六，眼神明亮、集中、柔和，应该眼前有人，心中有人；

　　其七，说话应保持正常语速，音调的起伏保持在一种欢快的状态，绝不能给人以失控的感觉。

　　我看看镜中的自己，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头发蓬散，脸色苍白，眼睛无神，胡子零乱不齐，那些在岁月中养成的冷漠、无聊、懒散、残忍的性格，早已刻画在面庞上，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我没犯什么事，人们也会头一个怀疑我。我想我找到警察为什么总是在车站检查我身份证的理由了。

　　我对着电视机摹仿主持人的仪态，却是发现其中分寸极难掌握。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并非没有道理之事。理发师——啊，他对自己的作品简直是恋恋不舍，起码做过五次返工——弄好发型，解下围布之时，我眼前一亮，都有点认不出目下道貌岸然的自己。他问我要不要将胡子刮掉，我说还是留着吧。他看起来很遗憾。我结过账便走人。

　　为打发余下的时间，我走进一家台球厅。上午这时间，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正在睡觉，兴许到晚上这里就门庭若市，一进来我就闻到明显是昨夜留下的浓重的烟味，还有人的汗馊味。我从架子上挑出一柄球杆，用巧克粉擦杆头，对斜眼看我的老板做出一个请的手势。他蓄八字胡，穿着白得发亮的衬衣，外面套上—件配着黄铜纽扣的小马甲。他说：“我不怎么会打啊。”然而手上早已抓住一柄看来是他专用的球杆。

　　“我也不会打。”我说。

　　他开球就打出一个空杆。我示意重开，他说：“比赛就是比赛，不讲人情。”我点头，提起球杆也姿势难看地打起来。我想起在A县，我有一个哥们儿，每次出杆后，就会提臀，狠命地跺一下右脚。如今我也尽情摹仿他可笑的姿态。第一局赌五十元。我不想赢，然而他死活也不肯进球。他总是说自己真不会打。我知道他是在引我上钩，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两局。

　　第三局他说按规矩赌注应翻倍，我说好。他说：“我可好好打了。”我说好。我知道在这一局他会让自己险胜，仅仅是险胜，以让我尽快开始复仇的第四局。他还是装成一副杲瓜的样子，每次出杆前都捉着下嘴唇细细思索，弯下腰去后，让杆头在母球前似乎是无休止地试探。他是如此患得患失，但是每一次出杆，准度和力度都不会差。我从冰柜取来一听可乐，喝过一口后，擎着它，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有点烦躁。每次都是这样，没打球时很想打，打过三局就兴致索然。对手总是越来越磨蹭。他打得没什么球可打，做好防守，说：“承让。”我走过去，看着他布下的障碍，对一般人来说这已然是绝路，然而我隐约记得是有公式可解的。我走来走去，叉开大拇指与食指，反复比画，最终让母球走出N形路线，接触到目标球，并幸运地使后者落袋。这可不得了，他竟然踮起脚尖看。于是我用尽全力，甚至打出一杆曲线球，最终逆转得胜。他说再来，我说算了，就当请我一听可乐呗。他还想免费切磋几局，对此我予以婉拒。

　　我一边打着嗝，一边说：“每次我打球时，心里都会涌现一股不如去死的恶心。”

　　他说：“是啊，可不是吗。”

　　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了六千局还是一万局。”

　　他点点头。想起来他应该打得更多。我进来时他就在一个人练球。有什么比一个人长年守着一间台球厅，看着球子无数次聚散离合，滚进球袋又被从球袋中取出来更痛苦的事情呢？有时候宁愿是死，也不愿承受这样的侮弄呀。

　　午餐吃的是烤翅和蛋挞。从第一次接触它们起，我就无可救药地爱上它们。有时当我心中涌出还算强烈的自杀念头时，我会这样规劝自己：想想山德士上校家的烤翅和蛋挞吧。本来对花生也会有热爱，但是后来听说爸爸的病与他在井穴里经常吃发霉的瓜子、花生脱不了干系时，我就对它充满厌恶。每次路过肯德基，我都会控制自己不要进去，直到过去几周或者一个月，我才像是不得不那样进去。每次进去，我都会找到盥洗池，用洗手液洗手，而后拿纸巾擦干。在进食时，我耐心而认真，直到将骨髓也嚼吃干净。今天我过于放纵自己，吃到什么味儿也没了，才离开。

　　我买好简易剃须刀，戴着帽子返回家属院。哨兵未加阻拦，说明他非常清楚，帽子下边的人就是我。何老儿此时正好牵着狗往外走。很多次与他相向而行，我都会感到短暂的手足无措：我是应该向他行注目礼呢，还是装作没看见？直到后来我确信，他根本就不屑于和我打照面，我才自在起来。现在，那条苍老的狗正低着头，像猪一样拿鼻子拱来拱去，有时还用牙齿叼起垃圾堆里的薄膜，一边用爪子按住，一边撕扯。何老儿眼神浑浊，正将整个一个拳头塞进口腔，试图揪出牙间隙内某根细长的肉丝。不知怎么，我想起女人的分娩。这是个早该下葬然而仍然寄生于人世的人，是具行尸，精神与灵魂都已死亡，只剩肉体在听候时钟的指令，在规定的时间出去，在规定的时间回来。如果我不做出点改变，这也是我生命的结局。

　　回家后，我闭目思量，确信不再有什么遗漏。然后开始手淫。我摆开架势，本意是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过程，然而在某一次套弄中，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用力稍大，从而导致提前射精。没什么快感。我望望房间，到处都很荒凉。我换上另一件T恤以及运动短裤，拿起弹簧刀，演习起来。

　　五

　　啪。啪。

　　六

　　时间越迫近下午二时，我越感到紧张。甚至寄望于它能走慢一点。当这样的时刻终于降临而孔洁并没有到来时，我感到一阵轻松，但几乎同时，一股被羞辱的愤怒也生发出来。女人啊，你总是在出门前极其漫长地梳理，打扮，试穿衣服，试图找到最合适的自己。你们对迟到总是有理。而因为细节上一点点的不合心意，你们还可能就此不打招呼地负约。

　　二时三十分，我走到走廊处，望着院内。一丝风也没有，明亮的阳光照射着鹅卵石路面和茂密的树冠，叶片过于油亮，哨兵孤零零地站着，大门前不停有车辆飞驰而过，轮胎通过减速带时发出哒哒的声响。我想她不会再来。回房间后，我用粉笔在墙上写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许我只能启动第二套方案，随便找个人对付。我这么呆坐片刻，不知怎么出现预感，打开门，果然看见孔洁在和哨兵说话。她望见我，招手示意。她今天穿着纯白的T恤和蓝色校服裤子，脚蹬运动鞋，扎马尾辫。简简单单的。我想这是她考虑到自己将要去面对的是一位同学的叔母。她的面颊透着红润，头发也很浓密，甚至是那种翻滚的浓密，这些都是茁壮生长的象征。她的家境并不好，但我想她的妈妈在配备她的伙食时是按照富人家的标准。眼下，她越是显得健康和美丽，她就越让人感到痛心。因为我们想到：这样的人会死。我有些慌乱地迎上去，听见她说：“没晚吧？”

　　我说：“早来晚来还不都一样？”

　　她说：“我感冒了。”

　　我心想，就是，就是，我说我怎么会看错呢，她这样性格的人怎么可能放一个可怜的人的鸽子呢。同时我也感到愧疚。我似乎是在针对一个毫无反抗力的弱小者下手，我就是个懦夫。但另一个声音说，事情并不全然是这样。

　　她说：“你怎么还戴帽子？”

　　我说：“是内容的一部分。”

　　她说：“什么？”

　　我说：“就是内容的一部分。”

　　我觉得紧张，有点渴望通往二楼的台阶能尽量地延长下去，可是它们却越走越少。我安慰自己说：“没事的，不会有事的。”

　　她说：“什么叫没事，这么大的事。”

　　看见我走不太动，她又说：“别怕，不要怕。”然后走在前头的她开始等我。在这闲暇时刻，她用手拢住眼睛，仰望那蓝得可怕，没有一丝白云的天空。来自太阳的火焰仍然炽烈，照耀在她有如象牙一般滑润的脸庞上。没有知了在叫。她露出洁白、紧密、整齐的牙齿，痴痴地笑。随着轻轻的呼吸，她那接近透明的鼻翼微微翕动着，细长的颈项下，锁骨也一起一伏。我几次想叫她滚，滚得越远越好。我甚至怨恨起她的母亲来，你是如此不放心自己女儿的安全，天天尽量跟着，可是又怎么把她教育得如此单纯，以至于让她几乎是不加选择同时是不假思索地去相信一个人？

　　在门口，她说：“叔母是不是很难说话？”

　　我说：“水离开盆了，就这样。”

　　我觉得这是我说给自己听的。我走过去推开虚掩的门，她跟进来时对里头的阴暗表示诧异。我于是揿亮电灯，并关上防盗门和木门。我摘下帽子时，看见她夸张地指着我的新发型，意思是你铰了头发呢。接着她轻声而忐忑地问：“在里边？”我看见她开始闭目，默念着什么，也许在来之前她还准备好一套怎么说服大人的话。“嗯，睡着了。”我说。不知为什么，都这时候，我还要装得确有其事，我走向卧室，将卧室门轻轻推开一点，就好像叔母真躺在里边休息一样。

　　“这个要带回老家吗？”她指着旅行包问。我说是。接着她又指指洗衣机，说：“这个也是？”

　　“是。”我点头。

　　然后我们开始等，似乎是在等那并不存在的人醒来。有几次我拢起嘴唇向外吹气。事情看起来永不会发生。直到挂钟的卷簧突然弹动，它一下弹中我的心脏，使我痛得几乎弯下腰。接下来是当当当三声。我从倚靠着的墙壁上努力起身，猛然捂住她。从她口鼻里呼出的气息，不停地从我的指缝间冲出。我的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尽量分开，按住她的两边颧骨。她又掐又抓的，身体不停地弹跳。这一刻，通过她仰起的极其苍白的脸，我看见她整个面骨都极为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在她的瞳仁里，显现着那古老的在动物那里也有的惊恐。在所有的情感里，只有惊恐是不会做作的。我显然低估了她反抗的决心和力量。仓促间我对她耳语：“求求你温顺点，求求你。”

　　她逐渐停止挣扎，但身体仍然十分僵硬。

　　我稍许松开手，让她重新呼吸。后来我想，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男人企图占有一个女人，多次强迫未能遂愿，说出这句话，她顿住，准备懊恼地接受就要失贞的现实。但这不是强奸。我取下墙上的透明胶带，用牙齿叼住，扯出一尺余长。她一直在那儿发愣。及至胶带快要封死她的嘴巴，她才撕扯起来。她不停地吐着直到将那玩意儿吐离嘴唇。然后一边朝卧室的方向挣扎（她以为这样可以得到我的叔母的救援），一边发出尖叫。在我重新捂紧她的口唇之前，已经有一声呼喊像炮弹飞将出去，也许还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可能几分钟后，军人和群众就会操起各种临时找到的工具，黑压压地赶来。她还要喊时，我掏出弹簧刀，弹出刀刃，一刀刺进她的身体。

　　这是我第一次杀生，这种感觉非常怪异。刀子在刺进皮肉后，既像是它自己在朝里钻，也像是她的脂肪在将它吞吸进去。我的心脏出现失重的感觉。这时，从她的喉腔里发出苍老而囫囵的声响。很无奈的声响。痛苦的声响。我知道有些事再也无法回来。比如一个人被机器卷进去，机器无法再将他完整地吐出来。或者一个年轻人被一共有十个轮子的卡车碾轧。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死者的伯父目睹惨状，一时心慌气短，逢人就说：“掉了，我侄儿掉了。”掉了，这两个字在我们家乡，意思是一件东西，比如自行车，永远地、不可逆地毁坏了。我这一刀扎在她的要害上。我想摆脱这种恐慌的感觉，然而又不听使唤，抽出刀，连续刺杀对方。她的眼睛开始翻白。我将她扔在地上，来到窗前，撩起一点窗帘望外看，哨兵正站在岗哨下，支着耳朵听，他不能确信声音就是从院内发出的，就连是不是人类的叫喊声似乎也不能确定，但他分明是听见过的。没人来印证。他极为遗憾地走回岗哨，自个儿立上一正，重新站直。

　　她宛如在睡眠中一样翻身，然后才死去。

　　我不敢直视这被自己弄死的人，但为着让稍后赶来的法医也能感觉到惊悚（他们总是对尸体视若无睹），我蹲下去，握刀朝她的尸身不停扎刺。血溅到我偏向一边的脸上。有时弹簧刀只能扎进一半，料是扎中骨头。刀刃最终断开。我掀开洗衣机盖板，抱起尸体，倒放进去。在进卫生间前，我回视过去，发现尸体还在朝内桶里钻。

　　有一段时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吗。我扶着卫生间内的瓷砖，烦躁不安，直到哇的一声呕吐出来。随后我打开淋浴喷头，对着自己胡乱冲洗。冷静后，我按照头发、面部、颈部、胸腹、后背、下身、大腿、小腿、脚掌的顺序细心清洗。中间虑及一件事，又跑进客厅，从尸体的裤兜内摸出一部手机。还有信号。我拆下电池，将手机扔进便池，并用清洁刷按压它，直至确信它湿透。

　　我按程序重新清洗自己，用毛巾将头发揉干，穿上过去常穿的那件T恤及运动短裤，戴上大檐帽，趿拉上备用拖鞋，并将没派上用场的尼龙绳装入旅行包。我撩开窗帘一角，看过去，确信院内无人，方打开门。我的一边胳臂挎着旅行包，一只手提着装有“毒药套餐”的垃圾袋。一边走我一边将袋里混合着鼠药的饼干、米饭抖落在路上，直到手发颤，都听见塑料袋在哗哗响，我才将它扔进垃圾桶。

　　站岗的背对着我。他的腰真瘦啊，我还没见过腰这么瘦的男人。他穿着深绿色的制服。我蹑手蹑脚地走，想就这样走过去。眼见接近时，我透不过气来，想转身回去。很多次在梦中有过的惊慌，如今在现实中出现：我很难确定在我T恤的背部或者旅行包上面就没有血迹，我不知道有没有检查过那里。我的一条腿似乎在抽筋。然后我眼睁睁看着他转过身来。我简直没法控制自己，就任自己光光的两条腿在他面前来回地晃。我的嘴唇也在不受控制地抽动，牙齿上上下下地打架。他认出帽子下的我，露出亲密的笑容。他张开嘴唇，像是要跟我长聊下去。我绵软无力地摇头。他说：“你不舒服呀？”

　　“是。”

　　我艰难地回答，勉强走过去。其间他甚至想走下来搀扶我。也许他很孤独，找不到分享秘密的人。来到路边后，热辣辣的汗从我所有的毛孔里冒出来。我尽量压制住想跑的欲望，用快走的方式走离他的视线。也许他还在思索那一声可能是猫叫也可能是人叫的呐喊声。他是换岗上来的，不知道家属院里中午来过一位女孩，否则很快就能在我和一声可怖的尖叫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他一联系起来，就会飞踹向我，并用反关节技术将我的双臂死死锁住。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将旅行包扔进后车厢，自己挤进去。车行数秒，司机问：“去哪儿？”我才急忙说：“火车站。”途中我将手机的电池拆下，并将那顶买来只一天的帽子扔向窗外。我听见司机啧啧叹息，还拍打着大腿。他见我没发言，将车停向路边，自己跑到后边，愣是将帽子捡回来，自己占有之。我翻出剃须刀，将脸刮得一干二净。阳光照耀着车窗，在我腿上留下一块光斑。无论车开到何处，这块光斑都会落在我的腿上。

　　七

　　火车站从内到外行走着脸上凝固着命运的焦虑的贫苦旅客，举着诱人价格的旅店和景点的推销员，以及肆无忌『单的小偷和骗子。沸沸扬扬。很难挤到等待安检的队伍的前头。只有一分钟列车就停止检票。怎么赶都没用，何况安检员还让我旋开发蜡的盖子，让我蘸一点出来，给他嗅嗅。我说我可以不要这玩意儿，但他非得嗅嗅。

　　我对赶不上列车早有心理准备，时间早已耽搁。

　　我之所以背着旅行包继续朝候车室走，仅仅是为着将这件事完成。好比身体内有一个齿轮，它要按照程序自行转完，我倒是无所谓。我对死者充满厌恨，要不是她迟误，这会儿我早就坐上车。不过考虑到她已死，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但就在走进去后，我发现，两边的排椅上坐满失望的旅客，本次列车的铁牌仍然插在检票口上方。也是到这时，我注意到广播里其实已经播送多次本次列车晚点的消息。我们很抱歉地通知，一个庄重的女声在说；不用抱歉，我说。

　　我在厕所扔掉T恤、运动短裤、拖鞋，换上衬衣、西裤、皮鞋，并打发蜡，梳头发，戴眼镜，朝耳后喷香水。如此这般，方一手拿公文包，一手拉旅行包返回候车室。每当像往常一样要驼下背去时，我就命令自己挺胸收腹，虽然这样会弄得自己浑身不自在。他们主动将行李朝里拉，缩回挡住我路线的腿脚。我站在一个空位前，旁边的中年男人马上拿走他的包裹。坐下前，我大致掸掸。中年男人一直看着我落座，在他眼里我也许是有着稳定工作及美好前途的知识分子。我介绍我是一家公司的全权代表。我不觉得是在说谎。他对我的年轻有为赞赏有加，我想他要是有女儿，一定会许配给我。

　　俄顷，某人登高一呼，候车室内便应者云集，响起此起彼伏的骂娘声。自过道那边走来两位值班员，打开黄铜色的挂锁，而后铛的一声，拉开铁闩，旅客们便互相推搡着挤去。也没人检票。我藏身于队伍，走过过道、水泥台阶和月台，钻入一列绿皮火车的倒数第二节车厢。人们踩着座位——有的褪下鞋，有的就那么踩着——将行李塞上去，或者端着刚泡好开水的方便面，嘴里嘘着气，一路喊着“劳驾”走来。我等他们忙得差不多，穿过过道，来到最后三排。这里全部空着。在车厢中段坐着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农民，额头不停地出汗，双手震颤。他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衬衣，腋下撕开一个大口子，背部则湿透。他不住地呻吟。有位烫发的老妪递给他藿香正气水，被他拒绝。也许他会死。我坐向最后一排。我以为火车这就要开走，它却长时间停着。乘务员走来时，嘴唇嚅动，我们翘首引领，她却啥也不说，打开乘务室，将自己锁在里边，静心阅读一本叫《瑞丽》的杂志。有人擂响那玻璃窗，对她徒劳地喊：“我一切都按照规矩来，但是你们呢，你知道你们会耽误多大的事吗？”他所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有时我感觉火车在移动，甚至能感受到风吹。不一会儿我知道是旁边的火车在开走。四五条轨道只剩我们这一列，月台空荡荡的。也不知道是要等待什么。这么等下去，我注定要被警察带走。倘若被带走，我一定挣扎着大喊：“谢谢你们，铁道部，谢谢你们这些大傻×。”我完全喊得出口。

　　孔洁的妈兴许已报警。今天是周末。按照她们之间的约定（孔洁曾向我提及，其母曾交代，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事务，也要保证晚上回家吃饭），这会儿孔洁应已返家。然而没有。孔洁的妈应该走来走去，不停地吓唬自己，又不停地安抚自己。如果警方相信她的焦虑，那么根据卫星定位，他们很快能监测到孔洁就在我所寓居的地方。一念及此，我就后悔莫及。我完全可以将那部红色索爱手机捎出门，随便丢在哪里，可我偏偏让它的信号消失于我的房间。我开始说服自己，我要让自己相信，孔母也在说服自己，女儿快毕业，总会有点宴请，比如手机没电，比如难以拒绝同学的挽留。“也不知道借部手机打电话回来，回来看我不骂死你。”她一定这样安慰自己。

　　我最后允许火车只能停留一千秒。我真的按照一秒钟一下的节奏数下去，数足数。然而这铁皮巨虫该停还是停着，并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拎起包，走到乘务室那里，准备叩门，请对方放我下车。然而就在此时，火车发出一声长鸣。夜幕降临，天空是暗蓝色的，我看见树枝、平房、铁轨旁堆砌的石块、行驶着车辆的公路及整个城市在后退，一轮月亮慢慢追随着。火车驶向旷野。我感到既振奋又哀伤。如今我是一名旅人，将离开此地。

　　火车那刚清洗过的味道很快消失殆尽，车厢内弥漫着人类释放的各种气味。我斜躺着睡去。在梦中，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一处检查站。把守关隘的是一老一少两名警察。每当有人检验合格，他们就会摁下按钮，让颜色红白相间的闸杆升起。后来轮到我走上有脚印标识的检查墩，我听任老警察推起老花镜查看我的证件，并拍打我全身。他嘴里有浓重的马粪味。这味道让我倍感亲切，因为从这张嘴里传出不耐烦的命令：快走。一俟闸杆升起，我便阔步前行。走着走着，又听见闸杆在短暂下降后猛然上升的声响。它在抖动。年轻的警察摁住机箱上的按钮不放。他皱着眉，盯着我的背部。那真是一双洞穿一切的眼睛呀，那双眼盯得我后背发疼。我凭恃最后的侥幸，勉强挪动步子。眼见要走入浓雾，脱离他的视线时，又几乎是命中注定地听见他喊：等等。

　　我的双腿随即一软。

　　接着我勉力跑起来，如此眼见要被擒获时，忽然腾空，踩着瓦片飞越一座又一座屋顶。大约飞过半个城市，双足刚刚落地，又发现他们自各个角落风驰电掣地冲来。慌乱间我蹿入一幢老楼。楼道内传来脚步声的回响。我越往顶层跑，越知道无路可逃。

　　完了完了。睁开眼我发现火车在夜色中前行，嘴上仍在说，完了。直到车厢内那些陌生人的身形一个个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才回过神来。我起身去如厕，扭转门把手，没有扭开。我到车厢连接处那儿，一条腿屈膝，脚掌抵着车壁，人就这么靠着，望着车窗外。我回去时，厕所还被人占着。同时我发现在车厢那头站着两名警察。他们手持读卡器，逐一检查乘客的身份证。那些清白人，几乎是欣喜地从包内翻找出它，呈上。我无法判定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检查还是只是例行检查，我甚至连往下考虑的时间也没有，因为他们检查的效率极高，几乎在检查前一排的时候，就已命令后一排的全部准备好证件。我朝厕所走回去，能感觉他们俩都抬起头看我。我捂住腹部，拍打着门，里边传来烦躁的听不懂的方言。我走向下一节车厢。这是最后一节。我坐在近乎是空着的车厢内，整个人接近瘫痪。这种感觉异常绝望。好比是死刑犯意识到最终的时刻将要降临。我想他们只能是将手插在我两边腋下，拖着耷拉双腿的我走。届时我肯定无法站立。

　　一会儿，那位健康状况很坏的农民走来，肩膀不时撞向摇晃的座椅和车壁。他像我一样走向这最后一节车厢。我低声朝他喊：“滚。”他努力看我，嘴角抽搐着。我重复命令道：“滚回去。”他深叹一口气，很多天后我都在寻思他的这声叹息，这意味着他已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他打起精神，扶着车壁往回走。俄顷，厕所那边传来锁舌弹动的声响。我急匆匆走去，和那一边朝外走一边系腰带的妇女挤来挤去，最终是我进厕所后她才出来。我用肩膀顶住门，转动旋钮，不放心，又转动一次。我想就在这儿待上二十分钟半小时，警察看看最后一节车厢没啥人，检查得差不多走人，我就再出来。移时之间，从门外传来慌乱的声响。整个车厢都在骚动。而且声响是朝我这边来的。我紧张地看向车窗，分上下两扇，下边那扇封死，上边为通风计，打开一点，能透过那里看见飞逝的天空。我抓紧把手，试图将它完全推开，却推不动。即使能推动，我其实也爬不出去。

　　紧接着是咚咚咚的砸向铁门的声音。

　　在我没出声后，外边的人踹起门来。要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我一天以来遭遇的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之一。可在当时，几乎是他踹一次门，我便拿头撞击一次车壁。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便将颤抖的双手伸到感应水龙头下，等待它哗哗地流出水来。水来了，水来了呀。我颤巍巍地说。我还扯下几张擦手纸，有模有样地擦起来。“死出来。”外边的喊声越来越响亮。最后如不是乘务员用钥匙将门打开，我可能就要由此疯去。是位胡茬雪白的中年汉子，他抓着我往外一拎，我便扑在过道上。然后他闯进去，门尚未关好，便褪下裤子屙起肚子来。我扑在地上，从未闻到这么富足的空气。没有^来过问我，直到我自己爬起身。我为此甚感失落。从旅客们尚未停息的议论中我获知，那位农民困兽犹斗，然而老警察只是拿手一拍，便将他拍倒在地。老警察踩住他的脖子说：“我就看出你这鬼东西有问题。”

　　八

　　事情很明显：车厢内有两名罪犯，如果乘警先查出我，那么脱围的将是那位农民。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我不知道自己犯下的事是否已败露，即便尚未，我相信以目前的心理素质，我也无法自如地面对警方。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事情。火车在前方停靠后，我选择下车。

　　这虽然是个小站，下来的人并不少，推着小推车的小贩和拉客的客运司机蜂拥而至。我混迹人流之中，几乎是神鬼不知地隐身于阴影之下的绿化带内。很久过后，一列动车驶过，这列绿皮火车才喷着白烟离开。在车门几乎要关上前，最后几名旅客一边拼命啄吸香烟一边丢掉它，然后跳进车厢。小贩推着车鱼贯离开，值班员拎着一大串钥匙，打着哈欠走向铁门。不一会儿，月台的灯一盏盏熄灭，自铁门处传来铁闩闩上的声响。直到确信月台上不再有一人走动，我才猫腰走出藏身地，跳到铁道上，沿钢轨朝前走。因为挎着包，天色又较为灰暗，我只能用脚去探索。枕木之间距离很近，这使我走得极不痛快，然而又不能跨过中间一块枕木大踏步走过去，因为可能会踏空。有时踩到屎，使我懊恼至极。这样走上半小时，才看见光亮。

　　光是由一盏悬挂在竹竿上的电灯泡发出的。飞蛾围着它旋转。是家小超市，门前立着冰柜，冷藏着可乐、雪碧、啤酒。在沙堆边上，我反复搓着鞋底，然后兴冲冲地赶过去。他们——包括围着台球桌打球的数名青年、店主以及和他一块儿下棋的朋友——抬起头来，我被他们瞧过来时眼锋里所闪现的那种本地人才有的安然自得、有恃无恐以及最为大胆的鄙夷吓得止步。我一个人不认识。话也一时听不懂。他们说得小声而急切，像是在磋商如何处理掉我。只有一位摇着蒲扇的穿白背心的老人，坐在竹椅上，带着准不会错的表情，张开嘴朝我笑。然而也正是他让我觉得这地方没办法再疹人。

　　“走吗？”一名青年走来，跨上他的摩托车。与其说是在问我，还不如说是在下达命令。在飞驰的车上，我大声说我要去的旅社应该是什么样，合多少钱一晚。他一言不发，很诗意地飙着车，遇有转弯，便使出侧挂技术，几乎让路面触碰到膝盖。最终他将我撂在一家叫利民的旅社门前，收费五十元。

　　旅社由三层民居改建而成，外立面没有贴瓷砖，能看见粉刷石灰时刷子所留下的痕迹。厅堂内供着财神爷，像前亮着电烛灯。一楼的客房，窗外安着防盗栅栏，地面潮湿，被褥散发出馊味。二楼好一些。店主登记身份证时，见我是北京人，颇为恭维。然而当我下楼来提出要更换电视时，他便背着双手，敷衍几句，走到门外去。荧光屏上只有一道白线。我一边转台一边拍打机身，像探视垂危的病人那样说：“听得见不，兄弟，听得见你就吱一声。”床单上残留着经血，枕头发黑。吊扇上积满尘条，不过它旋转时，倒没见着它们飞旋而下。

　　我睡过头，错过和店主共进早餐的机会。“这很遗憾，给你留了，可惜硬了。”他指着盘内两个明显是放多碱以至发黄的花卷说。院子的矮墙嵌满碎玻璃，我瞅着无人，用砖头敲落一些，将原本丢弃于花盆的浸湿的门垫拿去盖住那儿。倚傍在树上的木梯也被我架在自己所住房间的窗下。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心思缜密的表现，也可以说仅仅只是因为他找不到更多的事去做。在街上，每家商户门前都摆着大功率喇叭，根本听不清喊的内容。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何况里头肯定有摄像头。也没看成电影，因为影院被政府用于开会。邮亭不出售新闻报纸，出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关心，我想看看相关报道，因此我问对方能否进一些这样的报纸。“完全无此必要。”对方说。我买来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竟消耗去七个小时。我另外买来望远镜和一袋水果。经查只有一个碰伤的苹果还能吃。在将它的黑点一点点抠去时，我想到摊主在接受我提议的价格时那种痛心疾首的样子，禁不住会心一笑。她可是让我掏出五元钱，替她扔走一袋垃圾。

　　很快我便回到往日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我开始对自己做这一切来摆脱这种状态，对它所获取的效果感到怀疑。我觉得自己有点想当然。这种可怕的无聊状态表现在：几乎在回到居所的同时，便想出门。或者几乎在离开居所的同时，又想回来。总而言之，无论去哪儿，心里都会想到它是白忙活一场。世界并不需要我，或者说，我和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每天醒来后——无论人怎么抻长睡眠，他总会醒来的对吗——我都要面对一个令自己苦恼的问题：下面，我该干点什么好。

　　后来的一个正午，我去这个县的人民公园。人工湖上浮着几艘锈迹斑斑的铁船，就是看着湖面上反射的阳光也觉得刺眼。一座弯弯曲曲的桥连接两岸，岸那边是游乐园、门球场和烈士陵园。自陵园拾级而上，便看见耸立于山丘顶上的烈士纪念碑。陵园内杂草丛生，树木葱郁，不时传来老鸦那有如求饶的嘁声。纪念碑面朝着一个跳舞的广场，通过生锈的喷头可以想象喷泉喷发时的景象，一定是又高又多，然而也一定是遥远过去的事。有人在这里晒草药，远处停着一辆缺少一只后轮的农用车，用木桩顶着。没有任何人，除开我。

　　在松柏的荫翳下，我给手机装上电池，按动开机键。这些日子我总是克制着开机的欲望。倒不仅仅是因为开机会暴露位置，同时也因为它可能会以空白、零、没有未接来电等形式来加重自己的失望，使自己分外孤独，觉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个路人。

　　信号不好，因此我一直朝着陵园最高处走，直到它艰难地弹出一条未读短信：我是世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建设路店二手房置业顾问程庆锋，出售房屋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号码请保存一下，谢谢。

　　在作案前，很多次我都在想，万一有人过来唤我呢。然而我大概等了有那么几周，也没等到这样一个人。现在仍然是这样。

　　还是这样。

　　你等着，我给置业顾问回过去短信，然后关机，并拆下电池。兵贵神速，我小跑着冲出公园，追上一辆三轮车，潜到一幢废弃的淡绿色的居民楼内。像这样的楼大概有三十幢，应该是工厂整体搬迁走后遗留下的。在顶楼的楼道，我掏出望远镜，透过扇形窗口向公园望去。除开游乐园内多出一位拾荒者，和刚才并无区别。接下来几次的观察仍是这样。我坐在地上打盹儿。醒来后照例举起望远镜，却见公园大门那儿停满车。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人，手执武器，相隔三五米一个，呈拉网式，从山丘那边翻越过来。都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愤怒。可能动员的人只说出一句话就让他们这样。警犬总是试图挣脱驯犬员拉着的皮带，冲向前方。它张开嘴，吐出湿润的舌头，不停喘着气。

　　我开始朝下跑。坚硬的梯段将我的脚朝上蹬。牙齿捉对儿撞击。脑壳都要蹬破。我在路边好不易等到一辆三轮车，钻入后急切地说，去利民旅社。在车上我便付过钱。然而当它驶近目标时，我又令师傅继续朝前开。旅社门前停着一辆白色仪征吉普。根据我的观察，那儿一直不曾停过什么车。开三轮车的瘸子说：“你到底要去哪里，你要我怎么办嘛。”我和他争辩不过，选择在公厕处下来，然后躲进屏墙，窥探旅社的动向。好一阵子，自旅社内才走出面红耳赤的两个胖子，他们剔着牙，缓步走向汽车。坐上去时他们龇牙咧嘴，面颊扭曲起来。应该是座椅晒得太烫。然后他们摇上车窗，开上一会儿空调，才驾车离开。我两边张望一番，下定决心，沿一条直线疾步走进旅社。

　　厅堂内没人，电风扇吹着前台上的账单使之翻动，应该是走掉没多久。一盏电烛灯已经熄灭。我快步上楼，尽量想轻点，却仍然无法阻挡嚓嚓的声响在楼道间回响。二楼走廊也没人。当我将那把铬黄色的钥匙插入锁芯时，看见晾在竹竿上的被单，其边角朝我翻卷了一下。我轻轻关上门，而后将手机、望远镜丢进旅行包，背着它走到门前。此时外边一片寂静，风吹来扑打着门板，发出轻微的响声，我陡然感到极为惊恐，站着不敢动。移时之间，自楼道间果然传来男人的脚步声，他一步一步，不是那么急，然而也绝非无所事事。人分明已走上二楼，脚步声却悄然消失。你不知道他是去三楼，还是就站在二楼这儿静默地远眺，无从知道他要干吗。突然，我意识到他就站在和我一门之隔的对面。门是新造的，用的是枞树板，还能摸到上边油腻的树脂。这是一种直觉。我感觉他和我一样屏住呼吸，等待着对方率先弄出响动。我暗自低头，看底下的门缝，没看见对方留下什么阴影。也许外边啥都没有，只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瞎紧张。

　　我就这么一直等着。

　　此时，第二个人上得楼来，印证我的猜想。这是个莽撞的人，他喊叫道：“你在这儿干……”因为看到同事在仓促制止，他就将最后两个字换成极低的声调说出来，“吗呢？”

　　“我预感他就藏在里边。”头一个上来的人在门前压低声音说。

　　“神经病。”

　　“我的预感很强烈。”

　　我捏起挂钩，轻轻将之扣进圆环。随后又将牛头锁的保险钮朝右旋转九十度。我踮起脚掌，让脚跟轻轻落地，就这样一步一步，悄然后退。我一直盯着那把漆黑的旧牛头锁，其中一处螺丝孔是空着的，没钉钉子。在听见他们尝试推门后，我快速来到敞开的窗口。那把梯子还在。我汗如雨下。我从没出这么多汗。我感觉身上涌出来的都是热乎乎的泥。

　　在溜出窗口时，我看见那扇门在嘭嘭嘭地震动，连带着门框边的尘土也在往下掉。是后上楼的人在急不可耐地捶它。我转头看向大地，阳光将地面的每一颗颗粒都照得清楚。我想快点儿下到地面，却手忙脚乱起来。最终我将旅行包朝地上一扔，人才利索了。我下来后，仍然没听见厅堂内有什么动静。但在我将旅行包扔出院子，人就要从那块门垫上翻出围墙时，我看见肥胖的厨子，那店主的亲戚，正惊愕地看着我。他的嘴巴洞开，一只手举向半空。楼上传来门板裂开的声音。我将食指竖在嘴前，从衣兜摸出两百元，也不管他，就塞到他手里。他几乎要哭起来。我不知道他因何而痛苦。不过他的手还是将钱捏上几捏。我只用三步便跃上矮墙。跳到院子外后，我背起旅行包，一路奔跑，直到跑到野外。

　　九

　　在鸭塘的棚屋后边，倚傍着十几块石棉瓦。我藏身于石棉瓦下，直到犬吠声和偶尔的枪声消失，漆黑的天空再没有笔直的车灯扫来扫去，才走掉。夜色降临以前，我将生长在附近田埂上的树莓全部采摘食用，我还记得自己看见污泥中有一种体色肉红、像是刚下窝幼崽的爬行动物，它们细长而滑溜，密密麻麻地，在彼此身上翻来滚去。后来我确信它们是蚯蚓的一种。

　　我沿着山麓行走，白天看这是一座被掘开的铁青色的山脉，现在看它只是黑色中更黑的一幅轮廓。有时前方路绝，我便走进高速公路，但是一旦确信山麓处又有路，便重新回到那儿。后来我来到一条河流边，高速路从桥梁上通过，不时有车辆嗖的一声飞过。一艘铁皮船就系在桥洞下，我用上快一节课的时间才解开绑死的缆绳，然后划走它。偶尔休息时，我才知道不用怎么划，它也会顺流而下。有时能感觉岸两边长满一人高的蒲草，有时会有蠛蠓类的细虫成群扑来。也许不能说是它们扑来，而是我的脸自己撞上它们布下的网阵。

　　拂晓之时，我望见江潮，浪潮之上尽是白沫。岸边一字排开的违建商户多数尚未开张，只有一家摆出几张桌子，在火炉上垒起蒸笼，并开始炸油条。我一项项地等，他做好什么我就吃什么。没有比在饥肠辘辘的清早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餐更幸福，更令人振奋的事了。我去公厕解过大便，然后登上地板全是泥浆的头班船。船舱散发出的味道比厕所还要腥秽难闻。轮船启航时发出柔和而低沉的鸣笛声。没多久，我就犯困。在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名足智多谋的土匪，逃亡时，为防自己睡死，入睡前在指间点着一根烟。这样便能在它烧疼手指时醒来。我有样学样。但是我是被烈日烤醒的，手里什么也没有，一定是在睡梦中将烟扔掉。那一包拆开的红梅烟被溅入的江水打湿一半。旅行包还在腰下压着。乘客们睡得东倒西歪。太阳已升高，它将我们晒得满身淌油。

　　我随船来到一座弥漫着白酒味的城市。我用假身份证登记，住入钟点房，鞋也不脱，颓然倒下。醒来时发现天色已近薄暮。我自以为睡过去三十几个小时，结账时才知只睡四小时不到。我背着包去附近一所学院，在喧嚷的小吃街见到日租房的广告，按图索骥找到它。是在校生转租的，比旅社安全很多。这所学院收的都是三本生，也有专科生。生源想来都是本地区县市的。不过比起我叔叔所在的学院，要有活力很多。在军事学院，学员们从早到晚穿着迷彩服，双手握拳，提至腰际，一二一、一二一，围着田径场慢跑。

　　我来过几次这所学院的篮球场。起先只是旁观，有一次球跳到界外，我起身，接过，陡然出手，球在空中飞出一道极高的弧线，投篮后我的右手一直蜷缩着留在半空，直到球弹筐而出。很遗憾。不过他们中会打球的都侧目过来看我。他们知道我是多少练过的。在篮球场上，总有一批以篮球为志却不能以它为业——就是连最低级的体校队也不能入选——的悲壮少年，他们就是。而那些不会打球的无知者，几乎每个球都要三步上篮，跨上几步便将球弄丢。我不怎么会搭讪攀谈，只有到他们缺人，我才有机会加入。我注意到一个人总是在别人走后独自投篮。从各个角度练习。练习很久，然后坐向场边，任汗水从下巴颏儿滴落。有时他会掀起球衣擦脸。暮色逐渐笼罩他。我仿佛看见往昔的自己，我用投篮打发走很多时间，直到发现它怎么也打发不完。我在这所学院的逸夫楼前拿走一件别人晾晒的火箭队背心及短裤，另外购置一顶嘻哈帽。然后我搭乘黑车过桥，来到邻省。我让车停在派出所附近，自己走过去，开通手机。办证窗口内有一名女警正一言不发地盖章子。我低头看着手机，问：

　　“你们什么时候下班？”

　　“看墙上。”她头也没抬。

　　我看向墙上贴的告示，果然标注有作息时间。这地方没有装摄像头。这倒是个意外的发现。我关机，取出电池，找到黑车，风驰电掣地回到大桥这边。手机有二十条未读短信，都是妈妈发的，只有一句话：儿子，你回来自首吧。

　　我知道这是警方布下的攻心术，却仍感到悲愤。她完全可以拒绝别人使用她的手机。她怎么能背叛自己唯一的亲人，她算什么妈啊。我甚至觉得都不是别人强迫她这么做，而是她主动要求这样的。她一定恳求别人替她斟酌语言，打好字，然后才发过来。发一次不够，每隔一小时发一次，发他妈二十次。她就是这样的人。

　　也许对岸警方会忙活一阵子，也许他们会怀疑我已潜到他们的对岸。然后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不可能为着没有确切证据的事来商请对岸警方协助。再说，这码子事，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事发地公安局的。我想乘船去下一地，又觉得他们不来我为何要跑，因此又住上一段时间。

　　我在这认识了一名孤儿。他十来岁，上身着一件宽大的保安制服，下身穿女人的糖果色纯棉短裤，脚蹬老三条皮凉鞋，应该都是捡来的，他的腿像鹳腿那样枯瘦且长，膝盖骨格外突出。我当时正在距住处不远的地方吃馄饨，他带着全然的焦急，匆匆跑过，旋而又跑回，藏于我身后的小百货店。紧接着有三四名手提大砍刀的青年跑过，他们胳臂文着字，脸上显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神气。仅仅过去一两分钟，小孩便闪出，东观西望一番，便堂而皇之地坐在我对面，用指尖弹击桌子。我颇感不安，侧过身去，随时准备撤退。他一直羡慕而亲密地看着我。

　　在使几个眼色不能驱走他后，我开口道：“还不快走？”

　　“我说呢，我说你就不是本地人。”

　　他将塑料凳搬到我旁边，笑嘻嘻地摸我干洗过的衬衣。多好的料子啊，我都听见他心里的赞叹。我又害怕又厌恶，匆匆结过账便走，他却一路跟着。我说：“回你自己的家吧。”他不为所动。我说：“我要去办事，你别跟了。”他这才停在原地。我朝着和住处相反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后来却有些遗憾，也许可以带着他，让他像仆人一样做些事，特别是在自己不方便的时候，我却将他轰走。

　　两日后，我照旧来吃馄饨，抬头间他又坐在我对面。我们都不奇怪。他说：“我就知道你还会来这。”然后慢慢看着我吃，我望过一遍街道，给他也叫上一碗。谁知他还是慢慢看着我吃。好像我的吃法和当地人有所不同，是件值得炫耀的事。餐毕，他问我要去哪里，我正犹豫着怎么回答，他抢先道，不如我们去“城中诚”超市吧。这时他全然是个小孩的模样，捉着我的手摇来摇去，不停地说好吗好吗，就不许我说个不字。我同意时，别提他有多兴奋，像个小女孩，一蹦一跳，不时回头看我，将我一径领到这家超市。在超市里他要是看中什么就反复去摸，眼巴巴地望着我。我要走，他便拉住我，又不好意思总是拉，便伪装出哭腔，直到我掏钱。我们买下四五样东西。唉，那把水枪出门一百米就被使坏了，他弃若敝屣。而后我们又去游戏厅，玩《雷龙》，只见他左手紧张地摇动手柄，右手间或猛拍按键，眼睛自始至终不眨一下。我实在不会玩，几下便将三条命丢光。这会儿门外起来喧嚷声，很多人围着一名戴红色袖箍的治保会干部，看他仰首涂刷糨糊，将白纸贴到墙上。贴毕，他还伸掌将边沿好生拍打一遍。我要去看，那小孩不理会，我强调数次，他才啪啪啪连拍按键，将积存的炸弹全拍炸了。

　　我站在人群后边看，发现贴的是两张通缉令。那显大的一张，据对其罪行描述，共计致死六人，可是从照片里看他自己倒更像是被害人。我还没见过人在拍照时会如此惊恐，从其眼神看，他似乎是在逃避什么可怕的事物。他的鼻翼极大地张开，露出漆黑的鼻孔。几乎可以断定，在一生中，他从没想过要去杀谁，之所以杀了而且还杀这么多，一定是想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他本意并不想如此。旁边的一张，所通缉者只杀害一人，他头发蓬散，正咬着腮帮，微微仰头，努力将冷漠的眼神和未加修饰的胡子露向镜头。那正是在下我。这是二十多天来我第一次看见自己。“出逃时穿着半拉链蓝橙色条纹T恤和黑色运动短裤”的我，被定价五万元。那孤儿看看通缉令，又看看我，说：“像你。”我狠狠扇了他后脑勺一下。他抚摸痛处，吃惊地看着我，我说：“这种玩笑也能开吗？”后来我们把日光消磨尽，吃过饭，互相告辞。我朝着我的方向走，走过十几步回头，发现他正有力地挥动双臂，并朗声大笑，想必是沉浸于某件事中。我借着暮色遥遥跟过去。

　　孤儿——据他说，他叫党晓辉——行到一条坡道的半途。挖好的路基上停着压路机，看来是要摊铺混凝土或者沥青。坡道旁堆满坚硬的垃圾，上头茁壮生长着蓬蒿、牛蒡这样的杂草。这些出身不好的植物也化成垃圾的一部分。有一幢砖房几乎和坡道齐高，一把梯子搁在坡道与屋顶上，想必是在捡瓦，改日还要接着捡。坡道边另有一条黄土路，孤儿就是从这往下走的小路爬进砖房那洞开的窗户的。他进去后不久，房子亮了起来。我悄然爬上屋顶，将瓦片揭开一点，藉着几厘米的罅隙俯看屋内。

　　一位面庞与手臂长满斑疣的消瘦老人坐在太师椅上，脚伸进盛满凉水的桶子，闭目将收音机举向耳边，慢慢调台，有时还拉扯天线。一只猫静卧于桌子。小孩走过来时，它跳向别处，继续俯卧着。小孩没有弄出任何声响，动作却嚣张跋扈，他又着腰走来走去，有时还懊恼地拍打前额。在老人几米之外，靠墙立着一个漆黑的五斗柜，似乎是香樟木的。最上一格抽屉用老式挂锁锁着，小孩只是用铁丝照着锁芯一捅，锁梁便自行弹开。从这格抽屉小孩取出一只落漆的蓝色小木盒，上头挂着一把火柴盒大小的铜锁。这次开锁耗费小孩很多时间。他一只手捉住锁，一只手捏着细长的铁丝，在锁孔里轻轻搅动，形如采耳。后来，他去向厨房，回来时手中擎着一小勺油。地面留下他巨大的阴影。他将油细心倒入锁孔，再将铁丝捅进去，终于是将锁打开。盒中有一只用皮筋扎着的油纸袋，在准备窃取其中财物时，小孩没有朝老人看，而是瞅向我这里。这使我大吃一惊，竟在屋顶上退行数步。不过我想，他定然是看不见的，而且即使看见又如何，能拿我怎样。我爬向前，继续看。他从油纸袋里取出零钱，蘸着口水欣喜地点数。而后他踩着凳子，准备从原路遁出，可是一条腿还没爬出去呢，想到什么，又退回来。他惦记上猫。它似乎和他是很熟的朋友。他捉住它，温柔地捋它的毛。猫眯上眼，打着满足的哈欠。他掏出另一根铁丝，似乎更软更细，在灯泡下闪着光。他嬉笑着打上一个结，套向它的脖子，陡然扯起来。它的身躯一下挺得笔直，后腿不停向下探找，试图踩住他的大腿，前爪则疯狂地扑打着什么。它的毛发根根竖立起来。小孩子拢起嘴巴，不停地、偷偷地出气。最终他疲累不堪地松手时，那有九条命的家畜栽下脑袋。他汗如雨注，一边擦汗一边将死猫放在老人膝上，然后才爬出窗户。我想吐。而老人听到一段好戏时，还会轻抚它的毛发。

　　翌日，我决意离开此地。却是从日租房出来预备去吃点东西时，发现小孩恰好张望着走来。双方都来不及避闪。我问：“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第一天我就跟踪到你。”他在陈述这样的事实时仍然面带笑容。这让我既恶心又毛骨悚然。我往日租房走，打算不要押金，拿过包就撤，不知为何他竟预测到，揪住我的衣袖就说：“不要走，你一走就没人和我玩了，你是好人。”我又拨又掸的，丝毫不起作用。从他脸上同时涌出两种表情，既有真切的哭意，又有讨好的笑容。我打他，他才放开手，彻底地哭起来，“我就知道，连你也不会要我的。”他边哭边走，走过一段，又转身说：“哥，我看中一样东西了。”

　　“要多少钱？”我一边说一边去掏钱。

　　“我有钱，昨天搞到几十元。”

　　“那你自己买去就是了。”

　　“我是想买来送你，电视里和你这样的人都有。”

　　“有什么？”

　　“领带。”

　　“谁他妈要领带。”

　　“非要一条的。”他眼眶里还转动着泪花。

　　“不必。”

　　“我已经看中了，我特地来，就是问你要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随你的便。”

　　“要选一种的。”

　　“那就蓝色的。”

　　“带条纹的？”

　　“带条纹的。”

　　“得嘞您呢。”

　　他看着我，向后退，生怕我离开，直到到达一个他估计自己能很快返回的距离，才转身跑掉。我回到日租房，斜背着旅行包，系紧在身，出来后，没看见他。小吃街上到处是伸长脖子吃东西的行人，有的人差不多弯成九十度。我坐在树阴下，思考这难得的义气，却是左等右等不见他来。于是我走上天桥去张望。这一望不打紧，一下望见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心，他正轮番拉着三名警察的衣角，看起来像是在大声地分辨。后者将信将疑。我僵立着，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他跺脚，拼命将手指戳向这边，并且那为首的警察大手一挥，布置另两名警察分边抄来，我才从极大的惊愕里醒来。我分拨开人群，从台阶上跳下去。在那泼满油污的街道，起初，我蹬在地面时，蹬不上力，抬腿时，又觉得它过于沉重。后来当我听出身后警察的声音——“你等下，等下”——是那么地气急败坏和虚弱时（从里边甚至还能听出一丝恳求），人才有了自信。我感觉自己就像奥运会百米决赛选手，腿脚落如弹簧，双手不停剪切，一路奔向前方。街边的人不断停下，痴望着我。我想风会刮他们一脸。“再跑我就开枪了。”这句话是从停在原地的警察的嘴里喊出的，他连喊完它的力气都没有。可见平日之缺乏训练。此时我已完全跑开。恰好是跑到这个速度，我感受到生命简括、紧凑、富于张力，肉身上的每个器官、细胞都在运转，精神也高度专注。我没办法再充实了。

　　一辆三蹦子将美好的景象击碎。它的顶棚、外壳是用锈蚀的废铁焊接起来的，挡风玻璃裂成几块。就是这样一辆一加油门便让整个街道灌满黑烟的落后交通工具，从距离遥远到几乎撞飞我，只花去十余秒。我被迫钻入更窄的巷道。这世上永不缺多管闲事的人。又有好几辆摩的追进来。这些黑车司机平时对政府和警察恨之入骨，现在却全身进发出能为公家做点事的那种与有荣焉的豪迈。在奔跑时，我不得不持续地向后扔煤筐、啤酒瓶、破旧椅子甚至是可能还坐着婴童的童车。巷道两边的门几乎都敞开着，有的黑漆漆的，看不见有人，我真想跑进去啊。可是我知道这一进去必定是死。不一会儿，一群警察骑着摩托车冲进来，那些个黑车匆忙停向一边，指点我逃亡的方向。警笛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如一截被点燃的引线，正在迅速地变短。而就在此时，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道光，那是一道将难题解出来才会有的让人备感通透和愉悦的光。我坚定地站在原地。在第一辆摩托车遥遥领先于他人，疾驰而来时，我操起一把原本插在砂浆中的铁锹，照准他的脑袋扫去。骑乘者是一名既俊秀又勇武的年轻人。就听见“啊”的一声，他张开双臂，向后飞去，落地时连滚带翻，而鲜血沿着嘴角涔涔流出。摩托车自个儿朝前冲，撞墙而去。几位居民跑出来，见此惨状，啧啧有声。

　　我快步走开，看见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骑着它冲到菜市场，趁着人多，又混进隔壁小商品市场。在那里我钻入一辆待客的出租车，师傅问去哪里，我说还要等一个人。我打开手机，悄悄将它塞进座位间的缝隙，然后找借口下来。我一直看着它拐出门，才从市场的墙洞钻出去，去往火车站货场。

　　我沿着铁轨边的小道一直走。他们一定会封死所有交通要道，但不会在铁轨上拦截。他们不会知道一个逃犯会默默沿着铁轨走出他们的城市。而在此前，他们看见生死未卜的同事，一定会想着先去救他。

　　十

　　有一天，当我横穿稻田走上公路时，陡然看见T市的界碑。我发誓自己不是有意朝这里跑的，作案前我在软皮抄上重复写表姐的名字，用意就是要将警方往这个自己打定主意不会来的地方引。也许是天意令我今日来到此地，也许是潜意识，是一种如岩浆涌动而从外部不可察知的渴望。这是个人口四十余万的县级市。若干年前，我来这里参加表姐的婚礼，表姐夫的父亲是这样说的：别看人不多，可是比冰岛国和马耳 他国那还是要多。

　　我大致记得路。就在西郊，从前有一家轧钢厂，现在夷为平地。一条柏油路绕过原厂址，经过一座粗矮的水泥烟囱。表姐家就建在烟囱对面，孤零零的，没有邻舍。原是平房，现在加盖一层，然而始终没有贴上瓷砖，深红色的砖块中间镶嵌着明亮的铝合金窗户。表姐夫以前给轧钢厂老板开一辆带货厢的丰田轿车，现在不知以何为业。在柏油路边还搭着瓜棚，三四名赤裸着上身的男子就着树阴甩打扑克。我觉得他们是便衣。第—他们吹的电扇，电线是从表姐家接来的；第二他们的背部粉红娇嫩；第三我不知道他们的瓜要卖给谁。

　　当初，在送别我们这些娘家的亲人时，表姐欲言又止，几次低头泣不成声。最终我们派遣一人将她送回夫家。那人说，再没有什么比她眼里所闪现的东西更孤独的了。于是我们中的大人叹息起来，觉得这么早就将她嫁人，相当于是狠心将小孩送别人家里养。我的父亲死时，表姐回来过一次，扶着姑妈。姑妈得癌症的时间比爸爸长，然而生命力更强。满头银发的她，脸色坚毅，徒步来到灵前，一语不发。表姐哭得很凶。此前，在葬礼上我表现得无所适从。我知道应该哭泣，可是越是这样想，越不知道如何哭出来。叔叔和妈妈也是这样。叔叔坐在棺材边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后来他选择戒吸，就像我爸爸是因为抽烟才得癌似的），妈妈一直步态迟缓地游移，那些女客本已大放悲声，见主母如此，便不好意思再哭。葬礼变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直到表姐扶着身形庞大的姑妈，噼里啪啦地放着鞭炮，指挥着雇请来的人抬着抬盒从桥那边走来，我心里才忽然翻江倒海，眼前也禁不住泪如泉涌。我望着这血统里的另一支从桥那边迤逦而来，意识到自己死了爸。表姐那天看一次我，就低头痛哭一次。

　　如今，我一直等到瓜棚里的人关掉电风扇，将西瓜、甜瓜搬进面包车运走，才走下山。这时太阳距落山尚远。我向那栋房屋走去，表姐恰好低头抱着一捆草出来。她背对我，略微弯腰，抬起铡刀铡起草来。屋两旁长满车前子。轧钢厂的那块地面想来已经有挖土机来作业过，虫子在红土上跳来跳去。从水泥烟囱口突然飘出一道白烟。一阵风吹过，光亮得刺眼的树叶哗哗地抖动。表姐干得很麻利。嚓的一声，一段切割整齐的草无声地掉落进底下的篾筐内。接着又是嚓的一声。有时她用衣袖擦一下前额。想必是出汗或者眼里进了东西。我听见自己踩压着沙地的脚步声，感觉腿有些抖。我害怕会吓着她，又渴望能受到她的接待。很明显，后面一种情感要更强烈些。如果不是充满渴望，我为何会在通往她家的旷野走这么久？这长长的路程，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对一个逃犯提供庇护。就在我走近时，她预感到什么，缓缓转过身来。“你找谁人呀？”她说的是当地的口音。只这么一问，她就将自己吓个半死。她大张开嘴试图喊，却似在梦魇中，自欺欺人、用力地嘁，啥也喊不出来。她簌簌发抖，退向木铡板那儿，抓起一把草。我看着她挥舞这“武器”，感受着她的恐惧与厌恶，难受极了。我甚至不敢动作，因为只要稍一动作，她就将之理解为一种可怕的侵犯。最终我不耐烦地挥手，说：“我只是来讨口水喝啊，熊芊。”太阳光仍然炽烈，照着她眼角的皱纹及脸上的粉底。她胸部现在大得像两筐粪肥，牛仔裤再也包不住大腿，裤线随时要炸开的样子，而且这条裤子显短，露出她干燥而有裂纹的小腿及脚踝，我判断是得了鱼鳞病。

　　“我喝口水就走，绝不麻烦你。”我说。

　　我得到的是她的呵斥。她似乎已经适应当前的处境，勇敢地说：“你走，走。”这和她打发上门的乞丐是一样的。“走，走，走。”她强调道。我狠狠瞪她一眼，心想，熊芊，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夕阳照射着起伏不定的柏油路面，我张开双臂，气愤地走上去。后来，我在山上看见我那大腹便便的表姐夫终于喘着气回到家。他敲打着门，醉醺醺地叫她的名字。都能想象她急切地从楼上跑下来，移开挡在门前的桌椅的样子。她一打开门，便扑进他的怀抱，抽泣起来。他安抚着她，而后走向一边，啪，击掌，高举起右手朝下剁，做出斩首的动作。她笑起来。等到他捡起石子，喊叫着朝虚拟的敌人投掷时，她便彻底地笑起来。我扔掉望远镜，离开这僻静之地。

　　不久，我感受到那些原本加诸我身、饱含弹性的压力，在徐徐褪去。我所试图去激怒并果真激怒到的外部世界，似乎已对我深感厌倦（对受害人家属他们似乎也如此。在电视里我至少三次看见同一名记者出镜。第一次她双手紧握孔母之手，陪同后者拭泪；第二次孔母双手紧握她之手，她在忍受孔母对某一细节的絮叨；第三次她变得年轻起来，在游乐场体验号称是亚洲最长的过山车，她过于快乐的神情似乎在表明自己刚从某项艰苦的任务中脱身）。我感受到那至少动员到半个中国警力的追捅行动，变回为一省之事，接着变成省城公安局一局之事，最终任务和责任被落实给分局刑侦大队某个中队。三四名警力在应付此事，他们同时还得应付其他大概五六宗案件。起初他们还会根据某条可能的线索主动出击，后来干脆只在家等着。等什么呢？比如我因为别的什么案件被异地警方抓获。我所面对的国家机器，并未免除我的罪过，然而从此却对我听之任之。

　　我重新成为世上的流浪者。有时我想，假如没有饥饿和困乏，我可能会发疯。因为在长久而漫无目的的行走之后，正是饥饿和困乏使我能获得一些事情可做，不至于在十字路口面对恐惧的选择：我将要去哪里，往下要干什么。这种逃亡的生活距离我的想象太远，或者说，我不是一名合格的逃亡者。我辜负了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同行。

　　在囊空如洗之前，我必须做出选择：是要继续逃亡、自首还是自杀。而在抉择前，我得去两个地方。其一是洗浴中心。去那的本意是因为一句话，或者说是一项传统：行大事前，沐浴更衣。我寻到一处叫银河湾的地方。我对门廊的四根立柱印象深刻，每根柱子都有二十四条凹槽，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蒸过桑拿和搓背后，我去大堂休息，此时过来一名男子和我耳语，说有那么一种消费。我犹豫起来。只这么一犹豫，我和他就都明白，事要成了。只不过我自觉有些窝囊。我想我得去做爱了。不是我有多大的性欲，而是我觉得难以违背这个身上有着文身的男人的意愿，他的胳膊比电线杆粗，人却蹲着，屈尊和你说话。还在进澡堂前，我就觉得他的满面春风绝非免费，我一定得为此付出点什么。

　　“我没什么钱。”我说。

　　“那你有多少？”

　　我是个很难不诚实的人，我说容许我这次消费的只有三四百元，我还得吃饭啥的。

　　“那也行，就四百元。”他说。

　　他带我进入一个比杂物间还要小且阴暗的单间。他退出后不久，一名年老的女子提包进来。她打开电视，然而又设为静音。她褪下小西装、汗衫、胸罩、裙子及内裤。她的身材令人想到骡子或者麝鹿这样恶心的动物，身上也有这类动物的味道。她膝行过来，骗腿，将我的生殖器纳入其阴道，然后毫不留情地碾压起来，一边碾，一边像是受到极大的摧残，嗬嗬地惨叫连声。这时电视上播放某首情歌，我默默看着字幕逐一变色，直到她停住，探摸下身，说：“完了？”我不置可否。她乜斜着看我，下床，单腿跳跃穿好内裤。我悲哀地伸出手，试图让她滞留片刻，她却只是瞧瞧我腕上的号牌，然后麻利地穿好衣服，蹬上高跟鞋，走了。就是在战场上输光江山，也比不上此刻我的懊恼。我下到澡堂冲洗，服务生放下嘴边的对讲机，殷勤地递上毛巾，对着我笑。我觉得这是一种知情的笑。后来我在搓背床上偃卧。水管连接处应该有螺丝松动，水流经过时有一些溢出来，像壁虎抱着水管缓行，累积到一定质量时，猝然滴落。寂静的澡堂便出现啪的一声。热水池的水早已变冷，然而还有漂浮于上的肥皂沫儿的气息。我感觉自己形同感染瘟疫，精神和肉体上半点气力也没有。

　　要过两日，我才能督促自己早起，搭乘专门的班车去郊外的秦山。相传始皇帝扫六国后南巡至此，将之定为皇山。山巅高约两里。我到时，已有很多人在等，彼此多不相识，然而又有类似于是一起来求医问药那样的默契。这么等待很久，天际从一片漆黑变青，逐渐又变红色。想来是太阳正从远方游来。当它从云雾中浮出一角时，人群为之雀跃，而它也不负众望，像一枚巨大的橙色的乒乓球朝上浮游，并且越来越巨大，终至于是笔直地朝我们逼来。我感到一种极大的恐惧。不过，过大的热情使它在半途便进出火苗，先是边缘烧起来，接着火势扩至全体，使它变成火球。后来，大约是烧透了，火苗掉落，它变成一块烫手、透亮、纯金的镜子，在天空极其缓慢地移动。这时它和我们平日所见已无区别，只是一轮普通的太阳。人们逐渐散去。我的衣服被汗浸湿，皮肤刺痒，人因为少睡而发晕。

　　在沿石阶朝下走时，我手捏三张一百元人民币，对稍后下来的一名年轻人说：“随便抽一张拿走吧。”他看着我，看看钱，一脸猜惧。我记得在他的同伴赶来将他推走时，他还回头那么惊疑地看着我。他很难明白其中的奥妙。同样的事我跟一位烫发的大娘做就顺畅很多。她穿着踩脚裤，挺着大腹，虽然也是迟迟不敢动手，眼珠儿却始终瞅着它，脸上藏不住欣喜之色。也有一伙人劝她别上骗子的当，她也跟着往前走，可终究还是回过头来，说：“我就不信，对吧大兄弟，光天化日之下还有骗人这一事。”

　　“那是当然。”我说。

　　她抽向某一张，笑着瞅瞅我，又改变主意抽走另外一张。她的同伴之一，过来也想抽，被我回绝。三张钱，冠字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分别是1、2、3，对应的结果是：

　　1-继续逃亡

　　2-自首

　　3-自杀

　　这位阿姨抽走的恰恰是第三张。我记得钱上有人曾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写下自己的名字：李继铴。想来是一位农民。如今天意叮嘱我去死，我无话可说。我可不想死乞白赖地活着。趁着山中无人，我来到松树林中。我从旅行包中翻出尼龙绳，然后像木匠那样拍打树木，从中挑选出一棵。我搬来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小的留着待会儿蹬掉用。而后将绳索打好结，挂在还算粗硬的枝条上。赴死前，我双手抓着活结，看着这人间：远处江面上船帆点点；近处山岚叠翠，林海之中穿行着一条弯曲的公路；不知道是獐子还是花豹，正从涧前跳过。再见了。我说。而后我感觉自己在天空飘荡，一边荡一边体会到颈部被一种类似于野猪夹的锯齿状东西死死箍住。我想掰开它然而却只是使它箍得更紧。不一会儿人失去呼吸，眼球只知道往上翻，舌头也吐露出来。这么晃荡着，我忽然扑向地面。我在地上翻来滚去好一阵子，颈部那儿才算是松开一点点，痉挛的腿脚也逐渐恢复松弛。我听见不远处有一人对另一人说：“你瞧他的脸得有多紫啊。”非但如此，我感觉自己的阳具也勃起得可怕，并且裤裆也被尿湿过。然而当我彻底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这里什么人也没有。我以为是有人出手相救，更是错觉。只不过是枝条自己无法承重，猝然断裂。我拍打着一身的灰尘，走到山间的水库将自己清洗干净，决定再也不搞死自己。

　　山麓有座小镇唤作横港，招待所一晚所费无几，我又在此盘桓数日。每日上午，我用过早餐，便出来帮助当地村民将松子、核桃、杏仁、平榛等干果摆到路边，而后去台球摊那里消磨。此间，我用附近小百货店的公用电话打过两次电话给同学李勇。我是这么说的：“我只为告诉你一句话，每年今天给我祭酒，下辈子还做你哥。”

　　“一定的，一定的。”他回答道。我能想象他在电话那头频繁点头的样子。第二次打过去后，他哭起来。我本想打探一些关于我的消息，但觉得这些都可以想象，也就作罢。台球摊的看守人根本没有练习过基本功，手架摆得不稳，握杆也嫌过紧。一眼瞅去就知道是急功近利之人。然而正是这样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弱于对方。我只和他打五元一局，两天下来已经赢取其近二百元。后来他又纠缠着和我打时，我指点他看新来的一伙人。这些人对本地作为避暑胜地应该具有的阴冷天气过于准备，竟然穿起皮夹克。他们拎的包都是真皮的。皮鞋和裤子也都是牌子货。然而那种土气，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毕生难忘。那是我们省所有男人都有的气质。我向看守人要来一根烟，我记得是他划着火柴给我点上的。我双手撑住球台，半仰着身体，对着来者的方向长长吐出一道烟雾。太阳照在他们的背部，因此他们的影子先一步抵达我。

　　“找谁呢？”我问。

　　于是他们有人拉开公文包的拉链，从中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并低声问：“有没有看见过这人？”我举起看，是一名长着胡子的青年。过去这么多天，我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你们太嫩了。”我说。他们顷刻间被激怒，但似乎任务在身，又不便发作。我吐掉嘴中的香烟——上行的烟雾实在是太过熏人——用他们听得懂的方言说：“是俺杀了孔洁。”他们面面相看，一时反应不过来，不声不响，站着不动，然后又争先恐后地扑上来。快把我给压死。其中一人还猛掐我的脖子。我喘息着说：“要跑早跑了。”然而这样的提醒并不能使他们住手。他们四只手扭住我的胳臂，反转到背上，将我推上一辆风尘仆仆的轿车。其实后车厢挺宽敞的，他们却还是要将我像一件稍显大的货物那样强行踹进去。其中一位总是拉扯我的乳头。“唁，不老实，让你不老实。”他说，同时猛然松开那被他扯高的乳头。

　　要到上高速路，我才逐渐感受到他们的尊重。我毕竟是一名惊动公安部的杀人犯，不是什么泼皮混混。他们将眼镜给我戴上，一块镜片已经碎裂。我们也开始说起话来。那为首的，几次三番地问：“你是怎么一下看出我们的？”

　　“皮带头。”我说。

　　于是他们望向自己扎的腰带，四个有三个的皮带头刻有警徽。

　　我向他们提出要吃肯德基，他们满口答应，然而自始至终未兑现。车行途中，前方仅仅只是略微显堵，他们便将那装有磁铁的吸顶警灯取出，安在车顶，呜呜狂叫地开过去，从此那声响就再不肯停息。我和他们一样感到踏实，我觉得将自己交给别人处理，比交给自己安排，要省心很多。

　　十一

　　进入当日逃离的这座城市，我看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立交桥和华灯初上的商铺，心神如倦鸟归巢，颇有些快悦。可惜他们很快给我戴上一只临时撕开两个洞口的卷宗袋。本来是要戴深色头罩的，他们怎么也找不出来。依愚见，他们压根儿就是忘记没带。

　　车停好后，随着一阵鞭炮声，我被四只手押着，推到一幢白色办公楼的门廊下。早已等候在此的记者不停对着我拍照。我记得当天降雨，雨丝在吊灯的照耀下，犹如纷纷落网的银鱼。一名谢顶的领导捏着稿子对着支起的话筒讲话，雨水打湿他后脑两侧尚存的发丝。然后我被带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墙上除开挂着一面锦旗别无他物。一名警察看着我。“饿吗？”他问。

　　“有一点。”我说。

　　然而他并没有去找些吃的来，倒是出于安全考虑，找人来一起给我装上脚镣。从此，因为拖拽这九公斤重的累赘，我再也无法自如行走。装好后，他默默拍打我的肩部，并让那只手停留在那儿片刻。而后他斜坐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轻轻抖腿，有时抓起钥匙，来回地晃它。偶尔抬头时，我会看一眼他左脸上那因为长满粉刺而落下的大片红斑，如今在红斑上仍然残留着一些丘疹和脓疱。兴许因为这个，他才变得如此沉默。“老家哪儿的？”很久过后，他问。

　　“这你们不是知道吗？”我说。

　　他不再说话。又过去很久，他起身，掏出手机看，为自己的事情唉声叹气上一阵子。他跺跺脚。我看见他的皮鞋被雨水浸湿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雨以及有人为此懊恼。当夜十二时，我被带到讯问室。室内漆黑一团，只能依据黑暗里显现出的一些更深的轮廓，判断出里头摆放着一些办公家具。我被引到一张椅子上坐好。不久，我听见啪的一声，一盏应该是供舞台演出用的圆灯带着高温照过来。我的眼睛迅速闭上，要过很久才能睁开。我得说，在被讯问过程中，我始终被它干扰，否则我可以回答得更快和更详细。而他们的本意也是想利用这盏灯让我尽早地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道吗，孩子。”一名年老的警察坐在我对面，说。通过塞塞窣窣的声响，我知道他一直在吃一样东西，有时能听出他在吐碎骨头。没有食物加热后应有的香味，因此我猜想他纯粹是为着果腹。传说中的公安工作就是如此，废寝忘食，忽略妻儿。在讯问结束时，我才知他吃的是山德士上校家的烤翅。他的用意竟然是馋我。吃这么多冷却后的油腻食物，不会拉稀吗？我想。

　　讯问迟迟也不开始，而来自热光的炙烤令我头晕目眩，汗却出不来。有几次我试图去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但这样似乎不妥，正如女人不能对侵犯者说，你啥时候来强奸我啊。他一直将那东西吃完，揉皱材料纸然后擦手，才慢悠悠地问（中间他还打了一个让人联想到史前巨兽刚苏醒过来的肥嗝，一回忆起这声丑陋的饱嗝，我就反胃）：“姓名？”此后是曾用名、年龄、出生年月日、籍贯、文化程度、民族、住址，等等。问得差不多，他又问：“出生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我重新回答给他。

　　“你确信？”

　　“我确信。”

　　他还试图让我举证说明我就是出生于这一年的，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无可争辩的事。后来我清楚他这么做是怕我还不满十八岁。他用牙签剔着牙，直到我快要栽倒在地上—对我来说，没有比赶快交代基本事实然后去他们安排的床铺上睡觉更为重要的事——他才说：“你应该清楚顽抗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

　　“那你知道我们找你为什么吗？”

　　我实在找不出比这还愚蠢的问题。我让面颊偏离灯光的照射，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说：“我杀了孔洁，残忍地杀了，杀了很多刀，血流成河。”

　　“记下来。”他说。此时我才知道在我视觉的盲区坐着一名年轻的警察。根据钢笔沙沙游走的声音，能判断出他们有着难以压制的兴奋。我想为着使我顺利交代，他们一定开过会，研究多项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也许还有领导在会上如此强调。此后他们问啥我都抢着回答，包括如何骗取对方信任，如何实施杀害，如何处理现场，如何逃亡，等等。交代完这些，我提出喝水的要求。

　　“为什么杀她？”老者问。

　　“水，给我水。”

　　“你先回答，我们再给你水。”

　　我陡然感到这是一桩肮脏、可鄙的交易。对方究竟为何贪得无厌如此。他们再说“请讲”时，我不理会，即使是有人送过来水，并亲自旋开瓶盖，要喂给我喝。老者说：“就是我们没有你一句供述，但只要证据充分确实，照样可以认定你有罪并处以刑罚。”

　　“那就快些认定吧。”我说。

　　老者这时气恼得有点像是因受伤而不顾死活的大象，原本朝着桌面敲打铅笔的一只手剧烈地颤抖起来。愤怒使他的底牌露出来，我以后和他打交道就比较有谱。可能他的上司判断一个人是否稳重，是从资历来看，而不是从这个人的素质。为着保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最终他还是选择忍气吞声，朝年轻的警察挥挥手。后者拿着笔录过来，一页页地翻给我看。我说不用。我签字并伸出食指，往印泥里蘸蘸，留下饱满的指印。他说最好还是要看看，我就在最后一页写上：都已看过，准确无误。

　　我被带回作案现场还原作案过程时，发现家属院宿舍楼外已拉上隔离带。我不是太明白，既然门口有人站岗，为何还要在里边设置警戒线。要在事情完结我被带出来后，才省悟到他们的先见之明。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这件事。

　　这次回来，踏入曾成百上千次踏进的院落，竟倍感陌生。我见到邻人何老儿站在二楼的水泥栏杆之后。虽然双手被铐，我还是勉力举起它们。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向他打招呼。他当然不会回应，反而是蓄意地藐视向我。隔壁发生这么大的案件，人命也死了一条，他还住得下去，我挺想为他竖大拇指的。能看出，虽然警察自己认路，从楼下到楼上的距离也不长，他还是很想引路。这种热忱完全是出于对我的憎恨。然而又有一股自豪感阻止他这么去做，那就是一名军人觉得自己.比地方上的警察要正规和高级，他们以替后者服务为耻。警察打开我的脚镣。我在当初孔洁驻足仰视的地方停下，望向她望过的清虚之天。那里空空荡荡，啥也没有。我想这或许是命运特意关照一名死者，要让他在赴死前多看一眼什么吧。在我寓居过的房间，场景按我交代的布置妥当，或者说，现场一直就不曾破坏过。粘在墙上的胶带是补上的。我当初使用的是绿色透明胶带，现在他们买来米黄色的。这让我隐隐感到不舒服。他们揿亮电灯，给我一个服装店用的模特道具和一把塑料匕首，让我开始。我说怎么开始，他们说开始杀人。由于没有裤兜，我将匕首咬在嘴间，想想不妥，又插在裤腰那儿，然后从后抱住道具，捂住它的脸。我长时间停在那儿，他们说杀啊，你倒是杀啊。

　　“它应该在挣扎，很用力。”

　　“你自己晃它。”

　　我摇晃着它，对它耳语，而后扯来尺余胶带，粘贴在它的嘴唇又将之剥离。如此，我猛然尖叫。他们惊愕失色，围过来擒住我。我说：“这是受害人在尖叫。”

　　“这个步骤可以省略掉。”

　　“省略不了。”我说。

　　我重新尖叫，然后以自己的身份，表现得魂飞魄散，十分慌乱。我捂紧它的嘴唇，抽出匕首，刺向它的身体。很遗憾，柔软的刀刃滑向一边，但我还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连刺数刀。而后我猫腰走向窗边，撩开窗帘，观望楼下动静。回来之后，我朝着躺倒在地的道具一通刺扎。就是这会儿，我感觉到一种近乎痴呆的迷离。这种分神的情况我在河边的洗衣妇那儿见过，有时她们高举着捶衣棒却不将它打下去，只是任自己发呆。自忖扎够数后，我将模特道具倒放于洗衣机，说：“我使用的是一把弹簧刀，我记起来了。”

　　出来后，我看见院内聚集有上百名群众。他们都是听说我回来，短时间赶来的，而且还有一些人正穿越哨兵徒劳的劝阻赶进来。他们就像是看见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又饥渴又贪婪地看着我一步步地走下楼。这是我以前当学生所不能获取的待遇。下来后，我半仰起头，仿佛在回忆什么甜蜜的事，抿着嘴笑，并扫视向众人。这种姿态惹怒一名长着铁灰色头发的中年人，他几乎是骑在跟前人的背上，举起枝条，要抽打我。我生怕他打不着，朝他迎去。那些站在他前边的人，如同被神仙魔杖划过的海水，朝两边迅即分开。

　　“打呀。”虽然有警察提紧我的双臂将我向后扯拉，我还是朝他怒喊，“你妈×的倒是打呀。”他站在那儿尴尬极了，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我瞅见枝条朝我挥来，在途中又收住。他脸色臊得通红。我干干脆脆地朝他啐上一口。然后我被戴上头罩，拖进车内。当然，这件事以后会被当作被告冥顽不灵、不思悔改的实证出现在公诉人的材料中。

　　未几，我又落回到初审时的老者手中。讯问地点是一间不小的会议室，正中布置有一张椭圆形的长桌，都能通过滑溜以至反光的红漆桌面想象到有人曾手执抹布在上边吱吱有声地擦拭。一名女警过来倒茶。她旋开老者的保温杯，倒入开水，瞧瞧我，找来一只搪瓷茶缸，给我也倒上一茶缸。在老头身旁靠后一点架着一台摄像机，一名男子握着三脚架的把手调来调去，然后坐在门口。镜头对准我。我并不害怕这玩意儿，却恐惧于坐在我对面的曾被我藐视的老者。我在想，为什么他们在第一次讯问时就不直接让这名老警察和我面对面，而是自以为是地在我和他之间架设一盏傻乎乎的圆筒大灯呢（而且为着迫使我早些交代，还让我长时间挨饿）。我还没见过有谁的目光比他的还冷酷犀利。我刚进门时，他摘下墨镜，只是盯上那么一眼，我便膝盖发软。所有我在父亲、老师、校长、成人、穿制服的人那里遇见过的被严酷对待的场景都浮现在眼前。完了完了，我感觉在劫难逃。此时，假若他命令我跳下楼去，我想我也不敢有丝毫违抗。后来我猜测，正是因为这双目光太过灼人，为着不使同事和群众感到不适，他才戴上墨镜。

　　“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

　　我抬起头来，潦草地看向他粗糙的面部，而后又低头看手铐间的连接轴。

　　“我让你好好地看着我呢。”

　　我被迫去看他的眼睛，又被迫垂下自己的眼神。我的心都快要被捣烂了。

　　“愿意交代吗？”他问。

　　“愿意。”

　　“愿意说吗？”

　　“愿意。”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嗯。”我说。

　　如果此时他重复上次的问题——我为什么杀害孔洁——我一定和盘托出，然而此时过来主持讯问的他的同事却只是要求我重复作案的细节。他呢，取出一根烟，在铁盒上蹾呀蹾，然后点着，将烟雾长长地吐向别处。我将那些事又讲述一遍，短信，耳语，挣扎，胶带，刀具，窗帘，洗衣机，他们不时点头。老者闭着眼，一只手的指尖不时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着。因为反复核实其中的细节，比如我是怎么握刀的，是正手还是逆手，也就是说是刀刃在虎口之上还是在小指之下，我感到极其厌烦。我讨厌在一件事上磨来磨去，极其讨厌。而他们，每次在我以为本次讯问即将走到终点时，总是抱来新的一堆材料，要求我配合核实。我也不知道，为何就这么几天，他们就繁殖出如此多的材料。时间越拖越长。我感到愤怒：难道我是犯罪嫌疑人，就应该天生地配合你们，你们想问到什么时候就问到什么时候吗？难道这一切就是天经地义的？谁赋予你们的这种权利？

　　我勉力敷衍他们。他们似乎也感觉到我的态度在变。当负责笔录的民警说还有呢，我高声回答没有啦没有啦。此时一名他的同事走来，揪起我的耳朵，试图给我一耳光。老者摆手，说：“咱们讲道理。”接着他说：“你说你将她倒着放进洗衣机，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样？”

　　“不为什么。”

　　这时我已经不那么害怕他的目光。每当他盯过来，我就将脸偏向一边，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我能进步如此，也是因为想通一个问题：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自己死亡的命运。既然都是要死，我有什么必要积极配合你们？

　　“好，我再问你，你从窗户那儿回来，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应该死了。”

　　“你确信？”

　　“不能确信，但我感觉不是死了，也快要死了。”

　　“既然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她身上插三十七刀？”

　　“多少刀？”

　　“三十七刀，你知道吗，我们那白发苍苍的老法医，董大姐，见过多少世面，从没什么生理反应，这次出完现场，竟然呕吐不止，发起高烧。死者的血足足流满半洗衣桶。她的脖子几乎在洗衣机内折断。董法医说她还从没见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这么大的仇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对她这么仇恨吗？”

　　“我并不仇恨她。”

　　“不可能。”

　　“真不仇恨。”

　　“既然不仇恨，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残忍地杀害她？”

　　“不为什么。”

　　他猛然将保温杯暾在桌上，一些茶水从杯盖下溢出。他的同事吓一大跳。他探过来身子，戳着我的鼻子说：“畜生，什么叫作不为什么？”我低头，等待他下一步的发作。我是那么惶恐，连呼出来的气息都在发抖，可是我知道，输掉的是他。“你说呀。”他继续用嘶哑的声音喊。

　　“没啥好说的。”我说。

　　他绕过来，掐住我的脖子，抡起拳头要揍我。我闭上眼。假如他揍我的左脸的话，我还会将右脸也送上去。他的同事赶来拉住他，说什么不要和这样的人计较，和这样的人计较有什么意思呢。很久过后他才平静下来，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和别人闲聊，说是他有一位妻子，相濡以沫数十年，一朝去世，他没有葬她，而是将她的骨灰压制成念珠。说到此处他不时地擦眼角。我寻思既然如此胶漆相投，为啥不跟着共赴黄泉呢？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儿子，学习不好，不敢回家，在社会上混，被他抓回来狠揍，但是揍一下孩子就是揍一下自己。“疼啊。”他说。又说：“揍完就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人生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事。”接着他长时间陷入在自己的情绪中，水汪汪地看着我，说：“我们应该一起渡过这难关，孩子对吧？”

　　“对的。”

　　“你真就和她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还要插三十七刀？”

　　“你不懂。”

　　“是不是你喜欢她，而她不喜欢你？”

　　“不是。”

　　“或者，她过去羞辱过你什么的？”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而是勇敢地直视他。他的脸阴沉得都能滴下什么东西来。他压抑着满腔的怒火走向文件柜，从那里取来一副相框。他的手颤抖着，说：“告诉我，他是谁？”

　　“我爸，我爹。”

　　这幅遗像原本搁在老家房子的五斗柜上。照相时，癌症已经在父亲的身上显形，脸瘦了一半，眼睛瘦不了，这样就显得它们好像大了一倍。我记得在病床上的父亲，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然后停住不动，让人以为他就此撒手人寰。有时候在异地上床睡觉我会意外地发出呻吟，这声呻吟听起来是那么熟悉，然后要过很久我才能想出来这就是父亲惯有的呻吟。在那个时刻我想到我和他是～模一样的。

　　“你知道是谁供养你长大吗？”老人家激动地说。我没有回答。“是他。”他指点着遗像中的我的父亲说。后者极力咧开嘴，露出恐怖的牙齿，做出展露笑容的样子。“你知道他为了供养你遭了什么罪吗？”

　　“癌症。”这是他在回答自己。而后他讲出一通可怜天下父母心之类的道理，并以一句话收尾：“你对得起他吗？”

　　“挺对不起的。”我说。

　　此时他将脸转向与席的众人，说：“你们说是不是，谁没有一个父母，干出这样的事对得起他亡父的在天之灵吗？”那些他的同事愣着，接着此起彼伏地应承。这种游戏太低级了。他又将遗像摆在我面前，要我对之悔过，并说：“你是不是多少可以和他掏掏心窝子呢？”

　　“不可以。”

　　那些他的同事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我深受鼓舞，微笑着强调：“不能。”于是我看见这位二级警督倒向他一直坐着的真皮座椅，不停地说，畜生，畜生。我知道审讯就要结束。我对他的判断基本没错，他缺乏耐性。

　　十二

　　进看守所时，一名至少是副所长的警督亲自将我收拘。他抓着一根形似旧时烟枪的带边把的警棍，用棍身捅着我胸前的肋骨，告诉我，来这儿就得跟这儿姓。“懂吗？”他说。“懂。”我说。“懂什么？”他说。“跟这儿姓。”我说。“姓什么？”他说。我不知如何作答。眼见他捋袖揎拳，要将我教训一顿，他的属下，刚跟我宣读在押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应尽义务条款的警员，扯住我的胳膊，提醒道：“姓洪啊。”于是我说：“姓洪。”警督又问：“那你叫什么？”这次我算反应及时，说自己姓洪名某某，得到他的赞许。往后我知道这高墙之内凡属被管理者都姓洪，如洪海鹏、洪大明、洪建涛、洪官友。

　　我被安排进第六监室。进去后，一半狱友不曾抬头，即便抬头也很快低下去，另一半则带着分明的敌意和过于玩世不恭的态度，肆无忌惮地瞧过来。从长相看，我就是他们心目中十足的童子鸡。铁门上装有十六根栏杆，据说自建所以来，一共有七名在押人员将头卡在栏杆间，以至后来在造门时不得不造像如今这样栏杆安插得相对稠密的。窗户经常打开。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一股又酸又臭的味道呛得无法睁眼。我感觉我的睫毛在扑闪扑闪地飞，不禁想起多年前和父亲一起去镇上供销社的那个下午。当出纳打开仓库的大门时，我和我那来做活的父亲闻到满满一仓库尿素的味道。“就像当胸被推了一把。”我的父亲说。如今这间监室的味道更为复杂和无情，混杂着口臭、腋臭、汗臭、屁臭、脚臭、滴答在内裤上的尿臭、便池的粪臭、鞋臭、袜子臭、衣服臭、被褥臭、剩菜剩饭的馊臭，以及阴囊及其周边因为潮湿被真菌感染后出现的骚臭。我听见那种在胯裆的抓搔声，望过去，事主恰好举起指甲内积满灰色泥垢的手指嗅闻。在我落座后，他们逐渐平静下来，要么沉默地坐着，要么痛苦地倒在通铺上一动不动，试图以此缓解来自暑热的折磨。有一名年约五十的大汉赤裸上身，斜躺着，乜斜着眼看我。在他的左臂文有一艘青色的大船，下配翻腾的巨浪。腹部的赘肉层层堆积，宛如梯田，上边有几处疤痕。旁边有一位戴眼镜的，年龄二十多（后来我知道他被叫作鸡崽），总是看看我，又看看他，每次看他，都会面带笑容，而在目光撤下时，笑容也会顷刻消失。这名年轻人不停地摇动一张叠好的报纸，以使那明显是老大的大汉得到一些流风的慰藉。我觉得这名年轻人就是动物里的豺狗，需要得到更大型动物的庇荫，因此常讨好于人。我以为这样的缺乏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才是最危险的人。那文身的大汉瞧着我，懒洋洋地抬起手，说：“等着瞧。”我颇为忐忑地等了一下午。

　　晚上他们让我吃上“十道菜”。有“金鸡独立”“蹲马步”这样的肢体动作方面的惩罚，也有“用鞋底抽脸”“给老大当坐便器”等面对面的羞辱，最可气的叫作“忆苦思甜”，要我端着用尿液浸泡着粪便的木桶，反复地嗅。对方有十几人，我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他们喜眉笑眼，争先恐后，沿用号子里口耳相传下来的老节目，或绞尽脑汁地发明出一些新花样，用以招待我这个新人。而为着维护管教的面子，他们也恰到好处地控制住声量。整个过程类似于闹洞房，有很下作的东西，不过后来只是徒具形式感。后来鸡崽跃跃欲试还要加罚我时，不少人说算了算了。

　　随后，那大汉——人称金不换金哥一便来问我：“因为什么进来的啊？”

　　“杀人。”我说。

　　“杀了什么人？”

　　“杀了一个同学，根据他们的说法，我捅了三十七刀。”

　　“你还有理了。”

　　“没理。”

　　“是谁说你捅了他三十七刀？”

　　“警察，说是通过创口计算出来的。”

　　“瞧瞧你，你可真厉害。”

　　他沉默片刻，又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年龄的，也做这样的事。”边说着，边将头转向那些狱友，“我说是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

　　我不知道我的说法——“肠子流满洗衣机，血也流了大半桶”——是否令他们满意，总之当天他们不再发问。也许是因为他们惩罚我惩罚得累了吧。当夜，根据金哥安排，我睡在进门靠右的通铺的最外侧，那里靠近便池。后来他们中一些软弱的人看我，眼光就不一样，既有些微的恐惧，又因为想到自己竟然恐惧于这样一个年轻人转而故意加重对我的瞧不起。有时装作很恶心。我的罪孽应该是同室之中最重的。有时我被提审出去，他们会放下扑克说：“我以我一个月前吃过的大白菜炒肉发誓，（他）又要挨打了。”而在我归来时，他们又说：“我以我昨夜射在你干渴喉咙里的一大泡精液发誓，（他怕是）响了。”所谓响了就是交代了。他们很早就交代一空，常常十几二十天地没人搭理。

　　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何要杀一名同学，直到某夜，他们专门为此坐堂审问。在这事发生前不久，金哥双手抓着栏杆，卑躬屈节，和管教聊天。“婶儿，婶儿”，他总是这样大声回答对方，后来我知道他说的是“是，是”。管教走后，他对着铁门老老实实地鞠下一躬。“跪下。”他对我说。自进来后我就表现得唯命是从，不愿招惹什么麻烦。我独自承担值日打扫的活儿，有时因饭粮被他们夺去而不得不挨饿，有人说“傻卵，你是傻卵吗”我一般也回答“是，我是傻卵”。如今我也跪下，而且腰背挺直，不用他们来教。

　　“抽他。”

　　于是叫鸡崽的年轻人捋好袖子，两腿分立，弯下上半身，大力而快速（有一段时间简直是加速度）地抽起我的耳光来。他左抽右抽，正抽反抽。直到他们嘁“来喜了来喜了”。金哥虽示意住手，他还是意犹未尽，继续打了十几下。“知道为什么打你吗？”金哥说。

　　“不知道。”我摇着头说，感觉鼻腔下早已溜出的又软又滑的血水也跟着在摇晃。

　　“就你逞能。”金哥说。

　　“是啊，就你妈逞能。”鸡崽说。

　　我还没说话，他们涌来数人，七手八脚地揍起我来。其中一人抠紧我的下颌骨，使劲地朝后扳。我觉得就要死在他们手上。因此当金哥问“为什么杀她”时，匆忙答道：“叔母，因为叔母。”

　　“什么叔母？”

　　“我叔叔的老婆。”

　　“关你叔母什么事？”

　　“因为她瞧不上我。”

　　“她瞧不上你跟你杀同学有什么关系？”

　　“我想向她证明，我不是好惹的。”

　　他看看我，看看鸡崽。鸡崽读懂他的意思，展开双臂，半仰身子，夸张地笑起来。一时监室内群魔乱舞，众人摆出各类淫秽的姿态与表情，与他们的大王应和起来。到处是笑的浪声，有如花儿开满原野。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太为可笑，然而又对此十分满意。就是拿一万两白银来交换这个答案，他们怕是也不答应。金哥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又问：“你完全可以杀你叔母啊，干吗要杀同学？”

　　“叔母力气大，不如同学好杀。”我说。

　　金哥伸出一根食指，轻蔑地判决道：“卵都没用的东西。”见他神色严肃，鸡崽紧张起来，众人也一齐停住笑。短暂沉默后，又是金哥忍不住，几乎是痛苦地在通铺上翻滚着，笑起来。众人于是跟着恣意地取闹，有的人指点着说，“力气大”，“不好杀”，差点闭过气去，有的人则不停地拭泪。我想起港片教导过的，将牙刷柄慢慢磨尖，然后杀掉对方。然而当夜熄灯后，我便忍受不下委屈。按狱方规定，为防在押人员自杀，熄灯后，每个监室每两个小时安排两名狱友值班。如今，那两人与我相隔较远，且不停地打瞌睡。我提着开水瓶走向金哥。他睡的地方又大又宽，一人占三人的位置。他的鼾声响若惊雷。只可惜经过大半天的放置，那瓶胆内的水已有些走气。我将水倒在他脸上，而后将瓶体砸向他奋力抬起的头上。我还试图插瞎他双目，只恨在黑暗中没找准位置，仅戳中他的脸。我感觉自己的手指几乎要折断。监室内出现骚乱。怕是一万只蝙蝠和一万只猴子也搞不出这样的骚乱。杀人了杀人了，他们恐惧地喊叫着，然后不得要领地在狭小的监室内跑来跑去。有的人朝通铺的下方挤去，有的人不停拍打着铁门。听见这边有动静，余下的监室也跟着喧嚷起来，一时沸反盈天。

　　我因此作为高危人物被关进单间。我记得在管教拿着对讲机跑去迎接所领导时，我跟那些注定要分别的狱友说：“我杀过一个人，已经是死罪，再杀一个，无非还是死罪。你们就不一样。”我想自己在诉说时又认真又幼稚因为认真而显得越发幼稚的样子一定让他们印象深刻。那些武警目不斜视，背着枪站在门口。有几名狱友说“管管啊”，他们只是笑笑。这表明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

　　很快，我被再次提审。他们开门见山就说：“为什么说是你的叔母导致你杀人？”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说：“我们调阅了看守所方面对暴狱事件的调查报告。”

　　我想想，这也是对的，于是说：“我恨我的叔母。”

　　“恨她，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从逻辑上说这狗屁不通。因此我补充道：“我就是想制造点什么给她带去麻烦。”在控诉叔母及邻居何老儿——就像他们是勾搭已久的团伙——如何惨无人道地残害我的肉体和心灵时，两滴泪水滑出我的眼眶。它们来得如此自然，竟使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真的。我强调，叔母是一名有着小市民思想、小农意识，信奉市侩哲学的妇女。看得出，原来松动的逻辑链因为这几个词而变得牢固一些。

　　后来我再没见过金哥，因为我们的放风时间是错开的。不过据狱卒说，他的脸还是被烫伤，局部颜色形似午餐肉，粉扑扑的。我想金哥作为六监室的政体，没有垮台，也摇摇欲坠了。

　　十三

　　以后，我被带进一间在播放音乐的民警办公室。那乐章正进入间隙，因此能听见观众杂乱的咳嗽声。乐声响起时，我从河水般涌动的合奏中摘出铃鼓的声音单独聆听，正如在散开的烟花中看见火星，从通过的船队中辨别出船只，视线紧盯其一，而感知其他的熙来攘往。乐章结束时，观众鼓掌，声响之密集让人想到顶棚上突降的暴雨。恰当此时，门被推开，一位快要全秃的老人挨个向公家人鞠躬，说“要得要得”，走进来。我细数他精心向后梳理的发丝，一共是十四根。

　　他询问我他应该坐在哪。这不单是我入狱以来，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出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谦卑地请教我。我说那还不是随您的便？他解释只是不想给我带来压力。他坐进办公桌里边后，我知道他说得对。因为地形的原因，他仅仅只是坐在那儿，我便感受到他所带给我的非凡压力。“你可以放松点儿。”他说，“我既非警察，也非法官，不会在法律上制裁你，也不会对你做任何道德评判。我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儿，而你只有十九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交交心。我们能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交心，是缘分。”我抬头，看见他坠沉的眼袋是如此之大，而说完话后久久保持的笑容又是那么猥琐，便赶紧低下头去。他让我瞧了他的名片，是本市教育学会的副会长及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身份。”他说。然后掏出烟盒，潇洒地抖出一根来，并替我张望外边。我张嘴夹住，他又替我点火。我想起一部电影，一个人因为替囚犯点火而被对方用手铐勒住颈部，成为人质。火机老也打不着，他一直耐心地打。我对他的印象好起来。

　　而后，他从皮包内取出一摞活页材料，舔着口水翻动，遇有用红笔做过标记的，便抽出来。我有几次想扔掉香烟，然而又不舍得。我不曾想它的味道是如此地呛人，喉咙处竟感觉有肿痛。可能这跟久未吸烟有关。烟雾在大把射入的阳光中缭绕，我想将这样的景象吸收进记忆里。关押我的囚室可是又潮又湿，很高的地方有一个洞口，白昼总是从那儿匆匆流逝。我听见他将材料在桌面上蹾齐。他抬起头，嗯哼着，聚拢左手的五指，说：“你认为这件事是个别事件，还是社会普遍性事件？”

　　“个别事件。”

　　“嗯，它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个别和普遍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寄寓于个别之中，我们必须找出这里边的原因。”

　　我想你既然已有结论干吗还要问我，后来我知道他一切的询问都是如此，与其说是在询问，不如说是在诱使我对他的观点予以承认。还有，那些从他嘴里冒出的词总是那么佶屈聱牙，然而又绝无任何营养，我不知他为什么要到这里，和我，一名死刑犯，显摆这些东西。

　　“您说的是。”我总是这样说。

　　后来他问到我五岁之前和谁一起生活，因此我知道他还是做过功课的。

　　“爷爷奶奶。”我说。

　　“你在他们身上得到什么？”

　　“爱。”

　　“是什么形式的爱？”

　　“溺爱。”

　　“溺爱到什么程度？”

　　我信口开河，讲出许多感人的事，他快速记录，有时示意我讲慢一点。在听讲的间隙，他在材料上来回画线，从那吱吱的响声判断，他就快要得出答案。唉，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对五岁前的时光留下多少记忆。后来我还向他絮述自己如何回到父母身边又如何离开，如何在乡村、县城和省会间转学，如何因为各种压力的堆积而走向崩溃的临界点等事。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有弊？”

　　“弊大于利，弊大于利。”我说。于是我看见他比我更兴奋。他说：“因此你杀了孔洁？”

　　“是的，正因为这样，我杀害了一名女同学。”

　　他将笔重重戳在纸面上，然后站起来，有力地挥手。正如指挥在乐章走向高潮时有力地做出终止的手势。辞别时，他故作忧伤地说：“你啊，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嗯，就是啊。”我说。

　　这名教育学专家并非唯一的好奇者。隔三差五我就被牵出来，接受人们的“会诊”。人类，我觉得叫猴子更好点，有一种奇特的天性，就是认为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自己一定能解决，别人不能揭示的真相自己也一定能揭示，只有自己能。他们不会放过任何能证明自己优越于同类的机会。当然，来看守所的这些人也不尽是想当然，有些看过我的书信、课本，有些来之前调查过我的同学、亲戚和老师。在和我交谈时他们似乎若有所得，有时会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然而离去时却一个个表现得更加糊涂。他们称此案为“无由杀人案”。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每次被带出监室，都感觉是一次美妙的旅行。这样的经历如果一一絮述，恐有误你们的光阴，因此我只挑一宗来说：

　　那天来的是一位名声响亮的记者兼主持人。我看过她几期节目，因此当她循着叮叮当当的声响转身过来时，我大吃一惊。这是没有防备的事。她的眼睛就在专门地盯着我，嘴角带着微笑。我没办法不心潮澎湃，尽管在转身之前，她还在令人恐惧地批评同事，不留任何余地，“我说过多少次，为什么每次还要我来强调呢。”他们站得笔直，低下头——他们的头低得是如此之深，以至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正噤若寒蝉，听候她的发落。

　　“瞧他们忙的，少带了一件器材，幸好可以借到。”她说，接着关切地问：“在这里待得惯不惯？”

　　“还成吧。”我说。

　　在他们调试镜头和灯架时，她走过来，自然而然地给我整理衣领，然而当日在橙色马甲之下我穿的是白色无领T恤，没什么可整理的，但她还是提提我的领口。在走回属于她的旋转座椅前，她悄悄抚摸我的上臂并尽量让那只手有所滞留。我被完全奴役了，她让我干啥我都答应。我对待那些男性专家和记者时所显露出的拿腔拿调的气势，这会儿消失殆尽。“不要老想着镜头。”她说。

　　“嗯。”我面色通红地回答，眼睛尽量看着地面。

　　访谈开始前，我数次吞痰，嗯哼有声，害怕待会儿声调不合适，而她穿上银灰色的小西装，对着助理递来的小镜子左瞧右看，最后—次补妆。然后，现场的人声陡然消失，只见她侧身对着一台摄像机念起开场自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我们目前要讲到的这起案件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了，我们都知道，就在今年五月……”），她的语调低沉、冷静，略显抒情，带有一股悲剧的色彩。我听过后备感伤心和愤怒。然而一想到作孽者正是自已，又羞愧起来。“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制造出这一场血案，制造血案的原因又是什么，让我们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然后开始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访谈。”她侃侃而谈。随后连人带椅子旋转过来，递给我一张报纸，先前来访的教育学家在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时谈到，有三个原因导致杀人：家庭教育的失败；高考的压力；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他认为应该用三句话来防范此类事件：了解和理解；细心和耐心；平等和对等。她念完这些，问：“你怎么看？”

　　“有点儿扯。”我说。

　　“大声点儿。”她用唇语悄然说。

　　于是我大声地说：“有点儿扯。”

　　“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你自己认为。”

　　刚才在说话时她的右手一直在飞舞，指间夹着一支红色圆珠笔，随着话音落下，那只手和笔悬停于半空，而她的头微微侧着，耳朵竖起。她在等待我说出答案。她就那么一直盯着我看，虽然眼球可能因为甲亢的原因有些鼓突，并且长有血丝。我还没被人如此尊重过。啊，从她眼神里不断释放出一种亲热的光芒，表明她是如此地在乎我。她在准备倾听我，一名年纪比她小上不少的阶下囚，对这件事的看法。那一瞬间我感动至极，甚至想拉动椅子，凑近她。

　　“因为排解，我需要排解。”我急切地回答。

　　“排解什么？”

　　“也不是排解，怎么说呢。”

　　我强迫自己按照逻辑的顺序，慢慢讲来。然而就在讲述途中，因为场外一声意外的爆音，我意识到她其实在走神。她一直看着我，不时颔首，可是当爆音发出后，她惊了一惊，似乎是从睡梦中醒来。“接着说。”她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时一名男子小碎步跑来，呈上一张字条，她仰躺着，有若女王，看过，然后和走出去的他极为默契地对视一眼。我感到上当受骗，再也不想向她倾吐啥。我知道一旦从我这里捞取走答案，她就会毫不迟疑地离开，和这些同事逐一庆祝。他们碰杯时，我将被押回死牢，而且还得接受他们我是一个傻×的评价。

　　“排解什么？”她继续问。

　　“不排解什么。”接着我说：“一开始我还觉得你挺像我表姐的。”她似乎很感兴趣，再次伸头过来，鼓励我说下去。

　　“好了，我宣布采访结束。”我说。

　　“别这样啊，接着刚才的说。”她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场面因此尴尬起来。这大概是她不曾预料到的。随后她开始绕过这个问题发问：“寄居在叔母家里是种什么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并不总是充满火星。”

　　“为什么没有找到灭火器？”

　　“灭火器？”

　　“我指的是消除杀人冲动的灭火器。”

　　“不存在灭火器。”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土壤都在燃烧，即使有灭火器也无关紧要。”

　　“你就让火着得更大？”

　　“我没有让它着得更大，是它必然会这么大。”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最后为了给这荒诞不经的对话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我引用起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老田里年年在产新谷”。

　　“是吗？”她说。然后撇下我，举起字条，对着镜头声情并茂地念起来：

　　灿烂的花季怒放的美丽

　　忽然间变成如此的结局

　　我的心呵是多么多么地痛惜

　　孩子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见听见妈妈带血的哭泣

　　孩子我感到痛心

　　我真的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类自有诗歌以来，似乎未有一首能差过此首。

　　十四

　　我在号子里从未吃过鱼，理由是怕有人借助鱼刺升天。类似腰带、匙子、绳索、布条这些东西，也早被扣留，我记得裤子里有松紧带的也被抽出来。甭提铁丝、钉子、针、碎玻璃等锐器。吃饭用的是透明的一次性塑料勺，类似于我们平时用来挖冰激凌的勺子。“老弟，你要是不给我造成什么麻烦呢，我也就不给你造成什么麻烦。”管教说。

　　我所独自拥有的监室面积约六平方米，高五米，这使我以为自己是住在一根烟囱里。靠近高处凿有一个四方形的洞口，透过射进来的幽幽光线可以判断那里装有两根栏杆，窗户朝外朝上开启，即使有雨雪也飘不进来。人道的是监室内设有可冲洗的便池，虽然它总是带来类似于鱼市的腥臊之气。按规定，白天我得坐在床沿，以便巡逻者通过洞眼看见我，而晚上睡觉时，也得朝着铁门睡。我执行得不是很好，因为即使是白天我也在睡大觉。醒来的时光，我常用一只拳头抵着下巴颏儿，面对地面，保持思考的状态，直到那只手感觉麻木。此时，我会用另一只手提住这只手，缓慢地牵引、抖动，使血液恢复流通。在麻木消失的过程中会伴有一股刺痒，让人备感愉悦。我已经不那么热衷于手淫。可预知的恶心要比可预知的兴奋来得更强烈，而且兴奋感也越来越短，有时阴茎只是象征性地抖动几下。我想就是嚼别人嚼剩的已没有任何水分的甘蔗渣，其索然无味也比不上如今这样的自渎。

　　一般说来，早餐提供的是一个花卷、一勺子粥及一点榨菜，午餐晚餐则是两个花卷、一勺子有点油水的白菜。有时我会啧烦有声。听到我的抱怨后，管教说：“你应该感谢有这样的伙食才是。如果有一天轮到你点菜，又有油爆大蛤，又有糖酥鲤鱼，又有叫花鸡什么的（啊，他这样掐着指头说时自己也陷入向往的情绪中），那也就意味着你的日子到了。”根据他的讲述——他说话时总是带有一股认认真真的劲头，总像是在以性命发誓他讲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届时，无论是多坏的人，犯有多大的罪孽，都会得到人们自发性的同时是礼数不轻的尊重。道路被早早让开，他在那些停下工作的人们饱含深情的关注中走向停在外边的囚车。“他多少承担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不是吗，如今没什么可欠的了。”管教说。

　　某日，因为念及江边那座城市的孤儿以及他所害死的盲人的猫，我整日地玩起一种游戏，即闭上眼睛，强迫自己以一个瞎子的姿态生活。虽然寒舍面积很小，一切物品也存于记忆之中，我还是在试验中不时地让鼻子蹭到墙壁，感觉就像在黑暗中有人等着我，寻机就给我鼻子一拳。我一直没有作弊。作为从光明世界过来的人，我很清楚这世界是由大小不一、参差多态的建筑物堆砌而成，是一座人们凭借视力在其中自如穿行的布满小径和弯道的迷宫。然而这种概念，在成为盲人几分钟后杳然消失，世界变成一片虚空，我处于虚空的中心，被遗弃和忘却。我开始通过对声音和气味的捕捉，来重新掌握周围的情况。由此我第一次听见不知是从哪个管道传来的嗡嗡的谈话声，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清，但我能确定这是两个人在商量一件秘密的事。我也闻见可能是百合花的浓郁花香，甚至还闻见一名囚犯肺内的铁锈昧。我变得对那名瞎掉的鳏夫特别理解，知道他为何宠爱那只猫。正是它用灵活多变的脚步声及叫声，为他勘察出以他的宅邸为主的这个世界，每件事物所处的位置及其形状。可以说它走到哪，就在他心里将哪擦亮。他总是在等待这只猫从各个方位朝他的膝盖一跃。如今猫死了，他会不会还在抚摸它，直到双手沾满从腐烂的尸体内生长出来的蛆虫。

　　在暗淡的梦境，我常看见一种可以说闪耀但绝不会伤眼的闪光。它使我想起摄像师为增强反光而让人举起的锡箔纸板。孔洁的身体布满睡着的创口，然后随着她的呼吸，那些创口次第打开，正如鱼儿张开扇形的鳃盖。有时我会不可避免地想起杀人时见到的涔涔流注的大把鲜血，最红的时候它有红墨水、红灯笼、樱桃、烧得正旺的炭火那么红，这是吞没一切，压倒一切，有如岩浆在疯狂搅拌、涌动和喷发的红得没办法再红的红。每当看见这种景色，我便抱住头，向一位假定存在的主宰者承认自己的凶行——它太过草率和无情——并认为没有任何后续的行为可以赎还这样的罪孽。

　　有一次，我从睡梦中艰难地醒来，然而也只是在梦中醒来。我向管教诉苦，说自己越来越分不清“清醒”“半梦半醒”和“做梦”之间的区别。“老弟，你成仙了。”他是这么对我说的。

　　十五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谁应该惦记我的话，那就是我妈。我毕竟出自她的产道，是她身上的一块肉。然而她迟迟不来。因此我想，我的行为带给她极大的困扰，使她再难在邻居问立足。但在某天，管教还是说，令堂来啦。我做好准备，早早站在监室门前，等待出去。之所以如此振奋，是因为每次离开沉闷的此地，我的胸腔内都会感觉有阵阵的清风穿过。

　　会见室系由食堂改造。原属餐厅一块的，现在空空荡荡，不过仍能看见每张餐桌所遗留在地面的痕迹。我们这些在押人员待在原用于打菜的区域。一大块玻璃挡着会见双方。时间一到，大门猛地被拉开，也许说撞开更适合点儿，来自自由世界的人们伸展开双手，呼喊着儿啊儿啊儿啊，凄惨地冲过来。只有咱妈是双手撇在身后，脑袋摇晃着，好像在说不、不、不是我，羞赧地寻来。我被她笨拙的样子弄得很没面子。落座时，她颇为迟疑地看了我一眼。我在这样的眼神里没有看见预料中的怨恨及心疼，哪怕是伪装出来的也没有。她就是这样，和过去一样，略带畏惧，愕然地看着我。她带来几个包子，每个都被掰开过。我像狗一样将它们吃了。这会儿大堂内到处是不歇气儿的谈话声，嗡嗡一团，我的耳朵与心灵无法从中觅到一处栖身之地。她屡次想说话，然而最终只是付诸一声叹息。“有什么说的快说吧。”我感到心烦意躁。她猛然打抖，抬起头来。“不说你来干吗呢。”我接着说。她因此偏过头去，任眼泪潸然流下。我看见她伸到我面前的双手，手指略显弯曲，没办法自如地抓拢，布满茧子的掌心虽经多次清洗，然而还是嵌入不少黑色的渣粒，其中一只手掌沾着一根短小的草茎。

　　“我去烧香拜佛，三百米台阶，三步一磕头硬磕上去的。”她说。

　　“有什么用呢？”我说。

　　这样沉默良久，她突然扯下头上扎好的头巾。这样的举动我们总能在那些含着极大委屈然而却缺乏能力去分辩的乡下女人或者聋子、哑巴那里看到。你瞧瞧，妈妈将头巾朝案台上一拍，因此我看见她的发根全是白的，绵羊、白鼠那样的白，而发梢还有染黑的痕迹。上一次见到她她头上还只有一两根银丝。她的眼眶积满泪水。

　　“怎么搞的？”我说。

　　“还不是为你一夜之间急出来的？我心里一团糟，到现在还是一团糟。”她说。

　　我们由此又无话可说，只是把余下的时间耗完。当管教干部走过来时，她匆促地说：“你要好好听话，服从管教。”

　　法院送来起诉书副本时，我才知自己坐监已近四个月。他们说：“如果你不请律师，我们会给你指定一名。”

　　“那还不是随你们的便？”我说。

　　他们又问我有没有证据或证人需要列举，我说没有。不久律师来到，潦草地问我数个问题，然后不停地接打电话，他若是低下头用手捂住电话细声地说也好，他就是把自己当自家人，仰首，喂喂喂，大声叫唤着走来走去，试图寻找到信号较好的地方。他说的是省城本地人的方言，满屋子都是他的声响。一名年轻的管教嘟囔着走进来。我听见我的律师对他说：“不许就不许，你态度就不能好点儿吗？”随后他们一人比一人声音大地吵起来，以律师收拾好电话和材料，夹着公文包走人告终。律师边走边向后挥手。切，你娘——我想这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我为这件事略感遗憾。我毕竟是一条人命，然而为我辩护的律师只询问到一半便走掉。不过想到一开始法院方面问我到底要不要一名律师，自己差点就予以拒绝，我心里也就平衡了。

　　审判日来临后，我被带向停在关押区外的囚车。我拖拽脚镣，有如在湍流中逆着水势那样艰难而缓慢地行走。并不是我有意这么干，确实是因为这次徒步的路程太远，已经超出体能承受的限度。警官打开脚镣。这是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摆脱这对九公斤重的东西的约束。我感觉双腿忽然间轻捷无比，仿佛插上呼呼扇动的翅翼。当日景色很好，从看守所树枝上长出的深绿色的树叶可谓泛滥，充足的光照制造出树下褐色的阴影（只能是褐色而非灰色，灰色表达不出这样光明的时刻）。能看见阴影下那有如咖啡粉的粒粒分明的尘土。如此清凉、静谧和高贵，我不知怎么想到默然穿越天竺庭园的僧人。当风吹来，这些阴影疾速地晃动，哗哗地躁动不安，直到它们自己又重归宁静。那些押送我的人和往常一样，毫无察觉甚至是愚蠢地路过这些景色，只是偶尔伸手擦一下混杂着虫卵的汗流。而如果不是快要死了，我估计自己也难以从这寻常的植物里看出什么辉煌。

　　囚车驶出看守所后，我看见妈妈躲藏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后。我嘟囔道：妈妈、妈妈。我想声音之所以如此之小，是因为当众叫妈让人自觉羞耻。直到囚车开过去，她才闪身出来，挥舞双手，喊叫着啥。我只听见警官拉动枪栓的声响。我一边好奇地听着这生平第一次听见的声响，一边看着她无声地大喊，朝汽车追来，直到身形越来越小，消失于一堆尘烟中。跟电视剧里演的他妈的一个样。抵达中院后，两名法警将我带入一个小房间，坐在两边，将我看好。从他们的喉咙里发出吞咽声。因此我知道他们对即将要登陆的舞台以及自己需要执行的任务还是颇感紧张。隔壁就是审判庭。不时传来皮鞋蹬过地板的声响，我听出其中一位是瘸子。他一边自地平线艰难地升起自己的身躯，一边和站在一旁等他过去的人打招呼。不一会儿庭内安静下来，有人弹响麦克风，开始宣读开庭规则，并请公诉人、辩护人、审判长、审判员入席。应该是审判长在坐定后说：“传被告人到庭。”因此我被法警架住胳膊，旋风一般从猛然敞开的侧门带到被告席。看起来我整个人已经瘫软，就快要不行了一样。

　　法庭类似于小剧场，虽是白昼，室内的灯光还是全开着。桌椅漆成鹅黄色。凉风从空调机里徐徐吹来，令人心旷神恰。我的律师请求解除我的手铐，话说到一半，被审判长打断（“知道了”），然而我的手铐并未因此解开。

　　旁听席上坐着十来人。能感觉他们在打量我。进来时我就看见一名中年妇人站着，双手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身体前倾，眼神狠毒地看着我。因为对一种触目惊心的丑陋的好奇，这会儿我禁不住又回头瞅她一眼。她的皮肤是黑黄色的。蓄着长发，顶上掉发却很厉害。额头是那么狭窄，两边腮帮子又像石锁一般稳固而巨大。最为奇特的是她翻起的鼻孔。今天她穿着一件青花瓷印花连衣裙，短袖上别着黑纱。毫无疑问她就是孔洁的妈妈。我在电视上见过她的真容。只能说在录制节目前她接受过十分有效的化妆，使观众意识到她是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她那不世出的丑陋上。我很奇怪为什么是这么丑陋的女人生下孔洁来。钱锺书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审理前，审判长问了一堆毫无意义的问题。比如我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是否受过法律处分，什么时候收到起诉书副本，等等，然后说因为涉及到被害人的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我想人既已死亡，还要什么隐私？他又宣读一份名单，被念及者有的起立，有的颔首。他告知我享有辩护权，并问我需不需要谁回避。我说：“不需要。”随即，按照程序，公诉人起立，照着起诉书念起来，有时为突出效果，他会在关键词句上提高声调。整体看他是利落的。接着是死者家属代表上前宣读一份附带民事诉状。他捉着纸的手不停发抖，有些话读错，他便从这一句的开头重读。我没怎么认真听，忽然听到一句“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阴阳两隔处”，颇感吃惊，不禁打起精神来。这时孔母插嘴，重申他们的诉求，就是一定要我赔偿三十二万元。也许是害怕有人会质疑她是在借女儿的死亡敛财（你知道这样下作的人还是有的），她吼叫道：“我就是想让他破产，三十二万元我可以分文不得，全捐给希望工程，我就是要将他整破产。”我耸耸肩，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破产不破产的。

　　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要说什么？”

　　“就是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完全属实。”

　　这时我听见庭内回响起极具表演性的一声叹息。足有一秒多长。他将“唉”拆分为两字：“癌”和“矣”。我们都听见语音从第一个字抵达第二个字时所画出的巨大弧线。我的律师轻敲桌面。很明显，他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他也没说什么。审判长示意公诉人可以对我进行讯问，后者与我核实多处细节后，说：“再没什么可讯问的，事实如此清楚。”审判长望望旁听席，孔母似乎是得到准许，站起来，咆哮道：“你为什么杀害我的女儿？”我拒绝回答。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因为过度的气愤而颤抖，鼻孔也在呼呼地喷气。人们等她平静下来。趁此机会，我举起手。律师终于觅到用武之处，提醒审判长。审判长说请讲。

　　“我能坐会儿吗？”我说。此语一出，整个法庭骚动起来，好像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审判长敲响槌子，却并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可，还是不可，直到我认为自己总归是要死的，才一屁股坐下去。没有谁提出异议。公诉人将法医请进来。唉，这个人在丑陋方面可以说和孔母不分伯仲。然而因为戴着眼镜，兼之有一把年纪，便自然而然地有了权威的样子。死因是全身遭受多处刀伤，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她如此宣布。孔母发出嗷的一声悲号。仿佛为着迎合孔母，法医渲染起当日在现场的所见来，比如“地上、墙上、门上、窗户上，到处是血”，“特别是还将孩子倒放进洗衣机，头朝下地放”。孔母一边泪洒如雨下一边隆重地点头，不久昏厥过去。

　　下午庭审继续。以孔母为首的一班人最后走进法庭。他们中靠近外围的一人，本职工作是搀扶孔母，路过我时，恶狠狠地瞅我，喀，朝地上吐痰。我也朝她脚下吐痰。她将脑袋偏过去。下午率先出场的是办案民警。公诉人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赶到现场的，民警答次日早上。孔洁妈妈拍案而起，说：“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我接到出警通知是次日早上。”

　　“我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这个我不清楚。”

　　“不清楚？哼，我告诉你，案发当天傍晚我就报警了。”

　　审判长试图劝她冷静，却不过是刺激她以更激动的声调往下说，到关键时刻，为着奚落对方，她每说一句，就顿足击掌一次：“今天我必须说，我当晚六点就报的案，但是他们叫我二十四小时后再来报案，还说这种事我怎么能保证我女儿就不会自己跑回去呢。我说我女儿一向听话，要回早就回了。是他们又说，你有完没完，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你说出警就出警啊，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事吗？你知道我们警力一共只有多少吗？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不要再妨碍公务？我问你，这是不是你们说的？你们还说，同志，你也别以为是我们不接受你的报警，是法律不让我们接受你的报警，法律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那民警正要解释自己是刑侦方面的，与孔母所去报警的派出所不属同一部门，后者又自顾说起来：“今天我问在座诸位，法律到底有没有这一条？你们到底是懂法的，你们告诉我，法律有没有这一条？我当时相信你们了，今天我女儿死了，这就是我相信的结果。我去学校找老师，老师比你们好多了，她翻通讯录，给我女儿的同学一个个打过去。其中一个姓周的，追过我女儿，手机关机。我们一整夜都在找他。等找到时，天已经亮了，是这个杀千刀的（说到这儿她用手指不停地戳我），是他叔母回家，看见一地的血，才报了警。可怜这时候我女儿早已死了。”

　　言及此处，她有如刚刚获知凶讯，就愣在那儿，好一会儿才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大家面面相看，不知该怎么办好。她的亲戚要拉她坐下去。她甩开他们的手，指着民警说：“这事永远没完，我要给书记市长写信，我就不信没有公道。”

　　这一幕让我非常吃惊。就像事情归根结底还是错在民警，跟我倒没什么关系。我很同情孔洁的妈妈。公诉人瞧见气氛不对，让民警退堂。我的律师压根儿也没想问他。

　　我的叔母本应出庭，但公诉人只是宣读一份对她的询问笔录。

　　往下是两名哨兵先后出庭。这两个老实头都快哭了。他们穿着制服，然而列兵的军衔却没有佩上。可能是身份被临时褫革。我想在组织进行审查时，他们一定想过要分辩什么，然而很快被打断。他们不敢再提什么。只是红着脸，等待那不知道有多重的处罚。他们捅的这个娄子，说轻点儿是对学院声誉的破坏，说重点儿就是给全军形象抹黑。一想到从班长、区队长、队长及教导员，一级级的，都要跟着自己受处理，不可避免地会恨到自己，他们就感到绝望和害怕。现在他们就是带着这种情绪，心事重重地出现在法庭上。前一名哨兵承认有名女学生在其值岗期间进入院落，后一名则说对此不清楚。公诉人问你们换岗的时间是不是下午三时，他们答是。公诉人因此指着我说：“我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我说：“我没说不是。”我的律师当时正将一只脚掌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他重重地拍打自己，长嘶一声，倒在座椅靠背上。

　　在辨认弹簧刀等证物后，当天的庭审宣告结束。法警将要带离我时，孔母冲过来，张开长着锐利指甲的双手，试图挖走我的眼球。那跟上来的她的亲戚，借解劝之机对我又掐又拧。我听见一声‘‘快走”，就被几名加入进来的公家人和法警一起拖离现场。我听见孔母在我的身后大喊，“女儿，我的女儿啊。”

　　此案未经数日，便告审结。律师建议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公诉人认为我有杀人计划，杀人后逃走，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审判长对此予以支持。数日后，我被带回法庭。所有人跟随审判长起立，听他抑扬顿挫地宣读审判书。好几次我以为要结束时，他蘸蘸口水又翻向下一页。最后，他宣告我犯有故意杀人罪等多项罪名，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话音未落，法警一脚踢向我的腓骨，我不得不又展现出瘫软的样子。之后，审判长又宣布，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考虑到被告人无经济来源和可供赔偿财产，确无赔偿能力，判令免予赔偿。孔洁的妈妈重重地坐在座椅上。我想在请人写诉状时她根本就没考虑到今天的局面，那时她满脑子都是将我剥皮实草的想法。到这时，我才知道，法院既是她的，也是我的。

　　十六

　　两天后，妈妈再次来探监。此时我心中已微微有一种踏实感。判决既已做出，距执行还会远吗？我的死亡已经提上日程。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弄死我。可是妈妈却对此横加干预，一定要提起上诉。

　　“说啥我也要把你捞出来。”她这样说时，眼睛眯着，喷射出怒火，不一会儿又闭上眼帘，任鼻孔呼呼地出气。她对一审的判决结果似乎缺乏心理准备，还以为法院不会判我死刑呢。现在结果出来，她就觉得这是一场针对她和她儿子的阴谋，里面充斥着不公（“这全都是因为我没送礼啊。”她说）。这会儿的她和过去有着霄壤之别。过去存在于她性格里的无用、懦弱等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蛮横、亡命、赌气这些东西。“你是我的崽宝，我在这世上只有你这样一个崽宝，懂吗？”她对我说。

　　又过去两日，她领来一名矮个子律师。她用食指戳戳会见窗口前不带靠背的小圆凳，示意对方坐下，神态有如指挥下人。“我不懂，你跟我孩子说。”她说。律师于是说：“是这样的，我们想替你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我不上诉。”

　　“为什么不，这是你可以享受的权利，为什么不享受？”

　　“我知道。”

　　“我介绍下，我姓史，叫史炎生，人们都知道我将三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过。是不同案的三个人。”

　　‘‘我知道，但是没必要。”

　　于是我看见生育我的人朝那一块厚厚的大玻璃自击其头。砰砰然。眼睛圆睁，脸部扭曲。不一会儿起来一个大包。那名律师似不愿参与这事，转身就走，又见我那妈遽然捞住他的一条腿。她朝着他磕起头来。我能说啥呢。我说好，好，我答应。“我他妈答应你还不行吗？”我喊道。回到监室很久，我都不能平息这股怒气，发怒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得不到体现，同时妈妈又要去花一笔冤枉钱。不过后来就心平气和了，如果这样能让她感到心安，那就没什么不好。往后，史律师和咱妈总是仆仆风尘地来，风尘仆仆地走。一日，律师取出一份五年前由A县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称我因遭遇颅脑外伤，言语和行为出现癔症、神经官能症等表现。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你再好好想想？”律师说。我完全想不起来。“这可能就是症状尚未消失的表现。”他说。而后他取出一份和“当时主治医生”的谈话笔录，上边写着：

　　问：这份诊断书是不是你写的？

　　答：是我写的。

　　问：情况属实？

　　答：我看得出来，是我签的字。

　　“现在应该记起来了吧？”他问。

　　“还是没有。”

　　对此我十分抱歉。于是他一直盯着我。他嘟囔道：“可是连人家医生都记起来了啊，人家一天要瞧那么多病。”最后他提出建议：“这样吧，从现在开始，让我来帮你记忆，我说什么，你都回答是，好不好？”我想也好。这样我就拥有一部作为这个社会的受害者的凄惨的历史。律师看来很满意。走之前他问：“你能说出你为什么被送到医院吗？”我正拼命回忆时，他强调道：“是寒假路过夜宵摊时被人用砖头拍了。”

　　“正是，正是。”我说。

　　“你要记得发生在你身上的创伤。”他这样交代。

　　说实在的，一开始我就不信有什么奇迹。即使那史姓律师被人称作“中原刑辩第一人”。不要以为一个人得的是晚期癌症，就没有医院收治。同理，不要以为一个人犯的是死罪，就没有律师来代理。但在某一天，当律师告诉我，我甚至有只坐十年监的希望时，我还是惊呆了。律师拿出一张纸，画出一个火柴人待在囹圄内，而后画出多条突围路线，比如寻求司法精神病鉴定，改实际年龄，寻求被害人方面原谅，强调有自首情节，等等，向我解释这里面存在多种机会。

　　“我没有自首。”我说。

　　“你有。”律师斩钉截铁地说，“第一，被捕时是你主动找到警察的；第二，被捕前你曾用三张人民币抓阄，其中有一条是自首，说明你有自首意图；第三，你曾主动致电副班长李勇，汇报你的行踪，对你这样年龄的人来说，班长副班长就是最大的组织，你是在向组织交代自己的去向。”

　　“是我不想玩下去了。”

　　“不想玩了，向警察暗示自己藏身的地点，不就是自首吗？”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还是让我深刻懂得律师所说“事在人为”的涵义。据他说，孔洁之母，在我妈妈的请求下，已经答应在庭上为我求情。代价是七十万元。这些钱的一部分现保管于孔洁舅舅处，余款还在筹集，可能要等开庭前才能付清。“她怎么可能答应呢，是我杀了她女儿啊，她还替我求情？”我说。我的律师是这么回答的——

　　“通过这些天人们主动向我讲述的，在搬来此地后，您的言行举止没有一次不在表明您就是本地的楷模，他们都说您是正派的人、有教养的人，您和您的女儿都是很有教养的人。我这样向孔妈妈说，‘正因为如此，我以及我的当事人——正是她的儿子给您及您一家蒙上不幸的阴影一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资格向您提任何要求，或者是建议。我的当事人正在出售店铺和办理贷款，她自己已有的存款也都已经取出。她不知道自己做这些能否补偿您万一。如果您还有别的什么要求——我认为由您本人提出来会显得更加正当——我的当事人也会倾心尽力地去满足您。我的当事人总是说：如果她儿子的死能换回您女儿的生命就好了，那么她宁可让他去死。如果是她自己死也行，只要能换回洁洁的生命。”

　　根据他的说法，我的妈妈在孔府门前跪拜终日，虽辱骂、殴打，不能驱走。孔母中途除开出来向我妈头顶吐了一口浓痰，再未表态。最后是孔家的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了”，出来搀扶起我的妈妈。于是我妈和史律师便听见从院内爆发出一声凄惶的喊叫：“你们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就答应了。”妈妈这会儿对律师说。

　　“话说到这份儿上，那就是答应了。”律师说。稍后他跟我强调：“现在我们需要你做的就是在法庭上忏悔，发自内心，0K？”

　　“0K。”

　　“你保证？”

　　“我保证。”

　　十七

　　五个月以后，二审由高院主持，在原法庭举行。让我感到好受一点的是，不会再有什么三审。这次的检察官姓靳，身高一米八〇。脸部怕就有一尺。仿佛嫌它还不够长，他将那容易塌陷的头发向上梳，以摩丝定型。现在，他坐在公诉人的椅子上，跷二郎腿，快速翻阅案卷，不时用铅笔在要点处画线。可能是在抓紧温习。中间他连续打出哈欠，很远就能闻见他身上尚未散完的酒气。都可以想到昨夜他在频繁举杯，又屡次地说：别介，明儿我不是还得上庭吗？

　　在接触我之前，他并不认识我，然而他一来看守所提审，我就认出他来。当初在买下弹簧刀后，我曾路过他，想过他是不错的下手对象。之所以没动手，是因为考虑到孔洁是自己反复演算得出的结果，我得尊重自己的计划。在提审时，他喜欢将马脸凑过来，啥也不说，就是拿小眼睛看我。这使我很难不再想一次，当初为什么不杀了他。杀他，也许取得的社会反响更大，对司法系统的刺激也更强烈，因为杀的毕竟是他们自己人，是一名年轻有为、正预备承担更大工作责任的检察官。然而正是我自己，又对这一想法予以否决：第一，我能杀他，但无把握杀死，说不定还要被对方制服；第二，即便杀死，也可能在逃跑时被抓获。设若如此，我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唉，一想及自己只能是在密室杀一名女人，而且是一名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柔弱女人，我就感觉自己是一名懦夫。在提审时，检察官也是这么对我怒吼的：“你还是个男人吗，你敢找个男的下手吗？说实在的，我真瞧不起你这样窝囊的杀人犯，你让我感到恶心你知道吗，恶心。”我想他是要在精神上对我施以重压。

　　我的律师陈述上诉理由后，请求法庭出示法医鉴定结论。那蓄着一头浓密白发（很显然还在美发店做过蓬松），戴着茶色眼镜的女法医被请来。在律师追问之下，她承认没有在死者的阴道内提取到精液等物证。“是的，没有。”她说，“但这并不代表犯罪嫌疑人没有强奸意图，而且最后我们定的罪不也是强奸未遂吗？”这一次的审理仍然不公开，但是旁听席上坐着一拨来自警察学院的学员。显然，法医作为一名在职警察，其说法和他们所学习到的印成铅字的理论构成冲突，以至于他们本能地骚动起来。我的律师说：“在被害人已是巢中之卵、瓮中之鳖、囊中之物——请原谅我做出这么粗鄙的比喻——的情况下，我的当事人如有强奸意图，就会实施强奸，并一定会留下痕迹。我想问，被害人到死是不是都是处女膜完整？”

　　“可是判别强奸并不一定是依据……”

　　“我只想知道，是，还是不是。”我的律师说。

　　“是。”法医说。

　　公诉人这时说：“强奸这一行为是被告在讯问材料里供认过的。”我的律师迅速接口：“审判工作应该重证据轻口供，设想，一名体重七十二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只有三十九公斤重的被害人时，想要强奸，怎么会强奸未遂？”

　　“这你得问被告人自己啊。”公诉人说。很快他就重重地一拍自己的额头。我果然说：“我没有任何强奸的意愿，也没有实施过什么强奸行为。”庭内哗然。律师朝我赞许地看来，而后落座，他心里一定可美了。审判长问：“那你为什么在公安机关讯问你时交代有强奸行为？”答案是讯问的时间太长，而我想睡觉，说实在的，解释自己并没有强奸比承认自己就是强奸，要更耗费精力。我正打算这么回答～我并不想让公安机关落下刑讯逼供的罪名——公诉人站起来说：“下面的这个问题，不是以公诉人的身份问你的，它只是代表我个人的兴趣。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就是：为什么你不打算强奸对方？”

　　我并不像我的律师所表示的那样，认为这个问题可笑。我先是说：“在孔洁来之前，我已手淫过，之所以这么做，就是避免自己对对方产生性欲。”随后我说：“这么做是为了一种纯粹。”至于什么是纯粹，公诉人似懂非懂。他不再追问，这使我颇感遗憾。随后，我的律师取出一份由A县四百余名群众签名的求情书，当庭宣读。他们认为我生性老实，为人善良，对国尽忠，对家人尽孝，然而一朝罔顾同窗之情，置无辜者于死地，理应为人唾弃，并接受法律之严惩，不过又念及我并非多次杀人、多次伤人的凶残之徒，天良尚未丧尽，他们还是请求法院不要判我死刑。文书里有引用缇萦替父向汉文帝求情时所说的一句话：“（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路莫由，终不可得。”律师试图一一读出求情人的名字，被审判长打断，他抖动纸张，表现出极为遗憾的样子。我想他和咱妈一定带去很多贿赂的财物，挨家挨户地叩门。起先无人敢签。他们便找那见钱眼开、视财如命的人突破，这样收集来十几个名字，其他人也就不再畏惧，不但自己签，还招呼亲朋好友齐来，以致律师不得不以手护纸，说“够啦，够啦，这就够啦”。若以一人一百元计算，这次至少花出去四万元。

　　律师往下又宣读来自我叔母的声明。她检讨自己作为一名省会本地人，对自乡下前来投奔的侄子本能地感到嫌恶，认为对方缺乏教养，不讲卫生，因而相处时不免会表现出敌意。她承认自己在侄子杀人一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念完，律师当庭展示叔母摁在声明上的指印。但这一纸声明系由律师操刀代笔无疑。随后，律师走到我面前，摆出和我并非同伙的神态，严肃地说：“下面我问及你的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你本来想杀的是不是你叔母？”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是。”我大声地回答。

　　公诉人提出抗议，审判长也为此提醒律师注意，然而此公已经陷入自我设定的激情不可自拔。他一只手插在裤兜内，另一只手举到额前，食指不停摇晃。这样闭着眼彳亍一阵子，他忽而返身问我：“为什么想杀她？”要过好一会儿我才背出来答案：“歧视。”

　　“什么歧视？”

　　“一个省城当地人对外地人无所不在的歧视。”

　　“面对这种歧视，你是什么感觉？”

　　“感觉自己是贼，每天都被扒光衣服。”

　　“是不是很委屈？”

　　“是。”

　　然后他等着我哭。好几次我抬起头，瞧见他还在等待。随后他要求我细致一点形容这种被歧视的痛苦，我脑子空白，不知如何回答。只听他又说：“你们瞧，这种耻辱深重到羞于启齿。”接着他问：“最后你为什么杀的不是她？”我想我之所以不杀叔母，是因为此人不值得一杀。律师此时又回答起自己来：“因为你杀不过她，但是为着震慑她，同时也是为着给她制造麻烦，你将一名同学诱骗至她家里进行杀害。这就是你幼稚可笑同时是荒唐的报复。”这会儿只听啪啪啪三声，公诉人用厚厚的卷宗甩打起桌面来，审判长也敲响木槌，然而这完全不能阻止那已彻底进入状态的律师。他再次将左手插入裤兜，晃荡着伸出的右手食指，来到池座前，细心地看向每一位前来旁听庭审的学员警官，说：

　　“你们都是有罪的。”

　　接着是：“你们这些城里人、省里人或者说成年人，给这个至今仍是农业户口的乡下孩子太多白眼和歧视，你们从来不曾承认自己孤立过他，然而却没有一次向他敞开过自己的大门，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大门，还是你们的心门。对你们来说，没有认为他侵入你们的生活，没有怪罪他，就觉得自己够仁义的了。你们对他敬而远之。你们从来不会认为自己和这个孩子杀人有什么关系。当然，现在你们一个个也不会原谅他。你们甚至想说，这个孩子杀人，正好证实了你们当初的预言。这就是你们。你们。”

　　有时他会被自己过于理想的表现震住，以致不得不为此停顿数秒。而那些被他当作社会或社会人的学员警官，则明显不习惯自己所承担的角色，一直表现愕然。其间公诉人不甘示弱，说：“即使我赞同你的观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被告的叔母吊起来处死，是不是应该将全社会所有人都拉出去枪毙，是不是应该当庭释放被告，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我的律师回答道，“一万个同意。”

　　应公诉人的一再要求，我的叔母还是被法院传唤到庭。她出现时，低着头，让人看不清面目，双腿沉重，几十步的路程走了快一分钟。公诉人请她复述当日案发现场之所见，她明显缺乏在这么严肃的场合发言的经验，汗如雨滴，手不停发抖，刚讲出几句话人看起来就要不行。公诉人暗示大家，她这还是在害怕当时所目睹的。公诉人问：“辩护人说是因为你，才导致他（这时公诉人指指我）杀人行凶，你承认吗？”于是我的叔母大为惊骇，说：“不是。”仿佛这样说不足以令大家信服，她双手一挥，以更大的声音强调道：“根本不是。”她就这样背弃律师、妈妈和她订下的契约。

　　“到底是不是？”公诉人说。

　　“怎么可能呢？这么说也太不讲良心了。是他妈妈将他交给我，我当然有责任好好带和管教。为了不影响他高考复习，我自己都搬出去住，你问他情况是不是这样。他在我这里还增了五公斤体重。”

　　之后出庭的是邻居何老儿。事情只有五分的，他添油加醋至十分。他讲血差点流进他的房间，而后又瞎诌出我平日干出不少坏事。“可以说坏事都被你干尽了。”他这么说时不惜伸出食指指向我。

　　“你打了我。”我愤慨地说。

　　“胡说。”

　　“你就是打过我，抵赖什么，你掐住我的脖子（这样说时我举起戴铐的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一直骂我，而且一次次地掴我的脸，并且踹我的膝盖骨。为什么你当时敢做现在又不敢认。你会打人了不起啊。告诉你我本来是要杀你的，你知道吗，我本意是杀你。”我这么吼起来。他只是对着我摇晃指头，意思是不跟我计较。在他离开法庭时我问：“您的狗还好吗？”要到快走出去他才回应：“死啦。”

　　“请代我向它致哀。”我抬高声音说。

　　之后有逮捕我的民警出庭，他强调不少豺狼成性的江湖大佬在被捕时都会瘫软，流着泪要求见父母妻儿，唯独我对此满不在乎，显得格外平静。“这么大的事情，就只是要求吃一口麦当劳。”

　　“是肯德基。”我说。

　　十八

　　总之，我的律师一旦在庭上提出情有可原的说法，公诉人便迅速站起表达罪不可逭的观点。律师随后出示一份摁有接生婆手印的出生证明，称我如今还不满十八岁。公诉人认为应提起调查，调查范围包括我的户籍档案、学籍档案、邻居的证言及我父母在十八年前的活动，他说这不是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同时他提醒律师，引诱证人作伪证会被判处徒刑。律师又陈述我有自首情节，公诉人表示不能采信，因为他自始至终都看不出我对这件事有什么悔意。史律师又如惯常那样，静静甚至是哀求地看着我，意思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但我觉得当场表演一段忏悔，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公诉人问：“你是不是到现在也不感到忏悔？”这甚至是在帮我，但我偏过头去，闭上眼。我不知道自己传达出去的意思是烦躁还是痛苦。“你为什么主动去找抓捕的民警？”律师问。公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抗议，然而审判长却并未批准他的抗议。“为什么？”律师重复问。

　　“因为我坚持不下去。”

　　“你是不是想自首？”看得出律师十分地焦虑。

　　“是。”来自我的回答也十分艰难。在这过程中我一直看着墙角处所立的有如在渗血的大理石柱。门被拉开，孔洁的母亲从走廊深处走来。在她的眼前有一条不存在的线，她的前后脚先后踏上这根线。她就是这样挺直着背、快步同时是庄重地走来。她们这一代里有一批城里妇女就是这样，非常注意脚下的分寸，以与乡下人区别开，到死都是如此。她今儿还是穿着那件蓝色青花瓷印花连衣裙。可能因为这些天还在哭泣，她的眼袋发肿。当她来到台前，从那个小方包掏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书时，我就知道她想干嘛。她摁了几次，才将搭扣摁好。而后将这个血红色的小包放在椅子上。她站着打开稿纸，瞧瞧审判长，准备开始宣读。大家静静地看着。我想起在我的故乡有一家陶瓷厂（后更名陶瓷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欠佳，有时会有异乡的采购员到来，留下一张订单。那些亟待工资进账的工人早早将采购员选定的瓷器搬上车厢，以粗绳捆绑，系好，反复扯拉，确保万无一失。都是用出口工艺做的高档宾馆瓷。有一条铁路贯穿县城。运送瓷器的车辆缓慢地驶上环城路，然后穿过铁路桥下边的桥洞。那一天，有四名青年，一人费力抱起一块鞋盒那么大的水泥砖，来到桥上，在运瓷卡车的车头刚钻入桥洞时，准确地将砖块从生锈的护栏上推下去。那种连续发出的碎裂声真是让人开心，然而让人更开心的是，我们在心里还听见司机、几十名烧瓷工，包括他们的厂长——这些中老年男人——在当天正午所进发出的哭声。他们用双手按着额头和太阳穴，久久沉浸在噩运的打击之中。这是一种纯粹的邪恶。这种邪恶，现在，在西经路三十八号，在这间法庭，像从冬睡中苏醒过来的蛇，在我心中强健地扭动起来。

　　在念这份《一个母亲为了另外一个母亲所提出的求情书》时，孔母不时抬头看一眼审判长，偶尔为看清楚字，还会将眼睛凑近稿纸。有两次她将“长”（zhang）念成“长”（chang）。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次她发挥得比哪次都好。声调和情感控制得都很好。我记得有一回叔叔曾经将单位一次会议的主持词带回修改，在那份文件上清楚地注明着“此处应停顿”“停顿，带头鼓掌”等字样。我想在史律师为孔母撰写的这篇演讲词里，也会有类似的提示，比如“掏出纸巾做拭泪状”。书记员是名姑娘，虽然已经哭过，眼眶里仍然积满泪水，正一动不动地望着她。偶尔这名书记员还会抽动一下鼻子。旁听席上有些学员正张开双手（就像要捕捉小鸡一样），等待着，随时准备着鼓掌。我的律师仰着头，闭眼，静心聆听。有如一名作曲者在感受歌唱家演唱自己的作品，他跟着自己所书写的旋律轻轻晃动脑袋。连公诉人，那必欲置我于死地的人，也饱含同情地看着这位后来他将表赞“展现出人类罕见而高贵的宽容精神”的母亲。就在这会儿，我高声说道：

　　“够了，这不就是一场买卖吗？”

　　这么说时，我自己也吃了一惊。然而我很快就感受到一种自由。整个人随之松弛，微微冒出汗来。我不用再接受什么约束，所有的约束都已被我扔下。我感到对不起的是妈妈，我知道在散庭后她一定会焦急地赶向正走出来的律师，当她听说这一消息时也一定会发出凄惨的号叫，这意味着她失去一切：唯一的儿子以及自己毕生省吃俭用、含辛忍苦所交换来的仅有的财产。然而我再也忍受不下这样一味往下的妥协与迁就。他们，审判长、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死者的母亲、法警、坐在旁听席上的在校警员，都赤裸着身体，藏身于一块幕布后，面色凝重，眼神悲伤，信以为真地上演一出让人难以反抗和挣扎（就像虫蛾粘上蛛网那样难以反抗和挣扎）的自欺欺人的大戏。是我，果断，或者说一把，拉下这块幕布。孔母哭泣着跑开。那份洁白的求情书分几张在她身后飞起。公诉人阴鸷地看着我。律师走向属于他的临时办公桌，也就是辩护席，有条不紊地蹾齐文件——这些文件曾被他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编好号，反映着整个辩护战役的战术——然后将它们塞回案卷袋。他还提前与公诉人握手。反映出一种场上是敌人，场下是朋友的职业素养，或者说是惺惺相惜的东西。而后他坐在那儿，连看也不看我。

　　不一会儿，不知是由谁开的头，旁听席上传来有节奏的响声。他们一边喊一边拍打着鹅黄色的扶手。

　　啪啪啪，“死刑。”

　　啪啪啪，“死刑。”

　　啪啪啪，“死刑。”

　　啪啪啪，“死刑。”

　　我回应以：“立即执行。”

　　审判长随后问律师还有什么需要陈述的，他说也许有必要对我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但这要看我自己的意思。他几乎是以一秒钟五六个字的速度念完A县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医学辞典关于癔症和神经官能症的学理解释，两名政法大学教授在报上就此案应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表态支持，等等。随即公诉人取出若干现场勘查照片及死者的照片，向出席审判的人员包括我展示。最终他取出一份报告，声情并茂地宣读，我听见这样一些词：穷凶极恶、丧尽天良、无视国法、草菅人命、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他宣读完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让我想起朝大地疾奔而去并砸在自行车停车场顶棚上的暴雨。审判长最后问我还有什么陈述的，我本想说，孔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我本来也想过杀死公诉人的。但想想又觉得说出来没啥意思，我便摇摇头。后来若非那可怜的披着长发的妇人再度返回法庭，并朝我撕心裂肺地咆哮（“你为什么独独要杀我的女儿？”），我也不会将这个谜底给揭开。在听到这个还算令人惊愕的谜底后，那名审判长——我一直钦佩他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表现出的冷静态度——温和地责备我：“你是不是会感到有一些不妥？你从来就没有反思过这样是不对的吗？这样的不对不会造成你内心的不安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真的很想回答他：“您说得对，非常对，有时我会觉得整件事做得不太对，或者说太不对。非常荒唐。然而我可以告诉您，让我感觉不安的不是孔洁死了，而是这件事并不像起初设想的那样具有一种洗练的美感。在实施这件事后，我没有听见内心深处对它发出的惊叹。事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有意思。”

　　“我之所以杀害您的女儿，是因为您的女儿漂亮、善良、有才华、前途无量，同时身世可怜，早早地失去父亲，她就是您和你们大家的心肝肉。”我说，“我看过报纸杂志，知道一些凶案之所以受到关注和重视，是因为受害人是大学生、儿童或者年轻女性，是社会的心肝肉。一名长相普通的女性被害，往往会被报道为花季女子、妙龄女子、美丽女子。长相普通的人尚且如此，像孔洁这样接近完美的女性就更会被渲染了。我怕你们渲染得不够，还在尸体上捅三十七刀。我就当着你们的面，将活在你们心中最高处的人，最舍不得的人，像一件瓷器那样从楼上的窗台推下去，摔个粉碎，让你们内心涌现出空前的悲伤和仇恨。而这么做，只是为着让你们在追捕我时确保一种力度——人要多，甚至还得有狗——好让我感受到一种紧张感。您说得太对了，我就是为了逃亡而杀人。从我自身出发，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充实的可能。我只能依靠你们。你们来追我，我负责跑。我们一起来玩这个追捕的游戏。唯有这样，我的生命才能感受到一点充实。”

　　在这中间，我也解答过他们的一些疑问，我认为有些问题是可笑的，比如我是不是因为难以承受高考的压力，从而以杀人这一行为来逃避重压，我的答案是我的叔叔是学院的学管办主任，我进大学是一件不需要太操心的事。比如我为什么不去杀何老儿或者我的叔母，我的答案是这可能是助人为乐。“我原以为警方会持之以恒地对我保持追捕的高压态势，可惜他们越来越懈怠，因此可以像我的律师说的那样，最终我选择了投案自首。”我说。

　　庭审结束后，我被带到一间新的监室。二审结果很快下来，不出意外。我知道关于我的死刑报告会在市中院、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逐级上报，经过复核、报请、核准等一系列“必要”的程序，最终会返回市中院。也许还要等几个月，也许还要等一年，也许是枪决，也许是注射，就看管教啥时候让我点菜了。他们可能会以一种他们习惯的方式，或者说让大家感到安然和妥当的方式，来解释这起杀人案。“一个人仅仅因为无聊，想玩儿猫和老鼠的游戏，便杀害掉另一个人”，这种事无论怎么说，都让人难以接受。虽然它切切实实地存在过。

　　我为这件事多次制订过计划，最终它被浓缩为四句话：

　　目的：充实；

　　方式：逃亡；

　　手段：杀人；

　　资金：一万。

　　言尽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