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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走几步

时间:2023/11/9 作者: 作家 热度: 13932
林那北

  

  

  

  一

  如果邻居祖上曾对你家无体投地仰慕过,谦逊地一次次派人登门拜师识字,又诚恳求教诸如修船、建房、种稻、制币、铸剑、治病之类的实用性技术,回家就毫不客气拼命高仿,建起比你家更美、保存更好的屋子,种出更好吃的谷子,造出更锋利的刀剑,然后,你家那位肥胖得美丽绝伦的杨姓女一号,传说在命悬一线之时,含辛辗转躲到他家保下性命。再然后,这个邻居两眼发绿地偷窥过你家的土地和财宝,又不要脸地派人提着刀血腥地登门来抢来杀,于是彼此结下不共戴天的梁子。仇归仇,恨归恨,可是若干日子后你家还是不知不觉用起他家地上长出的东西,一样一样都挺顺手的,越来越习以为常。整个村子并不是只有两户人家,但其他邻居关系明显稀疏,并没有你们两家这么纵横胶着,抬头你看见他,低头他遇见你,影子般躲不掉避不开。于是得闲时,你忽然心生一念,觉得不妨去他家看看。

  为什么要去日本?我的理由大致都罗列出来了。

  从北京到东京,只飞了三个小时二十分钟,这个距离没有让我意外。早已千百遍从地图上看到鸡形地图的尖嘴外,有一条微微弓起的长条形虫子,头向上娇喘地仰着,尾部稀疏散落着几个小黑点,宛若便秘的虫子强行拉出来的粪便,被海水托在掌心,浪打涛涌。如果用手指按住图中的虫子,它的宽度不足半个食指,而长度则只需伸出一个小拇指比划下就绰绰有余了。如此狭窄之地,降得下这么大的一架飞机吗?这个恐瞑一闪而过,然后就无影无踪。

  但其他恐惧却始终徘徊,像一组电流,波段时高时低。

  “鸠山先生请你赴宴。”现代样板戏《红灯记》的一句台词,曾剑一般刺穿我整个童年。肥胖的,戴着圆形黑边眼镜,留一小撮山羊胡子,说话怪里怪气的鸠山,是我年幼时坐到电影院里反复看到的一个恶人,他进入我的梦,把我无数次冷汗淋淋地吓醒过。而如果纵观所有与那段历史有关的电影、电视以及图书、戏剧,鸠山似乎并不是其中最凶神恶煞的,至少他还假模假式地备下酒菜,并挤出笑脸套了套近乎。虽然最终李玉和戴着手铐脚镣,浑身血迹地慷慨赴刑场,但戏里并未呈现真枪真刀的行刑过程,动手开枪的人也不是鸠山。其他的鬼子都不会这么演文戏,八格牙路八年,两百多万西渡登岸的日军刺刀光寒,烧、杀、抢,活埋、剖腹、强奸……人类最下流动词都被他们血肉模糊地执行一遍,尸骨如山。

  “鬼子来了!”

  “鬼子进村了!”

  “花姑娘!”

  “你的,死啦死啦!”

  我清晰记得年少时如何被这些短句吓得后背发凉毛孔紧起,还有大皮靴、长军刀、马蹄声,即使没有亲历,也被完全笼罩,无处可逃。

  然后现在却来了,不仅我一个,整架飞机满座,差不多全是同胞,脸色都好,涂着一层腰包充实后的喜悦与自满。他们中有父辈或祖辈成为那个邻居刀下鬼的吗?某个瞬间起了冲动,想逐一询问过去,至少听一听他们记忆里还残存多少关于那八年的相关信息。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足够我学CCTV,以“你幸福吗”这样的句式快速问过一遍——这件事不是不能做,最后还是放弃了。包括我在内,飞机上的众人其实大多都浸透在即将购得许多好货的期待中,此时横生一问,该是多么唐突而自找没趣。

  暗吁一口气端坐椅子上,闭上眼,脑中有些旋律依稀交错盘旋。《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王二小》《黄河》……而广播里却不时有女性柔媚的日语响起,夹杂在旋律中,切鱼般把歌曲的身体切出一节节零星段落。全日空,连飞机都是他们的。我们花了钱买票,她们因为钱而温顺体贴地服务。空姐个子都不高,脸都极白,都抹了红唇,笑意从未褪去。送来的餐盒精致地隔出一个个小格子,各自安放着日式的饭菜,小点心粉色的外包装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文。我拿起来看了看,手指头可能用力过度,塑料袋被捏得吱吱作响,仿佛被响声惊到了,我马上把它放下,不敢撕开。

  食品有毒吗?鸠山先生请你赴宴啊。

  以及那个见不到面的机长,他究竟又有多少诚意安全载着我们,飞抵他们的国度?

  他的鼻子下,可否留着一撮古怪的山羊胡子?

  二

  东京羽田机场临近时,空姐用接近标准的普通话,嗲嗲地说:“左下方就是富士山。”机身内像通了电猛然一震,一下子就伸长许多脑袋,整齐地朝向左面的机舱。

  我承认也欠了欠身子看上几眼,然后迅速坐下。

  一个江湖盛誉的美男子,被无数浮华的语言夸耀过,照片也在各处秀了又秀,仿佛伟岸魁梧,仿佛玉树临风,看进眼里的却不过是一个头发花白、身子枯瘦的小老头。

  谈不上失望,最多有点意外而已。其实这是此次东行许多意外的一个开始。

  机场这么小呀。但很快知道东京还有另外一个国际空港叫成田机场,它比羽田机场迟建四十七年,是1978年建成的。我数字一向迷糊,这一刻脑子还是嗡的一声。没有网络,日本的手机制式与中国不一样,到外面租到一个移动WIFI后,我立即搜到羽田机场的资料,建于1931年8月——竟然是1931年! 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那一年东三省被占。 那一年究竟有多少提着枪炮的日本人从这个机场登上飞往中国的血腥之旅?

  我紧着身子下意识地左右看看,看到的是携妻子前来接我的那位朋友的和煦笑脸。他是中国人,已在日本生活二十多年,妻子名字叫直美,总是甜美温暖地笑着,能说些中国话,却是地道的日本女子。此次选择东京自由行,旅馆就是麻烦他们代订的,然后他们又打车到机场来接。 算起来直美是我现实中接触的第一个日本人,她个子高挑修长,头发随意削剪,不施半星粉黛,脸色苍白,衣着朴素,这几个特点都与我想象中的日本女人相去甚远——影视剧里浓妆艳抹,穿着和服,背微弓,梳高高发髻的华丽,或者着糖果色衣裙,化着精致妆容的清丽,总之与直美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当她把水果、小点心以及几份东京地图递来,逐一讲解说明,话语里那种柔美低婉的声线以及眉宇间的柔软,又是我们国土上少见的。

  宾馆在品川区,位于东京城的南面,从地图上看是临海,拉开窗看到的却是一片低矮的楼房。楼不破,但也不新,甚至建得随意而参差。不是说他们极讲究秩序吗?在建房子上乍一看似乎也未必。

  拉窗帘的是直美,一抽动窗帘她就惊喜地呀了一声。她说:“富士山耶!”

  我凑过去看了看,礼貌性地呼应她一下,内心却是平静的。远处白色的一撮拱起在地平线,说它是一堆塑料泡沫我也必定相信。等直美夫妻走后,我重新站到窗台前。玻璃窗是落地的,房间在三十四楼,对恐高症患者而言多少是个考验。但我忍住了,拿出手机上网查富士山的资料。原来它海拔仅三干七百多米,不过比武夷山的黄岗峰高三分之一,位置在东京西南面约八十公里处。噢,原来我的目力还能及八十公里?这时候我让自己变身为直美。刚才路上已经得知,直美不是东京人,但三十多年前就来东京上学然后工作了,而富士山其实是属于日本全民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想了半天没明白,直美拉开窗帘那一瞬,她那份由衷的惊喜由何而来?网上说,富士山是日本人的圣岳,是大和民族的象征,自古就经常在传统诗歌“和歌”中出现。扪心自问,长江黄河入中国古诗更多,它们差不多也有“圣江”的地位,我第一次看到曾惊喜过,看多了,早不再有直美式的反应。为什么没有了?

  网上还说富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目前正处于休眠中,历史上曾喷发过十八次,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也即大清康熙四十六年。但没有预告下一次它可能在何时再喷;也没说明,如果喷了,八十公里的距离,能否躲过温度愈逾千的岩浆侵犯。

  品川是海关区,又是东京圈铁路交通网络的三大核心之一。直美说,山口百惠家就在附近哩,并举手指了指具体的楼房。我一怔,一下子跌回八十年代。《生死恋》《血疑》《伊豆的舞女》《绝唱》……那个娟秀的单眼皮女子,曾携带一个个悲彻骨髓的爱情故事风暴般刮过我们的生活。剧情犹热,女主角却已淡出世俗三十多年。爱、恩情、血缘之亲,每一个词都是人性中最血肉相连的柔软,当年的诧异至今犹存:退回自己的国土,原来那些印象中永远是恶魔似的人,也有最日常的脉脉温情。

  许多时候,我并不记得山口百惠的国籍,她的人生古典情怀与现代浪漫完美混搭,漫长的几十年身边始终伫立着魁梧高大、俊美帅气的丈夫三浦友和,单从这个角度看,都不免让人为之一赞三叹。有一份伸手可握的幸福生活垫底,女人才能获得从巅峰状态断崖式退隐江湖的勇气。

  三

  《地雷战》《地道战》,两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黑白故事片我年少时曾看过无数遍。鬼子挖雷挖出满手屎,鬼子挖出母雷子雷又炸开花了,鬼子进了村就被神一般四面八方射来的子弹打得喊爹叫娘……很开心,挺安慰人的。可是也不免暗自嘀咕:鬼子这么傻我方这么牛,为什么抗战需要花那么漫长的八年时间?

  在东京前后六天,我始终没看到穿军装的人。当年的军服还延续着吗?想想,必定早换了。从皇军到自卫队,1945年那批穿着屎一样泥黄色制服的家伙被整个世界重重摔了一巴掌,然后该鸟兽散了吧?作孽当然需要还债。不过,好像隐约有日本军力其实在我们之上的说法,又说日本导弹所有装置都是冲着中国的。另外还有人在网上列出数据,说日本反潜比我们先进二十五年,战机先进三十年,等等。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不知该问谁。人类语言中动词肮脏龌龊的居多,名词相对客观本分,一般不太让人生厌。但“战争”肯定例外。

  直美已提前准备好地铁卡,而从我们住的王子大饭店到地铁站,大约是三四百米的距离。

  我其实一直对必须像蚯蚓那样到地底下钻来钻去有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土之上与土之下原本分属两个世界,在之上行走蹦跳够了,直至闭上眼彻底安静下来,一口气都不剩了,才有权被之下老老实实收拢。所以之前每每站在地铁口往下望,腿都不免一软,心生纠结。在北京出差交通只选的士,万不得以下了地铁,必定有喘不上气的感觉,一出地铁口就有重新活过来一次的庆幸。巴掌大的福州也抽搐般把整座城挖了好几年,说是快建好了,又怎么建都没有好的迹象,地面上的伤口久久无法愈合。从工地旁走过时,我都替地抱不平。高高立起的围挡仿佛弄出手术室一样的神圣感,却不知道并非所有人都对它有期待,至少在我,绝对生不出乘载它的企图。这座临江的城内,有着四十二条纵横交错的内河,想想那么硕大的铁家伙在湿漉漉的泥土下急匆匆奔走,其恐怖感早不是蚯蚓可以承载,唯有蛇,大蟒蛇。

  初到陌生的国度与城市,四顾茫然,人总不免刹时一软,然后迁就。直美说日本人出行都依赖地铁,他们家里的车也很早就卖掉了。这肯定有力说服了我。那就只好地铁了,路上确实行车不多,的士更少。那么山口百惠出行呢?如果她也习惯性依赖,是否有邂逅的可能?

  想起从前曾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东京地铁示意图,一条条横平竖直极其工整,当时瞄一眼,觉得事不关己马上就跳开了,这会儿一回想,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工整意味着有序,而把自己放在有序的环境中,毕竟多出一点安全感。

  品川站的入口是一座高楼的底层,每次进去总有下意识往上走的思维惯性,这无形间倒是把向下去的恐惧消弥掉不少。楼其实也不算特别高大,墙体已经斑驳陈旧,第一次迈进去时,意外得犹如武陵人忽逢桃花林——居然这么大,大得离谱,并且光线透亮,商店密集,吃穿用应有尽有,转两圈就忘了所处的位置,仿佛太阳当空照,蓝天白云就顶在头上。

  这是一月底,东京一场雪刚结束,风是凉的,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冷,一件毛衣,一条绒裤,出门再披件羽绒衣就足够了,雪地靴都偏热。如果不是恰逢上班高峰期,地铁车厢内通常宽松而安静,男女各自肃穆着脸看手机或发呆,熟人间也不怎么说话,都做与世隔绝状。有一天座位旁有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捧着一本巴掌大的小开本书在看,瞥一眼,认出几个汉字:村上春树。这是我几天里在车厢见到的唯一读书人。

  逛街逛风景一路行走,这已经是我陌生的体力活了,累成狗熊,上了车我就不会放过椅子。往上面一坐,顿时有股暖缓缓灌上。椅子是塑料的,但塑料上加了一层暗绿色的绒布座垫。我是在第二天才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实:座垫有加热!心不免跟着一暖。这个福利大约主要送给穿裙子的女人们。偶尔会上来头发斑白的老人,我一阵心虚,在站与不站起之间做了片刻挣扎。用眼角瞥一眼周围,年纪比我轻多的男人女人无一人理会,一脸都是理所当然。我心里顿时一松:哼,自己的同胞都不管,凭什么我一个不远万里到来的外国人要学雷锋?但某次还是惯性站起,欲让座给一个老婆婆,她站得不稳,两手吃力抱住立柱。我以为接下去会收获一个日式感谢,结果很尴尬,我被她摆手拒绝了。她觉得站着挺好,不坐。当然她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堆起,她笑得像个老阿福。

  她的父兄当年会不会曾侵过华?手上也沾满了血债?

  四

  动身去东京前,我曾下意识地在家中各电器前转了一圈。空调是大金的,电视机两台是索尼的,小相机也是索尼的,就这些,没了。松一口气,觉得还好。相对于日系产品,这些年我明显更信赖德系的,毕竟更坚固可靠。不过之前呢?之前二三十年从摩托车、录像机到各种型号的相机,双手沾过的日货并不少。这是个不便深谈的话题,爱国与爱国货之间尚隔着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遗憾—遗憾而已,并不偏激,永远不会给无端砸日系车的人点赞。

  网上曾流传国人赴东洋抢购马桶盖与电饭煲的狂热场面,不过在东京几日我却不曾亲眼目睹过,事实上电器商店我也从没进去,甚至银座都来不及光顾。涩谷、原宿、新宿,这三处的画材店、书店、百货商店逛了几处,里头稀稀拉拉的,话语中听出还是日本人居多。

  唯一与火爆场面相逢的是在新宿的一家药妆店,店面不大,面宽不过五六米,但纵向共五层,每层货物堆得密密麻麻。化妆品、药品、日用品,无非这些。已经晚上八点多,设了专柜的资生堂用面帘挡上,宣告柜员下班走人了,但进店的人却没有停止。我挑了一款唇膏后就没任何兴趣了,不过也没急着离去,而是站在一楼收银台边打量着。等着买单的队伍排成一条长蛇,每个人提在手里的塑料篮子都是满满的。女孩以化妆品为主,上年纪的以药品为主。一位东北妇女因为穿着貂皮大衣使得原本高大的身子更粗壮了一圈,她左右手各提一只塑料篮子,脚旁还有一只,都装满了,往前走时,只能用脚把地上的篮子往前推。显然热了,额上一层汗。

  在直美家做客时,我曾问他们夫妻俩对此事的看法。直美笑笑没答,她丈夫多少有不满,小声说:“哼,他们日本人高兴死了。”这话听起来有点复杂,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他仍然没有认同感。

  多年前有一种说法:日本年轻人因为注重运动与科学进食,平均身高已超过中国同龄者两三公分了。当时没有多想,信了。前无古人地赶上只能生一胎的时代,已经亲眼目睹太多同代人怎么把自己唯一的孩子宠成了怪胎:妈宝、娘娘腔、公主病……没有安全感让我们活在诚惶诚恐的失衡中,无奈而无辜。身高体格超就超呗,反正全世界超我们的也不是一国两国了。 在东京才知道,未必啊。 地铁车厢不高,宾馆房间不大,卫生间更小,修建时这些空间的参考值当然主要是根据自己国民。至少几天里除了直美外,我没碰到比我高的日本女子,而男人,一米七左右居多,偶尔有高仓健般魁梧高个从旁走过,但他们与胖子一样,在这座城市都算稀罕物。或者在上野或者浅草寺,远远看到高壮男女的身影,但还不待走近就听到豪迈的赵本山式东北腔——不是此地品种。而在街头则动不动会看到目测身高不足一米五的中年女人化着浓妆一晃而过,顿时就想起福州一句老话:一代娶矮婆,三代没高人。改良品种是个大工程,确实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速成的。

  这算是我怀着八卦之心落实的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关于大腿。都说日本女孩抗冻,大雪天也必须露出光腿,令我之前看图片都会倒吸好几口冷气。因为是周二抵达东京的,开始几天见到的满大街女人都裹着厚厚的黑袜。直美介绍说,这种袜子可以发热,很保暖。我如获至宝,特地进店购下几十双,为的是带回去分赠女友们,让她们在寒冬也能臭美。原来人家有秘籍啊,并非那么刀枪不入。直到周末,在上野公园碰到很多学生,才知道原来在日本冻大腿的都是倒霉的未成年人,他们穿短裤短裙,下面白色棉袜只拉到膝盖以下,裙与袜之间就有一大截肉裸露着,冻成朱红暗紫。明明知道冷,明明不是购不起厚袜,却非要受一受冻,这便是一种我们所不理解的文化了。

  关于袜子有个后话。回国后笑对冷空气南下,昂然穿起裙子,套上袜子,然后一大早就像铁罩衫加身的武林老手,趾高气扬呼啸出门,兴冲冲奔赴一场会议。没有暖气,不时还得走到室外,那天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跌回几十年前,身子一截两断,下半身被谁强行浸在冰水里,风带着冷剑从两条腿的每一个毛孔侵入体内。不是能发热吗?倒是有一秒给我热一下呀!怒气冲冲中翻看商标,cHINA制造,一下子噎住了,只好吃下哑巴亏。抗冻也需要先打好童子功。

  把视线从东洋女子的大腿往上移,移到脸部,不时会有白光一闪的感觉。岛上风大,紫外线按理也更充足,但总体而言这里女子的肤色都至少比我们白一个色号。吃美白丸?打美白针?还是仅仅因为她们都化了很精致的妆容?

  很少在街头看到素颜的女人,通常年纪越大妆越浓。如果远远有几个交谈中的老年妇女正迎面走来,她们几乎可以称得上猩红的两片唇,在白净的一张脸衬下,顿时呈现一树梅花傲冰雪的感觉。

  年轻女孩则流行另一种时髦:腮红不是按惯例刷在颧骨最高处,而是在眼睛下方刷出红扑扑的两团,看上去楚楚可怜,整个眼神都变得含忧带怨。问直美怎么回事?她答正是这样,她们追求病态美。唐代女人不正是喜欢赭面红脸蛋的吗?从仕女图中可见类似的妆容。我忽地一笑,擅自为这种古怪的审美找到了源头。

  几乎没看到她们穿花衣裳,满大街黑灰色的羽绒服,学生制服也是藏蓝藏黑色的——连书包也是素净的黑,上面不曾绘着卡通。是因为冬天吗?返身看看直美,几天里她穿的棉衣或蓝色或黑色,进了屋脱下外套,里头的毛衣也是最温和的鼠灰色。问她对服装色彩的看法,直美说,她从小就听到母亲反复告诫,不要在人群中太抢眼,要低调些。很意外,心里浮着一串问号,但没有深谈下去。如果朴素是他们民族性固有的,那么又如何理解那些萝莉们所穿的夸张衣裙?

  在原宿、涩谷会不时与穿及膝粉裙、蕾丝边、丝带、长袜、厚底鞋以及戴各种精巧装饰物的女孩相逢,乍看以为是未成年人,其实不过是长相娇小而已。身体发育了,精神还沉醉在小女孩的幻梦里,仿佛刚从哪部动画片里走出来,双脚还未踏到实地上。

  如果此时恰好有穿和服的人经过,她们的蝴蝶般惊乍的衣裙,又马上相形见绌了。

  在浅草寺和明治皇宫,都看到几个穿和服的年轻女孩,衣服大粉、大红或者大紫的底色上,绘着醒目奔放的花朵,发髻上也插了花,化了浓妆,嘻嘻哈哈地打闹,看上去像黑白照片被忽然拼贴出彩色的人影。长裙、白袜、木屐,这已经限定了行动的节奏,不能快走,小碎步让肢体语言像流动的小溪,有一种汩汩潺潺的韵律,而繁复的大腰带,明明阻碍了身体曲线的表达,却偏偏母性横溢,也就款款显出了性感。据说能穿到日常生活里的都只是普通和服,碰上盛典,从头至脚的豪华与绚丽,那才是和服的巅峰时刻。

  “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孟浩然《春情》一诗中所描摹的女子衣着,就是如此,至少接近吧?也接近霓裳羽衣舞和《簪花仕女图》。有路人求合影,那几个和服女孩欣然应允,在镜头前摆出妩媚姿态与笑颜。有一瞬我也动了心,正欲上前,又马上打消了念头。按说这是一千多年前我们祖上的服饰,原本应该由我来穿才更合理。

  问直美穿和服吗?她说也穿,不过很少。“太麻烦了。我自己穿不来,以前都是妈妈帮忙才穿的。”她这么说出乎我意料。一件衣服从头到脚只要随便一套,再腰带一扎就行了,居然是麻烦的?毕竟不太熟,不敢细问。倒是站在旁边的一个中国女孩,后来把穿和服的繁琐过程和各种苛求描述了一遍,让我暗吁一口气。噢,看来不穿很遗憾,但既然穿时这么折磨人,遗憾也就减少了一些。

  五

  中国女孩叫夏无双,她是我女儿。最初是打算跟团的,但先在网上查,又打电话问过,旅行团全是六天去五个地方,转一大圈,却哪里都不可能看明白,还是一处一处来吧,这就得自由行。自由行的关键是一切得自己解决,语言这关如果不能过那就寸步难行。无双把头一别说,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当然最好,我心里却并不踏实。从中学到大学,她在课堂里学的外语都是英语,日语全凭自学,虽书面语有近半汉字,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人口头交流必不可少,她能行吗?只好走着瞧了。

  从北京到东京的航班是早上八点二十五分起飞,国际航班得提前三个小时,所以天未亮就起来,没睡够,困。无双却很兴奋,在飞机上坐定后,她就进入状态,用日语向空姐要毛毯、水,然后开始对我滔滔不绝。

  她说的是日本历史。 毛毯覆盖下来后,我的睡意在机舱热烘烘的暖意里开始泛滥,却也不想打击邻座这位突然好为人师的姑娘,似是而非地听着,不时敷衍地嗯上一句。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每个朝代强人是谁,因为哪些缘故发生了更迭,有过哪些著名战争……又不是百家讲坛,我终于还是睡过去了。蒙咙间依稀有惊奇隐约浮起:她到底何时掌握了这些知识?她为什么会对他国的事情如此兴致盎然?

  在羽田机场过海关要办理入关手续,一位三十多岁的东北妇女带着幼子面对年轻的海关官员的问话连连摇头。她表格预先填了,显然没填好,但她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海关官员已经很客气地站起,但脸色铁青,没一丝笑容,只是职业性地鞠着躬,反复用日语问话。排在后面的无双犹豫了一会儿,有点羞涩,最终还是上前。她问了东北妇女,又答了日本官员。原来是落地宾馆没填上,究竟哪家宾馆也不知道。于是打电话回国内问到宾馆名字,无双用手机查到地址和电话,逐一帮着填写完毕,OK了。

  这就算小试了牛刀吧,我悬着的心稍稍踏实了一些。

  进了海关她手往我跟前一伸,说护照给我;进了宾馆房间,她说把钥匙给我;去了商店,她说把银行卡给我。我心照不宣,老老实实都给了。作为多年母女,她太了解我了,丢三落四是老毛病啊,这不好改。但事实上以前出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并没有发生过丢护照之类的事故,如今有人愿意主动揽责,我也倒是乐得顺水推舟。不料这正是在东京几天里我们关系大反转的开始。

  每天早上出门前,她都先把地图展开,确定一天的行走路线,弄清该坐哪路车,该在哪里换乘哪条线。到十字路口,她都小跑着到立在路边的示意图前查看,然后很镇定地说:这边走,跟着我。人一多,她立即伸出手把我拉住。“别走丢了。”这话她反复说。上地铁站电梯,我习惯性抬脚就跨出,被她轻轻一拉。上电梯当地人都自觉左边列队站好,右边空出一个走道是留给赶急路的人。地铁里接起电话,怕对方听不清,声音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她轻轻碰碰我,手指竖在嘴前做个嘘的表情。三餐时间到了,她变换着花样点餐,这顿烧烤店,下顿寿司店,鳗鱼饭、咖喱面、乌冬面、烤鱿鱼……她一下子像个主人,一个长辈,而我则是她的远方弱小来客,需要她细心呵护。

  去明治神宫时她看错了车站,在前一站就下车,结果绕行了一圈,多走了一两公里。她很内疚地抽了自己一嘴巴说:“笨死了!”其实另有收获,她用手机导航出一条捷径,从居民区中穿过,小巷安静干净,房屋素雅简约,算是对真实民间匆匆一瞥。中途碰到一架杏黄色的挖掘机在修路,机器轰鸣声轻而且低,与我们在国内听惯的大嘶大喊声相比,几乎像耳语。而路口则站着穿工作服的老人,对每一辆试图通过的车子恭谦地劝导绕行。

  黄昏时在新宿地铁站JR线看到成群鸽子栖息在一角,对频繁来往的行人熟视无睹,行人也不会停下多看它们一眼。我觉得奇怪,无双说不奇怪,无论日剧还是动漫作品里,鸽子都常见,日本人特别喜欢鸽子,因为它象征和平,而“鸽子粪象征平等”。

  白天走累了,晚上一回宾馆,我匆匆洗洗就睡下,无双却必定要打开电视看综艺节目,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与新认识的一位远方朋友微信热聊,日语汉语自如切换。几天下来无论听还是说,她都越来越流畅,仿佛已经在这块土地生活多年,水乳交融只是举手之劳。不能说我没有惊讶,其实挺意外。与看着日本动画片、漫画、偶像剧长大的这代人不同之处在于,她后来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电脑动画专业学习了几年,所以可以对手冢治虫、宫崎骏、富坚义博、车田正美、高桥留美子如数家珍,也可以不时告诉我男星山下智久有多红,阿部宽身材有多高,还有她最喜欢的长濑智也演过哪些电视剧,以及那半个日本人金城武有多帅。除了金城武,其他男星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也想不起已经多少年没看过日本电影与电视剧了。对这个邻国我已经越来越陌生,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更熟悉点。

  回国在机场候机时,从微博中看到在《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电影里,专演日本鬼子头目的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王孝忠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我问无双知道这个人吗?她说不知道。看过这些电影吗?她说没看过。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就开始罗列起历史往事:甲午战争、台湾被占、旅顺口大屠杀、八年抗战……她点点头,这些她知道,课本上有。但在她出生前十七年,“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说法已经在两国高层间出现,几年后双方还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在她出生前五年,三干多名日本青年受邀到中国访问,专机接送,费用我方全包。一直到她十九岁那年,仍有一千名日本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团成员抵华,与两千多名中国青年联欢——那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而她原本就是个天生缺乏仇恨之心的人,没有敌人,不会怨恨,即使被伤害了,也愿意转身就遗忘所有不快。这是一种美德,但如果这个世界还配不起这个美德呢?人善被欺,是由于有太多的人还不够善。

  有朋友听说我去日本,不屑地撇了撇嘴问干吗要把钱花给鬼子?我笑了笑,不知如何作答。飞机在北京降落后,同机回来的国人大都脸蛋红扑扑地拖着好几个硕大的箱子,我看了也只笑笑,不觉得需要谴责什么。往事里那么多被欺凌的隐痛记忆犹新,但能够在没有硝烟的天空下,如此自由地往东走几步,又向西平安回家,就是普通人最真实可靠的日子。

  我只能祝福这样的日子能够长久一些。

  责任编校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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