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棵

　　司汤达是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他说：“我将在1900年前后成名。”他真正的成名时间与他自己所预言的时间误差没超过十年。我认为大多数作家成名前或多或少都曾作过在写作事业上功成名就的设想，只不过一般人都把这种设想埋在心底，尔后，比如，在交情没到一定份儿上的时候，多数人都选择不向你承认他写作的一部分动力来自于功成名就的诱惑，他们会义正辞严地告诉你：我写作，只是因为我爱写作，诸如此类——这样说既体面又保险。我得承认，我热衷于写作的一个原因，是缘于成为一个大作家的绚丽向往。但我却不打算拷贝司汤达的句型，向别人坦陈这一心迹，这不是审慎，而仅仅是因为：别人说过的话，就不要再去说。语词是作家赢取别人尊重的重要利器，把别人嘴里流出来的唾液接过来再吐出去，那只是体力活，不是智力游戏。一个连用语都不懂得规避的作家，其身上所具备的作家质素一定是不够高的。在我以为，规避，是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小说家必须郑重建立的习惯。规避能力的大小，将决定作家的个性密度。而个性之于文学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这个角度说，近日甚嚣尘上的文坛抄袭事件的主角们，实在让真正具有作家质地的人无法理解、不屑一顾。不妨从我对规避行为的执著，来谈谈我的创作态度以及我的写作生活，也不妨，把两者混为一谈。

　　规避之所以后来成为我的写作习惯，这得益于我对生活的理解。我出生中国社会格局最底层的一格——乡村。在上个世纪整个70到80年代初，农村是贫苦的代名词，户籍制度的单一格局等诸多对乡村人的限制致使一个乡村孩子自小就要去练就一套挣脱的本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周围的大多孩子都在家长的指引下设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挣脱农村的束缚，去城市。那时候对这种集体动向有一个总体描述词语：跳出农门。说穿了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规避：避免成年后去过那种衣不主食不足，信息闭塞，只能与农田及枯燥为伍的日常生活。我是这种规避大军中的一个幸运儿，二十多年后我顺利解开了缠绕在我脖子上的诸多死结，远离了那种令我畏惧的生活，与此同时，规避的习惯也镌入了我的个性。2000年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在胶东半岛的一个部队机关生活，仿佛是突然之间，我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在向我提供警示：人们长吁短叹，觉得生活就是一种无穷尽的消磨和应付，收发文件，打打“斗地主”，为了减少生存的危险系数去酒场周旋，如此等等——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一天一天过下去，是对生命的一种怠慢。在这种情况下，规避掉周围人为我展现的那种生活的念头，在我心里愈演愈烈。我开始写作了，并且，设定了用写作去兑换生命质量的宏愿。起先我写得不好，这是长期处于政治化环境的结果，换句话说，当你整日置身于一个直线加方块，充满政治标语的环境中，生活本身与文学背道而驰时，你是无力打开你身上的文学能量的。但是很可能我有一点点文学天分，在我所位于的区间内足以引入注目，因此我很快成了一个专业作家。2002年，我去了南方某舰队，开始有机会与真正的文学密切撤合。

　　专业作家的一种优势在于，你可以最少限度地受到生活中那些杂人杂事的干扰，而专注地思考写作这件事，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专注不会危及到你的生存。2002年到2004年，是我写作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三年。那三年里，我很少写作，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但却能够全心思考如何打开自身写作能量这一写作命题。这其间我得到了最重要的人生经历：去南沙守礁一百天。除去那段守礁生活，我多数时间都是在屋里上网，而网络，跳动在大小文学论坛的无数帖子，是帮助我找到自我叙述方向的重大依托。对一个多年置身于诸多隐性束缚的作家来说，避免那些束缚统治写作思维，是刻不容缓要做的事。网络上那些率真的、恣意的、不管不顾的文字虽然总体上显得粗砺，但对我来说却是行之有效的弱化特定环境对思维产生顽固约束的独门秘器。我认为之于我这种特定环境的写作者，勇敢面对天性并将这种勇敢带入和倾注于文字，是必须掌握的一种写作能力。掌握这种能力之后，再结合这特定职业所赋予我们的达观品格和对规范接纳、遵从的能力，将使我找到文字技巧与内心表达的最佳契合点。在2005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摸索和思考已经初见成效，我开始了一次郑重其事的写作实践。

　　我几乎一口气写了一组以礁岛、大海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海戒》《飞鱼》《守礁关键词》《暗自芬芳》《对鱼说话》《海空情正常》《风过礁楼》，故事和情节几乎全部来自于虚构，而这种虚构在我自己看来肯定要比泛泛的对现实的刻录更有意义，更真实。它们是我在对守礁士兵内心深入咀嚼后，对他们精神生活的一种提取，这种提取行为是在拍摄他们的灵魂，是一语中的，它所产生的文学向度是刻录表层生活这种写作方式无法达到的，我坚信这一点。这组小说陆续在之后发表出来，并多数获得认可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世俗层面来说，我是幸运的：初露锋芒便能被文学圈接纳。好朋友对我提出建议，要我紧紧抓住海和岛礁的题材，多写，狂写，甚至把它们整合成长篇，他们认为我在这一题材上有突破和创新，而且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趁热打铁。我的问题在于，我很容易对一种题材失去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的写作年龄还不长，写作道路还远，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培树写作实力。这又是一种规避的思维在作祟了。作为一名生活在军旅的作家，我想避免那种只能书写军旅生活的狭窄的写作道路，我想培树我的想象力，那种不需要经历就能将其形象地输入笔端的能力，像巴尔扎克那样，一生真正游历的生活不过两三年，却有本事去描摹人间的万象。想象力是可以促使一个作家获得无穷写作空间的最大实力。

　　在2005年之后直到现在的大多数时间，我热衷于去写那些我从未经历过的生活，那些我不熟识的人与事，包括女人的内心世界，它们中的一部分构成了我较为密集的2007年的发表面貌。2007年是我小说的发表量最庞大的一年，这一年我发表小说的字数是之前几年总和的几倍。这种喜人面貌是文学对一个勤勉写作者、思考者的褒奖，它也使我内心建立起一道自信的基石，让我能够沿着自我的写作思考的脉络勇往直前。我的那些想象力催生的产品并没有让我失望。很有几次，个别女性读者千方百计找到我的电话，告诉我，我笔下的某个女人就是她，她问我如何会如此通透地了解女人的心事。其中甚至出现了一位要与我对簿公堂的可爱女性，这位我素未谋面的女性责问我为什么要把她写进我的小说，认为我侵犯了她的隐私权，当然这事后来以她理所当然的道歉而告终。对我来说，这次未曾付诸实践的官司多么令人窃喜啊，天哪!这就是变相表扬啊。看来我拿到了通往想象之门的金钥匙，这就是规避的成果吗?我得乐此不疲下去。

　　我时常会像个有着强烈逆反心理的孩子一样去敌视某个写作技巧，比如说有段时间我实在对那些试图利用一个地理名词去树立个性特色的写作者不敢苟同。这种心态在我当了文学编辑后尤甚。在审读来稿时，我常发现一些初涉

　　文学行当的人热衷于在自己的小说中创造某个地名，并明显让字里行间流淌出为此沾沾自喜的气息，X村、Y街、XY地，等等。我觉得这是明显不懂得规避的文学表现。当福克纳以他“邮票般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获得读者的惊叹时，他不但是个智者还是个发明家；当莫言和苏童们对福克纳的做法及时“拿来”创造出“高密东北乡”或“香椿树街”时，他们是动作迅速的国际观察员，也算是智者；但当这种“地理发明”技法已经被读者广泛熟知时，接下来再有人试图依赖这种发明去获取写作的特色，它已经不能为一篇作品提供特色这种东西了，只能让人觉得作者的思维滞后。这时我们倒需要警觉地规避掉这种“地理发明”的冲动，也许我们可以去借鉴这种发明的思维，但照搬这种发明的具体模式，就很无趣了，因为它已经无法给读者带来惊喜。再比如我经常会在一些来稿中发现“原生态”地摹仿某种文学流派的痕迹，他们的笔端流淌出十分地道和纯粹的魔幻现实主义，跳动着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阴魂，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不懂得规避的表现。就文学形式而言，我认为复制某种曾经惊世骇俗的形式成果，这同样是令人乏味的。一种文学形式为人惊叹来源于它的新颖，如果实在不具备发明新形式的能力，稍微明智的做法，也许只能是，将所有形式一并拿来，视文章需要灵活组装、嫁接，使自己的笔下产生衍生形式，这样即便不能令人耳目一新，也可使自己不至落下老套的劣名。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屋里想，这时代作为作家，要规避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不但要规避自身生活的局限性给我们带来的思维的桎梏，要规避日趋庞大的已有小说作品的内容，要规避人云亦云的述写险境，还要规避那些非文学的东西，譬如，来自外界的鸹噪。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日益奴化公众的头脑，即时文化对人们思维的影响日渐轻易时，一个作家的耳旁便充斥了各种反对的声音。你经常会听到的一种声音是对你写作的质疑，普遍的质疑声是你的小说不如地摊文学情节跌宕起伏，不如电视剧有烟火气、能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你的亲人会小心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去写一些更能让他们“看得懂”的东西，以便用你的一技之长去发家致富。而在你所珍视的文学圈子里，很多人会列举一本又一本名著，质问你为什么写得不像那本名著，素不知有些名著也已经被你规避掉了，你看到了它们的不足、破绽，并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不是没有做一个谦虚的人，而是这些声音中的大多数让你清晰地意识到他们不理解你，比你滞后。但是如果这种声音太多，你无法不怀疑自己，因而难免被声音们催眠。有可能，充当催眠师的声音的来源说得还不错，你的被催眠能强你的身健你的体，这是你的造化，但这种造化的机缘总让我觉得少之甚少。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鸹噪的规避，常常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是一种需要极强智力参与的规避行动，简直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时代大战。

　　责任编校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