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岚

　　罗曼·罗兰1935年写的《访苏日记》，50年后付印；《纪德-席弗兰通讯集1922-19509，2005年发表；哲学家巴尔特(R.Barthes)的《中国之旅手记》，2009年2月才面世。天哪，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文献，躺在抽屉里半个多世纪不见天日!

　　这些资料都与“红色天堂”之旅有关。红色命运使它们诞生后必须马上死去，等另一个时辰来临才再生。就像“睡美人”的命运。现在你接到这些迟来的信号，一切事过境迁，这些曾被剥夺说话权的文字，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话。

　　涅瓦河上某巡洋舰的一声炮响，捣毁的果然不止一个皇朝，而是“旧世界被打得落花流水”。马克思设想的“红色天堂”从炮声中冒出。古老欧洲的知识分子遽然而醒，太阳底下还有新事!红色天堂隔山隔海，却一托盘子倾倒在你头上，不得不面对了。但，那边究竟发生了啥事?有必要去走走，亲眼看看。就有从苏联开始，到古巴、中国的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欧洲知识人的红色天堂之旅。

　　革命初期，外国人被挡在门外。为了解真相，记者A.Londres从巴黎出发，经柏林、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潜入红色彼得格勒，再到莫斯科，先后52天。他目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霸道，间谍和告密制度，极度的贫穷和匮乏，一个活活剥去了文明的社会。回来后，从1920年4月2 2日开始在Excelsior报上发表报道文章，指出苏俄到处是“一群群衣衫褴褛、沮丧、可悲的人。所谓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是一个奇迹般阴森可怕的朝廷。乞丐听天由命，站在门边等人施舍”。

　　为《新欧罗巴》撰稿的女记者L.Weiss，1921年到苏俄，也带回一个苏维埃地狱。她在莫斯科火车站看到：“在火车站一大群妇女中，我看到最糟糕的情景：她们在烟雾中飘动，像一群幽魂，但丁从来不曾写过的幽魂，他只在想象中穿过地狱。那些女人再没有胸，也没有肚子，没有头发，只是些受了伤害的身体，一如最基本现实透露的，俄罗斯在她的分娩中受到了伤害。”

　　S.de Chessin在《在红色癫狂症国家》和《俄罗斯末日》文中，提到革命初期的监狱情况。一位朋友从莫斯科的Derebensky监狱收到讯息，说沙皇时代囚禁20人的监房，革命后塞了215人。没有衣物床铺，没有肥皂，被虫咬。知识分子在监狱里地位最低：“罪犯们被看做同志，每天得到三个卢布，一份尚可接受的食物。他们是监狱里的贵族，我们是贱民。”

　　这些实打实的报道，给大家送来了一个真实的苏维埃。你不明白，为什么还必须等数十年，到赫鲁晓夫上台后，才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蓦然惊醒，拍案而起。当时左派的鼻子倒很灵，连忙组织反击，为无产阶级祖国恢复名誉。首先，该看的与不该看的必须弄清楚，看到不该看的地方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重要的是旧世界被砸个稀巴烂。这句话必须用红笔在下面画上横杠。左派的救火运动很成功，千辛万苦逃亡到巴黎的俄国知识分子，被当成白痴，是痴人说梦，来法目的是想揩点社会救济金。到苏维埃经过整顿后，那些排列得具有神奇效果的文字，呼天震地的口号，举得整整齐齐的拳头，迎风招展的红旗，就一车车送了过来，果然是个理想社会!

　　到1930年代中期，意大利兴起法西斯，德国出现纳粹，西班牙发生内战。共产国际支持共和西班牙，大家对无产阶级祖国冀望越发大了，左派、共产党、友好协会的朋友开始向北走。或被邀请，或自费。而红色天堂那边，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想人家来看看他们的新世界，看马列主义怎样代替了上帝，代替了绝对，代替了全能，希望苏维埃成为摄影机、报章杂志的目标。

　　从1935年开始，欧洲著名的左派知识人先后被邀访苏。最早获邀的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当时的苏俄友协主席。才抵华沙，苏维埃代表已在恭候，以卧铺专用车厢，一直送到苏联边境。边境上，高尔基的秘书，克里姆林宫派来的医生、护士，在等候使唤。然后，再登上专用车厢到莫斯科，车厢里设有卧室和客厅。他被誉为欧洲最伟大作家，接待的隆重不亚于一个国王。6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单独谈话接近两小时，另一次见面是在高尔基的郊外别墅中共进晚餐。后来在他的《访苏日记》中，详尽地叙述了他在苏俄受到的顶峰式的荣誉接待：

　　“6月25日，星期二……晚上在‘大剧院……莫斯科整个上流社会部出席了……他们给我不可思议的款待，安排在沙皇的包厢，将外交史团临时撤走。在广场上，进入剧院时，在第三幕的幕间休息时，欢呼声一再而再。尤其是，一大群人在门口广场上，鼓掌欢呼：‘我们的朋友罗曼·罗兰。偶然跟几个人握手……幕间休息时，剧院著名人物和政要，都来向我致意……”

　　他抵达了沙皇的圣地。表演从舞台延续到他的包厢，直到舞台下所有地方。去“小剧院”看戏时：“大家马上认出我，向我欢呼，扔鲜花，表演中途又重复了一次，真把人降服!”他没有一个地方不被人认出，不被欢呼。这些掌声、礼赞、荣誉，原是莫斯科人专门留给最高领导的，罗曼·罗兰得到了。下榻Savoy酒店，住的是总统套房，有六个大房间。生活和安全设置周密，食物由克里姆林宫专程送来，有护士照顾，有年轻女秘书守门，电话有人专职接听。这位主张“在混战之上”的著名知识分子，在特殊的礼遇中，到了另一个世界。返回法国后，从1935年8月26日到1937年9月16日，他先后给斯大林写过六封信。最初出谋献策，提议“在巴黎成立一个信息中心”，到后来为某些被逮捕的人求情，态度先后有所不同。后来他吩咐《访苏日记》50年后发表，据说是怕某些异议伤害苏维埃。

　　一年后，《新法兰西评论》主编纪德，七星出版社的创始人席弗兰(Jacques Schiffrin)获邀，同行的还有阿拉贡等。飞机到柏林，苏维埃代表已先临恭候。酒会，宴会，元首级的接待。专用汽车，专用火车包厢，到处受热烈欢呼、鼓掌。刚好遇上高尔基的盛大葬礼，纪德在红场跟斯大林站在一处，宣读悼辞。他被捧得高高在上，然则，他看到特权阶层和苏联百姓的巨大差距。回来后写了《访苏归来》，在《补记篇》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在这种豪华条件中旅行过。专用车厢，最好的汽车，在最好的酒店住最好的房间，都是最贵最豪华最佳的选择。招呼得真好!真细致!真够殷勤体贴!到处被欢呼，恭维，关照，到处过节。给我提供的一切太好，太美妙了。拒绝这些优待太不应该，不能这样做。但这些优厚的待遇，不断使我想起特权，想起等级。而在那里，我想找到的是平等。”

　　该书前言，还打出一大问号：“谁说苏联是适合我们的，更甚于一个被选择的国度，干脆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