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2日，著名作家格非入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其入校仪式暨创作三十年研讨会在京召开，研讨会由莫言先生主持。现编发与会作家、学者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莫言（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席、主任）：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格非创作三十年的研讨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张莉教授发言。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青年批评家）：我的题目是《格非：面向先驱的写作》。“重构或归返中国叙事之路”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了2001年。那一年，格非老师刚刚从华东师大调到清华大学，而我刚好在读硕士研究生。那是秋天，他为研究生开设他的第一门课。我们都很好奇，这位新锐的先锋作家会给我们讲什么。没有讨论博尔赫斯，没有讨论马尔克斯，也没有讨论米兰·昆德拉，那个学期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小说传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传统的财富——中国戏曲如何在一桌一椅的简单背景下表现那么激荡人心的故事；鲁迅刻画人物是如何做到如此简笔而又如此传神的。十五年过去，很多具体讨论已经变得模糊，但是，那些问题却一直潜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我懵懂地意识到，那可能是他正在进行的一些思考，而这个思考深具先锋性。

　　2004年，当我读到《人面桃花》第一句，“父亲从楼上下来了”时，非常激动。我意识到它与我三年前的课堂讨论形成了暗在的呼应。我特别同意苏童老师讲的，《人面桃花》的写作是一个开启，属于格非个人的写作时代已经到来。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格非开始返归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却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传统。父亲留给秀米财富，但这个财富是需要破解才可以成为财富的，如果不能更好地理解，它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可能就分文不值。当然，这部小说中读者也难以忘记张季元这一人物，革命者的另一种形象，很可能更接近真实的一种形象。作为革命中人，如何理解革命，如何画下我们最早对于乌托邦的想象，《人面桃花》是一个缘起。

　　2009年，读《山河入梦》时，我想到的是格非对历史的认知和书写是如此地别有路径。那位共和国的县长，秀米的儿子谭功达，他的情感际遇和他的抱负一样荒诞，具有某种隐喻性。但是，坦率地说，三部曲中最吸引我的是2011年出版的《春尽江南》。我跟王中忱老师看法非常接近，《春尽江南》气质优雅纯正，在细节与事件中追求一种具象的真实，但同时，小说也罕有地具有对当代社会的整体性认知。在阅读中，你会强烈意识到，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作家创造和构建了一个别样的现实，一个脱胎于当下但又比当下更触目惊心的现实。在当代中国，如何书写现实是困难的，这几乎是每一个作家的困境。格非的意义在于，他以独有的路径寻找到了谈论现实和精神疑难的方式。

　　从2004年到2011年，七年的时间里，格非以《江南三部曲》完成了一个整体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关于革命，关于乌托邦，关于历史，关于现实，更关于世道与人心。2015年8月，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期间，我又用集中的方式对这部作品进行了重读。如果说以前的阅读是从《人面桃花》顺流而下，那么，那一时期，我试图从《春尽江南》逆流而上。我对三部曲有了更为深切的整体认识，我发现，每一部都有今人与古书的对话，或者说都有与历史的对话。

　　我尤其对《春尽江南》的谭端午印象深刻。面对时代，他仿佛是个袖手旁观者。但是，那些对过往的念念不忘，那些他阅读的诗章和古书都表明，他在思考，也在抵抗。小说中他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的行为尤其令人难忘。叙述人说，那是一本衰世之作，可是，借陈寅恪的说法，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纯正。

　　那么，读书人端午的感受如何？“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对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呜呼！”呜呼！这是当时读者的叹息，恐怕也能传达今日读者读史的感慨。

　　一边是古书，是我们走过的历史；一边是此刻，是正在经历的现实。在我看来，这是《江南三部曲》隐在而迷人的结构。而现实写作中，格非读《金瓶梅》，他出版了《雪隐鹭鸶》，关于《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我想，他也在读《史记》，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他梳理了茅盾、老舍、巴金、李劫人等人奠定的现代长篇叙事文学的传统；也梳理了由《水浒传》和《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说的传统；进而他追溯了几乎快要被我们忘记的但又深深影响我们写作的史传文学传统，在那里，《春秋》和《史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从而，他辨认出古人写作的抱负和宗旨，那就是“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由此，他回到今天，“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

　　一面是写下优秀文字的前人和他们构建的传统，一面是对传统进行重新理解的当代写作者。把格非十多年，或者更长时间里有关作家写作的思考并置在一起，我们将会意识到，中国叙事传统之于格非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给养，是一种勇气和力量。这也标志着，作为作家，格非深刻意识到了“个人”与“传统”的关系，他以写作思考“当代”与“传统”的关系，思考属于作家的“历史意识”。当然，这里所说的作家的“历史意识”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和浅表。

　　这里的“历史意识”更接近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我想说的是，这些话评价格非的三十年创作之路非常恰切，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时间长河里的地位时，由此意识到自己与当代的重要关系，我以为，这也是这位作家之所以优秀的前提。

　　“因为当一个人写诗时，他最直接的读者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布罗茨基在《致贺拉斯书》中说。写作者的另一个使命常常被今天的我们所忽略，即，写作者要面对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那么，我们如何面对传统写作就是如何为我们的先驱写作。作为写作者，我们能否在先驱的基础上前进一小步？今天，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我认为主体性也应该体现在这里，即作为后来的写作者，我们如何在传统的链条里成为我们自己。

　　在我看来，《江南三部曲》是承袭了中国叙事优秀传统的写作，是格非自觉面对先驱的写作。“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我以为，格非和《江南三部曲》中最好的部分是他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中国叙事传统中最不朽的那部分。由此，他不仅仅使自己成为中国文学传统写作中的一员，也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了优秀传统小说链条中坚固的一环。格非和他的写作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写作者在今天的写作意义，也有力地证明了写作者在我们时代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如果在“创作三十年”这个时间段里认识一个老作家，我个人主要看两点：一是怎么辨认他文学创作转型的节点；第二看他是不是已能够娴熟地用带有自己鲜明特征的叙述来讲故事。我对第一点的看法是，格非是一个转型过程比较长的作家。一个作家转型过程的长短并不能说明他的能力，但可以于长短中观察他小说的风格。如果这样看，我认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和中篇《隐身衣》是他创作发生转型的重要地标。这是他创作的一个最高潮，也是近年来长篇中篇小说的一个小高潮。

　　《春尽江南》最能打动我的是第三章和第四章，读到这里，我才发觉，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已经失去了打动读者的力量了。而格非正是在这个点上显示自己创作这种后发性的爆发力的。我们来看作品。家玉的出走几乎使这个家庭崩溃。端午四处疯狂地寻找家玉，唐宁湾、律师事务所、小区中控室，他反复拨打家玉关机的手机，到网上捕捉她的任何信息。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压力，这就是怎么安抚劝说儿子。在诗歌研讨会上，端午魂不守舍。从洗手间回来，他听到笔记本电脑里传来一连串铁屑般震动的声音，这是他与家玉常用QQ联系的信号。他扑过去，界面上看见“秀蓉”的名字。“他的眼睛很快就湿润了。”他迅速敲出“在”，“潮水般的激流，一波一波冲击着他的胸脯，堆积在他的喉头”。但是，家玉告诉他的是一个梦境：旅行。她曾两次去西藏，端午知道她有梦游的心理倾向。端午心知，这同样是自己内心最强大最持久最固执的心理倾向。人在尘世，一切皆空，幻想乃至妄想才是人最想得到的东西。端午提出让自己在西藏电视台工作的藏族朋友嘉仓平措照顾她，被家玉婉言谢绝。家玉问：你相信命吗？端午嗔怪她“总爱胡思乱想”。但端午此刻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家玉不在花家舍，不在猜想中的鹤浦，但，她究竟在哪里？天涯海角，又何处寻觅？这二十年，虽然争吵不断，然而每天厮守早成习惯，三个人的世界，整个就这么垮塌了。会场外断断续续传来诗人的朗诵：“我这活腻了的身体/还在冒泡泡，一只比/一只大，一次比一次圆”……端午又一次想起“厌倦”这个词，但此刻他整个心却被思念家玉的温暖情绪占满。研究员和教授还在争论左派右派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看法。逃会回到房间的端午与家玉继续在QQ聊天。家玉突然问起二十年前，他为什么从招隐寺不辞而别。端午告诉她，自己曾经排过两个小时的长队，打长途电话给吉士，打听她的行踪，又去华东政法学院她表姐那里找她。家玉要下线，端午赶紧问她，“我们还能见面吗？”不置可否。端午继续问，回答“你会懂的”。在另一次的QQ中，家玉谈到假如她死了，请端午把她的骨灰埋在他们家楼下的石榴树下，她要“每天，每天，我都可以看见若若。看见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看见他平平安安地放学回来。看着他一天天长大”。端午终于明白，此生此世，他再也见不到家玉了。所以，我对这些小说描写的评价是：死，使人生的一切都变得虚幻。弥漫小说表面的这道博尔赫斯的文学命题，也因为家玉之死而超越出现实层面，获得最大的抽象。抽象，是这部小说内部最值得关心的东西。从华东师大到博尔赫斯，再从先锋转型到作者的彻悟，读者逐渐感到这个漫长过程终于被酿造成格非真正的自我。这是哲学的自我。对这个自我长期精心的耕耘，使这位优秀小说家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长篇《春尽江南》和中篇《隐身衣》，在此做了淋漓尽致的证明。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以上几位朋友对格非的创作提了很好的意见，比如张莉会着眼于格非创作一些比较细致的特征，程光炜教授则从文学史的角度强调了把握一个写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系的重要性。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刚才我在微信给一个华东师大的朋友说了格非驻校这个事情，朋友先是表示祝贺，然后开玩笑说，我真不明白你们同城之间互相驻校有什么意思。我说那肯定是有意思的。首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用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写作创造了一个从资质到条件都非常优越的高端平台，用以呈现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这个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线团队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致力于使中国文学创作在很高的水准上运转。其次，国际写作中心这几年的工作，对于一个高等学校的文学教育有特别的益处。著名作家不仅在创作方面有贡献于中国文学，他们的“明星效应”也大大有益于热爱文学的学子。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因此，清华大学的格非教授来到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也是要贡献一下的。

　　与大家一样，我跟格非也是特别熟的老朋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跟他相识。我的很多关于先锋文学的观念和相关的综合性知识都是从他那儿获得与深化的。当时他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枚青椒，本职教学工作搞影视。在他的单身小宿舍里面，我第一次看到了贝奈克斯的《低烧》和大岛渚的《感官的王国》等片子。除此之外，经由格非，我在华东师大结识了马原、余华、程永新等朋友。提起这一点是想说明，格非与上海华东师大，在当时堪称冼锋文学的一个别有趣味的学院巢穴。

　　在认识格非之前，我一直以为“格非”是一个中老年人，因为这个名字及其文字，带给我一种老成持重谋略在胸的感觉，很容易让人把他与他书中那些潮湿阴沉的人物混为一谈。等到真的见了面，我大吃一惊，1991年的格非老师其实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后来我陆续读完了格非当时所有的作品，包括《边缘》和《欲望的旗帜》。他的笔名和个人气质，与他的小说创作风格之间构成了非常奇妙的结合。格非的创作，一向被认为是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实绩，创作批评界对这一点并无分歧。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的一个最明显的倾向，也是特别弥足珍贵的品质，那就是，格非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不同寻常的智力元素。这种东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性知识，而是特指那种知识分子观察世界、表达世界意义上的智力水平。阅读格非的小说，往往不仅给读者带来小说叙事技术方面的奇异，更因此拓展开了某种知性世界的总体意味。文学写作本来是一个感性的活动，所有的教科书都会告诉我们，想象力的飞腾、玄奥的奇思妙想、不受理性控制的叙事展开，等等，是文学创作区别于其他智力活动最根本的特征，我们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鄙视那种理性活动。但毫无疑问，在格非的小说写作中，智力的品质或日智性规划与感性活动之间的冲突博弈，在他的文本中得到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平衡。这是特别值得指出的一点。由于格非及其同代人的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知识的自主意识有了非常显著的强化。

　　在我们最初接受文学启蒙教育的时候，包括读大学后的专业阅读，19世纪是特别重要的传统，也是确立文学观的重要参照之一。回忆起来，那种理性的哲学式的写作方式曾经让我们厌倦。一般地说，19世纪的长篇小说在现实主义理念导引下充斥着真实细腻的各种生活细节，同时，作品中巨大的理论讨论驳难无处不在。欧洲的现代主义在美学原则上固然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动，但其自身仍然在欧洲小说的沉思与自我辩驳传统中。不可否认，格非的写作起步并奠基于先锋文学大潮，在此意义上他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写作代表之一，但他所继承的欧洲传统，并不仅仅是现代文学，还有对此前19世纪的某种继承。格非文学写作的这种，倾向极具启示性。

　　随着《江南三部曲》（特别是《春尽江南》）的获奖，有关格非创作的转型问题一直被议论与确认。其实这种转型在格非那里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与余华完成《活着》相比，格非显得更为谨慎。从《人面桃花》开始，保存着先锋的余韵，羞羞答答地转型，一直到后来相对成熟、赢得更大声誉的《春尽江南》，其实格非的这种转型至少用了十年时间，甚至不止十年。我觉得这种转型不是一个风格学的问题，或者不能将这个转型单纯理解为作家对其自身创作风格的一种单纯的考量。我以为，格非写作的转型包含了对这个时代困难特别艰苦的体认。实际上包含着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历史转型和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的巨大困难。知其难而缓慢，逐步完成转型的过程，是对这个时代及其文学特别负责的态度。格非开始写故事了，与先锋时代相比，《江南三部曲》的叙事所呈现的文学世界，不再是“迷舟”或漫天飞过的“褐色鸟群”，而是在人物与现实世界之间安排一条可以理解的叙述逻辑。但他并未因此变身为只讲故事的作者。

　　展望格非的未来，我的意思是说，格非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从《江南三部曲》到《隐身衣》，我感到他的创作风格还谈不上特别稳定。写作者对这个转型的自我体认，与其具体的文学实践表达，未必能时时完全对应。对某种创作理念及其风格的认知和把握，标志着一个写作者跟他的时代最为复杂而隐秘的关系，作为知识分子和写作的一个关系，这种不确定也许很快可以得到解决，但也可能是终生的困难。无论如何，格非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处理这些关系。我们也期待他不断为时代为我们创作出更为伟大的作品。

　　谢谢。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认为格非是中国最出色的作家。那年我读到他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很少有人提起，叫《追忆乌攸先生》。那正是先锋文学风云际会的时候，先锋作家莫言先生已是声名远播了，而格非还是一个青年，开始写作不久。我看到这篇小说，便一直注意这个作家的名字。那时，人们对这样的叙事还不适应，年轻人可能对更具现代城市实感的新景观新风尚更感兴趣，比如刘毅然的《摇滚青年》，我们还自发组织过很热闹的研讨会。《追忆乌攸先生》似乎完全是虚构，但你又能从现实中找到对应，这非常新鲜。后来他创作了一篇又一篇、—部又一部大家熟悉的在先锋文学序列中的代表作品，就像我们熟悉余华、苏童等作家的作品一样，但是，格非还有自己的标准，或者说学养背景。格非出过一本随笔集——《塞壬的歌声》，那里面收入了他的博士论文《废名的意义》，可以说格非因此在先锋作家里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我那时候做现代文学研究，从“二周”转向师陀和废名，这样阅读过来，废名那样复杂的一位作家，格非以学者也以作家的感悟把他梳理得清清楚楚又别有识见，非常让人佩服。

　　作为一位学院里的作家，格非没有离开俗世的影响，但更多的仍是学院气质。那时候我脑子里蹦出了一些相对应的学院作家，博尔赫斯自不必说，像美国一些在学院写作的作家，艾略特、索尔·贝娄、纳博科夫，我也经常拿来跟格非对读一下。对读到后来，三部长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问世，我认为他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学院气质。对人间的物象、世相、人事等等发生了最深探究兴趣的还要属他的两部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中篇，一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是《隐身衣》。这两部已经足可证明格非是学院写作的大师。刚才有老师提到《隐身衣》，确实好，大家都说好，但是人们忽略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他从一个宿舍，把校园的场景带回到80年代的气场里去，那种气氛隐隐约约弥漫到90年代乃至今天，让我们为隐士的两难和终结一再伤怀。这仅仅是追忆吗？从最初的小说《追忆乌攸先生》到《蒙娜丽莎的微笑》到底发生了什么？格非的精神递变是怎样的轨迹？这个特别有意味。有时候读一位作家要从头读起，读到这里便会出现一种从片段到整体的路径。

　　我们知道，像《春尽江南》等作品里，有大量80年代氛围的描绘。这一系列中篇长篇确立了格非个性鲜明、情怀独特的作家形象，中年时候的格非形象，让人想到巴金。巴金年轻时是一位激情过剩的作家，从“激流三部曲”到后来的“人生三部曲”，中年后一个真正的大作家巴金才面目清晰。我觉得格非也是这样，中年之后三部长篇和一系列中篇，当然还有他笔调优雅的学术性著述《塞壬的歌声》《雪隐鹭鸶》等确立了他大作家的地位。

　　今天在座有三位大作家。苏童的叙述给人非常密实的，落雨击打万物的感觉，它是雨后的地气自然生发的那样一种流动的美感。莫言真的是具有黄河式的叙述，急、缓、弯，包括河水所涵盖的丰盛与复杂，那些交混的颜色，那种壮、悲、痛和苦的又是奔腾不息的生灵世界。格非却是有点长江式的叙述，他经常用“长河”衡估写作，他长江式的叙述将俊秀和壮阔融为一体，尤其是对知识者生活和心灵的水文地质的探寻，越来越显现出他的中国源流和世界气象。

　　从音乐角度上看，苏童像是木琴演奏，节奏清晰，但清晰感里又隐隐含着让人有些黯然神伤的情绪，就像小夜曲，伤感里分辨得出细微的滋味，读苏童小说常常有发低烧的感触，这是苏童的方式。莫言是交响式的，像中国乐器当中的古筝，或者加以琵琶交响的方式演奏，有时会有喧腾的打击乐响起，他让人痛，而且是创痛，所有的叙述都仿佛在用一种焦渴平复这种创痛，莫言的小说大概是那种在正常体温下的心跳以及感官反应，这些反应聚合起来，令人敏感发达、滋味莫名。格非更像是奏鸣曲，对乐器的挑选和曲目的选择，他很挑剔，要是对应中国乐器，可能是二胡那类风格。无论是先锋时期还是后来，格非的小说读来永远让人难过，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包括长篇三部曲，尽管有的地方很欢快，但合上书回头一想，还是特别难过，是难过当中寻求一种安生，让我们在绵厚的追忆中不断分辨伤心的由来。格非的文本表层的温度却跟江南的春秋一样是舒服的，内在温度却似江南的冬天和夏天。再对比一下，苏童在温润的声色中浸染少年血，情境和节奏，让他的作品弥漫和轻跃出迷人的魅力；莫言是在创痛中怀着巨大的焦渴，在意欲平复这种创痛之时现出吸附和容纳的张力；格非是在不用渲染的难过里百般寻求某种安生的可能性。《春尽江南》呈现了知识者面对当世、当代种种遭遇的各样感应，这种感应抓住了人的内心，作家和读者一起完成不断回旋的奏鸣。

　　我们中国当代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每个人都不同，正是不同，才显现出世界格局里我们中国文学的独特和丰饶。

　　欧阳江河（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诗人）：格非今天入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跟格非除了有写作上的密切交往，还有音乐、书法方面的交流，也一起旅行过。格非的写作，对我是有影响的。按照西川的一个说法，他写作和思想的时候，身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身上有苏童、余华、莫言、张清华，说不定有时候我也挤在里面。他身上也有多重的方向。我经常跟格非讲，我非常羡慕你们清华大学的小气候。这种来自小气候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滋养、善待了格非。

　　格非身上有特别多的层叠，思想与写作的层次感特别丰富，他是一个教授，又是一个学者、一个作家，又是一个伟大的读者。他的阅读广阔而深入，我与他经常作为读者交换彼此的见解，而且他也是个独立思想家，现实感和历史感都特别强烈。但是他又有一个退开了距离的看法，他看待当下现实的时候，有那种万古的、幽灵的感觉在里面回荡。这也是施战军老师提到的他的小说为什么那么感人，他没有在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处理过的一切风格化，而是嵌入了一个退思，把自我活生生的生命带入进去，但里面又包含了读者的幽灵般的距离感。刚才有个学生在谈到他的写作时，说有《红楼梦》精神，这让我很感动。

　　在去年年底中国作协的博鳌论坛上，孟繁华老师谈到中国当代作家巨大的转型变化，谈到中国叙事，他认为特别重要的作家是格非。他说格非写作的变化特别让人感慨，格非把先锋的东西，来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的巨大能量、可能性和激动带进来了，那种现场感一直还在。但是慢慢、慢陧又带进了一些在汇合的东西，带出了我们刚才讲的《红楼梦》叙事、《金瓶梅》叙事的元素。关于《金瓶梅》的叙述，格非的《雪隐鹭鸶》给我特别感动的、特别专业的，但又来自作家写作现场的一种启发。孟繁华说格非是具有《史记》写作传统的一个大作家，格非身上这样一种汇集，就是中国的、西方的、读者的、作家的、学者的、教授的所有这一切的汇集，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重性。

　　我记得莫言老师在一次聊天时，说我们小说家里面有两个大学者，一个是韩少功，一个是格非，这两个小说家让人佩服。我特别同意莫言的这个说法。格非身上有很多来自学术的、知识的追究，那种寻微探幽的，又落实到学问根底的秩序、严谨，这一切在格非的写作生涯中有总的汇合。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格非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他的写作带出很多我自己欠缺的东西，比如他跟乡村的关系。莫言、贾平凹这样的大作家也给我巨大的启示，我最近刚去了贾平凹的家里，我感觉到中国大作家气场之大，变化多端。格非也来自乡村，他笔下的这个乡村，跟莫言老师，跟贾平凹老师的文学乡村又不一样。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几个大作家，其中好几个是来自乡村。我是在中国叙事这样一个文学史的建构上谈论他们的，是把他们放在整个中国叙述的传统序列里去考察，这个历史性的传统从《史记》到《金瓶梅》，到《红楼梦》，到莫言、贾平凹的乡村叙事，到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这样一个乡村一都市叙事创新。我们假如能够有更广阔的、更具想象力的文学视野——我经常和西川谈起，有关这个想象力——比如我们老在谈论马尔克斯，谈论卡夫卡，其实我们当代中国的伟大作家，我们如果把他们放到当今世界伟大作家的那个序列里面，我们扩大我们的眼界和想象，我刚才提及的中国最伟大的在世的、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些作家，因为我们跟他们隔得太近，大家彼此是熟人朋友，如果推远一点，他们就是那么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把他们身上幽灵的部分拿出来，怀着隔世的、世界文学的眼光、视野、想象力去阅读他们的作品，了解他们的文学原创性，接受他们的围绕和能量。刚才战军的说法特别好，比如谈到他们写作中的流动性、兼顾性，黄河长江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写作。我还记得，在苏童和余华的入校仪式上，我的发言也谈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得从文明的意义上，理解我们这一代所产生的大作家的写作，从人类文明，从整个中国文明的角度，这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部《望春风》，是格非最新出版的、特别重要的长篇小说，我还没读，不能妄谈。我知道他下一部著作会是关于《史记》的。在他关于《金瓶梅》的学术性著作里，他将我们带入的、使我们了解的远远不止是学术问题，他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深度阅读。格非把阅读，把写作本身，带到一个特别深的、特别优雅的，但是又特别世俗的、真实的、活生生的那样一个写作现场，让那些他读过、写过的字都活过来。这些字在纸上，正如在水里它们还是鱼呢，当它们离开纸之水后，也可能进入冰箱，冻结成冰冷的秩序和意义，但其实那些鱼、那些字词还在地上活蹦乱跳，这些字是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在那个意义上，格非的写作，关于写作的写作，他把好几个层次的读者，他把自己作为作家的一面带进去了，但是又有学术的层面，特别有意思。《雪隐鹭鸶》那本书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小说，他的最隐秘的意义上的小说，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小说写作的工具书。有时候我们了解小说，你只从小说本身来看还隔了一层，但是你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读另一个作家，这是另一回事。这部书里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读着读着会让我觉得，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写的？就像我们听音乐，有些音乐听着听着会产生某种奇异的幻觉，觉得这个音乐是我写的，怎么变成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了？当我听音乐的时候，我常常会把演奏家和作曲家同时带进去。格非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他经常把我带进去，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写者，但其实我当然是一个读者。把写与读带入到那样一种深度一谢谢格非。

　　莫言：欧阳江河的话真好，有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这个书是不是我写的？

　　翟永明（北京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发言的人，但是今天我肯定要发言。这是因为格非是我很尊重、很看好的一位作家。

　　首先祝贺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又增添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优秀的作家，祝贺格非入驻北师大。我跟格非，可以说是很早就认识了，也可以说很晚才认识。比较早认识，就是在80年代，我已经读过他的小说。80年代，我也读过在座很多小说家的作品。格非的小说，当时读得挺多，也挺喜欢。我读他的小说时，觉得在当时，特别有先锋性，有对文学、文体、文学思想方面的严肃思考，跟那时我们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的探索，有比较相似，甚至很有启发的地方，所以读得很多。但是，真正认识格非是在2006年，我们一起去印度。当时觉得格非是一个谦谦君子，对朋友、对大家都很照顾。也是在去印度的时候对他本人有了了解，发现格非是对中国诗歌非常关注的一个小说家。我觉得很多小说家只关注小说这个领域，对诗歌，尤其是对当代诗歌不太关心，也不了解。与格非后来又有过一些对诗歌的交流，给我印象很深。

　　最近这些年，格非的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隐身衣》《春尽江南》，包括《雪隐鹭鸶》，他的创作风格有很大的改变。他的小说不仅仅只讲故事，而是作品中深藏着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极深的思考。

　　在他三十年的创作里面，从语言风格到叙事方式，还有主题，都有很大的推进，写作三十多年以后，格非仍然是一个有不断生长可能性的作家，非常不容易。一个作家，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写作的信心，还有广阔的视野，以及对自己的写作有很清楚的认识和思考，才能在几十年的创作里面，去写作和思索，以及实践。

　　除了是小说家，格非还是一个非常有思考和思想的学者，两年前他的学术论著《雪隐鹭鸶》出版，我当时就很认真地读了，很喜欢。这本论著用全新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小说中的明代社会文化风俗，对《金瓶梅》中所展现的经济背景和观念变化，对社会和人情世故的影响，都有所探讨。同时又将《金瓶梅》中呈现的“欲望化世界”与今天中国的现实加以映照。可以看出他对小说之外的社会历史现实，还有对当下问题的关注，他有自己的很深入的关怀和思考，同时，他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洞察力。

　　刚才陈福民教授说到智力水平，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格非真的在写作中，把小说家的智力水平提高到一个高度上。除了传统小说家的素质之外，我也感觉到：他身上具备了当代作家的各种知识储备，以及非常开阔的眼光和胸怀，这些品质都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所以，他才能够仍然继续具有伸展性的探索和创造的不可预期的空间。我更期待，也相信格非在未来，会有更优秀、更伟大的作品出现。

　　谢谢大家。

　　西川（北京师范大学驻校诗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这些年我跟格非有比较多的交往，听他聊天，听他说话，听他谈问题。现在中国的小说界、诗歌界甚至文化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这一代小说家，不光是格非，包括今天在座的莫言老师、苏童老师，已经跟现代文学史里过去的小说家，有较大的不同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今天好几位老师已经说到的“转型”，从先锋作家到现在的转型。如果没有先锋作家的经历，他会是什么样的作家？今天的一些作家，我们一看就知道他跟先锋作家，跟先锋文学，跟先锋文学的阅读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转型与否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人只要有过先锋文学的阅读体验，有过这样一种思考，就已经和没有进行过这些思考的人有了很大区别。

　　我认为，当代的中国小说家也好，诗人也好，区分作家和作家，诗人和诗人之间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过先锋的经历。很显然，格非的小说中，过去的经验，先锋的经验，阅读的经验以及他的思考方式，使得他写作的经验区分于其他作家。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重构或归返中国叙事之路”，苏童老师也提到过被西方文学笼罩的中国文学，好像中国作家也就是寻找一种可能性，一种中国化的可能性，恐怕就是这个东西。当然这是非常现实的状况，而且它明摆在眼前。但是，这代作家自然而然形成的写作趋向，在重构和归返之外，也是对它的塑造，这不仅仅是刚才欧阳江河提到的《史记》甚至《红楼梦》，中国当代作家，格非、苏童、莫言老师等等都是在重构或者归返之外塑造着中国叙事，所借助的工具有来自于先锋文学的滋养。这是一个不能被遮蔽的现实，而且很重要。

　　另外，我刚才听陈福民老师和翟永明老师都提到了智力水平，我能感受到格非的智力水平，这不仅仅是作为教授的智力水平，而且是作为小说家的智力水平。格非身上具体有一个体现，当他运用智力讨论现实问题和生活的时候，我常感觉到，格非的现实感是比较可靠的现实感。有的人会从左的方面观察中国，有的人从右的方面观察中国，有的人从乡村的角度观察中国，有的人从城市的角度观察中国，有的人从青年，有的人从退休老人的角度观察中国，但是，每个人能够看到的总会有一些偏颇。你从他看到的中国现实，就能知道他是从什么样的角度，他背后的心机以及他对于读者的想象。但是，在格非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比较可靠的现实感，这实际上是他整个智力的体现。

　　刚才各位老师也提到转型，可能每个作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转型。我在写一篇文章时提到杜甫，意识到一个问题——杜甫是在什么时候成为杜甫的，杜甫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成为杜甫的？这种情况对每一个作家，每一个诗人来讲，都至少构成一个问题。

　　韩春燕（《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是向格非老师表达敬意，我是读着格非老师的书长大的，我这么说是为了让大家认为我还很年轻。格非老师虽然和我是同龄人，但他走的是德高望重路线，年少成名又老成持重，而我也确实是从80年代就读他的作品。我觉得格非老师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他的内心一定很固执，你看大家都把头发染黑让自己显年轻一些，他却坚持满头华发的造型。我觉得这样的人在创作上也会非常具有个性。

　　格非老师的小说无论是80年代的先锋时期还是如今所谓的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其实都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他先锋时期的作品就已打上了格非的印记，他先锋时期的小说与回归之后的小说里面存在一条隐秘的通道。还有他与京派小说家精神上的联系，他的小说具有着京派小说家那种学院派气质，但是他又和他们不一样，他比京派小说家更关注历史和现实。格非老师在叙事上很讲究，他做过先锋作家，讲究西式的叙事策略，他本人也写过叙事学方面的专著，而他作品的美学意蕴却又是来自于传统，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红楼梦》式的美学追求。总之，格非老师作为一位作家很复杂，他是随和的也是固执的，是敦厚的也是犀利的，是现代的也是古典的……他作为一个复杂的存在还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和探索，我认为他是当代文坛上比较耐人寻味的作家。

　　我在此祝贺格非老师新书出版，祝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又加盟了一名优秀作家。我希望在座的作家批评家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

　　刘艳（《文学评论》副编审、青年批评家）：我没有特别准备，简单说一下。像程老师说的，他给我们《文学评论》的文章题目最初是“假如有来世”，这个题目我本来非常赞同，因为非常贴合格非老师的《江南三部曲》，尤其是《春尽江南》这部小说。但是确实是像程老师说的，我建议他改题目。后来改成《论格非的文学世界》（《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副标题就是“以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为切口”。我觉得程老师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与他近年来做的一些工作可能是密切相关的，他注重文本的细读。程老师说他把近三十年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做了细读，这个非常好。“最近三四年，在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我陆续写过一些最近三十年重要小说家作品细读的文章。有时候在写之前，会到图书馆或家里书柜上找些当年批评的文章阅读，想先找找进入作品的感觉。有时候，发现没有好文章时，就干脆先读小说，尽量不受干扰，完全以自己最直接的阅读感觉去接近这些作家作品。”（程光炜：《文学批评的“再批评”》，《文艺争鸣》2016年3期）正是本着这样的对于文本细读的重视的原则，并且结合对格非求学与在华东师大所受的文学的训练和熏陶，并结合格非与几种创作资源的渊源关系来试图建构与解密格非的文学世界。格非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深受福楼拜、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交叉影响，就像程光炜老师说的，这一切，结合格非自己的性格取向，形成了格非“敏感多疑、沉迷虚幻，推崇小说技巧，有唯美的纯文学倾向”等创作的特征和精神气韵，格非的这些特点在他作品中逐渐显露，并且在他的《春尽江南》中得到了最为显著和鲜明的体现、熔铸。作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以非常耐心细致的解读，以不失“史家眼光”的态度和尽量回到“文学现场”的气力，最尽力地去贴近了《春尽江南》作品文本的方方面面。

　　有的老师说格非老师的作品读了会让人难过，有的老师说格非老师身上给人比较可靠的现实感，我都比较认同。像程老师写的那篇文章，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批评家，他本人也是被格非给带入到这部作品当中，做文本细读时他不仅读懂了格非，还把自己对于文学的、对于作家创作的理解，包括格非这部作品所反映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历史的，整个中国社会的那种历史感都密切结合，都融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些非常难得。批评家和作家对一段历史，对中国社会的，对现实的理解如此契合。程老师在写文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有些人会觉得先锋作家像格非、余华、苏童等，有时候会处理不好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但是我比较赞同程老师的说法，恰恰是这些作家的一些虚构性的叙述能力，反而让写实的世界在这种虚构性叙述强大的照耀之下，会比拘泥于写实手段的小说更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提炼抽象的能力，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在写实作品中看不到、意识不到的深刻的东西。格非老师的《江南三部曲》，尤其是《春尽江南》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格非老师的《春尽江南》非常感动人，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人物命运、知识分子内心的精神世界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和呈现。小说中的人物“哪里会想到，他们就是历史的产物，徒然无功地在命运中挣扎。他们是无法叙述自己的历史的。这个历史的讲述者只有作家格非”。批评家与作家、与作品最为心灵契合的文章，这可能可以算作一篇。

　　我近期正在审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70后”女性学者，她作的是《格非小说论》，她跟程老师不太一样，她对格非老师整个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作了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她认为格非老师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是从精神到日常审美方式，以及艺术风格的变化，细捋其中一条演变的线索，认为格非近年以来的小说构成了抒情传统与现代主义的某种合体。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作为女性学者，能看到与男性学者不同维度的一些东西，我还给她提了很多意见，我觉得单纯从女性角度、女权主义角度去推敲格非的创作，难免失之偏颇，后来作者尽量从学理性角度去剖析和阐释，就好了很多。

　　格非老师的作品，如果能够就今天的主题“重构或归返中国叙事之路”来加以研究和探讨，将是非常贴合的，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在近几年好多批评家的很多讨论中，“重构中国叙事之路”，融合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的小说技巧，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等等，是大家已经意识到并且被聚焦和很关注的问题。陈晓明老师提过，希望当代小说在向传统致敬的同时，能够汲取现代西方小说成熟的形式、技巧，在形式上应该努力向西方借鉴而不是一味地回归传统，从而完成中国当代小说形式的创新（陈晓明：《我们为什么恐惧形式——传统、创新与现代小说经验》，《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还有些学者会从如何向传统当中借鉴汲取资源的角度去考虑，从传统与现代如何交融去探究，等等。格非老师作为优秀的学院派作家，我想说的是，他做好自己就可以。因为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领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精神，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他从先锋文学一直走到今天，不断地变化、转型，丰赡着自己，吸引了很多的学者、批评家从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和剖析。尤其是“70后”的很多学者，非常喜欢格非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作为格非代表作，组合连缀的结构艺术，写实与写意的表现艺术，能够把西方的现代小说艺术和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高度地交融起来，这是格非的特色，也是他作品特别打动人的地方。

　　邱华栋（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非常高兴格非先生能成为北师大的驻校作家.，我特别感慨就在于，首先，格非是—个长跑型的作家，三十多年来，他持续写作，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以及文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因此，他进入北师大担当驻校作家，会提升北师大的文学氛围，也会树立新的标杆。

　　其次，我想讲讲格非对我的影响。诸位在发言的时候，我就在想三十年前，我在哪里，我在读什么书。三十年前，就是1985、1986年左右，我那时刚好读的，就是包括格非在内的、在座的几位作家的作品。我记得特别清楚，1985年，我读到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那个感觉，眼前不光是亮了，而且是激动无比。此前没有读到这样的中国小说，这给了我当代文学的启蒙。1987年《收获》的第二期或第五期读到格非的《迷舟》，我更加兴奋了，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文学少年，我那时候刚刚开始喜欢当代文学，读到莫言、格非、苏童、马原等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是横空出世。此前，我受到的文学教育，都是中国的传统小说和外国小说的影响，还有评书、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但那些离我还是很远的。但是，读到包括格非在内的在座几位作家的小说，真的是对我影响特别大。我想起了四个字，叫“群星灿烂”，在座的诸位真的是群星灿烂，我们现在就处在群星灿烂的时代。昨天我找到一本书，是我1991年自费出版的小说集，叫《不要惊醒死者》。我发现，里面很多短篇小说都有在座几位作家和诗人的影响，比如，有一个短篇叫作《塔》，就是模仿格非老师的小说写的，营造出一种非常神秘的气氛，里面有神秘的死亡，后来，塔着火了，诗人被烧死了，等等。我还写过一个《疯狂的月光》，描绘了月光吱吱响，月光下群狗在交配，就来自于苏童对我的影响。还有《雪灾之年》，讲了一群少年在打架，突然来了个飞碟，爆炸了，所有的孩子化作青烟，来自莫言老师书写的童年对我的影响。我还会背诵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从看见到看不见，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这首诗我一直会背诵一部分。还有翟永明的《黑夜的素歌》《女人》《静安庄》，等等。我一个短篇小说是写海子之死的，写于1990年，里面引用了西川一首长诗《挽歌》的片段。第一句我还记得很清楚，“死亡封住了我们的嘴”。这句话不断回旋在这首诗里面。

　　因此，我个人的文学营养，我十四五岁对文学的真正兴趣的来源，就是在座的诸位，构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基础，你们的写作，一下让我觉得文学和我的个体生命离得这么近。此前，《三国演义》《红楼梦》离我都很远，但是，诸位作家、诗人离我很近，于是，我觉得我的体内有格非，有莫言，有翟永明和西川。

　　三十年前，我怎么出发的，我就是这么出发的。一路这么走过来的，走到了今天。我觉得这就是群星灿烂的时代，当我们喋喋不休谈论外国文学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跟晓明老师通过一个电话，曹文轩老师那天刚好获奖。晓明老师说，曹老师又获了一个奖，谁再说中国文学不行，就是胡说八道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格非老师是作家学者化的典范。假如真的有作家学者化这回事，那么，格非就是最佳的典范和例证。他来到北师大作为驻校作家，北师大把这么多作家、诗人都请来做驻校作家和诗人，这些作家们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教育、创意写作的氛围，文学教育培训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趋向。因为，有格非老师这样真正学者化的作家作为领军人物，北师大的文学教育一定会再上台阶。中国大学校园里，也会出现新的学者化的作家，这都是可以预见的。

　　王侃（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刚才华栋讲到在座几位作家、诗人对他本人的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或隐或显的影响，我也想接着他的话，首先想讲一个跟他相同的意思。80年代的文学对我的审美口味的塑造是非常厉害的。我现在仍然很本能地排斥读“70后”“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不是因为那些作品不好，是我的口味在80年代被塑造定型了。我特别想说的是：参与塑造我的文学口味的作家中，格非毫无疑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我上个月去苏州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很有意思，是谈吴文化的，我作为“越国人”被邀请去，谈吴、越两地文化互动问题。我在那个会上谈到：如果说，中国一百年的新文学史有过两次先锋文学的运动，第一次是五四，那么五四时期——在一个强调和追求思想变革的时期——在文坛唱主角的是“越人”；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个强调和追求形式变革的时期——唱主角的是“吴人”，这当中包括格非、苏童，也包括余华、孙甘露，等等。在吴地文化成长起来的作家有与生俱来的卓越的形式感，他们对“形式”的敏感度可能是中国其他区域的作家难以匹敌的，在吴地文化区域涌现的这一批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我认识格非很晚，大约是2012年，在当时有关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一个研讨会上，我谈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我认为格非是个诗人小说家。我非常喜欢他在《春尽江南》里写的那首诗，特别好。虽然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写的第一首诗，也可能是迄今唯一的一首诗，但不管如何，他无疑是个非常有诗人气质的作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格非跟苏童一样，是个在写作的伊始首先会被某个美学碎片击中的作家。苏童说过，一个女人的名字就有可能让他构思起一部小说。而格非，很有可能因为目击一片油菜花地就会想着去构思一个小说。可以这么说，格非的文学起步跟思想性、社会性相去很远，他确实是为“形式”而写作的一类作家。但如今格非已成长为另外一类作家。今天，我们谈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都会使用诸如乱世、宿命、革命、乌托邦等一些很大的词，一些与思想性、社会性紧密相关的大词。可以这么说，格非从对形式独具敏感的作家成长为—个深具历史感的作家。他原来是个单腿独立的作家，而现在是个双腿行走、健步如飞的作家。

　　我想再谈的一点跟我们今天研讨会的这个题目有关。我认为80年代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大获全胜的年代，格非也不可避免地、很深地被卷入现代主义的旋涡（我们只要想一想他早年作品中深重的博尔赫斯和弗洛伊德的烙印就能了然）。但是，格非的学识使他对现代主义产生了间离，并持有高度的警惕，他写过相关的文章展开对现代主义的辨析和批评。我认为这一点对讨论和研究格非是非常重要的。格非撰文特别区别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西方现代主义根本的分野。今天的研讨会上，不断有人谈及《江南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人面桃花》与《红楼梦》《金瓶梅》的关系，跟中国古典传统文学的关系，因为其间确实有很明显的表征，也因此大家关注到了归返中国叙事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尤其是格非这样的作家。我认为格非的文学叙事不是简单的“归返”问题。我更认同“重构”这个提法。因为，比如说格非是反对虚无的，他的内在精神跟《红楼梦》，跟《金瓶梅》是非常不一样的。格非喜欢托尔斯泰，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喜欢那种坚持“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上帝”这一信念的作家。也就是说，格非相信“意义”，相信“意义”既可以被赋予，也可以被构建。他借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与世同波”的叙事路径，也因循了中国古典小说“泯然无迹”的超越性，但却并没有与《红楼梦》《金瓶梅》式的虚无主义殊途同归。所以，全面地看，格非应该是修习了现代主义并从现代主义出发，进而结合了近代俄罗斯文学，结合了中国古典文学，从而在今天把所有这些元素进行重铸和重构的作家。这是我对今天的格非的基本理解，也是我对今天这个会议的论题所关涉的“中国叙事”的基本理解。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出来之后我写过比较长的文章，来这儿之前，开这个会之前写了一个短文章，我只读这个文章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格非在一篇精短的小说里说过：“万物都向我们保持神秘。”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维特根斯坦的名言：神秘的不是事情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普通人的感觉与维特根斯坦的感觉很可能刚好相反，他们更愿意承认“应是”（即ought，即事物应该的样子）具有神秘性，“所是”（即is，即事物的本来面目）具有不由分说的庸常性和透明性——明白无误、汤清水白更有可能成为“所是”的真面目。普通人的感觉大致上符合他们自身的视界——在一个致力于“祛魅”（disenchantmem）的时代，也许只有“所是”才配称唯一的可能性（ought）和现实性；或者，“祛魅”拥有足够强劲的火力，能完好地泯灭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汉界”，填平它们之间曾经宽阔的“楚河”。

　　格非认可的小说现代性乐于强调：叙事结构本身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神秘不来自生活，甚至不来自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平淡的事情或“地平线”），神秘来自不断得到强化的叙事结构。是叙事结构为历史、现实（或事情）赋予了神秘性；而在“万物都向我们保持神秘”那句话中作为“动作”的“保持”，只能出自于小说的现代性。作为“动作”中奇怪的“不动”者，或作为秘密“动作”、在野的地下“动作”，“保持”首先意味着跟神秘有关的胚胎；接下来，才有机会意味着胚胎在枕戈待旦；最后，它才意味着胚胎随时准备在叙事结构的召唤下整装待发，朝成年的、整体的神秘进军。看啦，“那样一种神秘养育了饥饿。”但那仅仅是属于小说的“饥饿”，更是属于叙事结构的“饥饿”。因此，在日常生活的腹部设置胚胎的，只能是被格非不断有意强化的叙事结构。格非的叙事结构的功率竟然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强行涂改、扭曲了事情本身的结构与走势，让原本可以被绝对直观的事情在叙事结构内，变得完全无法被直观，而在事情被叙事结构演绎成、铺展成的羊肠小道中，处处都是阻碍视线的群山和绝壁，以至于让小说放弃了具有传奇性的事情和事情的传奇性本身，仅仅专注于平淡的事情，却让看起来平淡的事情拥有鬼神莫测的神秘性——无论是早期的《褐色鸟群》《敌人》《欲望的旗帜》，还是晚近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隐身衣》，都莫不如此。出于对小说现代性的自觉响应，格非专注于对叙事结构的苦心经营，最终，导致他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命运，甚至每一个场景、每一棵树苗、每一缕空气的命运，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而“故事情节在每一个稍纵即逝的转弯处，都被叙事有意扭曲，并被押送到令读者绝对意想不到的路径”。这种情形，既是神秘产的卵，也是神秘本身的一部分，并趁机成全了整体的、成年的神秘。就这一点而论，格非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差不多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大家。

　　李洱（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今天在座的人当中，我认识格非应该是最早的。那是1983年，迄今已经三十三年矣。时间过得很快。我在来的路上还感慨呢，这会儿见到宗仁发更是感慨万端。

　　1986年春天，格非翻过华东师大文史楼前的栅栏朝我走来，我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他给我看了一封信，是宗仁发写来的，说他的小说被录用了。小说题为《没有人看见草生长》，题目来自帕斯捷尔纳克，大雪覆盖之下，草尖在生长，但是没有人看见。“雪”这个意象，是格非喜欢的，多年后他又写了《雪隐鹭鸶》。《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是格非的第一个中篇。正是因为《关东文学》发表了格非的小说，后来我也把第一篇小说寄给了宗仁发。

　　很多刊物约过我写格非，但我一直没写。曾写过一篇短文，二十年前发在《作家报》上，题目叫《格非，作家中的知识分子》。关于格非，我有很多话可说，或许应该写一篇长文。格非在我的写作历程中对我帮助很大。有些人可能知道，他曾经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90年代初，我曾对写作失去信心，格非当时鼓励我，说你的语言是中国最好的小说语言，怎么能放弃？应该写。这当然是鼓励了，也确实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我早年的很多小说，他都是第一个读者，提出过修改意见。他早年的一些小说，我也是第一个读者。我记得有一次，格非夫人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刚完成了一个短篇。她说的是《青黄》。我向她汇报了学习体会，结构、结尾，等等。我当时汇报说，这篇小说将来要传世的。来开这个会，我首先想起的是很多细节。

　　刚才福民和西川提到了格非的智力，我当然深有同感。他的智力水平之高，那是毫无疑问的。举个例子，有一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从郑州来到北京，住在格非家里看球，格非当时住在东交民巷，离广场很近。我们白天蒙头睡觉，傍晚穿过广场，后半夜看球。当时我没有电视机嘛。最后决赛是意大利对巴西。意大利的主教练是萨基。萨基本人没有踢过球，却是战术大师，是Ac米兰王朝的奠基人，以智力超群著称，经常改变战术。那场球，120分钟踢平了，点球大战的时刻来了。格非说，你看好了，萨基犯错的时候到了，他会让巴雷西踢第一个点球。巴雷西是队长，中后卫。他说，巴雷西踢不进，意大利就完蛋了，因为后面的人就会慌神了。他说这时候应该派毛头小伙子上去先来一脚，后面有老将助阵，小伙子的压力没那么大。巴雷西果然踢飞了，接下来的一个也踢飞了，最后巴乔也踢飞了。我当时觉得意大利队应该请格非去当教练，因为他的脑子太清楚了。格非的计算非常精确。我想，他的写作也与此有关。格非的写作习惯我当然不便多说，只能透露一点。他对小说的结构，对段落的规划，对于人物命运的设计，对一些关键语词的运用，都有周密的考虑，有如数学推演。虽然写作过程中会有一些变化，但事先的考虑是周详的。

　　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很重要，我也很感兴趣。题目中提到的“重构”这个词，很准确。谈到莫言，谈到格非，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大踏步撤退，提到恢复传统，提到与《红楼梦》《金瓶梅》的关系。这当然没错。格非本人也一直在谈《红楼梦》《金瓶梅》嘛。但我认为批评界对他们的说法可能有某种误读。传统是个伟大的幽灵，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回去。当代人的幸运或者不幸，其根源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无法回到传统。我们回不去喽。兰陵笑笑生的临济和莫言的高密，曹雪芹的大观园和格非的梅城，虽然地理位置很近，但实际上相隔甚远。时间有它的地理学，地理也有它的历史学。在《金瓶梅》笔下的16世纪和我们置身其中的21世纪之间，在l临济和高密、大观园和梅城之间，横亘着四个世纪的弥天大雾。你想回就能回去吗？所以，对于传统，我们只能够“重构”，不能够返回。

　　朋友们已经多次提到格非的近著《雪隐鹭鸶》。我看了《雪隐鹭鸶》，非常感兴趣。“雪隐鹭鸶”引自《金瓶梅》中的一句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发现隐藏于雪中的鹭鸶，看到栖落在柳树中的鹦鹉，找到它们在这个时代的踪迹，听到它们在这个时代的叫声。张竹坡说，读《金瓶梅》，生冷悯之心的是菩萨，生畏惧之心的是君子，生欢喜之心的是小人，生效仿之心的是禽兽。老张本人生的是什么心，我们不知道。鲁迅说这个《金瓶梅》写的是世情，他看到了世情。那么，格非看到了什么？

　　我想说，格非的《雪隐鹭鸶》可能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代小说家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写作。我们看到，格非近年有大量的研究性文章问世。有人说这是两条腿走路。对于格非的研究性文章，有些朋友评价极高，有人甚至认为比他的小说还好看，比如他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就持这种观点。这是因为，这些文章对人有启示。小说写作与研究性文章齐头并进，当然首先呈现了格非的文化身份，一个知识者的文化身份，一个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知识者、研究者和写作者，在此三位一体。但更重要的是，我想说，格非是要通过考察兰陵笑笑生在16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写作，与16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关联，发现写作如何与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构成复杂的对话关系。所以，我觉得，格非对传统的研究，包括对东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是视野，是方法，同时也是情怀。它不是论文，与学位和职称无关，跟什么有关？跟写作有关。也就是说，在如此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们无所傍依，我们需要借助对传统的考察，来创造新的传统。这样的对话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只有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当代的写作才能够成立。同时，这种对话关系可能也意味着，当代写作的一个重要倾向，那就是，我们其实是以个人写作的方式在完成一种集体写作，你是在与传统，与各种知识，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这样一种倾向，在《江南三部曲》里得到了充分呈现。

　　有一个词，今天在场的陈晓明先生将它进行了重新塑造，它就是“晚郁风格”。西马的阿多诺提出了“晚期风格”，赛义德进行了一些阐释。陈晓明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做了结合，提出了“晚郁风格”的概念。如果考虑到现代汉语的历史非常短暂，考虑到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过于迅速，考虑到我们的记忆尚未成形，尚未变成可以直接呈现的有意味的形式，就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被打击得粉碎，那么这个时代的写作尤其需要作家把才智、经历、体验、失败感，整合到一起去，并为它赋形。所以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中国当代作家不到五十岁，其实没有能力去完成长篇小说。我的意思其实还是想说，你只有通过个人方式，通过你的修养，你的阅读，你对声色与虚无的体认，你与各种知识的对话，你的沉淀，最后才可能形成某种文字，才可能形成一部小说。而到了这个阶段，作家通常已是年过半百。

　　所以我一方面感慨时间过得很快，一方面又想说，不要紧，一切都还来得及，正是写作的好时候。朋友们刚才提到格非的转型，都用到了“生长性”这个词。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个词。五十岁之后，文学仍然有可能生长，而且是更饱满的生长和呈现。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你不能说，你对老师有期待，只能说，作为读者，我对格非未来的写作仍然抱有很强的阅读期待。谢谢。

　　宗仁发（《作家》主编）：我是一个文学编辑，三十年前就认识格非。刚才李洱回顾了那个时期的一段情景，很有意思。那是1986年，我到华东师大去组稿，格非那时留校任教。一晃就这么长时间了。我先借这个机会好好感谢一下格非，因为格非早在80年代就把短篇小说《陷阱》、中篇小说《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给了我编的刊物《关东文学》，后来又把他非常重要的长篇《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都交给了我主编的《作家》首发，这份信任和情谊，让我十分感动。

　　对于格非来说，我除了当责任编辑，在他的活动上，我还是一个会务工作人员。2012年，刚才王侃谈到在千岛湖搞过一次格非的研讨会，那个会主要是我们张罗的。由于搞会务，我都没有捞着在会上说句话，都是王侃、张清华他们在讲。当然，我也甘愿做这样一个角色。一个好的作家我们给他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非常高兴的。

　　说到格非的写作，刚才大家谈到的，我很受启发。似乎也不能总是从先锋文学到转型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可以说格非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复杂的。我记得格非自己讲过，他的创作在早期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朦胧诗，一个是汪曾祺。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先锋文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西方的文学的翻版，不一定是这样。格非的小说和诗歌的关系是从朦胧诗时代就连在一起的，他不写诗，但是他的小说和诗歌的关系是复杂的。他的小说跟二三十年代的小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和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关系也是复杂的。

　　谈到中国叙事，不能不说这是对作家写实能力的一种考验，如果仅仅是依赖先锋观念写作的话，进行中国叙事将面临巨大困难。格非的写实能力非同一般，从开始写作他就始终注重写实能力的形成。格非的小说中比如写到植物，不是笼而统之的，都是写得非常细致，而且是非常准确的。格非有一篇回忆华东师大时期生活的文章，里面写到华东师大校园树和花的时候，写到海棠有四种妙品，华师大就有三种，一种是贴梗海棠，也称铁脚，一种是垂丝海棠，也叫解语花，还有一种是西府海棠。哪种海棠花开的什么形状都写得特别细，足见其功力。曾有人从作品中的植物书写来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红楼梦》中的植物共写到二百四十多种，为什么前八十回和后面四十回不是一个人写的，因为写植物写得不一样。前面八十回平均每一回都写到十几种植物，后面四十回则下降到平均六种。通过这一点也可以判断说《红楼梦》的作者前后不是一个人。格非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对器物、植物等的观察力及写实能力，的确是特别的，这是他的小说给我们带来那种中国叙事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个元素不能说是他小说的主体，但它是一砖一瓦，同样不可或缺。

　　贾梦玮（《钟山》主编）：大家好，很荣幸参加格非兄的入校仪式，苏童已经调到北师大了，我今天是来自格非家乡唯一的观礼团的成员。

　　格非兄第一篇发表在《钟山》的小说是《褐色鸟群》（1988年第二期，当年第一期有余华的《河边的错误》），自此格非在《钟山》发表过七篇作品。“褐色鸟群”“河边的错误”，格非、余华后来用来做了各自小说集的名字，都是当年先锋文学的名著。苏童也有不少名作在《钟山》首发，当年，《钟山》是先锋文学的重要阵地。我们江苏，包括《钟山》杂志在内是很以苏童和格非为骄傲的。我不是表达对格非兄的祝贺，我是告诉清华兄，北师大把我们两位优秀的江苏籍作家请到北师大来，是做对了，是非常好的事情，我是要表达对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的衷心祝贺。

　　刚才几位教授、专家谈到西方的叙事方式问题，先锋文学究竟当初是接受了哪些西方的影响，具体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回归的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我相信先锋小说家当年读的大多是西方文学的中文翻译。中西方语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这两种语言系统的文学的相互影响、互相学习恐怕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方面我认为还没有合格的研究。

　　中西方文化之间，各个文化群落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更早一点的西方文化传统有些已被中国文化吸收，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拉长历史的经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对西方叙事的借鉴，到了我们后代的作家，很可能就已经成了本土的传统。反之，西方对东方的借鉴也是同理。等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也才能有文化的“客观知识”。

　　如果把“先锋”做广义的使用，我想一个合格的作家、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应该永远是“先锋”的，否则就不能称为“创作”，不是“先锋”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先锋”应该一直在场。

　　谢谢。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在这里举行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格非入校仪式，可喜可贺。桌上还放了一本格非的新书《望春风》，这是先印出来的赠阅版。简朴的装帧从中透示出一种淳朴气息。这主要是“望春风”这个书名有意思，可能出自“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何必笑春风呢？“望春风”更有一种人世的感慨，领悟后的超然，还有一种有意无意、若有若无的“观望”，挺好的人生态度。这对于五十二岁，也已满头白发的格非来说，是一种更为自然自在的状态。

　　李洱兄刚才说跟格非兄认识有三十三年，我想起来我和格非相识的年头也不短。我们大约是88年底或89年初认识的，那个时候说起来，格非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我虚长几岁，也还只是接近三十岁。那个时候还就是年轻，没有别的，就是有对文学的一种纯粹向往，对纯粹文学的向往。那个时期，像莫言、贾平凹、张炜等作家，不到三十岁时，已经出手了在当时是最高水平的作品。像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作家，在那个时候也不过二十多岁，就写出了堪称20世纪中国小说的精品。在80年代汇集了几路人马，尤其是莫言这代人，比他们更年轻的那批人，出手的作品立即就达到新文学的高度。这实在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史现象。这批作家始终有文学上的抱负，有超越自己，超越历史局限，把握历史节点的非凡能力。

　　说到格非的创作，刚才在座的同行朋友都做了很精彩的发言，因为我晚到了，前面的高论没有领略，刚有几位的发言我是听到了，都说得非常到位，各人有不同的角度，我也很受教益。我个人对格非的创作也关注多年，虽是略有心得，在这里也很愿意和大家交流。

　　过去一直把格非定位为先锋派作家，这方面我也必须有所承担。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格非是一个很复杂的作家，用一个先锋文学的标签并不能完全体现他的文学的复杂性丰富性。有些作家反抗先锋派的称谓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家希望呈现自己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即使如此，格非还是比较厚道的，他从来没有对先锋文学命名和研究说过一点讥讽的话。当然，并不是说先锋文学的命名和研究是什么不可批评的，而是应该去认识到，这是一项历史化的命名，它在那样的时期起到了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打开了一种阐释空间，它激发起了创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话语的理论冲动。

　　确实，即使是格非过去的小说也不一定要完全限定在“先锋”的名下来讨论，那些作品包含的张力很强。像《迷舟》《褐色鸟群》等作品，三十年后读来还是有很丰富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说它们的古典性情怀和语言风格，就不仅仅是先锋、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能够完全涵盖的。那个时候格非可能就有一种意愿，把传统性和现代主义结合，他一直在找这么一种方式。要说格非是把传统性和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作家，莫言则是试图把民间性和现代主义相结合，中国作家在这点上一直在努力把中国的最本源、最内在、最质朴而独特的经验与西方世界文学最优秀的现代经验结合起来，找到比较好的结合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贡献和一种接近都是非常独特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独特性，拉美的文学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他们的文学的新生；但是中国文学迄今为止，这方面真正的激发、融合和生成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当然，少数作家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例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他们在完成一种方式；格非、苏童、余华、阿来、麦家在试图拓展另一种方式。就此来看，中国文学的前景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研究的余地也还是挺大的。

　　回到格非的创作。他前期的那些作品每一篇（部）都是非常结实，很难指出哪一部作品特别弱，或者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毛病，很难。他每一部作品都是在那么高的一个艺术水准上，如果有时候我会对他略有一点点不满足，实际上是因为我把他想象成太高（因此也要求极高）的一个作家了。这个也包括余华、苏童，有时候对他的批评不是说他如何如何，而是因为把他放在极高的位置上来讨论，也是因为把他放在太高的位置，有时候不敢轻易谈论他。我谈论别的作家可能比较大胆、随便，谈论他们几位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一方面友情这么深，你要对友情负责；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这么高，要对文学的可能性和理想性说话，不能随便评论，这个是我始终要保持的一个态度。

　　确实，我们也看到了，格非前期的作品本身的一种丰富性，以及他持续地要在文学形式上和古典性的结合，表明了他独特的小说理念。他的古典性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还不仅仅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有“古典心”，就像当年他的《边缘》《敌人》。我在体会他那种古典心。这种古典心在格非那里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还有《迷舟》《大年》《风琴》，那里面的古典心是那么的强。我特别记得《边缘》里面写的人物，好像是叫赵少康，格非描写他坐在门槛上想他们的家事，那是雕塑一样的人物，其实是古典时代终结凝聚而成一种形象。多少年前，我读的时候，就有一种体会，格非描写他的文字，那个时刻是有古典心的，有一种寓言化的时刻的东西。怎么能够守住命运的时刻，那种时刻跟人物的内心在一起，人物能体会到命运到来的那种领悟，我们阅读时也能体会到。那就是古典的共同记忆的时刻。这是重温我当年读格非小说的感受，今天又能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多年以后我也垂垂老矣，我更能体会。但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种朦胧，那时更看重它所具有的反叛性，还未能感受到那种更深的东西。像《风琴》里面的少爷弹风琴的时候，纤细的十个指头，美和优雅生不逢时，恰恰是指头暴露了他的身份，他为此丧命了。20世纪的暴力是如此敌视美和优雅，只有将它毁灭。

　　我的感受很深。时间关系这里没有办法细说清楚格非当年的创作。格非当了多年教授，又复出写小说，出手就是《江南三部曲》。这部大部头作品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好评了，尤其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确实，我很欣喜地看到，格非始终在超越自己，尤其是“三部曲”表明了他一直探求变化。《人面桃花》可以看到他从过去到复出的一种延续的风格，小说的笔法，叙述的方式，对历史的理解，都有一致性。随后出来的《山河入梦》又想找另一个方式接近那段乌托邦的历史。《春尽江南》又在找另外一种更加开放的叙述方式。一个作家已经这么成熟，在每一个方面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下去，都会了不得，但是他不满足，他一直在摸索，一直在寻找。这是一个大作家了不起的地方。真正的大作家会始终去变换自己的姿势，变换自己对待自己的方法，始终寻求一个他者抽离出自己，能够更全面地看到自己，看到更大的范围。几个大的作家，他们都有这么一种能量。不只是莫言、贾平凹，国外的大作家也是如此，如马尔克斯写《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和《百年狐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作品的叙述都十分不同。

　　今天有幸看到《望春风》，我就在临时抱佛脚，其实也是迫不及待读起来。这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作品。我突然问想到，刚才是哪一位说的，好像是王侃说的，王侃说格非是两条腿走路，他原来是一条腿，后来变成两条腿。这个说法当然有王侃兄的道理，在他的逻辑里我也同意。不过，我想找另一种说法，读《望春风》我会想到，格非有翅膀，但他不飞翔。

　　《望春风》能够把自己压得那么平和，有翅膀，但是不飞起来，他要走。他更愿意走得那么坦然，那么从容，这是令人惊叹的。读这部小说你看到他的叙述是那么自然、平和的切入，同时他就是为每一个人作传，都是小小的故事，每个人物、每个故事能够写活，每个故事都精彩极了。随便翻到哪个故事，格非是这么自在，这么自如地回到生活，这让我非常惊奇。对他来说，小说的形式也好，历史、命运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这么多年回到生活本身，我觉得《望春风》以最为本真的方式回到生活本身，他的每一个故事，都写出一种情趣。我随便提几点，大家看一看，例如，第280页起的“同彬”这段故事，就是新丰莉莉的故事。莉莉竟然天真无邪地解释她和班主任在一起的故事，最多就是“温存温存”，这显然难以被作为丈夫的同彬接受，接着就是同彬和莉莉的班主任大打出手。每段叙述都非常有情趣，我看到里面的情趣。如果格非说《金瓶梅》，这里面没有什么《金瓶梅》，大家感觉上没什么，《金瓶梅》毕竟有色，这里没有色。《金瓶梅》的韵味是怎么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情趣，不需要做到那么一个刺刀见红，不需要调起来在秋千架上晃来晃去，都不需要，但是情趣，在生活的情趣上大家读一下，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望春风》里也有暴烈，也有凄楚，如“梅芳”的故事，内里的拐弯的褶皱就很多。

　　在这部作品中的语言对话也是十分有情趣。总是一个正，一个反，正和反变得不是黑格尔的正和反，我不知道这个要照着什么理解，这个里面的人物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知黑守白。把一个人放在阴面，一个人放在阳面，这个非常有意思，故事中经常出现两个人的关系。这些生活的情趣，这些我们所说的古典性，传统小说的精髓——金瓶梅》《红楼梦》确实人物两个人的关系做得非常足。《红楼梦》也好，《金瓶梅》也好，就是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做得那么细，那么准确，这是我所感到非常有趣的。这也是中国小说在这点上和西方小说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小说像麦克·尤恩的小说，是靠几个人的关系，给予的结构、给予的世界，让它碰撞。但是像他这个，他就是两个人在最自然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当中来表现。这个小说贯穿始终的父亲之死——小说一开篇就是父亲走在乡间田野上这么一个故事——塞个悬念始终在，但是这种悬念和结构的东西还是隐藏在小说的背部，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成为一个叙述的线索。这部作品使我们感到是真正地写出了那种人心，那种生活情趣和古典性。

　　小说的叙述方法上，笔法是非常精细的，或者在人的对位关系方面，他怎么去处理出那么一种情趣，通过一种变位的方式写作出一种生活的情趣，这是这个小说的味道。我一直认为我们今天的中国小说怎么能够回到“审美最小值”的状态中，我谈欧阳江河的诗的时候也说过，在“最小值”的地方把语言、意义、人的生命的东西做足。

　　说到这里，阅读格非是一个很复杂、很高的智力挑战，据李洱说，格非连Ac米兰都可以预测到，我们要读懂格非还是要费很大的精力。因为他确实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认真对待的一个作家。我也对《望春风》感到异常的欣喜。

　　再次祝贺格非，祝愿他还有好作问世。

　　梁鸿鹰（《文艺报》主编）：关于格非非凡文学创作成就的成因，我们能够想到的，到底应该有哪些方面呢，其中不可回避的是知识结构。

　　应该说，格非让人们想起跟他同龄和不同龄的当代作家不同的以及相同的一些特点。人们以前评价莫言及同时代作家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说到他们所具有的巨大的吞吐能力、消化能力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陆陆续续看了格非不少作品，读过他不少的言论的同时，发现他非常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当然同时你也发现，他同样也读了一定数量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他善于用自己讲课等各种方式，去谈自己的体会，向社会分享对这些文学遗产的感悟性体会。

　　但是你从他创作的作品当中，尤其是近些年的作品中，发现一个突出的悖论——似乎越是先锋的时候，越是能够吸收、化用中外的时候，你从中分明能够看出，中华美学精神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充分，有研究者说他的作品结构里有博尔赫斯的东西，但语言是中国化的，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他善于化用古诗。从他的大量作品中，你就是能看出中国画、中国书法、中国围棋、中国的气功、推拿等等在背后起作用，就是说，中国的这一套文化遗产方面的东西，对于他小说的结构也好，气韵也好，语言也好，都表现很强的影响与决定作用，让作品透露出来的气象，是充分中国化的。能不能这样说，他是要表现一边抵御无聊而喧嚣的世俗，一边砥砺着去突围出一方天地呢？实际上，格非从未放弃在叙事中寻找可以融汇传统与先锋、现实与写意、存在与虚无的恰当载体，当然，他在传统与现代的短兵相接中，也时时不忘力求二者的平衡。他非常痛恨消费式写作，在尽最大可能争取更多读者的时候，他坚守中国化追求，他的作品既拷问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也勘测现实沉沦的程度，他在找寻实现救赎可能性的同时，也不忘记传统的根脉。现代与传统，知识与鲜活的文学世界的纠缠，到底是如何达成一致的，这些个非常奇怪的疑团，一直盘桓在我脑海中，对此我还没有解。

　　多年以前我去过一次作家刘恒家——我去人家里有个习惯是首先看主人家里的书、他的收藏——我发现他的书柜里面很少有中国人的书。我说你怎么全是外国人的书？我忘了他当初怎么对我回答的，我反正是问了他一句。我说你全是外国人的小说、哲学著作，等等，满满当当，应有尽有。但是我们看刘恒写的东西，恰恰没有多少外国人的东西，而是中国化的，或者很难归到外国人的影响那里面去，刘恒创作的东西，恰恰是特别中国化的。这个我也特别奇怪，包括莫言、陈忠实、格非这样的作家，他们对外国作家的作品很熟，读得很深，但风格与气派却是中国化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实际上每个作家之所以伟大，是有各种原因的，不能把成因归于哪个点。其中一条是知识结构，这很值得重视，他们广泛吸收，创造性地化用，从而实现了艺术上的突破，这恐怕是个规律。

　　格非与其他当代作家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反反复复地对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生活的反映。就是说，他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批作家，几乎没有人没有写过这个时间段的生活。无论是50年代出生的人还是60年代出生的人，甚至到现在70年代出生的人，对这段干脆不写的没有，或者是创作干脆不以这个为主的也不多，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事。人们都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两件事是最大的，一件是“文革”，一件是抗战。如果说1966年到1978年没写过的当代作家很少，那么没有写过抗战的作家可能倒是很多的。1966到1978这段恰逢他们成长的过程。这印证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作家的写作，说到底，就是写自己18岁到20岁之间的事情，这个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那个时候是他们遭遇普遍贫困的时代一文化的贫困，物质生活的贫困，人际关系的贫困，通讯的贫困，或许就是在种种贫困当中，令他们吸收的那些东西，给他们如此刻骨铭心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奇特的现象级的“影响”。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每天面对着手机、互联网及各种让他们便捷起来的东西，使他们得到知识的畅通性和便捷性达到空前的地步，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到底会怎样？和格非等年轻时面临的那个贫困时代相比，方方面面的影响都不同了，怎样影响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二者不同的地方，到底有哪些，同样值得探讨，这也是格非留给我们的额外的话题。

　　刘汀（青年作家、批评家）：尊敬的格非老师及各位老师好，很荣幸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发言，首先当然是祝贺并欢迎格非老师来北师大，也祝贺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我不好说你们处在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但我可以说你们绝对处在中国文学最好的校园里，这么多大作家进驻校园，我都想回来重读一遍了。

　　言归正传，我在考虑今天的发言时，想过要说什么。后来我想清楚了，我是作为读者和后辈作家来发言的，这是我的基本的立场，因此我今天所谈到的都是在这一立场上产生的思考。而且今天是这样一个形式的研讨会，不适合做比较细致的文本上的分析和解读，我想先说一下我对格非老师的整体看法。

　　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也就是有自己思想的作家。格非老师的作品从来不大张旗鼓地宣扬任何思想，但他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体现在他通过文本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对时代，对人本身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不是感性、冲动、零散的，而是理性、深思熟虑和整体的。这一点看似是一个作家的必备要素，但我们在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中是很难看到的，有时候我们还是耽于讲故事而忘了讲故事的目的。正是这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性，使格非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曲高和寡，表现为阳春白雪，它没有那么多的读者，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读者。格非的小说是为一部分头脑和心灵准备的。

　　第二，格非老师对后辈作家来说，也可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他三十年的写作一直与时代同步，但却并非追赶写作的潮流，他自己就是潮流的一部分。他早期的《迷舟》《青黄》《褐色鸟群》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的某种“元叙事”，就我看到的很多青年人的作品，都在模仿格非的叙事模式。我觉得他的这种对于叙事极限性的探索，还并非是马原那种“叙事的圈套”，圈套仍然在标示某种确定性，也就是圈套里和圈套外的界限问题；而格非的叙事是迷宫，迷宫的核心魅力其实并不是迷惑人们，而是向人们敞开无限的可能。格非的小说在可能性的维度上是极其丰富的。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叙事的重构或归返，主要所指的可能是《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等的传统叙事，但我必须站在后辈作家的角度上说，以格非老师的作品为代表之一的先锋文学，正在成为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传统叙事。因此重构和归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到这个晚近的小传统，那种对叙事极限的探索，那种对文学本质的深究。

　　第三，格非是那种整体性写作的作家，这么说的意思是指他的全部写作都有逻辑和相关性，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一直研究文学理论，也写学术文章，所以他的小说作品不但有着精致的结构，甚至从三十年的纵向和所有作品的横向上来看，我们能看到他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如此的清晰，比如早期的被称为先锋的作品，比如90年代的《欲望的旗帜》，比如新世纪以来的《江南三部曲》。就像刚才很多老师说格非老师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也就是抛开“转型”这样一个思维定式的话，格非的写作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我还想说一点是，有关先锋写作，这是谈论格非绕不开的话题，也没必要绕开，它早已经是我们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了。在以往的主流看法中，批评家们通常把先锋文学看作是一种文本上的实验，看作是文学内部的一次非常规跳跃，这当然一点没错。但我最近考虑，这种看法把先锋文学也可能看小了，它其实还有更复杂和重要的面相，比如，我觉得先锋文学三十多年了，它不止是一个文学史的事实，同时它还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以主动、被动等种种方式参与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塑造。时至今日，人们看到具有实验性的小说不再大惊小怪，人们对整个世界的快速变化很快地适应，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化界限和精神维度的拓展。而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文学文本，而不是其他艺术形式来实现。在这股潮流中，格非的“元叙事”重新复归了历史的神秘性和复杂性，让我们回到人类的基本认知立场——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其实一无所知。

　　还要说一下我对《江南三部曲》的看法。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似乎失去了宏大叙事的野心，很遗憾地把这种功能让渡给了科幻小说，甚至是网络的玄幻、武侠小说，这是很可惜的。作家们更多地回到了日常生活，回到了细节，不再用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去观照世界，甚至耻于写作史诗性作品。但我们在《江南三部曲》里，看到了另一种宏大叙事的出现，这是一种轻盈的宏大叙事，或者说是轻盈的史诗。“三部曲”具有难得的史诗性质，但并不是一般性的沉重和苦难，而是具有清醒的认知。“三部曲”处理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相当长和广阔，从民国初年一直到当下，这种时空容量在中国当代的小说里本身就是很少见的。也就是说，格非在写作之初就已经确定了书写百年中国的目的，但他并非要创作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而只是从20世纪中国最为着迷也最为神秘的“乌托邦”着手，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所做过的种种迷梦。小说从而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感，细读文本，我们能在表面不相关的三本书里看到无数隐含的草蛇灰线和前后因果。格非找到了一种贯通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并且，他用足够小的切口释放了足够多的信息。

　　我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会把《江南三部曲》看成是《红楼梦》的当代变体，事实上“三部曲”的小说写的都是梦，中国百年来国族和个人一起做的三个大梦。《人面桃花》是大同梦，《山河入梦》是革命梦，《春尽江南》是生活梦，其结果当然是每个梦都破碎了。以梦为主题，在宏大的表达下面，其实是回到了人，“三部曲”似乎还可以表述为：人要做梦，比如陆秀米；人要做事，比如谭功达；人要做人，比如谭端午。在我的看法中，《江南三部曲》是把古典性与现代性、全球化和地方化、西方和中国、理性主义与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作品。评论界对它的阐释虽然已经很多了，但似乎还需要更多，它提供了足够的阐释空间。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记得年前在和莫言老师汇报关于下一任国际写作中心驻校作家等事宜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格非。这就是今天会议的缘起。

　　关于格非我写过三四篇文章了，其中有一篇好像还是我迄今最长的文章，接近三万字。他的作品迄今为止我可以说差不多通读了，当然，精研细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读的过程中发现，渐渐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了他这个人，同时也逐渐地发现了我自己——因为彼此差不多的年纪，在很多记忆的经验方面是如此相似；在知识结构方面，我当然比不了他，但是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比如精神现象学与精神分析，我也是有兴趣的，方法和想象的趣味有很多也是接近的。所以我读格非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研读自己的记忆与经验类型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直有一种想理解他的冲动。

　　“重构或归返中国叙事之路”——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题目呢？之前我与格非兄也商量过，原来想了一个，叫作“先锋与传统的两翼”，意思是强调他在当代作家当中的双重性或多重性，一方面是一个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又比较自觉地向中国古老的叙事传统回归、致敬、致意。但格非兄似乎对于“先锋”的概念性的定义有些保留，他更希望大家留意他自己这些年的写作方向，所以反复商量，征求了江河兄的意见，最后定了这么一个题目。刚才西川讲到了“重塑”这个词，我觉得也很好，很传神，在写作中“重新塑造传统”，这个表达可能更准确些。今天我的主要任务，首先就是要说明一下这个题目。

　　关于格非的作品，我这里只能说一两点想法，因为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理解的界面非常多，怎么看都觉得是不全面的，所以只能盲人摸象式地谈一点儿。中国新文学到现在一百年了，中间经历了反反复复非常曲折的若干个时期，总的方向看，是“胀破”，是西向学步，是开放、成长。什么时候显现了那么一点点老成持重，显现了那么一点成熟的迹象？可能是从90年代以后。我这样说的理由是，“传统”在这一代作家身上的重现。这个问题特别复杂，过去我们谈传统几乎都是一种负面的资产，或者负面的价值，但是从90年代以来，这种谈论我以为有了新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已经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了太多方法性的东西，有的作家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这个时候再来谈传统，意义是不一样的。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了这样一种使命，写作的趣味也渐次发生了转移。比如说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废都》，可能是90年代的一些标志。这是比较显著的迹象，但是从另外更深的层次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隐含的踪迹，比如，新文学以来，革命文学以来，我们习惯的叙述都是“进步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但是从80年代中期，从莫言的《红高梁家族》开始，进步论叙事就被终结了，反而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非进步论”叙事开始出现。今天看《红高梁家族》，从根本上看，就是它贡献了类似中国古老叙事的“非进步论”模式，复活了中国式的历史观——当然，也等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文明观、价值观。在我们的古人那里，都是“大循环”，《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所讲的“几世几劫”，《好了歌》讲的“好便是了”，结尾讲的“归彼大荒”，从开头到结尾是一个圆，是封闭的，循环的，这种循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独有的历史观，比简单的线性时间观要丰富，要更具有美感，也更少焦虑。现代性是一列没有刹车装置的火车，终将把我们带向哪里，从《红高粱家族》开始，作家们已经开始反思了。很显然，当代作家的看法领先于我们整个时代的看法。

　　格非大家都已谈了很多，早期先锋性的写作已然都经典化了，有不少都称得上是传世之作。二十几岁时写的那些短篇，现在好多仍是经得起精研细读的作品，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甚至会觉得很惊讶，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写出如此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磨洗，历经长久才能显出它的硬度和价值的作品？刚才陈晓明先生提到《褐色鸟群》是“不可思议”的作品，确乎与博尔赫斯之间是有奇妙回应的，还有像《傻瓜的诗篇》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可能是先锋文学诞生以来最经典的短篇了——如果我选十个经典的短篇小说，《傻瓜的诗篇》肯定在其中。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谈，但我敢断言，在新文学中像这样有丰富哲学与精神现象学的容量的作品，确实不多。而且，格非还是“有格言的作家”，我说的是小说当中的格言——比如《褐色鸟群》中棋对“我”说，“你的记忆已经让小说给毁了”。我觉得这句话极有深意，可谓是创作学、想象学、想象力方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还有，在《傻瓜的诗篇》里面，精神病医生杜预在把一个有“阶段性精神分裂”的患者，那个女大学生莉莉搬上一架风琴，跟她发生不应该有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格非老师作为“话外音”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女人就是一架风琴，看你怎么演奏了”。我的天啊，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才读懂了这句话。（众笑）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他的作品里面有大量“有意思”的信息，除了思想性的东西以外。

　　我再说一下他的《江南三部曲》，三部曲可能每一部并不平衡，《人面桃花》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确实头一部出手不凡，震惊了很多人，小说在新文学将近一百年以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古老、特别陈旧的叙述，一种神韵，这是令人瞩目的。《人面桃花》讲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早期革命者”或者“先行者”的故事；《山河入梦》讲的是更晚一点的革命者——共产党人革命者的故事；当然，《春尽江南》讲的是更晚近的，现在的革命者，或者具有革命思想传统、启蒙主义精神情结的人的故事。其实整合起来，我觉得它就是处理从近代到现代历史中的革命者的故事，他们的精神际遇与个人命运，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这种处理其实和莫言的《丰乳肥臀》是非常接近的，当代的大作家，包括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河岸》等，都是处理整个近现代历史和现代局部历史的，抱负都是很大的。对格非来说，他处理的方式我认为是取得了一种最佳的“平衡”，具体说来，就是非常西方化的手段与结构上的中国化之间的平衡。这是很了不起的，是一种标志性的自觉。

　　首先，格非回到传统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他擅长的心理刻画、精神分析仍在——三代人几乎都是“哈姆雷特幽灵附体”的性格，我给这些人物专门起了一个名字，叫“泛哈姆雷特性格”，他们敏感多疑的、易于孤单独行的、类似于鲁迅笔下的“狂人”或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准狂人的和难免最终失败的性格，所生发出来的哲学和精神性的意蕴是特别复杂的。这是典型的西方化的对人物的透视方法。然而，在大的结构上，格非又显现了决然的“回归”态度，这表现在，他的三部长篇的结构其实是三个圆，这三个人物的命运也可以说是三个圆，而整体上，他们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历史逻辑与时间逻辑，那就是《红楼梦》式的大循环。“三世三劫”，因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并非单纯呈现了“进步”，更呈现了循环和重复，但是这个线条本身就把现代性的、革命的线性时间观，进步论的历史观中和了，温和一点说是中和了，说得尖锐一点，是颠覆了，他以此重新处理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其中，人的困境并没有解决，革命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

　　这里面要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敢展开。再回到题目，“重构和归返中国叙事之路”，这个“中国叙事”到底是什么，我可能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意识到它可能就是《红楼梦》，当然也就是《金瓶梅》，当然也会包括更多的东西，包括了《史记》的传统，人本的价值观，循环论的世界观、时间观、圆形的结构，等等十分多重的东西。这种圆形的结构既是历史，也是人的命运，是人的基本经验、日常生活的原型，总之都是一个同心圆，是无比小也无比大的同心圆。正如《红楼梦》既是一个小的春梦又是一个春秋的大梦，一个家族的兴衰存亡的梦，这个梦是多重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传统。我当然也不认为它一定高于其他的认识，比如进步论的认识，但至少在文学中，进步论是相对简单的，过去我们有太多的教训，而格非式的叙事，则体现了我们民族在文学上最根本的东西。

　　当一个民族的最根性的经验在当代作家身上重现的时候，这就是成熟，甚至不再是一个作家的成熟，而是一种文学的成熟，是整个新文学表现出的一种成熟的迹象，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不见得对。

　　最后我要表达的，是对格非先生入校的欢迎。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驻校作家的逐渐累积，所产生的效应正在扩展，我们慢慢汇集在莫言先生的精神感召下，在他这杆高高飘起的旗帜下面，似乎也有一种前世因缘的感觉。苏童兄的衣锦还乡，荣归母校，还有欧阳江河兄也在游荡了大半个世界之后落定于北师大，另外我们还吸收了那么多的驻校作家——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十位驻校作家和诗人，他们都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我们慢慢发现也有一种因缘际会，大家的气息相聚在一起，生发出来的超越了每一个个体的力量，最终生成了一种场域，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我本人也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这个年纪还愿意做点杂事，为他们服务，我觉得很荣耀。虽然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为他们服务好。

　　莫言：非常感谢大家百忙当中参加我们格非的入校仪式和研讨会。格非在当代文学的地位非常具有重要性，大家也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尽管发言时间很短，大家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很细致地谈了格非的作品，像宗仁发说从器物、植物的描写入手，让我们从这个角度认识了格非的作品。今天到场的很多诗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立体化地看到了格非创作的面貌。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

　　格非：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坐在后面的同学们。今天各位的发言对我个人有非常大的启发，一些见解我恐怕回去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自己不太愿意麻烦别人，清华跟我说要召开一个关于我的研讨会，我觉得让大家放下手头工作赶过来，心里非常不安，为了弥补不安，我跟清华提出来，尽管《望春风》还没有出版，但南京有一个试读本，昨天晚上才印出来，今天一早胡小彬编辑坐火车赶过来，送给大家每人一本。这里面只有前三章，没有第四章。希望大家晚上没什么事，我请大家吃个便饭大家小酌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