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哲

　　

　　叶城路边两侧，白杨挺直。过往的行人不紧不慢，踏着同一韵律。女人彩色的长裙，摇曳着冬日的阳光。

　　穆拉提给我的接头地点，扎依提磨坊。

　　认定会离闸口近，就顺着水渠一路。果然。在哗啦啦的水声中，我找到了。磨坊出来个维族老汉，右衽斜领卡袢，长巾扎腰，修长身材。他右手按胸颔首问好，我还礼，称他为大大。是穆拉提的父亲。大大摸脸做了“都瓦”说：“回家！”

　　我听了，眼泪差点出来。后来我总结，独自在外五个月后那两天，是感情极其脆弱的阶段。

　　大大的家，地道。甬道，花坛。院子东长北短，L形房屋。角落厨房边，半人高的大水缸。西边靠墙，满砌满通的大土炕。炕脸无遮无掩，面对当院。夏日歇脚睡觉，极爽。

　　大大的洋缸子（媳妇）是俄罗斯族，三四十岁很漂亮。我们聊天，她噘着小红嘴，翘着洁白的细鼻尖，注视着丈夫一翘一翘的长胡子。

　　吃过抓饭，盘坐在宽敞的土炕上，倚着大花图案的壁毯，呷着香茶，抽着莫合烟，扯闲。大大说，除了真主他还敬仰毛泽东和阿布曼江。最后这位历史名人，是新疆民族军的首领。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这位将军的麾下转战南北。一九四九年，阿布曼江去北京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会议，飞机在兰州附近失事。很蹊跷。

　　第二天，我拉着大大购置装备。叶城的巴扎，有足球场那么大。集市笼罩在烟尘中，土地踏烂，浮灰一层。他帮我讨价还价，先买了件黑领老羊皮袄。旧皮子，轻轻一扯就破。又买了一双煞白的高筒毡靴，七八成新。从和田出来时，穆拉提给我一顶哈萨克的黑皮帽。靠这几件过昆仑，走冈底斯，爬喜马拉雅。

　　出巴扎，大大带我去了一家包子铺。客人大都是在土炕上就坐，有方桌。他要了十个烤包子，一壶茶。

　　几位维族老汉凑上来，大大向他们介绍我。诸位高声，形容昆仑之路的艰险。又围上更多的人，说都过十一月了，穿上天衣，也要冻死在冰大阪；说那上边的风有二十多级；说界山大阪海拔七千多米；说死人坑有妖魔作祟，过那里的人，脑壳会疼裂一条缝，可以塞进香茶梗。

　　大大曾经出生入死，世面没少经历。也认为我是怪人，大老远从北京跑来，居然就是为了走路。

　　我告诉大大：“我只有这条路走，吓死不如冻死。”

　　对于那几位，我心里清楚也不抢白。谢过拱手，回家。

　　晚饭后，我把全部行头穿戴齐整。在炕下的土地上，试着走了几步。白毡靴硬邦邦，居然摇摇晃晃站不稳，像在月球上。身上的大背包沉甸甸，两腿僵硬。夫妇俩嘀咕了几句什么，欢快地跳起了赛乃母。

　　除了和他们欢笑聊天，就是等待。日子难熬，得主动点。

　　我独自上街，四处打探。过昆仑必须搭车，可十一月的车太少。街边、道口、办事处。找乏了，到包子铺歇脚。

　　跨进门槛，台阶五级，下去一米，犹如进了个大暖坑。

　　这回看仔细，迎面和左面连着拐角，垒成一条大土炕。炕沿，镶嵌一溜儿青砖。有的青砖，已经被磨黑发亮。

　　比起烤包子味儿，我更喜欢这里的气氛。生命与时光并行交流，安详地慢慢逝去。长者居多，没有女人。

　　我要了四个烤包子，喝着薄荷香，慢慢咀嚼着酥脆。人们有意思。吃的——盘紧腿，掰成块儿，放进嘴。用大拇指，揩一下沾在胡须上的油渣子，有没有都要揩一下。喝的——欠身，端茶，审视。吹一会儿饮一小口，嘴中竟有了嚼物。满脸的皱纹活泼起来。听说包子铺里的老人，一根儿茶梗能嚼一下午。好像嚼的是一根儿牛筋，或者是他的过去。聊的：二人头挨头，依靠成“A”字形，话音嘁嘤嘤。要离去的和新到来的，面对整个大土炕扣‘个招呼：“哎萨拉姆列库穆！”问个好或道个别。

　　全是清一色的男性。炕上黑皮帽、长皮袄，东一件西一堆，随意如在家里。炕下的毡靴，跟它们的主人似的，歪的、倒的、站的、扭的，扔了一地。味道杂陈，在炕沿弥漫。

　　莫合浓烈，呛人脑仁儿。棚顶上青烟，成团，成片，慢条斯理地向天窗游荡。偶有大咳一声，诸位都会一齐甩过头。

　　晌午已过了许久，包子铺里的各位还没有散去的意思。有人歪在皮袄上瞌睡，有人直眉瞪眼地在看屋顶。阳光几束，从天窗泻下。落不定的尘埃，在其中飘扬。

　　突然，包子铺门帘一掀，进来个白净净的少妇。头J二系着彩帕，黑皮坎，棕呢裙，高筒黑皮靴。居高临下，冷漠神情，扫视着屋子和各个角落。轻盈的身姿，缓慢的脚步。在众目睽睽之下，肆意但绝不过分地扭摆下来，扭摆到我的桌子边。瞌睡的，被捅醒，聊天的，停了嘴。

　　老板提着沙玛瓦尔过来，把茶壶里兑上开水，放在她面前一只空碗。她指指我盘中的包子，双手伸出冲老板比画着。

　　我解释：“她要十个烤包子。”老板微笑依旧，转身走升。

　　女人间我：“听了真亲切，您是北京人？”

　　我点了头，反问：“你不是叶城人吧？”

　　她压低声音，“我是俄罗斯人，苏联的俄罗斯。”

　　我心想，干吗这么鬼祟，反苏反修已成历史。烤包子端上来，热乎乎焦香。她摘下头帕，一气吃了八个才歇了嘴巴，喝茶。

　　“您来叶城干吗？”问完我，她又拿起第九个掰开。拣着里边的肥肉丁儿，用粉红的舌头尖，勾进嘴。

　　“路过。”“去哪？”“阿里。”“阿里是哪？”“西藏。”“从北京坐飞机多好，干吗非得冰天雪地翻昆仑山？”“没钱！”“旅游的？”“你是旅游的？”“不，找我娘。”“在叶城？”“1960年我才生下四个月，她就回中国了，我爹说她的老家在叶城。”

　　这个女子和我妹妹同年，属老鼠。“干吗不和你爹一起来？一个女人在外跑多不方便。”我是想聊天，这些日子憋闷坏了。

　　“他忙！我说了他的名字，您保准知道。”女人的鬼祟劲儿又来了。俯耳，说了一个如雷灌耳的名字：戈一尔一巴一乔一夫。

　　她一定是想看到我惊愕的神情。的确惊愕，但我是在外边跑的人，不能把表情，随便抛露给生人。

　　她脸蛋圆乎白嫩，下唇因为厚小，嘴角成燕尾状。直挺的鼻峰，平展泛亮的宽额。大耳、横眉、凹眼。据我了解，戈尔巴乔夫没这么个女儿。就问：“亲生的？”“私生的。”“私生子？”

　　“私生子怎么啦？一个越战，美国人留在越南的有两万多。保证对建设和经济复苏、种族素质，贡献巨大。”她一转话题问：“嘿，我爹来华访问，你知道吧？”

　　离开北京快半年了，不读书不看报。我只能回答：“好像。”

　　“什么好像，就是今年五月份啊！”

　　“对，对！”我想起来了。

　　“我爹说，以后的苏联要混乱，要分化，催我赶紧找我娘。”

　　“你的汉语说得还真不错。”我套近乎，让对方继续。

　　“我是我娘的丈夫带大的，他是汉人，我娘回同时他没回来。”她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了忧伤，“他1980年的圣诞去世，我都没在。他遗嘱里说，中国新疆的叶城，还有个比我大五岁的姐姐。”她的语速快，我大致听明白。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刚到。我说：“我住的人家，有俄罗斯族人。”大大的洋缸子，跟这个女人说的年龄相仿，若是她的姐姐，那真是太巧了。我有点兴奋。

　　“你懂俄语？”她问。

　　“不懂！那家的房东是维族人，是我同学的父亲。女主人是俄罗斯族。还有空房，你可以租住。”

　　她跳下炕，连说谢谢。我付了十四个烤包子钱，带她出来。

　　我有点兴奋，走得很快。进了屋门，大大看看我俩，躺在炕上没动。见状，先把她领到我屋里。相互告知了姓名后，她光是笑。我靠在窗台念叨：“塔季雅娜，塔季雅娜。”她说：“叫我塔娜就行！”

　　这时，大大的媳妇拎着一块羊排进了院子，我赶紧拽着塔娜出屋。两个女人说了好多话，很热乎。直到进屋，也没认亲场面。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完全是我自作多情。

　　晚上吃的是肉丝煮面片。我看大大沉着脸，也没好多说，放下碗先回了自己屋里。

　　我刚抽完烟，塔娜过来，用后背关严门说：“你房间的炕这么大，躺十个都行。你我一人睡一头，不用再租房了！”

　　“那怎么行，会有闲话的！”

　　“我跟大姐说了，我是你的洋缸子，在北京读书时的同学。你不是没跟那维族老头说我什么吗？”

　　我钦佩她，可心态在变。大大媳妇敲门进屋，送来一床大棉被。出去时，笑盈盈拍了拍塔娜的脸蛋，还搂着亲了一下。

　　塔娜的谎话，编得也忒快忒流利，让我产生了怀疑。她所讲述的，也显出荒谬。可要是表现出不信任，肯定招致她的反感，甚至铤而走险。同宿同睡，局面尴尬。凑合一夜，再打发她。

　　光秃秃的电灯泡，挂在大炕的北墙上。灰黄的灯光，照进塔娜卷曲的棕红色头发里，现出几个橘黄的旋涡。“一见到你，”我盘腿炕头推敲着哄她的话，“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千里找娘亲，让我很感动。也没帮上你。你们姐俩长得还真像。”

　　“你喝酒吗？我包里有伏特加。”

　　“不喝，不喝正合适，一喝就……”我做了个倒下止住的手势，然后把莫合烟袋子扔了过去。我突然想到，牛仔裤兜里，还有于田人送的大麻烟，就翻腾出来。已成了粉剂，正合适卷。“来，和麻烟掺在一起。好抽。”

　　塔娜拿着烟袋撕了条报纸，挪着屁股，往我身边凑了又凑。麻利地卷好。顿时烟气浓烈，掺杂着缕缕香味儿。她叼着烟，又卷了一支。舔上唾沫，在小嘴里转了转递给我。我接过没犹豫，点着，深吸一大口，“我很幸运，能见到伟人的后代。”

　　“是私生子！”一股浓烟滚过上唇，钻进塔娜的鼻孔。

　　“你见过赖莎吗？”我诚心考她。

　　“没有，只看过照片。很漂亮对吗？她是哲学副博士，还有个女儿和你同岁，1956年出生的。我十五岁那年，在莫斯科认识了加林娜·勃列日涅娃，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她很喜爱珍珠，我们叫她‘珍珠女郎。和她同居的男人，叫‘钻石小伙。”

　　我不敢相信，就闲扯：“戈尔巴乔夫，他有魅力，幽默且温文尔雅，演说不用讲稿。他以后，会有惊人作为。”

　　“你这么评价戈爸，我很高兴，但不仅仅。”塔娜不经意地说着，烟一口口吸着，“很香！很香！我在街上看见过，禁吸这种麻烟的告示。”

　　我躲开敏感的话题：“你中国，都去了哪里？”

　　“哈尔滨、吉林、北京。我很依恋戈爸。”塔娜似乎沉浸在一种情感中，拉也拉不出来，又好像有意识在显摆。“这个疙瘩，解不开。尤其我离婚之后，几天不见他，就想。”

　　“我记得，他不喜欢女人献花。”我将她一军。

　　塔娜还是拿酒让我喝，没正面回答：“他还反对，伏特加。”

　　那是个白金属的扁瓶，刻着汉字“戈尔巴乔夫”，字体轻细歪扭。我没喝递还她。塔娜接住，灌了一大口，闭了闭眼睛。

　　一股强烈的怪异的酒香，冲击着我的鼻孔。

　　“你想和我睡觉吗？”塔娜问。

　　够愣，一点过渡没有。“不想！”我干脆回答。

　　“你真牛，我也不想！以前要求特强，像你们北京的二锅头。我丈夫彼佳说我：天天喝酒，天天做爱，过后踩棉花。离婚也是为这个，说再不分手，他就成为乞乞科夫，成了死魂灵。我一怒之下赶他走，他又舍不得。后来见我脱衣服，他就哆嗦。说我像一棵安楂树，分泌的全是诱人的毒汁。”

　　塔娜开始脱皮坎，脱长裙。加之吸过麻烟，我有点飘忽。“离了婚，我再也不沾其他男人。恶心！只想我戈爸，他是最好的。我先睡啦！”她扔下衣服，跑到炕那头。钻进被窝，蒙上头。我拎着老羊皮袄过去，给她搭在身上。这不仅是安民告示，也有安抚。“好好睡！有话明儿再说。”我顺手，拉灭灯。

　　我想好，即便塔娜不是骗子，明天也好言相劝。看表，已过十二点。面向她躺下，难眠。

　　塔娜辗转翻腾一阵，钻出头，“嘿”了一声。我没应。要是她真动手偷，绝对不能留情。老话说得好，凡骗必窃！

　　“嘿！睡着了吗？”塔娜真的起来了。我幸亏做了准备，门已经锁上，跑不了她。塔娜撅着屁股，拉起褥子被子，一直拉到我身边。说道：“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也睡不着，甭假惺惺的，累不累啊。”说完，挤着我躺下。如此不见外的女人，使我更加警觉。她到底是什么人？好奇让我来了精神。

　　“快把酒喝了！就当我俩酒后荒唐！”她命令着，酒瓶口抵在我的嘴上。见机行事，我一口气喝干，“几两洋洒，能当借口？甭弄这事儿。”她不说话，好像在等什么。

　　酒，悄悄在我的食道里流动，不一会儿，开始在血管里奔跑。我傻眼啦，怎么比二锅头还厉害！

　　蓝色淡淡的月光，洒在碎花布的窗帘上。

　　塔娜再靠近，一股难以捉摸的气息，驱走了烟味儿。不好闻，也不难闻。我四肢像粘在炕上，懒得动弹。她动作熟练，宛如解开玩具盒。她眼睛泛亮，兴奋地唱起歌。很久很久，她的颤抖，通过嗓子眼儿进发：“主——啊！赦免您的——仆人吧！”

　　完事了，平心静气了。她开始讲故事。之前，加引子：“你是个流浪汉？”我回答：“我是个流浪汉！”

　　“你打小就是流浪汉。对伏尔加河的印象，源自你童年的歌曲：白雪覆盖冰河，往来着三套车，老马驾驭，稳稳妥妥。

　　“你，有我们俄罗斯大旅行家阿发那西·尼吉丁情结。把伏尔加河当作歌谣，唱了三十年后，开始寻找心中的伏尔加。尼吉丁沿着这条河去了里海，辗转波斯，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经黑海栖息在克里米亚半岛。

　　“伏尔加，神奇的河。流淌俄罗斯史迹，记录惊涛骇浪的名字：斯杰潘·拉欣、布拉文、普加乔夫，他们都是伟人。

　　“伏尔加河，有运河直通莫斯科。我和丈夫彼佳，住在河畔的古比雪夫。古比雪夫，是苏联三十年代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后来被暗杀了。彼佳是机械工程师，我在列宁水电站工作。”

　　塔娜的手从我的后背摸下去，“‘戈尔巴乔夫在汉语里，是‘驼背的意思。”“他驼背吗？”“绝不，他非常坚挺！你也很坚挺，再来一次。”“不，睡觉。”“好吧！”就睡了。

　　大大来敲窗子时，我俩一块儿醒来。我告诉塔娜，吃过早饭送她到车站去喀什。我这两天，一定要上昆仑山。

　　“我再住几天，可以吗？”

　　“别难为我，相互留点儿面子！”

　　“面子？”塔娜的脸，比昨天还苍白。

　　“送不走你，我会把咱俩的关系告诉大大！”

　　饭后我们去了车站。塔娜开始尾随，后来索性挎着我的胳膊央求：“我再待几天，再待两天，就走。”我皱紧眉目，面露凶相，话语强横：“你不走，我也不会离开叶城。”“那正好！”“好个屁！”我吓了一跳，怎么跟塔娜这么随便。

　　“好吧！我走，走之前我得把话说清楚。戈尔巴乔夫，真是我娘的丈夫，我的干爹。当然他是地道的中r司东北人。我娘离开俄罗斯后，我和干爹相依为命，直到他去世。我娘的确和戈尔巴乔夫，很密切。”塔娜满含热泪，“天天想我干爹，才跑来中国！要不是昨晚把我交代给你了，不会落魄成这样。我们换个地方再住几天吧！就这么分手，太可惜了。你不觉得可惜？”

　　我觉得再没理由轰她，干脆地说：“那你留下吧，我走！”“不不，我去麦盖提或巴楚。”塔娜咬着牙，气哼哼。“去做什么？”我担心地问。“我这后半生还能干吗？中国人善良、轻信，我不会饿死的！不找到我娘和姐姐，死不瞑目。”

　　我的心里有点儿不落忍。这时路边停下一辆去巴楚的空车，塔娜飞快地跑过去。我替她买了票。

　　塔娜从车窗里探出头，扔在我怀里二十块钱。嗤嗔：“贼猴精！大坏蛋！最后最后还想让我感激你啊，绝不。什么都给你了，还不带我玩儿，无情无义。再有欠你的，我都带走了！记住，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俄罗斯女人想着你，为你祈祷。”

　　没等我再说话，车子开动。车窗玻璃上，贴着一个女人泪流满面的脸。我擦擦眼角，心说：哥们儿，扛住！

　　就在塔娜走后两个小时或是四个小时，一辆喀什运输公司的蓝色大“玛子”苏联卡车，拉着我，上了昆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