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非常特殊的一年。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把“到了2000年就会怎样怎样”挂在嘴边了，还有将要实现的那个遥远的”四化”。然而，这一年真的就在眼前了，我的兴奋点却变了，与“四化”背道而驰，感兴趣的是写作和发表小说，因为这才是最让我觉得刺激和幸福的事。二月的《朔方》、三月的《青春》、四月的《飞天》、八月的《岁月》等等，一本本样刊通过邮局递到手上，那是一份收获，更是一份期待。我不知道自己想通过作品证明什么，但每一篇小说发出来，确实有种沉甸甸的很真实的感觉，是捧在手里可以把玩的巨大喜悦。我平生的第一个创作谈，也跟着某篇小说一起发了出来，像很多大作家那样，我终于可以装模作样地在自己的作品之外说点什么了，于是，我说：“……文字是黑色的精灵，它们像我血脉中一直奔涌的东西，一不小心，它们便会撑破手指，纸上便有了风景或血液，静悄悄地一如我在凌晨四点钟醒来……”现在听起来有些矫情了，但它却记录下我那时的真实状态，凌晨四点钟，是我当年写作的最佳时间，许许多多灵感和文字就在那时产生。
2001年春天，在《朔方》冯剑华主编推荐下，我来到了北京八里庄鲁院，四个月的进修生活，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学到了什么，而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和领悟，文学一下子离自己那么近。很大程度上，那段生活却叫我懂得了如何保持清醒。当时，到鲁院学习的人太杂了，杂到让人感到可疑的程度，每个人的目的都不同，有人想借此留在北京，有人想拉关系发稿子，更有人是为了谈谈恋爱什么的，听课反倒成了一面幌子。几乎每堂课，都有乐此不疲的“追星族”身影，某些学员竞相与前来授课的著名作家、评论家、主编们合影，求对方留下签名。可以很自豪地说，我那时始终没有那么做，一次也没有，我只是按学院的要求，将已完成的习作按时交给老师，然后听天由命。先是《中国作家》选用了我的两个短篇同期刊发，其中一篇当年就获了我写作生涯的第一个小说奖，我也因此一年内去了两趟北京，后一次是专程领奖。年末，崔道恰先生来宁夏开会，那个会我因外出未能赶上，听说老先生在会上很是夸奖过我一番，说我很有才气，小说写得好。因为他是《中国作家》那次小说奖的评委之一，听说正是他的力推才使那篇小说获奖。真是一位可爱又可敬的老人，扶植新人可谓不遗余力!
2002年开初，《十月》和《当代》陆续发表了我在鲁院的短篇习作，选刊等也给予转载，我的小说开始被更多人关注。作为一种答谢，在新年到来之际，我礼节性地打电话，问候远在北京的崔道怡先生，他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我的写作状况，以及发表作品的数量等。崔老师说他是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委，他有资格推荐一部书稿，问我想不想出书。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那一刻，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的一切非常顺利，我的第一部小说集《跪乳时期的羊》，几乎以全票通过评审并得以出版。这年五月号的《中国作家》，集中刊发宁夏青年作家的小说特辑，其中包括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随后，宁夏文联又与《中国作家》杂志社联合在京开了作品研讨会，我有幸参加。记得在会上，牛玉秋老师在发言中指出，我的作品既有灵气和才华，又有很强的苦难意识，势必能成为一个好作家；而崔道恰老师更是以他特有的朗诵方式，声情并茂地作了《宁夏文坛又一张：记小说新星张学东》的讲话，比较全面又感性地点评了我前期的小说创作，的确使我受益匪浅。而那次研讨会对我来说，最最有启发的还是林为进先生的话，他说我的中篇小说《一起走过的日子》写得很老道，深刻揭示了一个平民家庭在温情下藏着的那种冷酷，其实这该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好题材。我想，正是这句话促使我日后写作长篇小说《西北往事》的。所以，我真的要感谢那一年鲜花盛开的北京，以及那些语重心长的发言者!这一年，宁夏的文学气象持续升温，到了秋天的时候，宣传部和文联又在银川召开宁夏青年作家创作会暨“新三棵树”作品讨论会，我与另外两位作家被正式“冠名”推出。会后，凭借那股热劲和冲动，我正式开始写《西北往事》了。进展比想象中顺利，几乎每天都能写几千字，我也从一开始就迷恋上长篇这种题材了。到了年底，我又正式由民航局调进文联做小说编辑，放弃了相对优越的环境和丰厚的报酬，这大概就是前两年疯狂写作的结果吧!
2003年春节，在我刚刚度过而立之年后，妻子怀孕了，我一天天地期待着那个小生命的到来，写作也在悄然进行，《西北往事》基本定稿。这年我的小说《送一个人上路》以一篇自然来稿，被时任《上海文学》主编的陈思和先生慧眼看好，后来以头题发表在八月号的“西北青年小说家专号”上。不久该刊评奖，我的小说获第八届《上海文学》优秀小说奖。欣喜之余，我的宝贝女儿也呱呱降临了，她们都是我的作品，可谓双喜临门!从上海回来，我便拿那笔奖金买了SONY牌DV，时时记录着女儿芳菲的可喜的变化，她会动了，会笑了，会坐了，会走路了，会叫我爸爸了，会唱歌跳舞了……毫无疑问，芳菲的成长过程远比我任何一部小说都有说服力!
2004年暑假，带妻子女儿去北戴河作家中心度假，着实感受了一下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作家的优越性，却被在那里疗养的老作家们称为“胆子最大的夫妻”，居然敢把9个月大的小孩带着满世界跑!年底，全家为女儿欢度一岁生日，她像个调皮的小男孩，表情已非常丰富．并且可以借助扶手站立了。这年第12期《上海文学》同期发表了我两个短篇，并配发了陈思和先生的评论《在精致的结构中再现历史沉重——张学东短篇小说艺术》，这无疑又是一次莫大的鼓励和肯定。更重要的是，陈先生对我小说给出的定位，使我再次萌生创作一部有关沉重历史的长篇小说，即后来完成的《妙音鸟》。其实，我一直都对“文革”那段特殊历史情有独衷，很大程度上，正是陈先生的这篇文章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年末，赴北京参加“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10周年庆典”，再次见到崔道怡先生，在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面前，除了无比的景仰与感激之外，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2005年是我写《妙音鸟》关键的一年，请了创
作假，把自己关在家里，每天在电脑前至少坐半天以上，很兴奋，晚上严重失眠。单位突然来电话，希望我能给中国作协填报一部长篇小说选题，限于重点作品的那些条条框框，我放弃了自己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中的长篇，而是莫名其妙地报了有关过去十多年民航工作生活的《超低空滑翔》，即一二百字的提纲，本来是为了应付充数，不想后来被专家们论证通过了，这下子我可欠了一大笔稿债!思前想后，选题先放在一边，我还是一门心思把《妙音鸟》写完了。
2006年，经由朋友推荐，《作家》第三期头题刊发了《西北往事》。其实，这之前还有个小插曲，即《西北往事》在《收获》杂志那边也被编辑们看好，并即将进入终审，当时《作家》的编辑王小王也打来电话，需要我对作品字数做些删减，并说春节前刊物就要进厂付印。一边是《作家》，一边是《收获》，都是我心中的文学圣殿，与其说是我作出了两难的选择，不如说是《作家》以它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西北往事》。可以说，这部长篇的顺利发表，于我意味着是一次特殊的褒奖，也使我对手头刚刚完成的《妙音鸟》更有信心了，写作的动力有时可能仅仅是因为心中那份难以表达的感激。这一年，上海作协在全国范围内招“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后来听说上海的专家评委就是因为《西北往事》看好我的，认为我很具潜力才录取的。年底，赴上海参加作家班开学典礼，《收获》杂志请学员吃饭，一位副主编谈及我的《西北往事》，一再称赞说写得很棒，是近年他所看到的好长篇之一。因为当着一班同学，我多少有些不自在了，毕竟大家都是写小说的嘛。
2007年，除了按时参加上海作家班的集中学习，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长篇小说《超低空滑翔》创作上。感觉很焦虑，每天都掉好多根头发，此外，颈椎、腰椎等酸痛不适，疑似患坐骨神经痛，去中医院看医生，开祛痛贴及口服药。因为跟作协有一纸合约，有时限性，我不想违反规定，必须全力以赴，信誉对作家来说比作品更重要。而且，我也发现，参与类似选题写作的好处是，未动一兵一卒，你可以先领到一份生活补给，这叫粮草先行，毕竟作家也要过日子嘛i但坏处也不小，就是每天你一睁开眼睛，总觉得身后有人高举着鞭子，远远地赶你，使你不得不马不停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超低空滑翔》是被逼出来的。
2008年，《作家》一如既往地接纳了《超低空滑翔》，作家社出版了《妙音鸟》，宁夏与上海方面也联合开了我的长篇小说研讨会。在写作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我很庆幸，自己以三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对童年和少年时期乡村城镇的回望，对三十岁之前那段有关民航的工作生活和情感经历的彻底梳理。换句话说，这十年我几乎写尽了过去的阅历和经验，我真的需要放慢脚步了，十年是一个坎，我想以平静的方式跨过它，然后推翻身后那圈旧的围墙，一切重新开始。
总算说到2009年了。宁夏文联领导很重视我的创作，并为我考虑安排去外县市挂职锻炼的事，表格都已填好了，就等着上级部门批呢。我确实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写作会掏空人的记忆，也会消耗激情，每个人所拥有的生活都非常局限。顺便也想想下一个十年，那时将奔五十的人了，还会收获怎样的作品呢?中国的作家艺术生命都不会太长，写到六十岁还能出好作品的人寥寥无几，大概我也不会例外。所以，要珍惜年轻的好时光啊，尽可能在下个十年里多出几部好作品吧!
最后，衷心感谢《作家》杂志及宗仁发先生，让我有机会总结过去。
2009年6月4日于西北银川
责任编校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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