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牛

　　一、当小亡国奴的滋味

　　如果把祖国比喻为哺育我们的母亲,那么,亡国奴就是失去母亲的孤儿。“亡国奴”这个词不知是谁创造的,不叫“亡国民”、“亡国徒”而叫“亡国奴”,这个“奴”字用得准啊。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尊严,任人宰割与蹂躏,任人压迫与凌辱,不是奴是什么?我是带着亡国奴的“胎记”来到世上的,到日本投降伪满倒台时已经十二岁,不仅记事而且懂事了,切身感受了当小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我于1940年入伪满“首都”新京市东盛路“国民初级学校”,四年毕业后考入二年制的荣光路“国民优级学校”,直到祖国光复,共受了五年半的奴化教育。

　　侵略者不仅占领这块土地,还妄想征服人们的灵魂。为使“满洲国民皇民化”,将日语升格为“国语”,儿童一入学就得学日语,除按课表上日语课之外,还实行一日一句日本话“制度”,当日要背会,背不下来罚站,首先要学“天照大神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这样的句子。初小毕业考“国民优级”时,由日本教师考日语口试。而将中文课降格,被荒谬地称为“满语”,讲“万寿节”(溥仪的生日)、“朝日红”(喻日本国旗像太阳)之类的课程。还单开设一门“建国精神”课,讲“日满一德一心”,“满洲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内容,灌输日本为伪满洲国“奠定国本”的奴化思想。每周六下午是军训课,要戴“战斗帽”,扎绑腿,执“建国杖”(统一制作的木棍),由日本教官进行军事训练。

　　傀儡皇帝溥仪在去日本“躬访日本皇室”之后,颁发的《回銮训民诏书》中说:满洲帝国“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皇上”已经拜日本为祖宗了,当然要强迫其国民顶礼膜拜。学校里供天照大神的神龛,把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来奉祀。每天早晨全校都在操场列队举行“朝会”,向天皇陛下和溥仪行九十度鞠躬礼进行“遥拜”,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进教室第一件事是背诵《国民训》:“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每周一为“诏书奉达日”,全体师生在操场肃立,校长身穿“协和服”,颈上套着金黄色的“协和带”,戴着白手套,从室内捧出用黄缎子包裹的诏书,双手举过头顶缓缓走来,值日教师一声口令,全体低头,校长走上讲台行“最敬礼”,再取出诏书高声朗读,很像神秘的宗教仪式。

　　我们这一代东三省人,少年时期不了解中国是自己的祖国,不了解中国的辽阔幅员名山大川,更不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我在十岁那年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而父亲却叮嘱说:“不管谁问,都得说是满洲国人,记住!”这种蒙昧良知、毒害心灵的奴化教育简直是严酷的精神摧残,如今想来,可悲可恨。

　　学校既是侵略者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的场所,也是他们随心所欲发泄淫威之所在。“新京市”的学校无一例外地派个日本人做校长或副校长,多是由“在乡军人”担任。我们学校的“日系”(官厅、学校、会社称日本人为“日系”,称中国人为“满系”)副校长,兼教日语,身材矮小却性情暴戾,打“满系”教师的嘴巴,够不着,蹿着高打,酷似“丘八”,只是,手里拿的不是刺刀而是“教棍”。

　　吼叫,谩骂,变着法儿地对学生施行暴惩,是他经常的课堂行为,出于什么原因将受到怎样惩罚,让你难以想象。烈日炎炎时,他平白无故地将学生轰出教室暴晒一堂课,有的学生晕倒也不准同学扶。严冬酷寒时,他强迫学生脱去棉上衣摘掉帽子,在操场冻上半堂课,然后哈哈大笑。他命学生一对一地互相打嘴巴,谁要躲闪或不使劲打,他就按倒在地用脚踢。他将一个女生扯袄领拎到窗口,命其脸朝外坐在二楼窗台上,恣意恐吓。一次,我因为没听清他的一句日语问话,“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打得我眼前冒金星。凡是他上过课的班级,就没有没挨过他打的学生,“教棍”打折过好几根。他以对学生施虐为快乐,学生一见他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一律要“勤劳奉仕”。“勤劳奉仕”这个词源于日语,“勤劳”是干体力活,“奉仕”是作贡献,就是强制学生无偿劳动。

　　我在“优级”一年级的时候,四个班一起,由各班主任带领到满洲烟草株式会社“勤劳奉仕”。分派我们到糊盒车间,对面坐在长条木案子两边,拿木模板把印好的烟盒纸用糨糊糊成香烟盒。记得朝阳牌香烟盒上印有“东亚一心,完遂圣战”的字样,骆驼牌香烟盒上印有“五族一心,兴亚之光”的字样。全车间都是女工,这个活儿,算是轻体力活儿,但要完成定额,一天下来腰酸手腕子痛。日本监工手执柳条棍来回巡察监督,看谁不顺眼不是骂就是打。

　　每天下工,排成两队,挨个接受厂警搜身,工人们是搜完一个走一个,学生是全部搜完才准集体走。有一次,我们被搜完在一旁等待的时候,见一个女工被搜出饭盒里的散烟,厂警薅着她头发拳打脚踢,吓得我们战战兢兢。

　　在我家附近的北八道街,有一片属于日本人制冰厂的菜地,种着日本品种长形的大白萝卜,这萝卜有二尺来长,人们叫它“绊倒驴”。因为太长,收获时有些就折到地里小半截,我和几个邻居家的小孩就去抠扔在地里的萝卜头,第一天没人管,第二天碰到个凶的,一边骂一边抢去我们的铲子筐子,然后罚我们跪,一直跪到太阳落才放我们回家。

　　有一次,我和同学小马去他姥姥家串门,回来时走得又渴又饿,走到火车站前时,见有一家食堂卖“便当”(用厚刨花做饭盒,装有大米饭咸菜的盒饭),我们就排在买“便当”的队伍里了。忽地过来一个日本人,一手拽一个把我俩摔倒,边踢我们边骂:“混蛋!满洲人的滚开!”至今我还记得这句日语。那时,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吃大米是犯法的,叫“经济犯”。

　　我耳闻目睹许多中国人受残暴欺凌的事,尤其是家人和邻里的悲惨遭遇,使我幼小的心灵觳觫战栗。那时,男青年人人都得服兵役,身体检查不合格的叫“国兵漏”,按《兵役制》规定,“国兵漏”在三年间每年必须“勤劳奉仕”三个月。我二哥因为视力不合格而去“勤劳奉仕”修辽河河堤,去时是健壮的小伙子,回来时却骨瘦如柴,拄着棍一步一拐地走进家门,浑身是被打的鞭伤和蚊虫叮咬的疮患,流脓淌水。母亲抱着他,娘俩痛哭,全家人都落泪,二哥说:“没把尸首扔在那儿喂狼狗,就算是幸运的了。”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在我家对面眼见一场惨剧。王记豆腐坊的王掌柜因躲路不及,被喝醉的日本警尉高桥堵在墙根,逼其跪下,用刀鞘冲他脑袋胡抡一气。当被人拉开时,王掌柜双手抱头说头痛,迷糊,送到家当夜便死去。王家告到警察署,并找几位邻居去作证,结果,证人们被轰了出来,给死去的王掌柜安了个罪名,不了了之。

　　整日生活在这样苦难、屈辱、恐怖之中,我虽然是个小亡国奴,在心灵上却深深打下了亡国恨的烙印。

　　历史需要记忆。认识历史与记忆历史不完全是一码事。当我们说伪满洲国是人间地狱时,那是对那段罪恶历史的理性认知,而当一件件地了解那具体罪恶时,才会想象出当亡国奴的滋味。茶素毕竟不能代替茶,“不可忘记”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感性的。有些词汇随历史变迁而淘汰、消亡了,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王道乐土”、“日满协和”、“奴化教育”,有的青年分不清侵略和开发的界限,盲目赞扬伪满遗留的长春市银行大楼、吉林市丰满电站,岂不知修建这样的工程扔下了多少中国劳工的白骨?我这个曾经当过小亡国奴的人,年岁越大越感到需要代际之间对历史记忆的沟通。

　　二、我是中国人

　　伪满后期“经济统制”收紧,给城市居民每家发一本“通账”,只能凭“通账”去“领”(不叫“买”)粮食、咸盐、火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进入1945年,凭“通账”也“领”不到东西,粮食供不上,“首都”也开始“配给”橡子面了,老百姓处于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5年初夏,时局日益紧张,人心惶惶。

　　物价飞涨,抢案频出,日夜巡逻的警察大增;街面上的日本关东军和伪国军少了,大都开赴前线;向各商号派售的宣传皇军战绩的《大东亚圣战战报》,再也不见了,“小鬼子快完蛋了”的传言不胫而走。

　　学校的军训课停了。四十五岁以下的日本“在乡军人”全部重新被征入伍,我们学校的军训教官又重返战场了。每周都搞防空演习。发给每个学生一条“更生布”(用旧棉絮、破布头弹后纺成再生线织的)手巾,说是“敌机”轰炸引起火灾时,用它蘸水捂鼻子,以防“毒瓦斯”。全校集合在操场,听口令做动作,如卧倒,用两拇指压住两耳孔,两只手的其他四指捂住两只眼睛。

　　街道上每家都要出工去整修防空壕。单位和住户的玻璃窗都得糊上纸条,以防被炸弹的气浪震碎。每晚八时以后实行灯火管制,家家挂纸制防空黑窗帘,谁家窗子露出亮光警察就砸门。时不时响起人的防空警报声。

　　全城一片恐怖、肃杀气氛。

　　不久,日本投降了,民情沸腾,到处欢呼。我和我的同学、老师们个个激动不已。“我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这积压心中已久的话终于喊了出来。

　　学校复课,改为秋季始业,我重念高小二年级。按暂编教材开讲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语文课内容全变了,有了岳飞词《满江红》等弘扬爱国主义的课文,老师们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倾倒给学生,心潮澎湃地抒发自己的民族情感。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昨天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今天却长出了大人心:忧患心、爱国心,甚至是“再重头收拾旧河山”之心。

　　苏联红军撤走后,曾赴缅作战的国民党新一军进驻长春,学校组织我们去看新一军话剧团演出的抗战话剧《蓠蓠草》,同学们为军民奋勇抗敌的剧情所感动,激发了爱国热情。看后,老师让我们写观后感的作文,我写作文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认真,写完之后心情还不能平静。

　　教我们毕业班语文的徐老师,三十岁左右,少白头,辽宁口音,课讲得好,有亲和力。他独身,在校住宿。放学后,常有些同学围着他不走,他亲切地和同学们聊天,给我们讲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讲东北抗联的故事。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原来日伪所宣传的“山林剿匪”,是去长白山一带攻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

　　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爆发后,1946年“四·一四”,共产党的部队东北民主联军(那时还不叫“四野”)打进长春,徐老师离开了学校。“五·二三”撤退之前,他来校告别,已经穿上军装,背上匣枪,还带走几名同学。老师们说他早就是共产党的“地工”。

　　国民党再次统治长春之时,我家已经搬到了二道河子头道街一个大院里,伪满时与我大哥结拜的几名中学生已是“职业人”,常来我家串门,看望他们的干妈——我母亲。有时他们凑在一起就在院子里搞娱乐活动,拉琴,唱歌,朗诵,跳舞,欢声笑语,很是热闹,院里院外的人都来围观。既唱《满江红》《苏武牧羊》等充满爱国情怀的老歌,也唱那时的流行歌曲。

　　有一首歌叫《五月的风》,歌词的第一段是:

　　五月的风,

　　吹在花上,

　　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儿确有知,

　　懂得人海的沧桑,

　　它就该低下了头来,

　　哭断了肝肠。

　　第二段说假如鸟儿有知,就该歇下歌喉羞惭地躲藏;第三段说假如云儿有知,就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他们边唱边议论说,这首歌是隐喻羞于当亡国奴的意思,伪满统治时期是禁唱的。

　　还唱电影《万世流芳》的主题歌《卖糖歌》,歌词中把吸鸦片比喻为迷魂、自杀,说这首歌是隐喻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唤醒中国人远离鸦片,起来反抗的。

　　我是讨他们喜欢的小老弟,他们不仅让我跟着一起唱,还鼓动我“独唱”。这些歌曲,至今我还能唱得下来。

　　常和他们在一起活动的还有我大嫂的弟弟田仲三,是位“思想赤色”的话剧演员。有一次,他朗诵一首现代诗《新生》,内容是中国人要铭记屈辱的历史,团结起来自立自强,不能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为他热烈鼓掌。

　　他们每逢相聚,都不免为内战的局势和国家前途而激烈争论,有的倾向国民党,有的倾向共产党(后来,因政治态度不同而分道扬镳了),那时,他们的政治观点是混沌的,但有一点相同,那便是盼望祖国统一富强的民族意识和报国意识的觉醒,这对我自然有影响。

　　我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哥儿几个说:“人生来就有一张嘴,你们都得学会挣饭吃,然后再看你们谁吃得好。”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期望和给我们定的人生目标。从前,我把这话当成金玉良言,而此时,我觉得这也“太小市民”了,“太鼠目寸光”了,我的思想在发生急剧变化,由过去谋生的期望变成了求知的期望,成长的期望。

　　我从田仲三手里得到一本大型文学季刊《曙光》,主笔副主笔的笔名,一个叫笑天,一个叫哭地,载有小说、散文、诗歌。发刊词宣称该刊是东北人写东北事,其内容全部是东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遭遇和反满抗日斗争的故事,读起来让人心情激荡,我不忍释手地一连看了好几个晚上,几乎篇篇看完才还回去。

　　星期天,我就跑到二马路大陆书局、益智书局去看书。那时,书店备有小板凳供读者读书用,看一天也不会撵你。我对童话《秃秃历险记》之类的书已不感兴趣了,主要是读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也似懂非懂地读了巴金的《灭亡》、鲁迅的《呐喊》。

　　人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大概是开始有“大人意识”的跳跃式成长阶段,尤其是我们这茬从奴化教育的蒙蔽中走来的少年,一朝迎来祖国光复就像拨开了双眼的荫翳,突然看到了光明,找到了祖国,从压抑许久的潜意识中迸发出一股立志的热情,产生一种急于了解世事,吸纳新知的强烈愿望,一心想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三、少年时的迷惘

　　我刚刚从蒙昧中走来,还未真正觉醒,却经历了三年国民党的统治,使我又回到迷惘中去。

　　“同学们!你们是祖国光复后荣光路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你们生逢其时啊,尽管同学们的家境不同,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升入中学,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合格公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强盛就靠你们了……”第一次参加这样隆重的毕业典礼,我怀着肃穆的心情聆听校长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讲话,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那时候,我说的是六十多年前那时候,高小毕业再念初中,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是挺大的一回事。我拿着毕业证书回家,跟父母商量还让不让我继续念书,没等父亲开口,母亲先说话了:“你大哥考上东亚工业学校建筑科,念了不到两年就供不起了。你二哥念高小还差半年就没让毕业,退学干活养家。这回国家变了也轮到你了,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上中学。”父亲此时也觉得对我两个哥哥有点歉疚,就同意母亲的意见。我心踏实了,赶紧报名,准备考试。

　　我考入长春市第二中学,校址在南岭。当时已“改定学制”,中学为初、高中三三制,二中是包括初中高中的两级中学。校长丁慕南,是国民党派来的“大员”,穿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很有风度,讲话文质彬彬,有学识,老师和同学都很敬重他。

　　我被编在初一甲班,班主任曹月鹤老师,是伪满时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晚报的编辑,因为编发一篇不利于日本的外电稿,而以反满抗日罪名被捕入狱,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尽了酷刑,祖国光复才出狱。他第一次与全班同学见面时,给我们讲入学考试的情况。他说:“这次考试有一道题是‘国之四维是什么?,几百名考生却没有几个能答上的。礼义廉耻谓国之四维嘛,连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都不知道,你们生在伪满,童年不幸啊!”他从不讲自己的身世,不讲自己反满抗日的功绩,但每逢讲话总离不开中华民族的苦难,山河破碎的悲痛,日伪统治的罪恶,有时也讲二战的历史和国际形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有很深的感染。

　　步入中学,眼前是一片新天地,处处都有新鲜感。横竖两排教学楼、宽敞的大礼堂、实验室、音乐教室,一进校门墙壁上的大字校训映入眼帘,那么多有学问的老师,门门课程都让你进入一个新的知识境域,旋律好听的校歌也让人爱唱,歌词是丁慕南校长作的:

　　伊通河汤汤(shang),

　　大平原苍苍,

　　中坚国民训练场。

　　人文荟萃,邦家之光,

　　四维八德,奉行勿荒,

　　知难行易,不息自强。

　　师生“三民”化,

　　“五育”齐发扬,

　　巍巍荡荡,山高水长。

　　学生自治会主要由高中生组成,他们很有活动能力,办的铅印校报跟正式的报纸一样,文艺队排演的大型话剧《风雪夜旧人》、讽刺独幕话剧《油漆未干》,在校内外轰动一时。参加全市运动会,大管乐队奏着进行曲作为先导,数我们学校的队伍整齐、壮观。

　　在我心中无形升起一种自豪感。那个年龄就知道美了,冬天不戴帽子,围个围脖胸前背后耷拉着,用时兴的包袱皮(方巾)包书、本和文具,方方正正夹在腋下,上下学路过女中门前,昂首挺胸,给女中学生看,心里说:“我是二中的。”

　　那个年龄也懂得交朋友了。原在小学和我同班的王锦秀,这次又到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而且家都住在二道河子,上下学一起走,自然是“老朋友”了。不久,又有两个处得近乎的,一个张华,一个李造。到底是怎么弄成四个人“小圈子”的,那时说不清,现在也说不清,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只记得有一次在一起谈论起同学们的学习态度,李造说有的同学不珍惜大好光阴,光知道玩知道美,刚学几句英语,就“I love you, you love me”地胡闹,我们仨与他看法一致,你一言我一语地品评班上谁谁最让人瞧不起。或许因为都有点清高就气味相投吧。

　　不仅平时在学校经常在一起,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互相串门,约会相聚,四个人有说不完的话。说不定说到哪儿就冒出个“思想”来。“世上为什么会有乞丐?”“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信奉耶稣,为什么分成两个教?”“‘世界大同究竟是什么意思?多昝能实现?”“日本鬼子为什么把东北划成十四个省?”“赶走了日本鬼子,为什么还打内战?”……互相争论不休,得不出“标准答案”,争论到穷词儿为止。若说是早熟不确切,若说是幼稚的遐想,也不完全是,算是从奴化教育的蒙昧中走出后的精神追求吧。

　　我们之中,李造学习最好,他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他又是在“老饱学”外祖父的呵护下长大的。有一次,班里出壁报,用几张大白纸粘接起来,然后把同学们用稿纸写的作文贴上,勾花边,画图案。在要往教室墙上挂的时候发现,还有一块空白,同学们鼓动李造给添点什么,李造不假思索地提起毛笔就写下“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放学后我们四个人边走边议论这壁报办得差,比不上别的班。张华的二哥是本校高三生,校报编辑,可能是受其二哥的熏染吧,懂点办报的事,提议说:“咱们整一个‘报纸式的壁报好不好?”我们仨都同意,于是商定,星期天到学校合计合计。

　　学校教室是日本式的拉门,从来不锁。我们在教室里研究,给壁报起名叫《曦铎》,取早晨的铃声唤醒我们发奋学习的意思,不用外稿,由我们四个人各写二三篇,不署真名署笔名。叫什么名呢?开始时各想各的,张华说:“咱们几个得同舟共济啊。”灵机一动,张华叫张帆,李造叫李柁,王锦秀叫王樯,让我叫谷橹,我说:“‘骨碌,不好听,我甘愿辅佐,就叫佐橹吧。”

　　每人写完作文后,坐在一起互相“审稿”,决定删、改、弃、取。主要内容是围绕奋发学习、立志报国。有那么点“少年壮志”的意思,但是,报什么国,怎么报国?稀里糊涂,本来思想混沌还自以为清醒。

　　然后,买来全幅大图画纸,裁成对开,用铅笔轻轻打上格,按报纸版面样式编排,用钢笔把文章工整地抄在上面,再擦去铅笔印迹,画上小题图。

　　用了三个星期天的时间,终于搞成了,贴在了教室后墙上。周一早晨一进教室,同学们很吃惊,猜测是谁搞的,他们三个张、李、王很快被猜出来,而“佐橹”是谁一时没猜着。

　　这件事,我们算是出了一把风头。此后,我们四个人结拜为义兄弟。

　　“政治”不知不觉地已经进入了学校,或者说,“政治”原本就在学校,只是我却不知不觉。

　　一入学,我们就加入了童子军,因为按“战时教育体制”规定,初中二年级以下全体学生必须加入童子军。“童子军”是一门课程,发课本,编入教学课时表。

　　教童子军课的那位老师特别积极,“政治性”很强。课堂上不仅讲童子军的宗旨、要求,是三青团的后备等课本上的内容,还常联系“戡乱救国”的形势作反共宣传,把解放区的土改形容得血淋淋的。不久,二中批下了童子军的正式建制,被编为中国童子军第六二五零团,发的“童子军证”上印有“中国童子军总团长蒋中正”字样。

　　1947年寒假,以童子军活动的名义把不少同学骗去,结果进门就搞三青团入团宣誓。(国民党撤退前不择手段突击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以给共产党留下麻烦,史称“撒灰政策”。)

　　还设有“公民”课,内容是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新生活运动之类,灌输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念。教“公民”课的于老师很少认真讲课,让学生看看书,考试前他给押题。课堂上经常流露反战情绪,说祖国光复本应和平建国,却因两党之争又打起内战,百姓受苦啊。他从来不讲共产党的坏话,虽然不公开讲是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却唉声叹气地说:“完了,重庆谈判白谈了。”

　　每周一在礼堂上朝会。先是向中山先生像鞠躬,诵读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然后是训导主任训话。向各中学派的训导主任都是国民党的骨干,我们二中的这位主任,是位有学问,有口才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很深的政治背景。解放后有的同学说他是中统特务,这倒没什么确实根据,但因反革命罪进了监狱却是真的。说他是反共宣传的干将,名副其实,每周朝会他都无例外地大训而特训,训得嘴角冒白沫。

　　初始,他讲些国军节节胜利的“好形势”,中学生在“戡乱救国”时期要注意什么等“大道理”,到后来,变得声严色厉带恐吓,每次训话都发出“警告”:不准听信共产党的宣传,不准受长(春)大(学)“闹学潮”的影响,不准结成“小团体”……有时敲山震虎,说某年某班有的学生把共党的宣传品带到校内,某年某班有的学生“造谣”国军打了败仗,为“共匪”张目,等等。我们初中生老实听着,而高中生却不买他的账,有时发出“嘘”声、哄笑声、口哨声,他气急败坏地高喊:“你们这样下去是危险的!”

　　在学校看见共产党传单了,有的上面还盖有“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的长条印章。

　　听说有一位是民盟盟员的老师被捕了。

　　长大的学生上街举行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了,还正在向各中学串联。

　　有的学校教师罢教了。

　　解放军要攻城的消息不胫而走。

　　训导主任显得十分忙碌,整日到处巡视,调查师生的“不轨行为”,学生都躲着他。

　　一个星期天,我和王锦秀到学校去玩,看有位独身住宿的老师的屋门开着,就进去了,翻看书架上的书,又见桌子上有个笔记本,翻开一看有一首老师写的诗,我们俩就小声念,显然是反内战的内容,现在还记得开头一句:

　　午夜炮声隆/惊梦无踪。

　　第二天,这位老师了解到我俩星期天来过学校,就把我俩叫出去了,神情严肃而紧张地问:“你们俩昨天到学校来了?”

　　“来了。”我俩答。

　　“进我宿舍了?”

　　“进了。”

　　“看见什么了?”

　　“没有。”我俩没敢说看了他的诗。

　　“老师不在屋不能随便进!不懂事!”

　　我俩心里明白,这位老师是误以为有人偷偷搜查了他,他所说的“不懂事”是指当时那种恐怖的政治气氛说的。

　　战事日紧,长春成了一座危城孤城,加上长期欠老师的薪俸,老师们没心教书了。学生也没心上课了。在那焦心而又不得不混的日子里,再不自作聪明,硬充清醒了,心中充满了疑问:中国赢得了战争为什么不能实现和平?说共产党是“共匪”,有这么强大的“匪”吗?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是谁非?这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能让我平静地读书?

　　现在“心路历程”这个词很流行。人到老年,回溯、梳理少年时代的心路历程,还真是一件很费心思的事。

　　我不像生长在革命老区,根红苗壮的青少年,从懂事就热爱和衷心拥护共产党,也不像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有条件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早熟早慧的青少年,从懂事就产生“我要革命”的强烈愿望。

　　我生长在城市小市民家庭,既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也没有额外的知识“补给”,更主要的是,我不了解共产党。光复不久,东北就以松花江为界,国共两党隔江而治,就像江北的学生没见过国民党,对国民党如何腐败堕落缺少感性认识一样,我对共产党如何救国救民也没有具体感受。

　　我只是在1946年4月14日到5月23日,解放军占领长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看到过共产党的队伍。在学校,听过“男八路”的演讲,“女八路”教过我们唱革命歌曲,我还在去关押“国军”俘虏的大院里卖煎饼、油条(为照顾俘虏,准许我们小孩挎着篮子去卖俘虏用的小东西)时,接触过解放军战士,他们确实给我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但又觉得他们不像“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那样“正规”。

　　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大哥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一次,偶然间从我大哥的书桌抽屉里发现《整顿“三风”》《共产主义ABC》两本书,我好奇地拿过来读,读不懂,也没有读完,只记住了共产党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但是,社会的影响,学校的灌输,全是国民党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央政权,国民党抗战有功那一套“正统观念”。

　　我在思想上认同国民党是正统,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对这“正统”越来越反感。抗战胜利让国民党捞取了大量政治资本,然而,没过多久就让他们自己抖搂光了。

　　我家附近住着一个姓唐的,人称“耍人的”,伪满时期就养了十几个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管他叫“师傅”,他教他们扒窃,是个扒窃团伙。他们不吃“窝边草”,和邻居们从不避讳他们所干的“行当”。国民党来了,不仅没有改邪归正,姓唐的更神气了,军警经常出入他家,互相勾结,上下其手,如鱼得水,越干越大,他的徒弟中,有两个摇身一变穿上了上尉、中校的军装,以军官身份为掩护照干老行当。

　　走在街上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挎着个“娘们儿”,美式吉普车上载着打扮妖艳的女人,穿军装的官儿们与其搂搂抱抱满大街兜风,人称“吉普女郎”。我们二中北侧的女中,每天放学都有几辆吉普车在校门前等候。舞厅、妓院、赌场夜夜灯红酒绿,多是由军政人员开设的,又是供军政人员奢靡享乐的。

　　当时传媒称中央政府派来东北接收日伪投降的官吏为“接收大员”,可是,许多日伪留下的财产、物资被“大员”们以没收敌产为名据为己有,因此老百姓称“接收大员”为“发胜利财的劫收大员”,也叫车子、房子、票子、金子“四子大员”。日本人扔下的大楼、洋房都贴上了封条,有的封条上再贴别的机关封条,争相抢占,不是某机关占用就是某长官住宅,军车拉着“敌产”给他们“搬家”。

　　横行霸道,打骂群众更是常见,张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你们当亡国奴的能把老子怎样?”在解放军围城粮食紧缺的时候,一个国民党的少校,不知从哪儿弄了半麻袋高粱,暂时寄存在我家附近老张家。当他来取时,高粱却被人偷去,他诬称张家昧下了,把老张头吊在电线杆上用木棒活活打死,围观群众咬牙切齿。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在炎热天肚子很快鼓胀起来的惨状。

　　我们初中生本来不够选举年龄,竞选国大代表的宣传车开到学校来,也让我们投票,用大喇叭高喊:“请投×××一票,投一票发一个面包。”

　　“中央军”的形象在百姓心目中越来越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顺口溜到处流传。目睹耳闻:“中央军”一身匪气,国民党不是个好党!

　　满腔热情变成了一头雾水,在无人指点迷津的境遇下胡乱求索而不得其解,从蒙昧中走来又回到迷惘中去,直至解放后步入高中才对时事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这,就是我那个时期的心路历程。

　　责任编校 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