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样的男孩子们比起来，我是个十分晚熟的人。从会说话一直到上小学，我不会发“拉”音，我总是把“拉”说成“NA”(NA也不准确，无论是现代汉语中的拼音还是英文中的字母，我都找不到与其匹配的发音，只好以NA充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样一来，凡是以声母“L”打头的字和词，我都说错了，听起来难听不说，也特别的小儿科，同年的孩子们早就练得伶牙俐齿了，而我还在牙牙学语。我把这个罪过归咎于父母和兄姐们，因我排行最小，他们习惯让着我，总把我当小孩，我大舌头他们也不管我。后来我长大了，发现这跟他们让着我有关系，但关系不大，主要原因还是我晚熟，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偷偷练练?上小学报名的时候，是二姐带我去的，那时的固定程序是要数一百个数，二姐紧张得要命，她知道我能数一百个数，但我毕竟是个“大舌头”，这在当时入学测验是相当危险的，极有可能被拒之门外。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就读于中央纬路小学，那是本地最著名的一所小学，历史悠久。其分出去的六马路小学，“文革”前的邓小平曾经视察过。同一天邓小平还吃了本地有名的“李连贵大饼”，餐罢他说好，饭店现如今还挂着他的照片，那是本地引为骄傲的事情。中央纬路小学和六马路小学一样，招生苛刻得要命。也许是老天爷照顾我，到报名测验那一刻，我很顺利地数到了一百，而且突然就不大舌头了，我发音准确，不再说“NA”。报名结束以后，二姐高兴得一下子抱起了我。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紧张过度了，是吓的，吓得舌头不会绕弯了，歪打正着，蒙上了。
现在我明白，其实晚熟就是懂事太晚，就是孩子气，我的晚熟还有一件事作证。三岁时，家里来了乡下的亲戚，是几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亲戚，三个小姐姐。其实我家在乡下本来没有亲戚，这是妈妈认的干亲。
这一门亲戚相认于1960年，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在此之前，我当医生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投进监狱，妈妈这个小学老师也被学校精减了，全家的生活就靠妈妈变卖家里的东西和一点房租支撑。那时候，除了大哥上了大学，我们五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粮食长年不够吃，没有任何办法可想的妈妈带着二姐到郊区拾荒——妈妈经常带着姐姐们去乡下拾荒，那时候，饥饿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也是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很多人民都被饿死了。郊区就是城乡结合部，再远一些，就完全是乡下了。那时候在结合部经常可以看到死孩子，饿死或病死的，赤裸裸的，或被野狗撕扯得残缺不全血肉模糊。那一年拾荒，妈妈发现了一小块荒地，妈妈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在地里种点粮食呢?有了这种想法的妈妈立即付诸实施，她在老乡那里买了一点种子，是玉米和高粱。春天到了，妈妈和大姐二姐起了几个早，清理了野草，用铁锹翻了地，把种子种到了土地上。我们是周边农民中第一个把种子种到土地中的，然而差不多半个多月过去了，人家的土地都出了苗，绿油油的，只我家那一小块地仍然光秃秃的。妈妈和姐姐们看着那一小片土地一筹莫展，我们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的土地长不出苗来。老天爷照应，二舅就在最后的一天出现了，二舅是乡下的农民，他告诉妈妈，地不能这样种，种子在下种前，要用水泡一下，种到地里之后，上面的浮土要稍稍压实以便给种子保温。姐姐们听了二舅的话，立马就要回家泡种子。二舅说来不及了，种地是有节气的。妈妈和姐姐全都傻了，绝望和沮丧让她们不知所措。这时候，二舅突然说话了，他说他家还有一点泡好的种子，说着就回去取来，并帮着她们种到了那一小块土地上。过不几天，土地上果然长出了绿色的小苗。
做一个真正的农民绝非易事。那一小块土地让我们种上了玉米和高粱，我们像农民一样保苗护苗，也像农民一样给庄稼捉虫锄草，眼看着庄稼一点一点长高，眼看着玉米出穗结棒，高粱也长出来了。秋收到了，直到此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还是一个门外汉，面对成熟的庄稼，妈妈和姐姐们却不知道怎样把它们变成粮食。解救我们的又是二舅。二舅告诉妈妈和姐姐，如何把玉米掰下来，如何晒一段日子，如何给玉米脱粒，脱粒之后，到哪里把玉米磨成面粉。高粱也是一样，二舅告诉她们，先要把高粱头割下来，晒一晒，然后可以用搓衣板把高粱搓下来。收割一般都在夜里进行，因为我们的土地是典型的小片荒，是不被允许的，作为城市的居民，就更不被允许。秋收那些日子，每到下午，妈妈就带着姐姐们出来，她们要走上二十几里土路，差不多黄昏时走到市郊，然后潜伏在庄稼之中，等天黑酽才干活，最后再步行二十几里回家，夜里所有的公共汽车早就收车了。大概两三亩光景的一小块土地，收割和运输让她们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二舅就是妈妈认的干亲，小妈妈几岁，就在那一次二舅认妈妈做了姐姐。这其中还有一个细节，那一天种完地，妈妈和姐姐们跟着二舅到了他家，重病缠身的二舅妈歪在土炕上——她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得经年下不了炕。妈妈立刻返回家里，拿来一些药给二舅妈——父亲是医生，妈妈旧时代曾经读过助产学校，有一些医疗经验。自此以后，我们两家走动得十分频繁，相处得比真正的亲戚还亲。二舅和我们家是城乡联合的最佳典范。至今我们还特别感激我们的二舅，特别感激那一小块土地，是二舅，也是那一小块土地救了我们全家。
那一天二舅家的几个小姐姐到家里来串亲戚，妈妈让二姐带她们去儿童公园。当时去公园对我们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不啻于节日。60年代以后，我们常年被妈妈圈在家里，妈妈轻易不让我们出去，就是姐姐们也一样，除了上学绝对是不许出屋子的。我们是典型的家禽，如果没有乡下来的几个小姐姐，去公园是不可能的。我还只有几岁，我当然不理解妈妈的苦衷，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去公园的事让我听到了，我嚷着要去，妈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事后证明，我这一次同去公园，绝对是个错误，绝对孩子气了。
就是那一次去公园出了事。
儿童公园面积不大，但是因为里面有动物，所以对孩子们绝对有吸引力。特别是老虎和猴子，记得我们在看猴子的时候花的工夫最多。有一只小猴子，也许是正在儿童时期，淘气得要命，孩子们对它特别钟情，我也一样。那一天，我跳过了铁围栏，趴在猴笼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只小猴子，我自以为我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们一样是小家伙，一样被圈在笼子里不得自由。那一天来公园的人很多，有一个大我几岁的孩子喂了小猴子一只红辣椒，如果是老猴子或者是成年的有经验的猴子，会先尝一尝，可是那只小猴子以为红红的辣椒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想也没想，一口就吞了进去。我们大家看到小猴子辣得吱吱叫着，抓耳挠腮，上蹿下跳，都被它逗得笑出了眼泪。所有的人都放松了警惕。我更是如此。然而就在那一刻，小猴子突然跳到我面前，隔着笼子，抓住了我的左手，一口就咬住了。所有的人都猝不及防，都惊呆了，一边是小猴
子，一边是三四岁的我，我们像拉锯一样撕扯着，像两只猴子一样吱吱哭叫着，但那只小猴子就是不松口。就在这时，一个解放军军官跳过了围栏，他做出了很多动作吓唬那只小猴子，可是小猴子根本不为所动，一边的我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没有办法，军官抓住我的胳膊，猛地一用力，就这样把我的手拽出了猴笼，可是我的拇指被猴子咬豁了，因为猴子始终不松口。至今我左手的拇指还有一道伤疤，而且永远长不出指甲，它的形状就像寿星老，看着十分滑稽。那一天的公园之行不欢而散，更严重的是回家之后我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灾难不光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的事情，我由此深感自己是那样的不懂事、不理智、不成熟。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给我注射了破伤风血清，也不知道我的那只拇指是如何痊愈的，我完全是按我现在的理解能力分析和回忆当时的人猴大战。多少年以后我仍然怪罪自己，我为什么跳过那道铁围栏?我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遵守纪律?我为什么要吵着闹着去公园?如果不那样，我怎么会让小猴子咬豁了左手的拇指?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当年我和妻子谈恋爱时，她家所有的人包括她本人都没发现我的左手拇指没有指甲，倒是她的一个表姐五岁的小儿子发现了我的那只非同寻常的拇指。我妻子后来对我说，你原来是个残疾人啊。她说，又不是生活在南方的山里，你怎么能让猴子咬了手指呢?我回答她说，有什么办法啊，谁让我碰上了一只淘气的猴子呢?
此后我糊里糊涂地上了小学。小学还没上到一半，就文革了。“文革”让全家惶恐不安，自然也让我不安，我不理解“文革”的意义，至今我也找不到它的意义。我只发现，一夜之间，人们都疯狂起来，像霍乱一样，都在唾沫横飞地指责对方的路线和立场，都在排斥物质索取精神，都对完全不懂的东西一往情深，所有的人都成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队伍涌到大街上，参加者包括鞋匠和主妇，广播高分贝地日夜歌唱，所有的人都在高喊口号，文盲和准文盲们像哲学家一样辩论。人们口口声声反对魔鬼，寻求真理，但在喊着口号的同时，魔鬼已经附体了，真理正在离去。小学三年级，我的父亲被揪了出来，罪名是日本特务，每天都挂着牌子站在大街上向人民鞠躬请罪。那条大街就是中央纬路，距离我的学校不到三百米，是我们每天放学必经之地，我每天都要和父亲见面。此外，每天中午，我还要给父亲送饭盒，早晚由母亲和姐姐送，中午由我负责。那时候，父亲和一帮“人民的敌人”睡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水泥地上铺着草垫子，行李就在草垫之上。吃饭时，那些“敌人”就坐在草垫上吃。在我眼中，他们，当然包括此前曾经很漂亮的父亲，个个脸色灰暗，形容猥琐，从形象上看，他们的确像人民的敌人。说实话，我十分不情愿给父亲送饭，也曾经在心里抵抗了很久。不光是我，我的大部分同学，天天都会看到我父亲挂着牌子低着头，和那些同样挂牌的人一起低头请罪，当然也包括向他们请罪。请罪也罢了，问题是父亲是极早或最早的那一批，绝对不同于此后的走资派，那时挂牌请罪基本还是新生事物。就是在那时候，我的一点尊严土崩瓦解了。我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和那些被打倒的当权派不一样(此后和再此后，干部子弟自以为进入了地狱，他们不知道我才是在地狱的第十八层，而他们，自始至终是有优越感的，在底层，干部子弟一直优越于工农子弟)，是彻头彻尾的“人民的敌人”，我是“敌人”的儿子，“人民”又是那样的强大和普及。如果父亲在另外一个地域也还作罢，然而我们近在咫尺，父亲弯着腰，脖子上挂着牌子，他个子很高，因此腰就弯得很低，重要的是他和我的同学低头不见抬头见。因为父亲，同学们对我充满警惕。敌意的警惕，儿童和少年是最容易树敌的。而我对父亲，也一样很有敌意。其实我对父亲的怀疑，很早就开始了，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还因为在家里，我发现他常常把红旗收音机调到奇怪的波段，音量也调得很小，紧张而又屏声敛气地听着。不光如此，他还常常发呆，长时间地发呆，有时还自言自语，像一些老人一样，其实“文革”开始时父亲年纪并不大，他才45岁。我一直以为他的行动诡异，特别像间谍甚至就是间谍。我常常想象着如何去告发他，想着当我和父亲势不两立之后，当我成了“人民”之后，同学们那赞赏的眼光。最终当然没那么做，一个是我不晓得怎么做，另一个，我不忍心那样做。
我们被抄家了，是一群穿草绿军装的人抄的，家里的书籍堆成一座山，上面贴了封条。人们普遍都穿草绿色的军装，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衣服。那是全民皆兵的日子，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
斗争终于升级了，从语言的斗争变成了武器和武装的斗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们顷刻间成了街垒的斗士，枪声不绝于耳，间或甚至可以听到炮声。因为方向和路线不同，有一小股队伍占据了城市最高的水塔，每到夜间就用机枪开始俯射，像间歇泉一样提醒主义和路线的重要。巷战或是阻击战攻坚战经常发生，天天都有死人，一个去厕所方便的人可能死在那里，甚至来不及提上裤子，这印证了那句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火车站也被烧掉了，那是交通大动脉上的一个大站。有意思的是父亲却被放了回来，他可以不上班了，是不允许他上班。对于我家来说，那反而是一段比较安宁的日子，姐姐们用红砖把面街的几个窗户堵起来，以防飞来的流弹。我和最小的哥哥，还有父亲，无休无止地下跳棋，隔一跳，隔二跳，甚至隔三跳，但是，很快就厌倦了。枪声听不到的时候，父亲又被押走了。事实证明，无论有多少个阶级，有多少支队伍，我们都是敌人，是队伍之外的人，是地狱的最底层。窝里斗之余，人家枪口会一致对外，那个外，就是我父亲。
那时候，我痛苦而又恐惧，我理解了什么叫危如累卵，我随时都在等待掉下来粉碎的时刻，我甚至盼着那个时刻快些到来。说实话，等待比粉碎还要恐惧，粉碎就一了百了了。与此同时，我却觉得自己有一点思想了。我知道国家正在搞运动，让我奇怪的是这样那样的运动从没有终结过。我的少年时期是伴随着各种运动的，那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我吸收着运动的营养，感受着运动的节律，在运动中成长发育。这种营养极难消退，更多已经钙化在人们或我的身上。我还知道国家那时正在消灭差别，消灭阶级，然而我深切体验到阶级的存在，在城市，主体阶级是工人阶级，依次是干部，知识分子，再次是这几个阶级的敌人，不管怎样划分，我都是最底的一层。让我奇怪的是无论是哪个阶层，差不多都生活在赤贫之中，在物质的占有上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口粮要定量，穿衣要布票，大多数家庭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如果有一家拥有一个收音机、电唱机，或是家中的成员穿皮鞋，就会引来异样的，甚至很可能是
阶级斗争的眼光。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单打一，也可以说是我行我素，其实是没人理睬我，在各种团伙之中，组织的和非组织的，我是唯一的一个局外人，一个经久的局外人。小学时，我就发现中国人极善于拉帮结伙，在中国，帮派从小孩子时就开始了。帮伙区别于正式组织的重要一点是，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的体验是，如果你不在团伙之中，你就绝对是一弱者，绝对是一垃圾。在中国，这种团伙有一定的安全性，是一种“安全套”，这种团伙并不都是物以类聚，是求同存异，大部分是一种利益驱动，至少是相互帮衬，少挨欺负。这个“异”中可以有流氓，有小偷，有马子，甚至有鸡奸和厕所偷窥者，然而从来就不包括我。后来，我一厢情愿地理解了历史上“青帮”和“红帮”之类的团伙，我以为这些帮派一开始都是在维护自身的安全，是在保护自身，中国人一向是缺少安全感的。问题是，我也一向缺少安全感，却寻求不到任何保护。
我孤独又不安。我知道这与父亲有关，与他成为“人民的敌人”有关，也与我的性格有关。上中学的时候，家与学校的距离是五华里。绝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来独往。中学四年，我没和女生说过一句话，男生也不大和我说话。假若有一个人主动和我搭讪，那一天我会很高兴，对恩赐者满怀感激，但表面上，我却装出一副愿意独来独往的样子，装出一种对“人”之外的事物很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还装出一副从中得到很多乐趣甚至乐此不疲的样子。
我变得很脆弱。举一个例子，开始上中学时，我因没有同伴和我一起上学，就不想去了。还有，一个人走进教室时是我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刻，很多时候，我差不多是窒息着走进去的。我甚至开拓出一条小路，我的目的是看不到成帮成伙的同学。我深知生活就是一种比较。虽然那条小路很不好走，而且远得多，要多绕几条马路，但走在路上，我内心的压迫少多了，我是自己的帝王，我还是一个建筑学家或是昆虫学家——事实是，我天然地对各种昆虫心怀恐惧，不管是一只苍蝇或是一只蜘蛛。而走那条通往学校的大路却不行，那条马路上总有我成帮结队的同学。在学校绝大多数人都在拉帮结伙，独来独往的人特少，独来独往标志着你垃圾的身价，一个人上学放学、走进教室，标志着你被淘汰了，你走进教室，所有的人都聚焦于你，那种冷漠和不屑让你毛骨悚然。在中学，结伙差不多算是一种政治行为了，也有一点结党的意思。人说君子不党，我不是君子，原因是没有人“党”我。很小我就知道，在中国，群众关系是衡量一个人身价的极重要的指标，群众永远是正确的。而我这一方面从来没及格过，问题的关键是我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没做过，也没想过。因为群众关系，因为经久的被冷漠，我不止一次想过自杀，我不是夸大其词，当然我从来也没实践过，虽然想过很多次，却仍然停留在想的阶段。也不是勇气的问题，现在想来，还是因为年纪小，总是被别的什么事情或兴趣引开了，比如一本小人书什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心疼母亲和兄姐，我那么干了，他们怎么办?后来我知道，除了人类，宇宙间再没有生灵愿意自行死亡，从大自然的规律看，自我毁灭并不是一种本能，对于生命，任何非本能的选择都是荒谬的。
我中学时也有一个朋友，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同学，姓陈，前一年，我和他上学放学也算同来同往的，曾经有一段我还与他同桌。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和我不说话了，又有一天，他突然揭露我是日本翻译的儿子，起因只是我叫他“兔子”，而此前他说我是“二饼”(他长了一对大板牙，我则是近视眼，初二就戴了眼镜)。他声音的分贝高得要命，差不多像宣告一样，眼神中充满了敌视和憎恨，他当然所言不虚，我的父亲的确当过日本翻译，而且是特等翻译——事实上，当然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特等翻译不过是一种学历(有伪满洲国政府公报为证)——我无话可说，因为人家所说句句是实，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和我翻脸，我可是从没得罪过他啊。据说他的父亲也有历史污点，是国民党低级军官反正的。一周以后，他加入了红卫兵。
时至今日，我仍然忘不了冷漠、憎恨和警惕的目光，是几万年的仇家的目光。接受那种冷漠和警惕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经验。还有麻木。中学时，曾经有几次亲眼目睹枪毙人的场面。过程是，市里或区里镇压反革命分子或是其他敌对分子，组织工矿企业和学校参观，对参观者的要求是，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事实上也没有多少请假的。每到那个时刻，主、分会场人山人海，大多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弟，气氛不亚于节日，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气洋洋，像赶庙会一样。参观者中也包括反革命和敌对分子的家属，他们最后是要收尸的。行刑之前，被枪毙的犯人们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面是他的名字，名字上面划着大大的红×。主席台宣判之后，他们每一个人被押上一辆大卡车，从宣判会场用汽车一直拉到市郊的刑场。也许是敌对分子们身心全部屈服了，从主会场到刑场，他们被固定在架子上，除了眼珠间或转动，他们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刑场在市郊的小山上，是一片大约三十度的缓坡，在刑场外几十米或百米之处，十几万人里外三层坐在山坡上，井然有序在参观。每一个反革命分子后面站着一个执行的军人，广播中传出“执行枪决”的同时，几声枪响，鲜活的生命应声扑倒。且慢，还有一个程序，一个带着手枪的军官还要逐个验尸，发现没有当时毙命的，要立即补枪。最后是组织所有与会的人们到尸体前参观——扑倒的尸体一模一样地身着黑色的棉衣棉裤，也一模一样地在后脑上流出红白夹杂的脑浆和血浆。参观的人们非常踊跃，差不多是争前恐后，人们的眼神是冷漠、敌视、麻木，还有兴奋。是的，还有兴奋，目击获得了快感，这才是最后的挽歌。参观枪决的事情时有发生，在人们的心中，这种残酷的事情渐渐变得抽象了，好像就该如此或本该如此，最恐怖的事情变得稀松平常，变得符合逻辑，甚至有一点好玩。
我的性格本来比较外向，那一段却完全变为内向了。
假若说我的生活还算有一点起伏的话，我的四年中学生活是绝对的低谷。虽然还是孩子，但我却在那一段生活中知道了出卖、背叛、势利和虚伪，因为与此有关的所有事情我都遭遇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小学和中学从没有过晴天，我的头上永远是铁灰色的天空，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蓝天，我在空气中总是能呼吸到大量的紧张和不安。
也不是一点乐趣没有。比如，我对挖防空洞就很有兴趣，特别是挖家里的防空洞。因为在学校挖防空洞，我不能随心所欲，学校的防空洞是有方向路线的，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家里的防空洞方向路线由我决定。所谓防空洞，也即地道，是备荒备战之用。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还说深挖洞广积
粮。备战是那一时期的主题，连牙牙学语的孩子都有一整套打仗的经验。广积粮我们没有办法，深挖洞还是有一套的。我和大我两岁的二哥在挖洞的事情上乐此不疲，无论如何我们是痛恨那两个距离遥远的帝国的，相反我们也无比热爱这个疯狂的祖国。在我家房中，那个70年代落成的防空洞相当坚固，呈S弯，一直通到我家的院子里。有了防空洞，我家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洋蜡的日子。防空洞就好比我家的一楼，里面有桌，有椅，有床，甚至有门牌号，当然都是挖出来的，就是洞中有洞。后来里面甚至让我们接了电，我就是在里面读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重读了《草原风火》，巴吐基拉嘎热和乌云其其格的爱情让我如痴如醉，有时候甚至忘记上“楼”。我特别热衷于阅读那一对青年出逃之后远离人群，相亲相爱，生孩子过家家的一段描写，那是多么美丽又安宁的世外桃源啊。
地洞让我感受到温暖和自由，还感受到了安全，在里面我不会受到任何制约，我是我的帝王。只是不知道我们的防空洞能不能抵挡冲击波和光辐射，因为从来没实验过，因为南北两个帝国没有打过来。那时学校差不多成了军队建制，整个中学就是一个军团，年部叫连，班级叫排，班长叫排长，那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年代。内心里，我是盼着和两个帝国之间的谁打上那么一仗的，一来想检验一下我的地道，二来那时广播天天喊准备打仗，闹得人人都神经兮兮，尚武和好勇斗狠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不打反而让人有一点失望了。私下里，我还有一点儿效忠的意思，不，不是一点儿，是特别想效忠一下，如果打起来，我完全可以通过战场表明我不是敌人的后裔，表明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至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是完全可以拼掉这条性命的。直到80年代末期，我家的地道也没有回填，在城里，哪里搞得到那么多回填的土方?后来我家搬到了另外的地方，再后来，城市就开始改造了。
温暖还来自于老师，他们是管风薄、陈丙阳、张艳菊。管老师长身玉立，是一个白面书生。丙阳先生长得像欧美人，我们当时对欧美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一个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好得要命，所以背后都叫他阿尔巴尼亚人。那不是一个绰号，阿尔巴尼亚当时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那样叫他绝对是一种尊称。张先生其时还是一个小姑娘，风风火火，活力四射，她曾经把我叫起来，让我在课堂上朗读课文!老师们对我都还好，也不是特殊好，而是和对大多数的同学一样，不歧视，也不偏爱，而这正是我最喜欢的。我哪敢有更高的要求，我就想做一个普通的同学，享受群众的待遇，然而“普通”竟是那样的难做。但是我的老师们做到了，至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普通同学。普通，在我看来已是偏爱了。老师，感谢你们，学生向你们致敬，学生这厢有礼了。
当然了，激进派的老师也有，而且不是少数。让人奇怪的是他们惊人地一致，都是运动的积极响应者，都爱穿军装，都很严肃，脸上看不到笑容。他们如此严肃，给我的感觉，好像所有的无产阶级都不会笑，面部都没有笑肌。激进派老师们对待我只有一种眼神，那不光是严肃，是冷冰冰的眼神，是让你不寒而栗的眼神，是让你几个月不想上学的眼神。
少年时代，始终有一个细节让我永远无法忘怀，那就是填表格，有这样经历的人恐怕有和我一样的体会。我这一生对填表格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填表的时候，我觉得全教室的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填表，每当那样的时刻，我都十分痛苦，甚至连死的念头也有，因为大量的表格中都有家庭出身这一栏，而我必须在这一栏中填上“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这是一个多么震撼的词语!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出现或使用的场合与频率，我所关注和敏感的这个词在各种各样的表格中，像粘在衣服上的口香糖一样无比的稳定牢固，相伴了我十几年。想象一下，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好端端地却与这个词语相伴了十几年，可想而知，我的日子有多么“快活”!
在那一个阶段，一些专有的，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让我十分敏感，它们是“队伍、敌人、斗争、阶级、出身、成分、揭发、揭露、路线、检举”，等等。而其中，“成分”这个词汇，最让我恐惧。
谢天谢地，1973年我初中毕业了。1973年，在国内，国家仍在搞文化革命，不过外交上出现了让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前不久，美国帝国主义的总统来中国了，而且还和毛泽东握了手。他们怎么就握了手呢?美国曾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呢，这是我们搞不懂的事情。我们搞得懂的是，在国家的内部，1973年仍在批林批孔，斗争仍在继续，美国总统虽然和毛主席握了手，国内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知青仍在大批上山下乡，中学毕业是连窝端地上山下乡。也有特殊情况。我就是特殊情况：我是近视眼，左眼四百五，右眼三百五，我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心室间隔缺损，0.2×0.4，娘胎带来的。按规定也就是按政策，我家是多子女下乡，我又是最后一个，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插队了，按当时的政策多子女下乡最后一个是该留城的。此外，我的父母已是老人，母亲是严重的肺心病——为了我们，1970年两人离异了，家中成员早就如鸟兽散，只我和母亲相依为命，而且是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相依为命，母亲给皮毛厂缝手套维持我们母子的生活，一副手套是一分钱——然而校方却不由分说。我有诸多条件留城，但是我没有被留下，即使有政策也与我无关，政策不是为我制定的，政策是为广大而非一人。母亲和哥哥姐姐是希望我留城的，但是他们没有力量让我留下来，毫无疑问我不是那个“广大”。政权对我这样的人，是专制，我是被流放，被驱逐，插队对我这种人是摧残肉体以洗涤灵魂。而“广大”是上山下乡闹革命，我们有本质的不同，即使那是一个口号，然而却不允许从我口中喊出。我姐夫的妹夫当年是我中学的教导主任，在学校红得要命，妈妈不止一次求过他，但是结果适得其反，他一副革命姿态，坚决让我插队——他当时正要入党，此后果然人了党。我深深理解“求”的滋味，在他家的屋子外面，我和母亲甚至不敢进屋，总是徘徊很久，总是硬着头皮。我们没有一点面子，人家从来不给我们让座，说话看也不看你，即使面对近60岁的母亲，态度也几乎像对阶级的敌人一样。我们也的确是阶级的敌人，敌人是没有人格的，我们早就没了体面和人格。79年或是78年曾有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拎着一条鱼去送礼，是一个女知青，也是在门外不敢进屋子，第一次看那幅画，画中的姑娘在流泪，我也一直流眼泪。
现在我理解我的那个亲戚，人家也没想什么，人家是斗争的单纯，只是他所面对的是不斗争的单纯，他不完全是为自己，他不复杂。比较起来，反而是我们过分自私了，人家是代表队伍，我则纯粹代表个人，我是为了自己。
无论母亲怎样祈祷，我还是插队了，而且一下就是五年，是五年零八个月。
幸好把我撵下了乡，真要谢谢那个亲戚。遗憾的是他早逝了，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我的农民生活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作为一个中晚期的知青，在乡下我什么都干过，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一样，劳动本身让我神清气爽，虽然我们每天大概要从早三点干到晚八点，重要的是，在城里绷紧的神经现在松弛下来——那只悬吊着的鸡蛋终于掉下来了。常规性的农活之外，我脱过坯，挖过河，采过石，修过扬水站，挖过八三管道，在山上砍过树种过参，放过羊，赶过车，甚至在铁匠炉打过几天铁。然而后来的日子，我却完全厌倦了土地和土地上的活计，我曾经胡作非为——集体户是崇尚膂力的地方。我插队的地方位于吉林省和辽宁省的结合部，是鸡鸣两省的地方，是意识形态的末梢，地域偏远，春种秋收是农民的全部生活。乡下同城里比起来，因其无序而显得有序。我下乡不到半年，身体迅速结实起来，要知道我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呀，要知道我是心室间隔缺损呀，然而我很有力气，个子也还算高大，乡下的老乡说身大力不亏，果然是经验之谈。有一度我甚至算得上膀阔腰圆，而且跤摔得很好，学了不少招式，也自悟了不少招式。和我的身体越来越结实相反，我对抽调回城的信心却越来越小，以至于很快就完全破灭。我明白我完了，我没有任何前程，我天生就是种地的料。然而我仍然很快乐，乡下要比我的中学好多了，这里是强者为尊的地方，这里不怎么讲政治，讲也是走过场。刚刚下来的知青就好比一群散放的羊，白天只管弯腰吃草，夜里只管进圈睡觉，别的，与你无关。
插队中后期，我差不多和土匪一样。
集体户果真也有一个人绰号土匪。此人在城里是有名的掏钱包的——东北方言叫“滴溜”，把钱包从别人衣袋里拎出来的意器——年纪和我们差不多，是个没娘的孩子，因为大江南北掏钱包被抓进“强劳”，之后又强制插队。他的经历很有些像雨果笔下的人物，有一点冉阿让的味道，乱糟糟湿漉漉如同生命力无比旺盛的青苔。土匪五短身材，果然满身匪气，动不动就要杀要砍，黄背包里常年放着一把匕首。那把刀钢口极好，总让他磨得锋利无比，他那样子，像要随时把匕首插进某人的肚子。然而土匪歌唱得相当好，70年代中期就会唱《拉兹之歌》《梅娘曲》《叫我如何不想她》，会唱什么“到了春天下小雨，好麻仔种下地，赶野鸟除野草保护那好麻苗，到了秋天我们来收割，打下皮，抽下芯，我们来纺纱”，声音和他的人完全不同，极轻快，极轻柔，仿佛天籁。他的才能还不止于此，还有对女性的形容极其下流但又极其准确。他有一句口头禅是“底座横宽”，直到我上了大学，我也没明白“底座横宽”是什么意思。到了90年代，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底座”是指女性的屁股。
土匪的出现和得意让我发现了另一番天地。我发现在主流的生活中，还有一种非主流的活法也还活得不坏而且普遍存在。这种非主流的方式看起来完全和政治无关，但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政治。这种政治远离了口号和路线，但却更加实用，也更实惠，因此也更加利于身体的成长。于是，很快我就和土匪之流打成一片。
我们偷鸡，偷鸭子，偷羊，甚至偷杀过毛驴，偷过烟叶，也曾成麻袋把生产队的黄豆偷回来，每个人藏了一大箱子，嚣张的时候，明目张胆地从生产队的场院里扛回来。我们无所不偷，越偷越想偷，其中狗和鸡偷得最多——我的牙就是那时吃坏的。但是我们兔子不吃窝边草，从不偷本村的，也不偷同大队的。然而隔河的辽宁却遭殃了，周边几个大队差不多让我们扫荡了，以致一提起吉林知青，他们就恨得咬牙，当然也怕得咬牙——辽宁农户家的孩子一哭，父母只要说河北青年来了，孩子立马就不哭了。事实上，到后来，偷的技巧和范围已经不完全是维持基本需要，而是有着相当的狡猾成分了，它不仅是奢侈，甚至也是一种政治——人们被我们偷怕了，农民们怕我们。我就是在那一个阶段学会了杀狗剥狗，汉族人和朝族人不一样，我们杀狗是要剥皮的，那是一门学问，而且需要灵气，像庖丁解牛一样，功夫好的，剥下来的狗皮是一张完整的狗皮，要眼睛有眼睛，要鼻子有鼻子。杀的过程是比较残忍的，先把狗勒死，之后吊起来剥皮，然而于我们却成了一个愉快的过程。我们宣泄着自己的技术，故作残忍渐渐也就残忍了。往往是把活物偷回来，半夜三更就炖了吃。那肯定是半生不熟的，而且吃相又不讲究，也讲究不得，集体户早就实行了市场机制，多吃多得，少吃不得。男男女女围着一只大铝盆，好比一群抢槽的猪，吃的时候要随时警惕别人比你吃得更多。有一年刚开春，集体户的粮食早让我们吃没了——让我们换干豆腐换大米了。队里除了种子和马料也没的可拿可偷——种子和马料是拿不得的，那是我们的道德底线——连麦麸子也没的吃了，我们几个就去稻地里偷鹅。稻田里还没放水，天上落着小雪，刚一落地就化了，因为肚子里没食，我们竟然追不上摇摇摆摆的鹅，其中一个哥们儿因为稻地湿滑，摔折了小腿，在家歇了半年。冬天没有烧柴，我们就赶着马车上山砍树，把树砍下来，让马或骡子拉到山下，树头当烧材，树干换酒吃。砍树那活儿有一点危险，特别是放树和在山里赶车。但我们轻视那条小命，在山里，我们上蹿下跳，呼号咆哮，其乐融融，充分享受着身体的自由，以我们的方式诠释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那时砍树是犯法的，林子里还有护林员，然而最终也没人追究我们。冬天在山上没地儿喝水，我们就在沟里刨冰，捡雪下的山里红，日子绝对是苦中有乐，因无法无天而乐在其中。那时候的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仗义疏财，两肋插刀，十天一小仗，半月一大仗，是纯正的流氓无产阶级。我曾经和几十个吉林省的知青把辽宁知青打得休克，其中一个得了脑震荡。我也曾被别的知青打得休克。那一天恰好我妈妈到乡下来看我，半路上听说一个叫亮子的知青被人打休克送到卫生院，我妈找到了公社卫生院，那个知青正是她的儿子。那是我家人唯一的一次看我。
我有数次死的可能。
我不是英勇赴死，中晚期知青从一开始下乡就不是什么理想主义，和早期知青绝对不一样的，我们排斥思想。我更是一个另类。我不能不如此，我是全公社一千多知青中最没有希望抽调回城的知青。不光如此，插队的头两年，连贫代会都不让我加入，贫代会连中农和下中农出身都拒之门外，何况我?有一个阶段，农民和知青都在躲避我，他们的眼睛从不正面和我相遇，我只能出现在他们的余光之中。那个阶段我完全看不到活的乐趣，完全迷失了方向，像一只没头苍蝇，因此我破罐破摔，落草为寇。歪打正着，果然局面有了变化——在乡下，我的绰号叫“亮子”，而且在河南北沿
岸一带渐渐响亮起来。因为“亮子”的名号，我虽五年没脱离农村劳动，看青、看瓜、看场院之类的俏活也捞着过——那绝对是农村的俏活，不用出多少力气的，看青时还可以烧苞米，看瓜时当然也可以吃瓜。事后我回忆，也不完全是什么歪打正着，而是因为边远的乡下，革命不是农民的首选。
说实话，那时候的慷慨赴死是一种时尚，或是一种时髦，就好比我们的尚武一样。尚武和“尚死”，一方面可以博得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也是树立威信，多少也有一点占山为王的意思，有一点我连死都不怕你们别惹我的意思。大多数人所以如此，都是一种韬晦之计，是生存的哲学，就好比电影中的土匪夹着一只炭火球，烧自己的大腿一样，难道他不疼吗?肯定疼，但收获比疼痛大，他们会算账。知青生活让我理解了早年的土匪。我学会了算账。我的算法就是以攻为守。我怕别人欺负我，我用尚武和尚死为武器，此法果然有效。乡下也是有人欺负我们或我的，知青之间也一样，哪个地方都有左中右，这绝对是真理。比如直到插队两年，知青们每一天的工分还是八分，女知青更少，是七分五，而纯粹的农民每一天却是十分。但是，无论对付“左”或“右”，中晚期知青这一套滚刀肉的方法绝对有效，我是滚刀肉中的滚刀肉，无章法对待有章法，混蛋对付鸡蛋，流氓对付主义。插队两年以后，局面完全变了。老乡们开始怕知青，怕我，老乡们愿意过安生日子，贫下中农们普遍怕死。
我活过来了。然而时不时，我还会没来由地悲观以及悲伤起来，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善于克制内心惆怅的人，我的内心总还存留着几丝惆怅。
我不会活不过来。因为乡下还有田婶和她的女儿淑荣子。
我会讲故事，我是全户最会讲故事的知青，其实就是贩卖我看过的小人书。每到天晚的时候，我就到田婶家里去，因为集体户冷得要死，集体户睡觉要戴棉帽子，因为窗户被我们拆下来卖掉了。我抱着田婶最小的女儿，当时她才八岁，围着火盆，给她和她们讲故事。我的一点文化俘虏了她们，她们听得很投入。淑荣子听得更投入，她是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姑娘，是整个大队最好看的姑娘，审美超过了知青，而且心灵手巧，比如同样是劳动布的工作服，她就能穿出自己的风格来。我也暗中学到了那一手，是把新的劳动布工作服放在水中浸泡，然后晾在阳光中暴晒，晒出又蓝又白的颜色来，现在看那完全是牛仔的风格!曾经有一次，她躲到隔河的辽宁省亲戚家，用二斤半毛线给我织了一个大毛衣，长及臀部，织的是阿尔巴尼亚针，当时最时髦的。讲故事间歇时，田婶会给我递上一支烟，那是她早就卷好的，而且早就拿剪子剪掉了烟屁股和烟头，卷得像卖的纸烟一样。常常是，我香甜地吸着烟，忽然地就看到了淑荣子在偷偷看我，只是眼睛一闪，然而我感觉到了。
如果是在秋天，淑荣子会跳到后园子，给我摘树上的毛桃，还要把桃毛揩净，洗了给我，然后，听我讲故事。
下地干活时，我和淑荣子常常是搭档。同一条垄上，我点种，她在我身后踩格子；我唱《瑞丽江畔插秧忙》，她听。早晨，大地上雾气烟霭，人影婆娑，画面具有油画一样的质感。铲地时，她和我垄挨垄，但并不和我说话，一句话也不说；收工时，她虽然不和我走在一起，虽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我却能理解那距离，那个距离形同虚设，或者那个距离反而产生了美，像牧歌一样。
淑荣子喜欢我，她喜欢一个城市知青，她代表着乡村对城市的渴望。田婶也喜欢我，当年我在大队打球，田婶一个老太太，竟然走了七八里路去看我打球，而且给我买了一双白的回力球鞋。回力球鞋当时市价十三块多呢，是偷偷给的我，她希望我成为她的女婿。当然，是城里的女婿。然而那有什么罪过呢?那是多么踏实和诚实的念头，而且一点也不虚妄。直到除我之外集体户最后一个知青抽调回城，淑荣子和田婶仍在等待着。乡下里追她的小伙子很多，但她不为所动，田婶家在乡下条件相当好，是一等一的农户。淑荣子在等着我，是以青春作为代价，那真是漫长的等待，最终也是绝望的等待，因为绝望而极具美感。她和田婶从来没对我说过什么，我也没对她们说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最佩服她们的勇气，她们等待的可是一个“敌人”的儿子啊。
还有大姐，田婶的大女儿，她是个结巴，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对我那个好啊，我真的不知如何才能表达。
我上大学的同一年，淑荣子结婚了，是速成。如今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对金童玉女。女孩嫁了本地报社的一个摄影记者的儿子，男孩子在长春打工。我看过那男孩儿，一米八十多，绝对的美男子，农村孩子，审美竟极好，绝对有乃母之风。但淑荣子前期却不是生活得很顺心，十八年以后我听田婶说她曾喝过农药。若干年后，我曾经为此写过两篇小说，一是《月儿》，一是《我的绣像人物》。前者是我的处女作，在1979年给大学同寝的同学念了，感动得他们直骂我；后者应朋友之约，发表于2006年第五期的一家杂志上。
然而在乡下五年，我和淑荣子却连手也没拉过。
这绝不是夸张。曾经有一次，去隔河的辽宁省看电影，那时的电影都是露天电影，看露天电影不亚于节日。人们都走得差不多了，田婶仍拖着我唠嗑，已经听不到人们的吵嚷声，她才告诉我，淑荣子还没去。说话间淑荣子就出来了。我们俩就往河南跑，跑着跑着天就黑了，天黑标志着电影要开演了，我俩越发心急。然而还要过河，也不是什么大河，刚没脚脖的样子。我当时穿了一双胶皮靴子，我要看电影所以早有准备，然而淑荣子却只穿了一双布鞋。那时已是秋末冬初了，水凉得要命，初雪已经落过。你说我多傻，我就摸黑在河里找大块的石头，哪里找得到那么多?后来，听得电影开演了，有人轻声说，你背我过去吧。我吃了一惊，说话的是淑荣子，我听话地背她过去了，背是背了，但是我连手也没碰她。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我那个阶段对女性没有更多的想法，只觉得和她们在一起比较愉快。萌生肉欲是在结婚以后，也不是，是在三十几岁以后。此前或是再此前，我有全套的活着的本事，却缺乏生活的必要常识。在活着的基本要素中，我差不多完全忽略了性。
尽管如此，并不表明我不喜欢淑荣子。我能不理会那轻轻的一瞥吗，那给予你生活的勇气和甜美的惊鸿一瞥?
不是一点不懂，在乡下，谁没见过伢狗连母狗和公羊爬母羊?年轻时也做春梦，那一定是在某几次的吃饱之后，也勃起过，对象当然也是女性，但绝对做不到性交的份儿上，因为没经历过。更重要的是我首先要活下来，我不能饿死，也不能冻死。情欲和肉欲必须在吃饱的前提下才能产生，至少得在半饱的基础上。性是原始欲望中最奢侈的项目。我的情欲之花与我的青春一样，缺少充足的营养和充足的水分，因此姗姗来迟了。
事情过去多少年以后，我认真地检索自己，我明白我欺骗了田家母女。我的不表态至少有着模棱两可的意思，你没表示拒绝就是一种态度，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彼此都心领神会，她们虽没有说什么，态度却是明朗的。我所以模棱两可，主要是考虑城市户口和户籍制度、工作、受教育的程度，我恐惧并不巨大的城乡差别，我还残存着可怜的一点儿城市的优越感，我学会了阶级分析：农民虽然一向被强调为主体阶级，却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一个阶层，虽然在排位上他们列于工人阶级之后，是第二的位置，并与工人阶级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然而这个阶级却是与饥饿寒冷疾病黑暗脏污下流愚蠢麻木等等可怕的词汇连在一起的，我像讨厌“家庭成分”一样不喜欢这些词汇。不光是我，工人阶级也普遍看不起农民阶级。
在生存的排序上，我把感情放在了最后。和那个执意去公园看猴子的诗歌一样的孩子相比，我一点儿不单纯了，我的思想藏污纳垢，我的行为拖泥带水，完全是一出表演，我变得势利甚至世故，我再也不是一篇童话。
1977年，恢复高考了，这对于我绝对是天大的喜讯，我一点儿没有迟疑就报了名。那时候，高考制度已经中断了十多年，我本人也已离校四年，何况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文革”的产物，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撞大运。不光是我，家里也是，那是我唯一的出路，然而这撞大运之中其实也带着很大的期望，特别是妈妈。母亲那时已经60岁了，膝下子女，竟有三个插队农村，我是她最小的孩子。而且舍此也的确没别的办法，在我们那个集体户，如果抽调轮到我的头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使下瓢泼大雨，也不会有雨点落到我头上。后来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也是我那一批知青中最后一个离开集体户的。
让考大学了，考什么专业呢?我儿童时喜欢画画，大多是简笔画和钢笔画，插队期间和一个鲁美的教师薛红英学过大概不到一个月的素描，是在沈阳哥哥家学的，后来因为嫂子不高兴，总跟哥哥吵架，最严重时会动手，两人都搞得鼻青脸肿——很难相信，她竟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问题是这样的“最严重”经常发生，我不得不告别什么拉菲尔和米开朗基罗，又回集体户了。嫂子所以和哥哥吵，所以和哥哥动武，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添了我这么一个小伙子，哥哥家粮食不够吃。而且嫂子家境也十分不好，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开木材厂的，父母70多岁却被赶到辽宁的黑山务农，地点就是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那个地方，老年的他们当然应该接受无产阶级的阻击。嫂子还有一个残疾的哥哥——因为崇尚俄罗斯艺术，列宾和乌兰诺娃什么的，偷渡俄罗斯，被冻僵在边境阿里河，边防军救了他，他却没了六个手指和一条腿，他的另外两个伙伴被冻死——事实证明他们是浅薄的，单纯而又浅薄，艺术在苏联早就被冻结得差不多了，那里也不是天堂，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天堂。嫂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插队，她像哥哥一样，绝对是家中的顶梁柱，手中只要有一点点钱，她就要给家里买粮食。而她和我的大哥都是“文革”前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很低，大概是五十几块几，几块几我记不清了，各省都有一点差价。她和大哥粮证上的定量都是三十一市斤五两，那是他们一个月的口粮。1979年，在我们家族中被认为绝对珠联璧合的哥嫂，因两家的生计离异，如今我的嫂子孤身一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所谓学一个月的美术，也就见了老师两次，虽然只见了两次，接受的却是正统的科班教育。就凭这个，就以为有了资本，就鬼使神差地报考了美术专业。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当时报考美术专业是否五门文化课都考，反正我是参加了所有五门课的考试，而且考了213分，然而我第一志愿报的是美术专业，后来自然是名落孙山。当时我还在生产队赶着一架牛车，那一天，我正在喂牲口，听得公社有线广播通知参加高考的青年去市内体检，通知的第一名就是我。后来得知通知点名的都是过了录取分数线的，我当时高兴得喊起来，以为改天就是一个大学生了。可是生产队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只能对两头老牛说话，我说，知道吗哥们儿，我考上大学了。我扔下牛车就回市里了，谁知左等右等也没等来我的通知书，一直等到1978年高考。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专业课落榜了。这于我不算什么太大的打击，所以打击不算大，因本来就没报太大的希望，要知道那是考大学啊，要知道十年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念头啊，还有，我已经相当能承受打击了，私下里，我对那种流放一般的生活还有一点留恋，其实是对假定的新的生活有一些恐惧：未来的大学生活是否还要填表格?表格中有否家庭出身这一栏目?大学是否还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我的肉身已经习惯那种类似流放的生活了，说实话，甚至不仅是肉身，如果有精神，我的精神也愿意拥抱那种自由和不羁的生活。而且，对所谓一视同仁的政策也还有怀疑。包括母亲，全家人都对此持保留态度，特别是母亲，差不多是笃定地认为我是受家庭影响没被录取。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父亲是医生，少年时留学日本，曾在伪满的宪兵学校做过翻译，而且是特等翻译——想象一下，电影中那种跟在日本宪兵队长身后，像狗一样狐假虎威的人——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文职人员，“特等”不过是一种学衔。
但是现在想来，却有些对不住薛红英老师。人家是鲁迅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当时是赫赫有名的鲁迅艺术学院，还包括声乐专业)叫得响的青年教师，62届的，她的先生是搞雕塑的，当时就已很有声名，他们都是我大哥的朋友。当初，我大哥苦于我在乡下插队，想让我有个一技之长，将来能有口饭吃，就让我去沈阳跟薛红英学了几天画，那时是1975年。想不到我很不争气，没给老师长脸，也没给大哥长脸，还没给嫂子长脸——学画之初，嫂子还送过我达芬奇的素描练习册和汤小铭的《欧仁·鲍狄埃》图画册，更重要的是，我还吃了他们半个月的口粮。
体检也有问题——生活就是那么可笑，把人弄下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体检，弄回来却要体检了——我是先天性心脏病，所谓心室间隔缺损。那时的体检十分认真，我们提心吊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啊，自然也有侥幸的意思。然而还是让医生们发现了，他们非常疑惑，一个心脏病的患者，竟然在乡下劳动了四年多?眼前是一个多么壮实的小伙子啊!而且据我介绍，我从没干过农活以外的其他俏活。他们先是不信，后来是半信半疑，最后不得不信——我的履历表上那一栏填写的是山门公社上二台大队八队知青，证据确凿，那时候鲜有作假的，表格比人本身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世界至今也是这样，从来都相信表格。一个在乡下插队劳动了四年多的小伙子，难道不能承担四年大学的压力?医生们研究了好一会儿，最后的结果是我通过了体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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