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飏

　　从普罗旺斯到鲁贝隆

　　8月18日,星期二,普罗旺斯。这是我们离开巴黎后的第一站。首先去阿维尼翁城,然后是附近的奥朗治、尼姆。第三天, 我们驱车向东穿越鲁贝隆(Luberon)山区,探访这里的几座小城,还想试着找找那些常出现在普罗旺斯图片中的标志性的薰衣草地。

　　首先抵达的是Fontaine-de-Vaucluse,小城依着山坡,泉水从中间流过。涌泉从深不可测的地下冒出,形成了穿过这个地区的Sorgue河。接着我们去山城Gordes,经过陡峭的盘山路,我们忽然看见了山谷对面矗立在山头的小城,那些古老的房子全都贴着山而建,褐黄色的墙面跟山石相近,整座城像是用房屋垒起来的另一座山,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视觉上也是十分震撼。Gordes也许太有名了,在其中崎岖曲折的巷子中,满是各地的游人,而城中间的市场更是人声鼎沸。可是这样一个景点却找不到厕所,即便在收费的停车场也没有。我们很是尴尬地离开,等找到厕所,已是几十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Apt,一家酒吧的女侍者虽然一句英文也不懂,我们一番比划后她明白我们有“急”,马上邀请我们进酒吧内解决。

　　Apt除了名字特别外,城市却很一般,主要是没什么出名的古建筑,所以没什么游客。我们犹豫着究竟是往哪个方向去找薰衣草。网上的资料说往东可能有几片薰衣草地,而在刚才的路上不断有指示牌说朝西有一个薰衣草博物馆。考虑到少走回头路,我们选择向西,去了博物馆。结果我们在那儿看了薰衣草的录像,又在热情介绍下买了些薰衣草产品。但真正的薰衣草地则没能看见,因为通常在八月初,绝大多数薰衣草已经收割了。这是从博物馆得到的知识。不过,Apt以东没准还留下几片没收割的呢?这就无法证明了。

　　接着,我们驶上了向南的小路。这一天另外一个目的地是去芦马琳(Lourmarin),因为阿尔贝·加缪的墓就在那里。路上来往的车辆越来越稀少,但因为是山区,弯道较多,车速始终无法很快。间或会经过一些小城,也同样很有特点,有古老的教堂耸立。虽然我们对之闻所未闻,但仍然会看见一些背包旅行者在其中兴致勃勃地游荡。

　　山城芦马琳

　　终于到了芦马琳。原以为是座小村镇,却是比预想要大一些的小城,主要街道相当宽敞,旁边有绿地和操场。旅游问讯处设在显眼的位置,门口也有免费的停车位。我走进去索要了地图,并问了加缪墓的位置。接待小姐替我在地图上标出了位置,我一看,需要穿过老城,在另一边的城外,于是问她走去要多少时间。小姐回答:15分钟。我又问:是否可以开车过去,那边有停车的地方吗?小姐建议我最好不要开车去,虽然那边也有免费的停车位,但通常人很多,不容易找到位置。我听了顿时心头一热,到底是法国,爱文学爱加缪的人还真不少啊。

　　我们走进了芦马琳老城。小城相当漂亮,全是风格相近的老建筑,因为是山城,道路也是弯弯曲曲,忽高忽低。街上有不少饭店、酒吧、艺廊和各式小店铺,游客也不少,但没到拥挤的地步,气氛显得悠闲随意。

　　加缪在芦马琳买房是1958年的事了。难以想象50年前的芦马琳是怎样的气氛,虽然我们现在见到的城中的建筑当年已经存在,但普罗旺斯成为世界性的旅游热点,也是在彼得·梅尔的书畅销之后,更别说一直不算热门的芦马琳了。不知道加缪为何喜欢芦马琳,但我也是喜欢芦马琳的,因为它漂亮,有味道,却又不太招人,怪不得彼得·梅尔后来也定居在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加缪的传记中提及芦马琳都称之为村。因为在当时,这里的居民总共才600人。我能查到的最新的数据是1999年的,这里也才只有1119个居民。

　　加缪当年决定买房时,他太太并不中意,因为所要买的街面房子挤在其他房子中间,不是很清静。但加缪之前已看了15处房子了,已经看烦了,说要么买这个,要么就不买了。事情因此而定下来,购房协议书是在10月份签的,协议上特别注明加缪得保证照料住宅地上的橄榄树。加缪正式搬到这里是半年后,1959年的5月。从此他常常在附近散步,和当地人聊天,交朋友。人们很尊重这位知名作家,但别人若称他为“大师”,他会马上拒绝。加缪在芦马琳的定居显然是他一年半后遽然离世的关键前提。正是在从芦马琳返回巴黎的途中,出了那场震惊世界的车祸。

　　我们在芦马琳的街巷中行走。炎炎烈日下,路边冰淇淋店的生意格外热火。买冰淇淋的时候,碰到一对说上海话的年轻人。老乡见面,攀谈起来。他们是和另外几位中国人组团,由导游带着来游普罗旺斯。见我们是刚进城,他们推荐道:“上面的教堂蛮不错的,可以去看看。”我说:“你们去过墓地了吗?”他们问:“什么墓地?”我说:“加缪啊,得过诺贝尔奖的。”他们仍然迷惘地看着我。

　　寂静的墓园

　　和老乡道别,我们往城外走去。街道到头,便是城外了。面前是几条交叉路,让我们一时没了方向。按刚才拿到的地图所示,我们找到的却是一座私人别墅,门口停了辆车,车门也开着。本想找人问一问的,但不见一个人影。就这样在原地团团转了一圈,还是不见墓地的影子。日头仍是毒辣辣的,像是在逼着我们告退。我有些不甘心,便沿着别墅所在的这条路又往前走了百多米,忽然惊喜地在路边看见了“墓地”的指示牌。墓园有个小门,门开着,门口的空地上并没有停任何车。走进墓园,里面不大,规模很小,远不能和巴黎那些大墓地相比。这里的墓都比较小,墓碑也都简朴。门口有块牌子,上面画了个指示图,标明了几个名字,除了加缪,另外几个我都不认识。这样,我很容易就在左侧找到了加缪的墓。墓碑藏在草丛之间,其实哪叫什么墓碑,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上面写着:ALBERT CAMUS 1913-1960。如此而已,简单得过分。

　　墓园内空空的,再没别的访客。我俯身将墓碑前的杂草扯去了些,免得我拍照留念时,它们挡住墓碑上的字。

　　启发我来这里寻访加缪的墓,是因为读了我的老师叶维廉先生的书《幽悠细味普罗旺斯》。2003年6月,叶老师和叶师母曾经也走过这条线路,并于8日抵达这儿。面对加缪墓的过分简单,叶老师在游记中用“悲愤”表达了不满,并追问:“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巴黎那个著名的坟场里,与萨特共荣光!”其实,巴黎的蒙巴纳斯公墓也不是什么八宝山,萨特和波伏娃在那儿的墓也谈不上豪华,不过是多了块大理石而已。可是,与萨特齐名的加缪,居然置身于这样一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墓园,挤在杂乱的石碑间,实在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另外稍感遗憾的是,我没能把我的朋友吴玄的书《陌生人》带来。这其实也是我来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前一个月,我去杭州访问好友吴玄,他送了我他的新作《陌生人》,这部和加缪的《局外人》同名(因为加缪的小说英文名就是《陌生人》)的长篇小说。在其中,吴玄塑造了一个当代中国版的“陌生人”,一个在世界文学中早有的典型形象,却在中国文学中有些陌生的人物。其实吴玄之前就给我看过手稿,但当时我却没有接受他创造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的人物太“逃避”了,似乎不够格担当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的任务。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渐渐回味到吴玄小说主人公身上的“反抗”,一种既非英雄也不是反英雄的反抗。必须承认,一个非力量性的主人公并不妨碍小说本身的强有力。或许这就是吴玄的小说成为去年中国文坛一道重要风景的原因吧。所以,我接过他的书时,立即就表示会把它带到加缪的墓前。吴玄马上说不必,我说就算给我一个去芦马琳的理由吧。可是最后,因为怕行李太重,我还是把书留在了家中。

　　加缪之于我们

　　加缪对世界文坛的影响深远且广泛,他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是最年轻的得主,可惜不到三年就离世。这成了“诺贝尔奖诅咒”中最严重的一个。叶维廉先生在他的书中回忆了加缪死讯传到台北时的情形:给他打电话报信的朋友“眼前一黑”,觉得“人文最后的一丝希望都熄灭了”,叶老师自己也是“非常震撼”。可见加缪对当时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之重要。至于我们这些人,加缪去世时尚未出生,他的影响要到上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当代文学和哲学著作被翻译过来时,才变得汹涌澎湃。在那套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如今又常常被诟病的四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加缪的《局外人》无疑是很突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局外人》是在第二卷当中,而这一卷书,我们时常拿起来颠来倒去看的,就是加缪的这篇。现在回想,那时我们多数人不过二十来岁,甚至不到。我们真具备了读懂加缪的能力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现代派”这个非常不专业的词了,当年我们却为这个词而鼓舞,毫不犹豫地站到这个名号的下面。不过,那些深深打动且影响了我们长久的作品,实际上却是一些不那么夸张、变形的作品。《局外人》完全是传统的白描手法,冷峻,内敛,声色不露,却把人的孤独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和它所在的外部世界之间疏离、荒谬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加缪就是具有这样的穿透力,可以让懵懂的少年都得到思想的洗礼,他在文学传统上开启了另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正是有了加缪以及他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的影响,我们这些人再也不可能以我们前一代人的方式写作了。

　　除了《局外人》,加缪的《鼠疫》《堕落》和哲学散文《西绪佛斯的神话》等也相继翻译到中国。但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局外人》,其实在法国似乎也是如此,难怪加缪也愤愤不平,耿耿于怀人们只记得他的这部写于1942年的小说。加缪这样想,或许一方面是觉得他的其他作品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大概是觉得《局外人》的意义被夸大了,他不过是要写一部小说而已,绝非要给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作一个图解。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我觉得,若按照哲学思想,是无法写出《局外人》的。很可能这是一部灵感之作,却超越了自身直指存在的本质。而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不再拥有解释权,重要的已不是他要说的,而是作品是如何被说的。所以,《局外人》在千里万里之外,产生奇特深远的影响,一点儿也不奇怪,即便很可能是带着多重的误读。

　　知识分子和足球守门员

　　我们很多人都是把加缪和萨特一起读的,因此都曾为他们的决裂而惋惜。通常,我们都是先喜欢萨特,然后喜欢加缪。后者的文章更耐读,也更像个作家,而前者更多是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使得我们想当然地在萨特和加缪之间偏于加缪这一方。加缪和萨特是因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决裂的。加缪是法国人,但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与这个北非国家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脉相连。按逻辑推断,加缪的身份一定会使得他对阿尔及利亚有更多的感情,萨特则是“局外人”。但令人跌眼镜的是,当时的事实恰恰相反。加缪更力主法阿之间的和解,竭力想维持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萨特,甚至右派的阿隆,却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力主铲除殖民主义,由阿尔及利亚人自主独立。俨然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二战之后是席卷全球的殖民地寻求自主,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潮流。时过境迁,我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是喜欢目前的国家地位,还是更愿意做法国的一个外省。但在当时,加缪的立场显然是两头不讨好。实际上,在与萨特的论战之后,加缪忽然选择了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卷进了太多的个人感情,对祖国和对出生地的双重的爱让他两难。而萨特是理性的,超脱的,他的判断更清晰,事后看来政治上也更正确。在这场左与右的激战中,萨特表现了勇气和睿智,无愧是“德雷福斯知识分子”。关于这个,林贤治写过《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作了精彩的论述。在这场战争中,加缪是最早的参与者,却早早退出,为双方所不容。他的长时间的沉默,一定是带着痛苦和酸涩的。更可惜的是,他的突然离世,使得他既无法把自己的“错误”更进一步,也无法纠正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他也没有看到。加缪就像一个在球赛中途被罚下场的球员,对结局无能为力。

　　萨特是属于巴黎的,加缪则选择了芦马琳。法国是个奇怪的国家,它的所有精华全都聚集在巴黎这个大城中。加缪可以在芦马琳写作、思想或休闲,但作为一个法国文化人,他唯一的舞台在巴黎,他必须时不时地赶回去。据记载,车祸现场,加缪的衣袋里还有一张去巴黎的火车票。

　　站在加缪墓前,我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人:齐内丁·齐达内。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位一代足球艺术大师竟被意大利的马特拉齐使坏激怒,在终场前被红牌罚下,从此告别了世界足坛。那场比赛我是意大利的拥趸,但齐达内这样的下场,仍让我不忍。同加缪相近却相反,齐达内是出生于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后裔,在之前八年的另一届世界杯上,他率领一支多数由移民后裔组成的法国队为法国首夺世界杯,据说在当时令颓唐沉沦的法兰西民族因此而自信心大增。

　　加缪也是足球爱好者,不过他并不踢球,而是专职守门员。所有爱足球的人喜欢的是进球的瞬间,加缪却相反,他的职责是扼杀进球。他参加过地区级的比赛,因为伤病而没能继续职业生涯。但他十分看重足球,觉得这项运动教给了他“道德感”和“责任感”。据加缪的传记记载,在芦马琳,每到周末,加缪总是去看当地青年的足球赛,在场边呐喊助威。

　　(2009年8月18日记于途中,9月11日改完)

　　责任编校 孙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