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岚

　　记得2006年11月，乔纳森·利特尔(Jonathan Littell)的《Bienveillantes》(《善心女神》)出版时，法国传媒以宇宙大爆炸或广岛原子弹等声色俱烈的字眼来形容。一年多以来，余响犹在，尘埃远未落定。试想一部910页，相当于两三部书的大部头，一下子砸到法国这片多年来睡意昏昏的文学天地，能不霍然而起?怎么?这样的书也有人敢写?问题不在于页数之多，而在于碰着了现实世界一个要处，一个敏感如炸药的，关于犹太人被屠杀的问题。这类问题，平日若非在家里谈起，还得放低声调，找别的字眼来代替。现在这个年仅四十岁的利特尔，偏要靠近那堆火药，掏出火柴点燃一支香烟，慢慢抽起来，潇洒得不去考虑会导致世界末日。他写一个名叫Max Aue的德国纳粹，二次大战中，如何以一个便衣的身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数十年后，这个屠夫在法国北部做花边生意，结了婚，有一对双胞胎，生活得井井有条，日子平静而安乐。不经意间，以一个又博学，又斯文的法律学博士的身份来谈他的过去，作为一个在西线安全局做监察官的过去。他不断回顾，童年时代，青年时代，战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作者不怕众怒，让一个双手沾满血的刽子手来说话。

　　这部作品最初由英国一位文学作品经纪人向法国四家出版社推荐。到了伽利玛负责人手里，还未将全书看完，已决定出版。初版12，000册。在没有任何宣传活动下，一版再版，销量很快达到250，000册，打破所有通俗作品的销量纪录。局面已透露出某种征兆。估计一旦获得龚古尔，销量会增加两三倍。看来要未雨绸缪了，连忙将准备印刷《哈利·波特》的纸张挪回，将这部书分三处地方付印。

　　不出所料，龚古尔、雷诺多、费美娜、美第其、法兰西文学奖、Interrallie等六七个文学奖，竟像一群嫁不出去的丑女，争先恐后追着，要将自己塞给这位数周前还默默无闻的人。德国人接受这部作品，不奇怪。父亲曾经是纳粹的一位历史学家，对作者说，多少年来他就等这样一部书；以色列人也接受，一位出版商说：“如果我从事这门职业，就为出版这样的一本书。我个人捍卫这部书在我们国家的书店出售，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两个世仇同时接受，能够不是奇迹?而读者呢，你认为他们的文学质素在下降，就像文学作品本身，从斜坡一直滑落到深谷，一味与商业与肉体调情，直至泛滥，书籍营业额的增加，有时反而使人心寒。日复日，年复年，还指望什么?忽然，一部题材其大无比，敏感度一触即发，危险度如低空飞翔的作品，炸弹般闹开。报章、杂志、朋友间见面，都谈论它。这部充满野心、学问，苛刻得惊人的书，怎么一来好像与所有人血肉相连，一下子找到大量读者，得到各方面的接受?你还未弄得清，已经销售了850，000册。

　　这是一个纳粹的自白，只将自己当年的作为，也就是杀人的迹业道出，不为自己辩解，拒绝罪恶感。作者大抵这样概括Max Aue这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参与集体大屠杀的杀手。但他站在善、恶之外，不觉得骄傲，但一点不遗憾。他在法国入学读书，跟母亲和法国继父生活在法国北部。从小对文学感兴趣，读过司汤达、拉伯雷、布朗绍(Maurice Blanchot)，喜欢到卢浮宫踯躅。后来返回德国习法律。战争来了，他从一个博学的人变成了一个刽子手，一头怪物。这头怪物能操法语、德语、希腊语和拉丁文，在俄罗斯一个村庄，以希腊语来跟他的受害者交谈。作为一个便衣，他与同僚打交道，与犹太人打交道，跟英国人打交道，也跟他的同性恋人打交道，跟他的乱伦姐妹打交道。Aue的作为，对上司的服从，他的心狠手辣，既出于从小对绝对的追求，对超越界线的渴望，也出于他的人种学、哲学或统计学的根据。他有合理的逻辑，制造死亡就不是罪过，不人道就是人道，杀人成为解决某种问题的方法。

　　作者凡事历历分明，捕捉现实有一手，就有刽子手Eichman家里的晚宴。刽子手弹得一手好钢琴。一手杀人，一手弹琴，全不碍事。有在伏尔加河的沐浴，有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中令人呕吐的场面，有德国人在莱蒙托夫墓前的默念，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恐怖场面。“噢，你们看哪，他不就是Herr军官么，一个犹太人!怎么，你还没有将他瓦斯掉?”所有人大笑起来，Eichman笑出眼泪，将脸埋到手上的餐巾里。“我们在敌人身上做的事，是不想让敌人做在我们身上。”逻辑已立定脚跟。一场大风暴来了，是随风而逝，或随风起舞。Aue是随风起舞。命运使他成为刽子手。不过，只是国家的杀手。所以，当他杀人或向上司汇报时，采取的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执行者的超然态度。

　　通过这个纳粹，你进入到战时纳粹分子的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刽子手一样有常人的一面，各人有自己的精神状态，并非磐石一团，视死如归。他们瞻前顾后，借故推辞，各怀鬼胎，也争论，吵架，像世界上任何一支队伍。他们杀敌起劲，自相残杀、互相迫害一样起劲。Thomas和Clémens两人对Max Aue起疑心，自始至终对他追踪不懈。作者避开仁义道德之谈，只告诉我们，纳粹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而人的世界，是一个斗兽场。但落笔时却有本事远离斗兽场，将一个血淋淋的世界写成一出歌剧，一出宏伟的丧礼歌剧。你拿起这部从内容到页数都显得沉重的书，才发现，原来沉重是世界的一种含义。你去啃一部910页的书，不怕打99个呵欠，只为看一个刽子手的故事，一个丑恶的故事。书中的哲学、政治、经济、侦探，也没有将你淹没，带走。你避开当年的创伤，将时间的距离拉远，就像作者远离斗兽场，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归人寓言，归人历史，归人人性，归入到上帝造人的错失。人究竟有多崇高?多伟大?有多鄙劣?多可耻?多下流?作者很清楚，读者心中有数。原来人可以活得高尚仁义，也可以活得卑鄙下流；原来人是以人性和兽性构成的。

　　都说，利特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智慧机器，《善心女神》是21世纪的一部大书。作品的成功，绝非眼下的出版商或评论家能够说得明白，要留待将来的历史学家来评述。作者也如是说。他20岁开始构思，落笔时只有35岁，从未见识过征战，但写起战争和它的罪恶，比谁都到位。开始写作之前，他在法国的人道组织ACF工作过，在巴尔干半岛、车臣、卢旺达、刚果和阿富汗等枪来弹往的地方长期生活过。“如果我不是在那个机构里工作了十五年，我不会写这部书。在萨拉热窝的一次行刺事件后，我在活人中将死者拖出来。在血淋淋的人体间走来走去。但我的工作是后勤，是组织工作。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好处，对我的写了112天的初稿有帮助。我将这部书带在身上，其余放在卡片里。”为搜集二次大战的资料，作者亲临乌克兰、高加索、斯大林格勒和波兰。单是找资料，看二次大战的战争、屠杀、审判的电影，花了两年时间。作者并非闭门造车，所以将一场大战写活

　　了。你看这部小说，比看史书更能了解战争。所谓纳粹的形象，实际是作者将亲眼见过的所有屠夫归纳起来的形象。二次大战的屠杀，也是所有战争的屠杀，已超越了对犹太人的所谓灭种，道出了更具深度广度的全人类现象。你说纳粹杀人，历史上，不是纳粹的人也在杀人；你说犹太人被杀，不是犹太人的人也被杀。

　　左耳带一个耳环，拒绝传媒，拒绝上电视，他家里就没有电视机，这使利特尔变得格外神秘，跟他的厚书一样神秘。这反而讨读者喜欢，“炒作”，太讨厌了。他原籍美国，在法国长大，受教育，两次被拒绝入法籍。但这次他取得成功，法国人非常高兴。一个美国人以法语写作，同时得了龚古尔和法兰西文学奖!这是一部世纪大书。多少年来都说法国文学危机，其实，有深度，要求严格，参与社会生活的读者是存在的，且为数不少，就看作者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利特尔花了五年时间来写，从来不曾想到要收回所支出的费用。只希望能够售出3000-5000册。但龚古尔奖还未颁发，已出现洛阳纸贵的征兆，那时，他匆匆返回巴塞罗那的家，说：“与世隔绝和安静，是工作和生活的最基本条件。”

　　书名《Bienveillantes》的出处是希腊神话，即“善心女神”。有些报章译做《仁人善士》是牵强附会。古希腊的戏剧家Eschyle的悲剧中，Erinyes是复仇女神，专事追击弑父弑母者。阿伽门侬王带兵出征特洛伊，为讨好风神将女儿献祭。十年后得胜归来，被怀恨在心的妻子Clytenmestre所杀，儿子Oreste为父报仇杀了母亲，被复仇女神追击。但雅典娜为他辩护，复仇女神改变了主意，变成了善心女神Bienveillantes，就从Oreste开始，原宥所有从罪恶中悔过自新的人。故事最后背景是在被苏军包围并开始进入的柏林，一个被战火摧毁成地狱般的世界。苏军的炮声在一百米以外，纳粹以杀敌的劲头开始自相残杀。在Max Aue眼下，三个纳粹倒躺在地，可能是Clemens所杀的。Thomas趁C16mens没有防备，给他当头一枪。当Thomas在ClEmens尸体上搜索财物时，Max Aue在被炸毁的建筑物中抓起一根大铁棒，奋力砸在Thomas的脖子上。该书最后一句是“善心女神找到了我的踪迹”。意思是他得到善心女神的宽恕，要告别过去，重新开始生活。他持有法国护照，可以离开德国。就有故事开始时候的描述，1970年代，随风舞过之后，Max Aue在法国北部做花边生意，无论精神和生活，都很超然，平静……

　　责任编校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