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梅

　　父亲丁耶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亲人思念他，因为他曾是全家人的支柱；文学界的人常谈起他，谈他的诗文，谈他这个人，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叫人无法忘记的人，他有那么多的逸事让人津津乐道，总有人说要写父亲，因为丁耶身上很有“戏”，很有“文章”可作。作为女儿我也刻上了他生命的印迹，每每有人对我说：“你可真像你爸!”父亲没有离开我，我不仅是他生命的延续，我更希望成为他精神上的承继者，于是我想写一写父亲。

　　一、父亲在1974年～1975年

　　1974年冬天，离农历春节仅有二十多天，父亲带着一身寒气突然从外面回到家里，他气喘吁吁地对母亲说：“袁梅林!明天搬家，快!现在就要准备!”父母亲几乎一宿没睡，用麻绳甚至草绳捆绑着破旧凌乱的家当。母亲用捡来的旧报纸，包裹着她视若生命的宝贝们：一卷铁丝、一块块的碎布头、一段一段的碎线头、废胶皮鞋底子……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零碎杂物。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就能派上用场，这些东西母亲心里都有数，任何一件丢了她都要狂找，谁都不敢动它们!母亲跟随丈夫经历了数次逃难式的搬家生活，但这一次她还是手足无措、手忙脚乱，每次搬家居住条件都会降格，就像父亲的社会地位，最后降到了地平线以下。不知为什么我们搬家总是在严冬，1969年12月3日，天上飘着清雪，气温在零下36摄氏度，父亲带着一家四口(父母和两个哥哥)走上了“五七”道路。聪明的我还没有“打算”降生，为的是躲过从1957年到1969年间的种种劫难。大哥黄昆看着脸色铁青嘴唇黑紫的母亲——她因严重的精神疾患而气息恹恹，16岁的长子担心母亲随时可能死掉。全家刚落户的地方是梨树县孤家子南山农场，随家一同搬来的几棵白菜即使是放在屋里也冻得像砖头一样硬。只住了一个月，父亲又被通知搬家，原来南山农场是个鹿场，是所有农场当中条件比较富裕的，父亲是个“摘帽右派”，历史上有污点，这里不要他，他应该到条件最差最穷的队去。一家四口被命令继续在寒冬里迁徙，最后落脚在孤家子农场茅山四队，这里是盐碱地，风沙大，一碗水能沉淀出一碗底细沙。

　　1957年被错划右派，这一年整了父亲一夏一秋一冬。1958年开春他被送敦化翰章乡小石河劳动改造。后来觉得他属一类处分送这里太轻了，又改送前郭七家子农场。1959年大西农场成立，父亲这些人又被送大西农场劳动改造。这里被他的右派同仁们戏称“西大”，在这里他与公木等著名诗人学者相聚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与北大、清华可以比肩的知名学府呢!现在全家终于可以朝夕相处，哪怕一起受苦呢!第一个寒冷异常的晚上挨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有人敲敲窗户，父亲开门一看外面窗台上放了一碗大酱，这是邻家农户给新邻居送来的见面礼。只有这时，受尽白眼和颠沛之苦的父亲才感受到人间尚存温馨，一碗酱饱含着说不尽的人性人情，在那个年代金子般宝贵啊!父亲和大儿子黄昆都要上工。大儿子并不大，只有16岁，他的财富是拥有一位省里文艺界出了名的大右派父亲，他不能升学，不能参军，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冬天里刨冻土的活很重，他只干了一天就扭伤了腰，第二天浑身剧痛，哭着起不来炕。父亲狠心将他撵出被窝说：“我们一样能干好农活，咱们不能再叫人瞧不起!”父亲望着大儿子上工去的背影有多么的无奈呀，他强烈地感到难以保护自己深爱的妻与子。大儿子四岁成为右派子女。八岁的时候他思念在市郊农场劳动改造的爸爸，在电车站上耐心地蹲守，期望出现父亲的身影。一次次失望过后，一个清晨他避开母亲的眼睛爬上电车，凭着记忆(他曾跟母亲探视过父亲)居然在天黑前找到大西劳改农场。全农场的人惊异地看着这个前来寻父的孩子，在食堂吃饭的人们夹道参观这对父子，一只只大手抚摸着孩子的头。他像英雄一样穿堂而过，听着人们窃窃私语：“那是丁耶的儿子，来找爸爸了，唉，看人家的孩子……”其他在那里改造的人何曾不惦念着自己的亲人。在抄家弟弟被惊吓成癫痫病发作时，还是这个大儿子跑到学习班找爸爸，看门人不让进，他竟然像《封神榜》里的土行孙一样使上了“土遁法”，从排水沟钻了进去，可父亲身无分文，买不起当时六元钱一片的并没有特效的特效药——牛黄安宫丸。二儿子黄岩降生在1959年冬，父亲为这个来得很不是时候的儿子作诗道：“福年福月福日生，无衣无乳夜鸣啼，生在谁家都是福，生在我家福寿增”；“二子生来是福相，无乳就喝饭米汤，卖东卖西拉扯大，要比金枝玉叶强”。1965年初春父亲携二子在南湖留影作诗道：“手携二子去游冬，湖光身影入湖中，闭目也知春尚在，老树不青小树青。”无论父亲如何祝福，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二儿子的病历上仍然写着，“难以治愈型”。大儿子是功臣，曾扮演“地下交通员”角色救了全家人的性命。机关造反派要遣送父亲全家回辽宁岫岩老家，父亲连夜给中央写信，询问像自己这种情况是否符合遣返政策。大儿子怀揣这封信冒险投寄出去。后来省革委会通知父亲所在单位：“丁耶是个危险分子，原地监管，不得遣返原籍。”我们不仅仅是少搬了一次家而已，后来得知老家那里被遣返的人大多数没有生还，侥幸死里逃生的也落下终身残疾。单位造反派只好将父亲臭骂一顿后收回成命，当然要将丁耶的房子送给派出所户籍员的打算也只能告吹了。

　　1974年冬这次搬家，狼狈中却掺有一丝喜气，因为是由落户的茅山农场往梨树县城搬，父亲被安排在梨树县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他又有公职了，不再被称为“农工”。

　　从1974年年初到梨树县文化馆工作也就仅一年光景，一天父亲回家轻描淡写地跟母亲说了一句：“我又调工作了，到县化肥厂上班。”母亲噢地答应了一声，父亲的漫不经心让母亲也感到这是一件无所谓的小事。从这以后母亲欣喜地发现丈夫动不动从化肥厂食堂带回来熟菜和煎饼。剩菜烩在一起就着煎饼吃香极了，父亲总是躲在一边欣慰而又难过地看着与他共患难的妻儿们吃。他就像家里养的大公鸡一样，发现食物后咯咯唤着母鸡和它们的孩子来吃，自己却饿着，于是父亲被我们称为“大公鸡爸爸”。别小瞧这些饭菜，家里有限的口粮可以凑合着挨到月底。母亲感到化肥厂比起清贫的文化馆“肥”多了，多年来让她第一次感到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她确信丈夫总算落到了个好地方。其实她哪里知道丈夫又闯了怎样的大祸，他实际上是被贬到梨树县化肥厂去的!

　　父亲在梨树县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期间被称为黄滁或老黄。他在学生时代的本名黄东藩无人知道，丁耶这一笔名由于他从1957年以后再不许发表诗文，所以也早已成为废弃不用的人生符号。

　　那时文艺创作提倡“三突出”原则，具体内容是：在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可父亲没按这样的框架去做辅导工作，当有学

　　员问他：“黄老师，什么是‘三突出?”他对学员说：“‘三突出，就是突出个人，什么好事都是他一个人做的，这不符合历史，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天体发光是由于日月星辰互相映照的结果，哪有一颗星就把整个宇宙照亮的?!”“江水英写得没有人物个性，说她是女人可以，说她是老爷们儿也可以……”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阐明文学创作的本质，把样板戏当反面教材挨着个儿数落一通；他讲什么是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唾沫星子四溅，神情激昂，两只手在空中打着手势。学员们面面相觑，一脸惶惑，手里的笔已经停下来不再做记录了，莫名其妙地端详着眼前这位老师。他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他，只见他面黄肌瘦，衣服破旧邋遢，尤其是衣大襟居然还有些发亮，任何一个人站在他旁边都比他体面，不同的是他的眼神发出一种透亮的光，嘴角挂着一丝嘲弄的笑容，好像济公一般看透一切世相，他的语言更是不符合“规格”。这些话被一个“尖嘴耗子”反映到主管的文化局长那里，局长认为这是“新动向”，向上级报功，惊动了当时县委一把手。父亲被找到上头去谈话，他抿着嘴一脸无所谓，逼得人家拿出最能触及他“灵魂”的法宝：“老黄啊，别再胡说了，你家都整成啥样了?你也替老婆孩子想想啊!”一提这茬儿，父亲呼地一下坐起身拍着桌子说：“我老婆整疯了，二儿子整傻了，大儿子整残了(在一汽做学徒工时左大拇指被冲压机压掉)，我看你还能把我整成啥样?”这一次县里领导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他“藏”起来算了，后来称之为“保护”。没把他看住，还安排他做什么辅导员，领导已是失职，传到更高的上层去，会祸及自己这顶乌纱帽的，当官儿的脑瓜皮薄，此事不能声张，最后只好安排他去一个没机会“说话”的地方，这样父亲就被发配到县化肥厂当“肥料”去了。他的工作是在厂工会卖饭票，他认为化肥厂的工作很“适合”自己，他曾说：吃完饭排泄出来的不全是肥料吗?他的工作跟吃饭有关，跟造肥料有关。庄稼要想长得好，全靠粪肥当家，所以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他究竟爱不爱这份新到手的革命工作呢?我只晓得父亲卖饭票经常亏空，有一个月赔了五十多元。一次我被带到他厂里玩，亲眼看见他卖饭票。他当时正跟工人指手画脚谈天说地。他总能与工人打成一片，他的花花点子多，尤其变废为宝的功夫叫工人们很佩服，为厂里节约了不少钱，工人叫他“黄工会”；他风趣幽默、见多识广，三言两语便成为众人的焦点，一到说话的时候他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仿佛又回到曾经的大学讲堂。他正起劲儿，突然有人敲窗户：“师傅!买饭票!”他答应一声，搬过装钱和饭票的木匣子，胡乱地找完钱后迫不及待地接上刚才的话头，这时人家又敲窗户：“师傅，钱好像找错了。”他回头一本正经地说：“当面点清了，别马马虎虎的!”“师傅，你多找我五元钱。”“噢?谢谢!谢谢!……”爸爸赶忙起身接钱道谢。这样三心二意没个不赔钱。他曾说过：如果不让一个人才发挥他的特长，反而用他的短处，对社会是浪费资源，对个人是浪费他的生命，这一点比图财害命还可恶。他对“干一行，爱一行”这句话是有不同看法的。股长不让他卖了，股长让他赔怕了，谁都知道老黄穷得根本赔不起，可又不能让他闲着，股长只好临时抓些差事给他。

　　后来梨树县师范师资缺乏，有人又想起了他。父亲被请去试讲，讲好可以留校任教，他又遇到了一次把自己“捞”出来的机会。可他还是本性难移，竟然又批了一通样板戏，于是大家认为：这老家伙一张嘴就惹是生非，看来是改造不好了，终于没人再敢沾他的边儿了。头脑清醒的父亲从未放弃独立思考，从未放弃他的观点，勇敢而固执!

　　二、诗心不死

　　在一个秋夜，我刚刚睡下，父亲突然从屋外进来，身上带着深秋的寒意，他把我从被窝里掏出来用大棉被一裹抱到屋外，仰头望着天空对我说：“快看!月亮!快看!星星!”那是怎样一幅绚烂的星空!星星仿佛都到齐了，密得膀挨着膀肩挨着肩，一轮斗大的月亮挂在星空，它们交相辉映。父亲吟诵着他的诗作《童年挽歌》：“……玩兴正浓的时节，我便抛弃我那银色的弹弓，那弹弓呵，射落过鸟，也射落过星星……”爸爸指着幽蓝的空中告诉我：那是北斗七星，那是银河，它离我们很远很远……现在想想，他在政治的重压、生活的困苦中喘息着，竟有如此“闲心”，仍然不忘让孩子看看月亮看看星星，他要让我感受到生活多么美好，未来是有希望的，只要活着就是幸福的。在停电的晚上，蜡头燃尽，在黑暗中他凭记忆给我朗诵唐诗(书抄家时抄光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他还给我朗诵他自己的长诗《外祖父的天下》，这是他二十多岁时的成名作。诗人心中的笔是不会放下的，我是诗人的女儿，他要给我一双慧眼在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事物，于是我不觉得屋内黑暗了，他在我心中升起一轮明月。

　　家里经常停电，蜡用得太费了，爸爸自制嘎斯灯，每晚它发出黄豆粒大的蓝火苗和一股发臭的怪味。在昏暗的灯下，他经常沉思，一支支地吸烟。他吸的烟是最便宜的“勤俭”、“握手”、“蝶花”，空烟盒是我的玩具。他总是愣神，不自觉地狠狠咬着下嘴唇。我爬上他的膝盖，发现他的嘴唇有一小块被咬出了淤血。他摸着我的头说：“有一天你会长大的，中国不会总像现在这样的，会变过来的，你会看见，不，也许你的孩子会看见，我肯定看不见了……”这时他已经53岁，青壮年时光已经过去了。父亲的眼光很远，他知道中国会变过来，世道不会总这样颠倒黑白，可他又何等绝望，竟认为那个好日子“远”得只有他的小女儿的下一代才能看到。然而就在三年之后，一切全变过来了。

　　在夜晚昏暗的嘎斯灯光下，父亲经常在这个时候干他最重要的活计。他有一个工具箱子，里面有一个铁盒，装着一枚枚沉甸甸带字的东西。我拿出来玩，父亲抢过去说：“别拿，那是铅字，铅有毒，别吃到肚子里。”这些铅字是他从1957年以来积攒的财富，是打字员废弃扔掉不用的铅字。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掂上一块木板，把纸放上面，用铅字蘸钢笔水，然后用锤子敲出一个个字来。我常倚在他的后背上看他干这个活计，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十几年中，他不可能一下子找全所有需要的铅字，缺字的地方先空出来，找到后再补上。《鸭绿江上的木帮》这部四千行的长诗就是这样一点点敲出来的，他称之为“黄氏孤本”。这部长诗到80年代出版为止前后修改了18次。其实这首诗早在1957年春天印刷厂已排好铅字版，有小部分书籍已经装订出来了。父亲当时在北京香山八大处中国作协招待所，与在北京工作的公木、吴伯

　　箫谈他的诗歌创作，他被电召催返扣上右派帽子，《鸭绿江上的木帮》所有铅版和成书全部被毁，父亲没来得及与它们见面，只有自己手工制作的“黄氏孤本”向“全国发行”一册。他哑着嗓子很有韵律地朗诵他的诗，有时候来了兴致还会用大鼓书似的语调哼唱自己的诗，我称之为“哼大调”。有时我用小手捂爸爸的嘴：“别嚷嚷了!”可他却故意放大声音。我哪里知道他被禁止创作的苦恼。他痛苦至极了发泄的途径就是干活，干洋铁活。他竟把一块厚铝板硬生生敲成一口做菜用的大勺，用冲压机只需几秒钟，可他要用上万次的敲打，那铛铛的敲打声从日出一直响到日落啊!

　　父亲眼着着小自己十岁的发妻的精神时好时坏而无可奈何。她曾是个美丽的少妇，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当过小学老师、书店的工作人员，她以为好好工作可以转正，可是右派家属的身份最后让她丢掉工作，她绝望了!她曾为保存丈夫的诗作，在丈夫劳改期间用手抄写丈夫的作品，可犯精神病后她像鬼神附体一样将它们撕碎，恢复神志后，她又心疼地将它们粘好。后来父亲的绝大多数作品得以保存，多亏母亲不停地抄写复制。(见《妻颂》)

　　父亲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文学活动，他心中的笔从来没有放下。父亲诗心不死啊!批判他的人说他贼心不死。

　　也是在这样的年月里他找到了青年知音。早在1974年，有个青年邓万鹏听说梨树县文化馆有个诗人。诗人啊!在他的眼里遥远而神秘，这个人还出过七本诗集，他给吓坏了，哎呀!七本啊，文豪啊，他听文化馆的山河同志说这个人叫丁耶，当过右派。1975年冬天在梨树县文化馆门口邓万鹏和同学见一人推着自行车，手戴棉手闷子(还是有点发亮)，车上驮着个四五岁的小丫头(这就是我)，邓万鹏就这样跟爸爸相识了。他说自己爱好文学想学写诗，父亲很热情，从此邓万鹏开始往我家跑。父亲坐在一把旧藤椅上给他讲课，椅子像伤兵一样，上面缠着布条、麻绳、铁丝。中午邓万鹏被父亲留在家里吃饭，父亲做了一锅令他莫名其妙的菜，里面的成分乱七八糟，有菜，有肉皮——现在称乱炖，但无论谁做都“乱”不过父亲做的这锅菜。邓万鹏迟疑地吃了几口，还挺香。这种菜饭待客，父亲丝毫不觉脸红，反而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找到了知音，这个知音还是个很有诗才的少年。父亲拿出自己珍贵的“黄氏孤本”《鸭绿江上的木帮》给他读，他那沙哑的声音在小屋内回荡。这个青年被领进了诗歌创作的大门。邓万鹏觉得找到了“诗人”就是找到了“诗”，就是找到了理想，像当年父亲找艾青“找诗”一样。晚上邓万鹏给父亲念自己新写的诗作，一老一少一起抽烟，一起论诗论道，一谈就是深夜，全家已在炕上睡着了，醒来时，他们还在火炉边谈诗。父亲在这青年心中点燃了诗的火种，也是这个青年让父亲看到了文学在人们灵魂中的地位，他看到了希望，他更不能放下笔。因为有这些爱好文学的人们的存在，父亲也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在这个前途不明朗的时刻，被人认知有多么的重要!他像很多下放的知识分子一样，将文明的火种播撒在祖国的土地上。在这一段时间梨树县只要喜欢诗的人就会知道丁耶，找他学诗论诗的人很多，有知青有工人有农民，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他终生的挚友。邓万鹏后来考上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著名的青年诗人，现在任一个报社的领导。

　　三、笑对磨难

　　父亲的生命力极强，这得益于他从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多种磨难。九一八事变后，13岁的他离开家乡辽宁岫岩到天津读小学，以后考上东北中山中学，南京大学，后由地下党输送解放区转自华北联大，在求学路上历经抗战、解放战争，随学校迁移，多少同学死在炮火疾病中。他生存越受到威胁，意志却越坚强。他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有预见性，并迎上去，经常会用四两拨千斤的幽默手段化险为夷。

　　父亲平常给人感觉说话生动幽默。当年国民党特务把他列入要抓捕的进步学生名单，南京地下党输送他去了解放区，他豪迈地写了《奔赴》这首诗。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化了装的他被哨兵踹过关卡。二十多岁心无城府的父亲到了解放区跟其他同志开玩笑说：“我要感激那个哨兵，后边宪兵上来了，晚一会儿就完蛋了，我是被这位老总‘踹进革命队伍的!”这一玩笑话立即被汇报给组织，在组织生活会上他遭到批评：“丁耶同志参加革命态度不严肃。”这也许是他第一次遭批的记录，只是没有记录在档案上。这种“不严肃”的性格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在过造反派的“关卡”时也体现了他的机智与幽默。造反派批斗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批到高潮时往往把挨批对象的头发揪光。一日父亲回家，母亲叫他吃饭，他却说：“先给我剃光头，完了再吃。”母亲莫名其妙，但还是按他的话做了。结果饭刚吃一半，突然闯进一伙人将父亲带走。父亲晚上回来时毫发未损，原来当造反派拉掉他的帽子时，发现已无从下手，他那滑稽的秃头把人逗得笑出了眼泪，顿时“刻骨的阶级仇恨”烟消云散了，父亲也避免了头破血流。在批斗会上，身为“死老虎”的父亲坐在后排呼呼大睡，呼噜声惊动四邻，最后他被踢出会场，借着踹他这一脚的“光”父亲又一次逃之夭夭了。他被整出了经验，经常怀揣着各式各样各种规格的检讨备用，需要哪份来哪份。他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他曾说：“我没错，历史是公平的，谁错了谁改!”但他不会揭发任何人，哪怕别人引诱他：“你也揭发一下别人嘛，这样就可以摘帽子了，×××都揭发你了，你也揭发他!”但他就是不揭发，他说：“我绝不干狗咬狗的事!”后来形成的局面是：谁揭发丁耶谁就可以摘帽子，谁揭发丁耶谁就可以从轻处罚。他做了不甘情愿的“人梯”，在批判中节节下降，他那顶“帽子”牢牢地长在头上，一直戴到最后。晚年他曾认真地对我说：“无论多难，我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从来没有!”

　　面对穷困的物质生活，父亲也练成了一个“多面手”，他对自己的工种进行了总结：鞋匠、维修工、木匠、裁缝、理发匠、泥瓦匠、接生婆(我是父亲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为此他写了《一个生命的诞生》)。他说：“灶火门前打井，万事不求人。”他想求也求不着。1959年他用废弃不用的毛皮为自己缝制了一双样式古怪的棉鞋，鞋筒用的是废大衣的呢子，他穿着它招摇于世。他并不在意被人误解，对方误解越深他越看到对方的愚蠢。他的行为在别人眼里是怪异的，不可理喻的。我曾听说学生时代的裴多菲把毯子挖了两个洞穿着御寒，后来成为某些诗人的时髦服装；丁耶的鞋则是他独一无二的创意，永远没人效仿得了。他什么都会修，他在修修补补中过活，给自己修也替别人修，他甚至认为这个世界都该“修理!”。

　　四、重返诗坛

　　1978年经过一些周折，他终

　　于在1979年春返回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工作，这年他57岁。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惊愕：“丁耶回来了?他还活着?他没死?!”在此之前，父亲背着他的诗稿去看望身患胃癌晚期的张曦晨。张曦晨曾是《吉林日报》的编辑，是父亲的难友与人生知己。父亲告诉他：“有消息说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他拿出自己的《鸭绿江上的木帮》诗稿给他看，张曦晨拿在手里有气无力地说：“好!好!”不久他病逝于工农广场附近的工棚里。几个星期后，有文件下来，所有被错划的人返回原单位恢复原职原薪。父亲经常怀念那些没有活到好日子来临的老朋友们，他仿佛重新投胎到阳间一样，庆幸自己活过来了，他又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了。

　　父亲刚回来时，很多人对他画问号：“丁耶还能写吗?”他有力地回答了这个疑问：1979年一回来他马上在《长春》发表长诗《辽河之歌》，宣布了重返诗坛。1982年他60岁生日时，单位的同志们赠送给他一只英雄钢笔，祝贺他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他对《长春》怀有很深的感情，它创刊于1956年，早于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成立。父亲为了它的诞生，在1956年跑了一个夏天，终于成立了《长春》月刊社。父亲还参与了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成立筹备工作。1957年春，父亲扣右派时任中国作协吉林分会创委会副主任、《长春》编委，他被迫告别了他所钟爱的诗坛，远离《长春》这块阵地。二十年后他又回到文学队伍，回到《长春》的身边。1983年《长春》更名《作家》，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学期刊。

　　1983年9月1日，绿风诗会在新疆召开。戏剧家王肯、诗人胡昭对父亲说：“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应当出去走走，你该亮亮相了!”父亲参加了这个诗会，他与众多诗人相聚了。以下是我从唐晓渡回忆这次会议的文章里找到的参加会议的诗人名单，他们是阮章竞、辛笛、邹获帆、公刘、铁依甫江、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丁耶、罗洛、闻山、宋垒、朱红、王洛宾、杨树、林希、阿红、高深、骆之、林子、王辽生、李元洛、周良沛、黎焕颐、刘祖慈、巴彦布、昌耀、周涛、章德益、周政保、肖川、张扬、郑兴富、孙涛、梅绍静、骆耕野、陈所巨、边国政、陈显荣、赵丽宏、萧振荣、孙武军、徐晓鹤、梁如云、贺东久、郭维东、石河、闻频、子页、老乡、林染、鄢家发、王也、杨眉、东虹、李瑜、谷闰、陆萍、洋雨、伊萍、赵亦吾、何理、渭水、刁永泉、商子秦、王璞、叶笛、宣韦、俞天白、高炯浩、王家新、牛波、张德茂、孔令更、傅金城、胡丰传、刘益善、刘小放、刘晓滨、杨世运、楼奕林、张之静、张中海、陈广斌、唐晓渡、武兆强、庞壮国……共一百多诗人相聚在新疆的绿洲。在这次会议上，他为大家朗诵诗作《金玉集》(发表在1983年9月《作家》)，人们看到充满青春朝气的坚强不屈的老诗人又挺立在了中国的诗坛上。那是一个刚刚冰雪消融的季节，父亲在这次会议中又与人发生了争论。有人提出“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时，父亲感到某些人身上还带有一股极左政治上的肃杀之气，那时他已经是61岁的花甲老人了，可他居然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样站出来打抱不平了。我读到回忆那次会议的文章时，从字里行间我一眼认出：没错!那是我的父亲，一生诗人本色不褪的父亲!

　　父亲在得到解放的十几年间争分夺秒，爆发出强烈的创作热情。他创作了长篇自传体小说《少年的磨难》；在《作家》《诗刊》《芒种》《青海湖》《春风》……发表大量诗作，如《辽河之歌》《大江东去》《金玉集》《石头歌》等等，它们被收录在各种文选中。在创作过程中他发现诗歌这种体裁已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需要，于是改用散文随笔方式，但他独成一体，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散文，他称之为幽默随笔，并命名为“检讨体”，写了一百多万字。他说要替那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当政者检讨。他要替一个时代作检讨!他写道：“极左根子很深，历史久远，有的来自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不是一朝两夕所能根除的，要寻找它的病根，消除病毒瘤是要动大手术的。开刀自然疼，虽然上点‘幽默、‘诙谐的麻药，可药力过劲了，‘笑过以后可能还要疼的。”他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可以让犯过极左错误的人看得下去他的文章，笑过后品一品不是滋味，但还想看下去。同样经历过磨难的人，看过笑过后会流下泪水，因此有人称他的文章为“含着眼泪的微笑”。在近二十年间他在《随笔》《龙门阵》《花城》《作家》连续发表这些作品，他成了没设专栏的专栏作家，有很多杂志、选辑转载或收录他的文章。他曾在《随笔话随笔》一文中感激地写道：“感谢《作家》《随笔》《龙门阵》的编辑同志们，他们在四年前就支持了我(那时还没有彻底否定‘文革的作用)，他们的这种支持，当时要担一定政治风险的!”读者拿了刊物先看他的文章，这些文字引起读者以及专家同行的共鸣，纷纷给他写信。他去看望艾青时，艾老给予他鼓励与支持，为他的文集题词，“流失的岁月”；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教授和诗翁公木说，“你有你的风格”；著名散文家郭风说，“你为散文创作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自成一家”；诗人、散文家李汝伦还给父亲收集成册的《左拾遗》作序，说这种文体是“四不像”，“四不像”是姜太公的胯下坐骑；诗人流沙河更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不要写诗了，就写你那东西，谁也写不过你”，豪爽之气、心灵相通的理解之意溢于言表。父亲的睿智乐观、幽默深刻融于字里行间，集诗笔、文笔、史笔于一体，似《聊斋志异》，是《世说新语》，像《笑林广记》，读毕让人笑出苦泪，笑得冒火……幽默是他智慧的闪光。这种随笔深刻尖锐地剖析了一个时代，以警示后人，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是他晚年文学创作的又一次大丰收。看着这些熟悉的文字，会感到老人在与你滔滔不绝地倾谈，父亲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得到永生。

　　1994年《新文学史料》主编、诗人牛汉和副主编李启伦来看父亲并向他约稿，他写了《创作之路一写作五十年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十几年里他出版了《边外集》《鸭绿江上的木帮》《少年的磨难》《丁耶诗选》《丁耶笑话录》……他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担任吉林省五、六届政协委员；他被列入“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名册；长诗《外祖父的天下》被诗界认为是满族现代文学诗歌方面的代表，并获得满族文学创作最高奖——荣誉奖。1998年10月，因其在文学事业上的突出贡献，吉林省政府授予他文艺最高奖——第六届长白山文艺奖成就奖。

　　父亲的一生命运无时无刻不随着时代的巨轮运转着，滚过一道道沟沟坎坎。人生路上几十年摸爬滚打、跌跌撞撞、磕磕绊绊，他老人家竟然活到了21世纪，堪称奇迹。无论面临怎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他都始终以一抹抗争的微笑直面人生。他的生活中从没有失去过笑声。作为一个作家，父亲从40年代参加抗战文艺开始，饱受生活的磨难，历尽岁月的沧桑。他的诗歌，浸透着白山黑水的寂寥苍凉，以及生存在关东大地的人们的坚韧达观；他的随笔，在漫不经心的文字里隐藏着平淡透彻的人生态度。他带着一身的病痛跨进21世纪。父亲在新世纪的钟声中幽默地说：“别人跨过21世纪，我是爬过21世纪的!”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胜利了!他经历两个世纪，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文学的希望。他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该写的都写了。1998年他获得长白山文艺奖成就奖时，在发言稿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学逢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只有经历过战乱、浩劫，才能知道什么叫太平；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更深刻地品出幸福的滋味。

　　父亲自称“散仙”，无论他的衣着、他的精神、他的言谈行止，从不定型，从无拘束，从无框框，现在父亲在另一方世界里更达到极致的自由了。2001年9月6日父亲临终时，在病榻上平静地吟诵着：“单车白马过桥去，月白风清好过河。”他这样说着，便平静地走远了。父亲离开我们时，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他终于笑到了最后。他是在笑世界，笑人生，因为未来是有笑头儿的。

　　责任编校：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