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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文学

时间:2023/11/9 作者: 作家 热度: 13946
张清华

  

  文学的故乡

  倬彼沃野,百谷盈盈,瞻尔庭兮,嘉木葳蕤。

  作为故齐之地,我的故乡自古即农商皆盛、耕读并重之乡,堪称民风开化,文化昌兴,自然也与文学有不解之缘。自读书起,每当读到《诗经·齐风》中的诗句,我脑子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映现出这里的风土与人物。

  这当然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幻觉”,但想来我这故乡博兴去齐都临淄是如此切近,那驿道田亩,本就连成一片,焉知十一首《齐风》中就没有与我们“沾边”的?《甫田》中的句子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这寂静无边的田野肥沃而又荒芜,征人远徙,农事弛废,心也早被不归的征人带走了,于是终日在田间忧伤叹息。多么文学性的表达,一位田野上枯坐叹息的农妇,心境也如此曲意深远,情感丰富——这当然是采诗官的口吻和猜想了。但捕风提影也总要有些由头才是,多像是一幕无边的春秋大戏的开场。还有《敝笱》:“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后人指此为讥刺鲁桓公的懦弱,以及齐公主文姜与其兄襄公的不伦之爱的诗句,谓之破网高挂,鱼儿嬉水,文姜归家,与兄行乐,其作高调,其行张狂。但我总觉得,道学家们的阐释是不是离文学远了那么一点点,难道诗中就没有恻隐之心,没有一点同情之意吗?

  这自然不是学术的研习,而是纯属文学的臆测了。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古老的文学叙事中,确乎有特别“文学”的东西,齐国的国事与运势,可谓是一部充满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多幕戏,其中必定有些场次或者片段,是与我们这块土地有些瓜葛的,那些诗句中的情境和故事,意绪和情愫,必定和这块土地上的先人心有灵犀,息息相通。

  笔者的故地,是在博兴西南一隅的马踏湖滨。相传这里是因为齐桓公筑台点兵而马踏成湖。此固然是神话传说的叙事,马踏湖,照现今的说法,在地理学上应是叫做“湿地”。虽名为湖,但水面并不连贯广大,而以沟汉为主,辅以沼泽草地,水量的季节性十分明显,是小清河水系和另一条源自博山的孝妇河水系的流量调节器。但传说大致也说得过去——既是“千乘”之地,必是屯兵用武之处,兵来将往,筑台取土亦是常事。雄兵十万,每人一丰不黄土也能筑土为丘,或挖地为壑;另外,既是用兵处,必然多备车马粮草,故水源和草料是不能少的,湖滨一带与桓台相接,水泽数十里,自是养马屯兵的好去处。当然,古代的自然环境尚未有根本毁坏,或许这里本就是典型的湖泊地貌,也未可知。

  但这样的历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彻底终结了。在我的童年结束的时候,这条古老的河流,曾经碧波销魂静水流深的孝妇河,也一改千年容颜,变得黑水滚滚,浊臭熏天。来自上游的工业污水,携带着重金属、塑料袋、卫生巾和避孕套,各种污臭的有机物,奔涌下泻,让这曾小桥流水宛若北国江南的水乡日夜悲泣。沿河的乡人不堪其苦,疏堵皆无计可施,遂愤而将河道填埋,干脆断了其来路。但即便如此,污水还是变着法儿曲里拐弯地泻进湖中,让湖水变得乌黑污臭,两岸再也没有昔日的荷香鸟语。

  说这些还是因为忆起了童年。即使是在饥馑匮乏的年代,这里也是民风开化、有神奇故事与浪漫风习之地。我之所以走上了读书求学之路,爱上文学,与童年在故乡听到了太多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有关。我的祖母便是一位说故事的高手,她能讲述很多有意思的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七仙女下凡,孟姜女哭长城……她甚至还能在叙述中插上哼唱的小调,让讲述声情并茂。而我们邻家的二伯父,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民间艺人,他鳏居多年,以小买卖为生,可吹拉弹唱,每到黄昏时便在街头开始说书,讲的都是神仙侠客佳人才子的故事,每每聚众若瓮,喝彩声不断。这样的记忆在我脑海里至今仍栩栩如画,恍然有声。

  还有格外浪漫的记忆,这大约是童年时常见的情景:那时,沿河而居的乡邻喜欢赶集或走亲串友,男孩沉迷下河嬉水,女孩则擅长撒泼调笑,其大胆泼辣,常令人瞠目不已。我曾亲眼目睹过一位年轻人,骑车自南而来,经过我们的村庄向西,河岸上有三个女孩指手画脚,施以言语评头论足褒贬调笑,竟使这男孩羞赧慌乱中不慎失手,连人带车一头栽下沟里。所以,每当别人或外地同行谈笑,言《聊斋志异》中所写邻家少女过于大胆痴狂云云,我总是觉得他们少见多怪,我总以为蒲老先生并无夸饰之词,因为这就是“齐风”——齐地的自古真实的乡俗民风。多年后,我终于为那位冤屈的少年写了一首叫做《叙事》的小诗,以志纪念一

  故事开始于一条美丽的河流

  河岸上,几个邻家的女子在唧唧咕咕

  一个少年骑车而来,雪白的芦获挡住了

  他的去路,他听见那女孩嗤嗤的笑语

  一阵慌张便连滚带爬地掉下了沟底

  这条河流源自博山,流经蒲松龄的故居

  最初是一个温泉,水汩汩地从牛山流出

  在上游叫柳溪,在中段叫孝妇河

  再下段改名叫乌河——愈见水静流深

  到下游拐了个弯儿,就没有了名字

  那河水冒着热气,河里跑着传说和鲤鱼

  男孩十四岁,从南而来,穿越板桥向西

  遇见了这尴尬的一幕:女孩伸着手

  指指点点,仿佛岸边拂面的杨花和

  带着水性的柳絮,一下让他失去了重心

  和记忆。多年后,那小河被埋入了岁月

  与污臭的淤泥,那转了把的自行车

  还有乌青的额头,胸口怦怦乱跳的兔子

  随着那桃花的人面,还有颓圮的院墙一起

  沉入了北风的呼啸,变成了乌黑的泡沫

  我自信这诗句中的情境,与《诗经·齐风》中的那些旷世的忧伤和广袤的浪漫,至少是相通的,抑或是它们的挽歌再现或现代转译。文学经过了两千年,语言和形式经历了很多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却依然如旧。

  冬日因探望八旬父母重回家乡,望见遍地的楼宇厂房之外,田野寥落,片雪不见,一派灰蒙蒙的尘埃雾霾。路经家乡田园,早已面目全非,古人慨叹之物是人非、近乡情怯,在今早已人物两非,几无从辨认与想象,不觉一片茫然和唏嘘。

  这当然不是本土独见,想眼下整个国家都是一片繁忙景致,机声隆隆,烟尘弥漫,这现代的文明,犹如一架巨大的可以推平一切的推土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和消灭着现存与历史。你自然可以视之为繁荣的一日千里,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场荡平一切的劫难。车过故乡,童年的那条河,那依河而居蜿蜒十里的烟柳荻花,板桥茅舍,如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那河也早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觉就想起了一位前贤,清代的举人蔺裔青的一首《利建桥道中》:

  千顷云罗一抹烟,渔家簇簇稻场边。晚来收网入前渚,拂落芦荻花满船。

  这“利建桥”去我的故乡“龙王庙”——今称“东风村”,乃是破四旧年代的改名——只有三里路。小时随祖父赶集,名曰“赶桥集”。集市不大,只是交易些鱼虾蔬菜、农副产品,且限于晨起,日上一竿便散了。但那时,古桥上下两岸,迤逦摆开的摊位,吆喝声、狗吠声、鸡鸭的叫唤声,响成一片。还有那专门诱惑小孩子的泥哨糖人之类,都让人驻足流连。尤其是深秋时节,桥下的流水清澈见底,水面上蒸腾着缕缕水汽,宛若童话中的情景。不知怎的,每当我看到《清明上河图》,设想的现实中的对应物就是故乡的这座桥,对应的情景也便是赶桥集的景象。可见,清人先祖所见与我之童年所见,并无差别,但是如今再看,就再也无从找寻先前的影子了。

  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依我看,它如果注定还不会死,那么就应该写出这些美好但行将消失的东西,最终成为保护这些美好的东西,使之不再消失的力量。作为今人,设想一千年后我们会留给后人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是万古不变的美好自然,还是一片无法消化降解的现代的塑料与水泥垃圾?是清澈的河水和碧蓝的天空,还是毒气雾霾与污泥浊水?让世世代代哺育乡人的母亲河成为排污沟,或者在面目全非的土地上最终干涸消失?或许我们可以从祖先的文字中读出贫穷和不公,读出个人的现实忧愤和并无来由的万古悲愁,但你不会读到一丝丝的大自然的啼哭和污臭。假如我们不能把这亿万年来养育了一代代祖先的美好田园保护好,我们就将是一群千古的罪人,不肖的子孙。

  相比之下,个人的感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一篇文字中如果没有真切的生命体味,也就失去了感动人的价值。我并不想在这里抒发什么个人感怀,但是站在家乡的田野,遥望迤逦走过的道路,我眼前不由得闪回着美国乡村诗人弗罗斯特的句子,他漫步在山野的丛林,设想着可能的人生,完全不同的道路,对过去和现在,已知和未来产生了深深的遐想和无限的迷茫:

  黄色的树林中分出了两条路,

  可惜我无法同时涉足,

  我曾长久地跋涉,

  如今却在这里伫立,

  眺望着其中一条的尽头,犹豫、

  踌躇……

  然后,我选择了另外一条。

  因为它更宁静、美丽,有萋萋的

  芳草, 尽管两条路都清新迷人, 尚未受到路人的打扰。 两条路都落叶满地, 未被践踏的叶片问充满了清新的气息,

  啊,我多想有一天也能走一走未选择的那条!

  前路绵远,我却惦记着回去。

  或许,多年以后的某个地方,

  我会叹息着回想:

  深秋的树林中分出了两条路,

  我选择了其中的一条,

  我的生活因此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首诗的题目是《未选择的路》。用未选择的道路,来强化对已选择和已走过的路的衬托和比对,更显示出这条路事实上的独一无二和命运感。没有办法,这就是命。这多像我故乡的另一位先贤,五百年前的布衣文人魏休庵先生的一首《有怀》中所说:“江风山雨两相期,夜夜村前作故知。风为开扉扫落叶,月来送酒上芳堤。朗吟修竹声先起,醉舞疏松影亦奇。但籍幽独时共赏,百年心事不须疑。”都是百年的心事,都是冥冥中的江山风雨、命运来路的两相期待,总有一天它们会显现。

  但是现在,且让我们好好体味,好好拥有。

  读父亲

  父亲写诗这件事,其实由来已久。我小的时候,便常常看到他在昏暗灯光下紧锁眉头的一个侧影,在稿纸上写些什么。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6年秋的一个下午,广播忽然里传来令人揪心的哀乐,然后就是一遍遍播放沉痛的讣告。正在田野给学校割草的我,丢下镰刀和绳子,失魂落魄地回到学校,看到满面泪水的人们,脸上全是哀伤的表情。学校宣布提前放学——伟人都逝世了,天恐将要塌了,还上什么学?我回到家,看到父亲也满面愁容地回来了。他神情严峻,又在桌子上铺开稿纸,写下了一些句子。我就坐在他身旁,也学着样子翻开本子,在纸上乱写乱画起来。

  这是我清楚地记得的父亲最早写诗的情景。我问他,会不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你和妈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会不会被杀头?我和妹妹弟弟会不会落入到阶级敌人的手掌?

  父亲若有所思,但没有回答我。当然,我的问题确实有点太幼稚也太艰险了,他无法回答我。他写下了一些和报纸上刊登的文字很像的东西,让我感到钦佩,也有了一丝欣慰,毕竟他以最庄严的方式,表达了全家人共同的哀思。

  时光一晃就过去快四十年了,“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还记得这句小时经常挂在嘴上的诗句。但那时并不知道个中的含义,觉得那是个神话般的数字,漫长到几乎不可抵达。可如今,这真的成为了父亲和我共同的时间叙事,我们真真切切地经历了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人世是多么容易沧海桑田啊,孩子一转眼就变成了大人,大人一转眼就变成了老者。

  所幸的是天至今也没有塌,不但没有塌,世界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好了,和平,富足,远离了饥馑和短缺、幼稚和斗争——除了食品的不安全、交通事故的频发、空气质量的越来越糟糕以外。可是,假如再还给我们干净的河水与空气,却又要再让我们再忍受那些贫穷和饥饿,住进低矮而寒怆的茅屋,恐怕再没人会同意了。

  我们真的都经过了巨大的历史转换,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人。如老杜所说的,“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或是如李白所说的,“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那个年幼的孩子如今也已经是五十开外、鬓已染霜的人了。

  因此,对我来说,最庆幸的还是父母亲依然健在,他们愈见衰老,却亲眼看见并且享受了这个时代的一切。而且重要的是,在父亲的笔端,还记录下了他多年来的亲历亲闻。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说了如许废话,是想说明,父亲这代人之“写作资源”与背景的特殊。他和他的同代人中的很多,之所以在退休之后开始写作,很多情况下是受到了“毛体”的影响。毛泽东将革命者的话语与中国旧时代文人的语言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有意思的语体——其中既负载了大量的政治信息,也成功地抒发了个人的情志。尤其是,在一个特殊年代,这些东西被无限放大,致使他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均受到强烈的影响,甚至被“格式化”了。

  然而影子永远赶不上太阳,所有受到“毛体”影响并且尝试写作的人,几乎都沦为了“公文体诗人”。我因为工作的机会,经常接触各种写作者,有叔伯辈的人就写出了诸如“三中全会形势好,退休生活乐陶陶”之类的句子,让人忍俊不禁。基本上是遇到“五一”写劳动,逢见“十一”写国庆,神舟上天他祝贺,奥运召开他高兴。他的诗中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个人的生命体味和真实的生活感受。

  因此,关键在于想什么事,读什么书,寻找什么样的语言。曾与父亲小心地交流,最好常读读古人——一比如陶渊明的诗,会找到语言的根,找到一颗平常的心,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这样也许会写出一点有真情实感的、有意思的句子。父亲一向是高傲和自负之人,但对这个建议却是从善如流,真的下了番功夫,去琢磨,去推敲,去改。

  于是我就看到他的诗中有了人生,有了真实的生命体验,也有了让人怦然心动的句子。

  “一杯清香思黄山,半榻史书念故人”(《夕阳晚照》),我盯着这样的诗句,想,父亲终于写出了有个人情怀、岁月长度和书卷之气的诗,他的语言有了根性,当然,也还有了“趣”。他并不只盯着“国家大事”,去写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而是有了真切的个人感受与处境。在《瓜棚吟》中,他重现了怀想童年的“南柯一梦”,当他从梦幻中再度回到漫漫时光的这一端,怅然之余,他放开笔端,以谐趣收束,显得洒脱有余:“浓香助我生双翼,寒宫桂下伴寂寥。醒来方知南柯梦,月挂中天蚊虫闹。”

  这一“闹”字,确如王国维所赞宋人之诗“红杏枝头春意闹”,“境界全出”。不加无用的“升华”和拔高式的“点题”,而只用眼前的实景,来传达现实的庸常与无奈,反增添了些许真实意趣。《农家乐》一篇,令人想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纯然口语,但多有可感可触的生活气息,“暮霭清淡月融融,花影摇曳竹有声”,“谈天说地话农桑,共商家计致富经”。分明与孟夫子之“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出于一辙。

  显然,这属于有了“典”,有了与古人的交集与对话。

  这是读与思的结果.。古人写诗喜思古而用典,不只是为了“显摆学问”,因为诗之趣也在乎其所涉猎知识的幽远与宽博。否则便缺少应有厚度,也难见其人格修为。所以,我对这类句子会格外赞赏。再如《感秋》一词,亦让人想起刘禹锡的诗句,其中的“劝君莫悲秋寂寥”句,以及整个下阕中“雁阵排空穿青云,鸥群戏海逐浪高。日暮苍山余晖染,胜似晨晓升春潮”诸句,亦近乎对刘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化用了。

  还曾与父亲讨论,谓五言难写而易工,七言易写而难工。“工”是说完美,完美当然是远话,大意是劝他多写点五言。因为五言古朴,易于藏拙;而七言华美,容易写飘。非杜甫那等老辣,或义山那样的幽隐,不能压住阵脚。但这点他却未曾采纳,仍是多用七言。在我看来,若不为父讳,便觉其韵脚稍显快且浮了些。

  不过还好,因为情致常至于不俗,所以韵脚也便能够压得住。比如《瑞雪》:“彤云密布气萧森,枯枝残叶落纷纷。鹅毛雪洒翩跹舞,黎明推门盈尺深。”不止套用了杜诗中“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的诗意,其基本的音韵节奏也还显得扎实质朴,很有些表现力。

  偶尔父亲也还写了几首五言,有绝句,也有五律,客观来看,有成功之作,也有稍弱的篇什,主要原因还是语言的“返还”程度稍欠了些。也有稍好的,如《吊兰》:“根植盘中长,身却半空悬。任凭风摇摆,孤芳犹自怜。”应属有点意思了。而《读书乐》一篇可谓是最佳:“书胜名贵药,治愚又清心。眼明心亮际,静读史书文。红楼寓哲理,水浒多英魂。无意深探究,只为怡心魂。”属于典型的“述怀”之作,但非常自然素朴,毫无装点文饰。越是不加拔高,越显妥帖真实。

  照中国的传统,做人子的不可对父尊说三道四,所以,照理我也不应对父亲的诗妄加评议。但父亲对文学一向赤诚,我既打算说两句,也就不能溢美肉麻,反与父亲的这份赤诚相抵牾;当然也不能刻意刻薄,故做什么高深之论。就以我庸常之见,说两句闲话。

  几年前,曾向父亲夸口说,您多写点,我找机会印个集子,送送亲友,互相做个纪念,也与诗友交流切磋一下。父亲总说不急,我再攒一点,再改改,别让人家笑话。我说,笑话啥呀,大家不都一样,彼此彼此;印一个,无非寻个乐趣,算个寄托吧。再说年纪也渐高了,借此纪念一下,岂不好?

  可说是说,总因为忙碌和懒惰,事情还是一拖再拖,延误下来。想来惭愧,今夏父亲突然生病,急切回乡探视,遭到母亲的质问,说,你不是说要给你爸印本诗集吗,怎么不见行动啊?这才想起不能再拖,遂紧急启动,搜集整理,其间也还使用了两个上中学的侄女为爷爷录入的手稿,求助于多年交往的数位朋友,如今总算把书整理出来了。

  末了,只是感慨、感动,百感交集,无言以对。人生短暂,人生珍贵,人生如戏,人生如梦,一切都须持守,一切又须大彻大悟。唯望父母亲能够身体安泰,长享人世平安,便是做儿女们的最大福祉了,幸甚,幸甚,谨以为记。

  昔者吾师

  相尊吾师也,乃吾邻村人氏,幼时印象中,吾乡人每侧目咋舌,艳羡而视,言其为奇人或才子。在吾辈观之,也属成理,因为他确属吾人惯常习见,又属罕见的那种人物。说其常见,是因之身躯凛凛,仪表堂堂,在博兴湖滨,这故齐之地、盛产鱼米的开化之乡,每每可以见到的一类帅气男子、俊逸人物;说其罕见,则是言其擅长琴棋书画,纵横文史经济,更兼无师自通,才高傲物。设若生在古代,他一定是位落拓不羁的书生,或仗剑或摇扇,行走于江湖之上,穿行于“几多俊逸儒流”中间;或一朝春闱高中,跻身庙堂,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当然,也可能会像屈子东坡那般,被放逐天涯,作为迁客骚人,而写下不朽诗篇。就是很难设想他会向陶潜摩诘那样,甘于落寞,归隐田园,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布衣生涯,因为他确乎更像李白,是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放之士。

  但不幸他却生在了当代,生在了先是动荡,后又拜物的年代,生在了小农意识形态遮覆一切的乡间,没有机会通过上述通道,获取正常的进身之阶,所以才至于浅水平阳,安身红尘。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掩藏他那过人的才情——当他引吭高歌,你会惊诧于他歌者的喉咙;当他抚琴,你会讶异于他演奏家的手艺;当他握笔研墨,你会看到那龙飞凤舞的书家气度;当他开口,你则会领略到他那口若悬河的雄辩家的气质……所以,我总是毫不吝惜地给他以赞美和掌声。因为,他确乎是高出于我故乡的那块湿地——美好但是泥泞,物丰但是俗浅,生机勃发却粗鄙不堪的故地。这里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阳春白雪,乃至于会将阳春白雪也矮化为变形的下里巴人,因为这就是“乡村意识形态”的基本形质,包括县城也是如此,是一种小农文化加小市民文化的奇怪混合之地。

  在上述意义上,可知吾师相尊之所生长的环境,其所置身的文化根基,如此的土地上能够长出他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奇迹。当然,我无意臧否我的家乡,甚至我也热爱着这土地,热爱着这质朴的人们,但却无法不为这文化的土壤而感慨和悲息。这犹如莫言早在年轻时代就反复提及的,对于农民意识与乡村文化,他只有无奈的妥协,因为这块充满矛盾的土地,让他绝望也让他欢喜,让他热爱也让他鄙视。也如同鲁迅眼里的故乡一样,是一块让人永世留恋,但又无法不脱身逃开的沉沦的土地。

  这才是全部的真实。

  我的童年即烙下了这个人的影子。十岁时,我坐落在老家的屋子里的烟熏火燎的墙壁上,第一次挂上了一幅书法作品,大约是鲁迅的一组诗,开头的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之类,那是父亲特地淘换来的,小小年纪的我虽无法看懂,但从那俊逸的字里行间,还是能感受到几分书家的才情与风姿。而且我注意到了署名“相尊”的落款,当我试图从父亲那里知道关于这个人的更详细的说法时,他的描述也印证了我的预感。

  十四岁我升入高中,是一所乡办中学——那时“乡”还叫做“公社”。不过,我毕竟第一次走进了有着宽大的红砖瓦房的学堂,看到了气质远不同于村办小学里那些民办教员的高中老师,知道了什么叫“文质彬彬”。在我入学的第一天,就听到了来自办公室的嘹亮悠扬的琴声,以及高亢动听的歌唱。那几乎是可以与广播里传来的声音相媲美的歌唱,我们屏神凝息,听得入迷。那伴着风琴传来的,都是“文革”结束刚刚开禁的曲子,让人感到陌生而又熟悉。当我们悄悄从窗外向里窥探,便看到了他——那个戴着白边眼睛,身材高大且梳着油亮分头的相尊老师,知道了什么叫“个性”和“气质”。

  直到现在,他也不大可能知道,甚至不能设想,他这样一个人对于乡村中学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影响力。多年后回想这段经历,所学的那点可怜的“知识”,早已随吃过的汤饭消化得无影无踪,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记忆,却还在脑海萦绕回荡。某种程度上,或许他才是唯一可以构成“影响”的力量——因为他可能是唯一可以启悟和照亮那群孩子的未来的人,是他让他们产生“自我想象”——想象他们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人。虽然我们对于他,这样一个有些出格和不同寻常的老师,还略带些偏见或微词,但在孩子们的心中,却偏偏埋下了这个人所给予的种子。

  这是至为奇怪的,也是我所应当感谢的。我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同样自命不凡且同样特立独行的学生来说,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是连我自己都不好评量的。后来,相尊老师给我们担任了历史课一每星期只有两节,但他的课每次都让人至为难忘,以至于成为了一场销魂的故事会,一次不知所终的精神漫游,一次无法预知、充满迷人幻想的梦游经历……

  再后来,我就离开了公社中学,随父母转至县城一中读书了,随着“眼界”的又一次开阔,相尊老师所给予我的这些兴奋和惊悸,也就渐渐淡出了脑海。再后来,我远走他乡读了大学,渐渐也就与他断了联系。但还是断续知道,他从乡属中学调到了县里,成为了教育局的教研员,也有了后来的更加显豁的诸多经历。再后来,他就退了休。虽然对于常人来说,退休可能就是事业的终点了,但对他而言,一切又是重新开始。他苦练书法,在书界渐渐名声远扬,投身公益,兼做了老年大学的校长......总之是青山在,人未老,有作为。

  相尊师约我为他的新著《纵横董永》作序,我自然惶恐之至,因为我于董永确无了解,更遑论研究。乡人言其为先祖,我更多是在潜意识中将其当作了野史神话来读,因为历来戏剧传奇,早已将他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信史怎可解之?但相尊师竟能纵横捭阖,披沙拣金,于史料穿凿之间、蛛丝马迹的推衍研判之中,梳理出大量的史迹与传说,坐实了许多猜想与疑问,厘清了许多学界和吾乡本土关注的历史问题。

  然而此书的意义,恐远不止是在人物史迹的考据,而在于孝道文化的诠释与张扬。在很长时间里,“忠孝”“孝悌”之“孝”,“三纲五常”中的“孝”,都因为各种历史因由,而被打上了“封建文化”的烙印,不由分说地放逐至当代社会的底线之下、道德之外。其结果,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那就是社会价值的裂变、空缺、畸化甚至崩毁,“现代”的价值伦理未能建立起来,而传统的道德文化却不复存在。这是我们社会眼下最大的危机。

  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孝道与孝悌文化,真的是与现代社会的价值伦理格格不入吗?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观念与礼仪,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儒文化圈”中,在海峡彼岸的台湾,都能够有更多的传承,并与他们社会的“现代”进程可以并行不悖?为什么在他们那里,现代的技术文化可以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兼容一体?这于我们,这个要实现伟大崛起的中国梦的民族来说,确乎值得借鉴,值得深思。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于相尊师的研究与演讲,要报以高调之掌声。

  书中自有精妙的论断与华美的言辞,我除了表示祝赞,不敢妄加评说。搔首穷词处,忽想到,可以抄录几句李义山给友人崔处士的诗以赠,作结,唯祝吾师身体安泰,常以妙笔华章,演绎生命精彩:

  雪中东郭履,堂上老莱衣。读遍先贤传,如君事者稀。

  仿佛雪夜访贤之境重现。在此严寒岁晏时日,遥祝相尊吾师,续写传奇。

  2013年秋至2015年春,断续于北京清河居

  责任编校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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