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本性，难免喜新厌旧，怀旧却会有别样风光，会很时髦，会显得很有文化。十多年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老师曾经非常认真地问我，《南京人》中提到的那位老先生是谁，说这老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一针见血。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南京人》是我的一本旧书，他问的这番话是小说家笔法，是我伪造的，所谓老先生并不存在。董健老师很失望，做学问的人总是严谨，他向我打听出处，大概也是想在文章中引用，听我这么一说，只能叹气摇头。
我编造的这番话是什么呢，为什么董健老师会感兴趣？在《南京人》这本书中，我提到了民国年间有位老先生，说北京是个官场，就看谁官大，上海是个洋场，就看谁钱多，因此要做官，必须去北京，要挣钱，必须去上海，南京这地方什么都没有，做不了官挣不上钱，只能退求其次，老老实实做学问。老先生是文学加工的产物，结果董健老师信以为真，很多南京人也引起了共鸣。常常有人当面夸我，说这话有道理，说到了节骨眼儿上，说出了南京人的性格特点。有些在官场上混得不得意的人，甚至因为这番话，要与我结交，要跟我一起喝酒。
多少年来，作为一名小说家，我一直以偏重怀旧被读者所认同。不知不觉就成了遗老遗少，你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青年作家，已有人写文章将你归类老作家老夫子行列。浑水摸鱼的怀旧让人多少占了些便宜，当然，有时也吃亏，毕竟老了会有过气之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怀旧可以用来励志，励志不等于得志，仅靠怀旧在文坛上打拼，显然没太大出息，也不可能会有更好出路，俗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一味怀旧，注定死路一条。
小说家怀旧与史学家不一样，小说家可以想象，可以合理想象，甚至可以不合理想象。只要说得好，胡说八道并没有太大关系。小说家们虚构人物，设计好故事，在史家眼里是一堆幼稚笑话，错误百出漏洞无数。但是大家目的并无二致，都是温故而知新，就好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小说家也好，史学家也好，很少无缘无故地去怀旧。区别就在于方法不同，手段各异，真实标准不一样。
怀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小说家手中的利器，如何利用怀旧，怎么利用怀旧，有很多学问可以做。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想不妨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怀旧。简单地为怀旧而怀旧，显然会有创作上的风险，小说家的怀旧总是别有用心，怀旧必须要有情怀，要有理想，要有最起码的人文关怀。第二，必须告诉读者，小说中的怀旧往往是虚构，文学的真实从来就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换句话说，民国年间南京有没有那么一位老先生可以不重要，原话是否如此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接近真相。我的关于南京人的性格描写，显然带有理想成分，也就是说希望南京人是那样，我只是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南京人。
事实上，我们都明白那些最基本的道理，都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都知道真相并没有那么美好，南京人与北京人上海人并没有那么大差异。现实是残酷的，很难让人满意，哪儿的人都想当官，哪儿的人都想挣钱，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说到底还是个文学人物，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如果我们真相信五柳先生们确实存在，那也太天真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会有些差距，古人衔觞赋诗，只不过是为了以乐其志，也只能以乐其志，这一点，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先生早已经说得很清楚。
南京夫子庙的秦淮河边有个桃叶渡，说起来，也是一著名去处，有历史有来头。喜欢书法的人都知道，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儿子叫王献之，字写得比他爹还好，这个王献之风流倜傥，有位爱妾叫桃叶，住在河对岸，他常常亲自在渡口迎送，并为之作了首《桃叶歌》：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
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
历史上的传说往往不靠谱，不知猴年马月，有好事的人怀旧，在秦淮河边竖了一块石碑，基本上就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故事给落实了。三人成虎众口烁金，都这么说，大家也就深信不疑，都相信桃叶渡就在秦淮河边。明朝有位诗人叫沈愚，觉得这事不能这样以讹传讹，下功夫去考证，得出桃叶渡绝不可能在秦淮河的结论，确切地点应该是在长江北岸的“桃叶山”下，那里的古渡口才是原址所在，因此也写了一首诗：
世间古迹杜撰多，离奇莫过江变河，
花神应怜桃叶痴，夜渡大江披绿蓑。
沈愚搁在历史上没名气，这首修正考订桃叶渡的小诗，自然没什么影响，知道的人也不多。结果就是，同样是怀旧，大家对真相都不感兴趣，王献之《桃叶歌》中明明白白写着渡江，短短一首诗中有三个“江”字，却非要视而不见，认定桃叶渡就在秦淮河边，就在今天大家都错误认定的那个地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怀旧中，真假有时候并不重要，将错就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这样的选择又会有什么样后果，这才是最重要的。选择性的怀旧完全有可能塑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毫无疑问，南京是一个滨江城市，然而它的城市建设，有意无意地总是沿着秦淮河在展开。多少年来，长江沿岸基本上都是破烂不堪，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江边，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滚滚长江显得有些宽大，好像小桥流水才更适合南京，“夜泊秦淮近酒家”成为这个城市最好的写照，醉生梦死灯红酒绿，很自然地就成为标签，结果便是，像刘禹锡这样的大诗人，完全可以不用亲临南京，完全可以不用体验生活，就能轻而易举地写出脍炙人口的《金陵五题》。刘禹锡在这五首小诗前面有自序说明，强调自己并没到过南京，他的怀旧基本上就是凭空捏造。
桃叶渡与南京的关系大可一说，事实上，它不止是一个文人与爱妾的八卦，而且与这座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南京人喜欢说六朝古都，所谓古，也是怀旧的意思。可惜这个旧太遥远，说来说去，都是些不靠谱传闻。南京几乎找不到什么货真价实的六朝文物，原因同样可以从桃叶渡说起。当然，这个桃叶渡不是秦淮河边那个伪造的假古董，而是长江对面的桃叶山古渡。想当年，隋炀帝杨广曾在此练兵。那时候的杨广年轻有为，还没被封为太子，他在桃叶山下秣兵厉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南朝。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在桃叶渡那端，杨广虎视眈眈地做着准备，而在大江这边，陈后主仍然在醉生梦死，“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很快隋兵渡江，六朝灰飞烟灭。“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隋文帝下令杨广将南京这个城池给废了，于是该烧的烧，该毁的毁，这也是为什么南京这个古城很难见到六朝文物的真实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南京真的就这么被毁了，它归镇江所管辖，城市地位大大下降。
一个城市繁华起来了，一个城市破落衰亡了，总会有这样那样原因，怀旧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探索这些原因。南京的繁华是因它曾经是古都，南京的破落衰亡也是因它曾经是古都，繁华的原因同样可以成为萧条的原因。对桃叶渡遗址的怀旧，有助于我们用一种别样的眼光打量南京，我们回忆往事，徘徊在历史的废墟上，感慨六朝繁华，流连吴宫花草和晋代衣冠，说来说去，所有的怀旧和追古，结果还是为了抚今，为了讨论当下。事实也是这样，对于这座城市的凝视，如果我们的目光始终只盯着秦淮河，只是关心它的兴衰，只是在意它的发展，显然远远不够。
南京作为一座古城，承受了很多次浩劫，遭遇了一次又一次人为的厄运。如果说隋朝的故事太遥远，不妨说说比较接近的，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距离今天也不过二十年，二十年算什么呢，弹指一挥间。那些年，南京出了一位臭名昭著的砍树市长，这位市长是林业大学的毕业生，对种树没兴趣，伐起木来却是一把好手，作为一名大权在握的城市父母官，他恶狠狠地砍去了许多树，理由非常简单，为了亮化这个城市，为了彰显繁荣的商业气氛。在这位市长的脑海里，一个现代化城市，首先应该是灯火通明，繁华就是灯红酒绿，繁华就是高楼大厦。
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有一位叫傅焕光的先生，主持首都的园林工作。在他的指挥下，城市的马路两旁共栽了一万多株法国梧桐。七十年以后，这些参天的大梧桐成为地标，让南京成为一座引以为骄傲的绿色城市。可是在后来的这位砍树市长统治期间，在一个短短瞬间，说砍就砍了。“拔本垂泪，伤根沥血”，整个城市伤痕累累，真所谓顷刻间“生意尽矣”。有记者很认真统计，被砍去的梧桐多达三千多棵。在城市记忆中，这是非常惨痛的一次。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伤害和影响，难以估量。
这位市长最终受到惩罚，被判处了死缓，与这次砍树毫无关系，只是因为贪污受贿。我们今天可以公开议论，数落他的不是，申讨他的过错，并不是这个人错误地砍了树，因为砍树罪有应得，而是因为他已经失势。如果说隋炀帝当年奉父之命，将南京城池毁尸灭迹，还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是统治者大一统江山的需要，那么今天这位利令智昏的砍树市长，除了愚蠢和无知，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在这样一个愚蠢和无知的市长主政下，古城南京的城市现代化规划，其糟糕程度可想而知。
南京作为一座经常被血洗被征服的城市，它的忍受程度，相对于其他城市，要强大得多。逆来顺受是这个城市的基本特点之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然而在现代都市的建设中，老百姓通常都是无能为力，种树或砍树，文物古建筑是不是要保留，肉食者谋之，当官的说了算，有权的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当然，大家心知肚明，不仅有过许多次被屠城的南京如此，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有可能是这样，所谓问责制度根本不存在。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虽然长官意志错误百出，教训深刻，却从来没有一任官员，为规划失误买过单。
一个现代化城市，保持着适当的陈旧很有意义。再以同样让人感到骄傲的古城墙为例，因为日晒风吹雨打，因为战争，因为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南京的明城墙到处都可以见到残缺。没有残缺就不是古城，断壁残垣有时候是一道非常好的风景，可以作为最好的历史标本。南京明城墙历经沧桑，有的是在太平天国攻城时被炸坏，有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野蛮拆除，根据修旧如旧的恢复原则，如果不能恢复原样，就应该保持不变。多少年来，对于古城墙修建，我一直持保护态度，一直反对粗暴简单的修复和重建。十多年前，在一个讨论明城墙如何保护的专家会议上，我曾向有关领导提出抗议，说对古城墙的破坏，今天的新建正在起着非常糟糕的破坏作用。大段大段新城墙拔地而起，成为十足的假古董，它不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在破坏历史。
新修的城墙和城门让人看上去惨不忍睹，城砖是新烧制的，上面竟然还印着公元某年字样。南京市民和西安市民打嘴仗，争论哪家的城墙更好更古老，人家就把图片发出来示众和讥笑。这种对文物缺乏最起码尊重的复古，把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折腾得不伦不类。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古城墙可以是一个城市的宝贵财富，同时，注定也是一种束缚，它对现代化交通，对城市市民出行，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疏通交通，城市规划者就不止一次在城墙上打过主意。事实上，南京市民今天早已习惯的那些被动过手脚的古城门，譬如玄武门，譬如中山门，还有仪风门，早就不是原物，都是经过了加工和改造。现在重新回顾它们，差不多已快一百年时间，想当年，人们对历史文物的认识，远不能和后来相比，然而考察当时的改造工程，和今天对照，仍然要高明许多。
首先从美观上来说，各种比例关系还是对的，城门变高了，城楼也相应做了一些改变，看上去还不是太离谱。不管怎么说，仍然还是和谐的，大家也还能接受。改革开放以后的这几十年，南京市政府开始有钱，明城墙保护的投入大大增加，决策者的重点只是一门心思，要把早已断裂的城墙重新连接起来。所谓保护，变成了重修围墙，就好像一个土财主暴富了，赶紧要用高墙将豪宅围起来。结果便是让人哭笑不得，中华门的东西两端，原有的豁口确实连起来了，变成一个整体，变成一个空中通道，上面可以行驶电动观光车，每辆车可以坐上十几个观光客。在一个现代化都市里，怀旧常会被这种非常浅薄的观光所替代，观光客需要的是热闹，是偷懒和舒适，而我们的决策者很在乎这种热闹，很在乎这种不动脑子的偷懒和舒适。
二十年前，我曾经陪同汪曾祺先生登中华门城堡，登高望远追古抚今，他老人家很感慨，说这地方非常好，太好了，比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还要好。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中华门城堡确实是个好地方，可是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现在的这一段城墙完全变成了怪物，惨不忍睹，断裂的城墙连起来了，原本没有城门的地方，非常丑陋地出现了几个门洞。打一个比方，通常城门与城墙的关系，它们的比例应该是一个竖着的草鸡蛋，窄窄的，细细的，现在为了通行汽车，变成了一个个扁胖的城洞，仿佛一个洋鸡蛋，不是竖着，是横卧在那，远远看过去非常滑稽，非常难看。最不能容忍的是，这样的门洞还不止一个，在一段不是很长的距离中，比例严重失调的门洞竟然有好几个。
再也没有什么破坏比这个更让人痛心，为了城市的安全，一段城墙上只有一个门洞，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像现在这样接二连三，在短短一条连轴线上，一个接着一个，仿佛河岸边的螃蟹洞，完全是莫名其妙，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汪曾祺先生见到这一幕，他会怎么说，他又会发出什么样的感叹？在城市决策者眼里，汪先生会有的观点根本不重要，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况且，文化人的观点也不可能铁板一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我们都知道，很多错误决定和馊点子，本来就是那些没文化的文化人想出来的杰作。
有一年，台湾的张大春来南京做图书宣传，我有幸作陪，一位本地读者站起来指责，说我只知道躲在秦淮河边一味怀旧，对南京的砍树毫无表示。他认为作家在这件事情上是有责任的，有义务反对，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路见不平，拍案而起拔刀相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感受最深的不是这样提问对不对，而是和他一样，对城市的砍树，对古城墙的破坏，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怨恨。我想起了那次南京明城墙保护专家会议，当我提出抗议以后，参加会议的最高领导只是笑着点头，然后非常平静地总结陈词，说叶先生的话很有意思，但是，我可能要很遗憾地告诉他，南京的这个城墙，我们还是要修的，还是要把它给连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是独一无二。
怀旧向来都是纸上谈兵，不妨再接着聊几句苏州。1129年的南宋期间，金兵南下，苏州古城毁于战火。其后一百年间，废墟中的苏州不断恢复和发展，当时的郡守李寿朋让人在石碑上绘制了《平江图》，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古代城市规划图。观察这幅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茫茫太湖在城西，大海在城东，湖水自西而来，经苏州城潺潺东流，最后进入大海。要强调的一点是，古城内一条条河道都是人工开凿，它们构成了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水陆相邻，河街并行”，既成为古代苏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常态，同样也是此后江南水乡城市的基本样板。
通过怀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可以造福市民很多年。苏州城多少年来能够独领风骚，与当初良好的城市规划分不开。有时候，一个城市遭遇了灭顶之灾，成为一片废墟，只要获得机会，计划得当，完全有可能再次重生。世界上很多著名城市都是这样，不破不立，～张白纸能画最美的图画。仍然是以江南城市的“前街后河，家家临水”为例，在古代中国，它是一种最合理的城市形态，因为合理，可以经历千百年而不变，譬如南京内秦淮河边众所周知的“河房”，这种传统民居早已为大家所熟悉，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就曾经写道：
梨花似雪草如烟，
春在秦淮两岸边；
一带妆楼临水盖，
家家分影照婵娟。
张岱《陶庵梦忆》对河房也有精彩的描述：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
时代毕竟是发展的，用现代化的目光来考量，这种已经成为传统的沿河建筑，无疑有着巨大的环保问题。过去可以千百年不变，现在还真不能不变。朱自清先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提到河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这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事实上当时的污染已相当严重，沿岸河房对环境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请来一位叫墨菲的美国人进行城市规划，在墨菲的主持下，编撰了一本厚厚的《首都计划》，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将首都南京建设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且要与欧美名城所媲美。这本书的序还特别强调，“此次计划不仅关系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影响所及至为远大”。可惜因为抗战爆发，这本吸收了古今中外城市设计先进理念的《首都计划》，更多的只能是一纸空文，对于一个喜欢怀旧的作家来说，它留下太多让人唏嘘之处。
如何保留明清风格的城南，如何整饬河岸，如何规划未来，如何雨污分流，《首都计划》中都有详细说明。结果却是再一次叹息，南京的城市建设并没有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江南的许多城市也都没有参照。早知当初，何必今日，在过去很多年里，这本计划书根本不存在，因为南京早就不是什么首都。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世纪的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由于战争，由于政治运动，停滞了很长时间，不仅是停滞，甚至还会倒退。然后改革了，开放了，步伐突然加快起来，紧接着便是河道被堵塞，被填埋，被过度开发，这样做最省事，最快捷，最不负责任，虽然后果很严重。经过野蛮拆迁，经过轻率新建，南京不再是南京，苏州不再像苏州，很多不像话的工程，很多长官意志，被当作教训，被当作学费，轻轻一笔也就敷衍过去。
怀旧仅仅作为一种时髦没有意义，怀旧从来都不是简单守旧，从来都不是庸俗复古。一个真心喜欢怀旧的人，往往会是个理想主义者。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历史教训必须吸取，温故可以知新，怀旧能够疗伤。怀旧不应该成为简单的目的，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文化层面上。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怀旧也许只是想提醒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没有过去，也就没有了未来。
2016年5月24日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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