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艳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先生，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优秀学者之一。“如此繁华”，是王德威教授一部学术著作的书名。但我以为这四字，用在他自己身上恰如其分，他的学术论文，语言绮丽诡谲，有股子浓浓的鬼魅之气撩人神经，真是繁华得紧。我阅读王德威教授的著作已经有近十年，却从未见过面。但网络邮箱架起桥梁，让我有了走近他的机会，并从他的著作中感觉着他文字的气味和魅力。

　　近些年，王德威教授经常来大陆高校演讲。其中一次在北京大学，从2006年10月25日，直到这年的11月11日。他的讲座深受广大学生喜爱，那些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为了听王教授的演讲，赶着挤公交车往北大跑。我虽没在现场亲耳聆听王教授的演讲，但女儿把录音寄回给我，我就宛若在北大课堂上听课一样了。王教授的普通话字正腔圆，音质柔和、有力；谈笑风声间，常常幽默得令人忍俊不禁。妙语连珠时，他已把理论穿透于文本解读中，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犹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给人意外的惊喜，又令人不得不叹服他的观点。通过听录音，他的学者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了。可以想象现场讲课的他，该是何等地有魅力啊!

　　1999年7月初，我就在台北敦化南路上的“诚品”书店，买过王德威教授由麦田出版社出版的译著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和论著《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严格地说，我是1999年8月开始阅读王德威著作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日后会认识他，纯粹是一个忠实的读者。我读王德威的译著米歇·傅柯的《知识的考掘》时，为了弄懂其中的难点，一遍遍反复阅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知识的考掘》是傅柯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文字有时不免晦涩，并不容易翻译；拿王德威的话说：“翻译《知识的考掘》本身就是一场知识与语言的斗争。”的确，王德威翻译得非常出色。早在1983年，他就已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只是到十年后才得以出版。漫长的十年，足以让我惊叹译者的眼光和耐力实在非同一般。我想1983年，至于傅柯这样一位无法归类的人物，其人其著对西方思想，乃至汉语思想的根本挑战，中国学术界恐怕还未能有确实的感受。

　　译著前有两篇王德威的导论，宛若给初读傅柯者一把登门入室的钥匙。在《浅论傅柯》这篇导论的结尾，王德威说：“如何将傅柯的话语各观点转而用于重新审查中国文化知识的演变，或如何借着傅柯‘知识领域的定义，来观察中国历史、知识上的分期或分类，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史学者所可努力的方向。”读者一进门，若能从他这一观点中受到启发和感悟，阅读傅柯时便会有所准备和思考了。

　　那年我读完王德威翻译的台湾版《知识的考掘》后，又找了一本大陆翻译出版的米歇·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1998年)，两书一比较，台湾版的翻译确实强多了。《知识的考掘》，是傅柯唯一一部没有历史分析，单纯反思方法的专著。毫无疑问，尽管傅柯文字不免晦涩，但王德威把傅柯华丽而严谨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述了出来。读者通过阅读这个翻译版本，明白“傅柯提倡‘考掘学与‘宗谱学主要的动机，在于批判或甚而推翻传统及现行人文研究的定义与方法，对西方自笛卡尔理性哲学以降的思想方式，予以迎头痛击。”

　　《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是我阅读王德威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分五辑：探研小说、历史、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小说中所体现的世纪末特征，去国与怀乡主题的兴起与发展，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女性小说家及女性角色的衍变，小说批评的纬度与实践。王德威论述文本范围，为晚清至20世纪90年代。他以娴熟的西方文学理论，对晚清小说重新观照。旧瓶新酒，写得灿烂多姿。在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论文中，读者能触摸到他的思想锋芒与真知灼见。他不仅探勘现代中国小说的复杂脉络，更以批评向读者展示虚构的巨大魅力。他说：“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小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思考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我想这就是他阐释小说中国多元、丰硕的意义吧!

　　在我阅读的感觉中，《小说中国》洋溢着一种不可遏抑的独特性和开放性，凸显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审美眼光。全书对从晚清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小说之流变与国家命运间的关系，都有一个清晰的概观，从而能帮助读者建立对“小说中国”认识的系统性。作者还文学以真实，追本溯源，彰显“被压抑的现代性”，并对晚清狎邪小说中的异质性、科幻小说的叙述模式、留学生小说的当下性以及母亲身份中的女人成分，进行了深入开掘和苦心经营。譬如，《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一文，不仅有独特视角的切入和创新，还有论证的严密与透彻。同样是砍头，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而沈从文则是把人生当做文学。作者娓娓道来，在文本细读上极有功夫，常能从具体的小说中读出许多有趣味的新意，其论述思路清晰可辨，论证严密以理服人。而论文语言则是令人赏心悦目，乃至爱不释手。我第一次发现论文语言原来可以做得这样奇幻瑰丽，真是一绝也。

　　新千年之禧，我在书店偶然看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1998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十分欣喜。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买回了家。这部书侧重论述晚清小说与中国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颇有洞见地指出晚清至民初那一阶段文艺动荡的重要性，以及晚清小说的丰富性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通读全书，晚清科幻小说、翻译小说中的现代性、谴责小说中的闹剧意义，晚清的狎邪小说都在作者的阐释中推陈出新，使我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王德威的文学史叙事从“破与立”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建构一种“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瓦解了传统阐释新文学“起源”以“五四”为依归的文学史叙事。这正是他作为杰出学者，独辟蹊径的敏锐和胆识。当然也来源于他丰富的学养和明晰的洞见。他早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师承学者刘绍铭教授，乃是夏志清教授的再传弟子。说来也巧，2003年我女儿在香港岭南大学读书时，我就认识刘绍铭教授了。刘绍铭教授说：“学术论文，堪可一读再读的不多，他(指王德威)是个难得的例外。”

　　2003年底，我从书店买回来王德威教授《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一书，仿佛老熟人那样，感到格外亲切。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以

　　小说为重点，探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面向：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全书所收十篇论文，亦可视为十种进入现代历史与文学的门径。每一篇论文都重新思考了“历史与文学的伦理承担”，且内容丰富，文笔风格多变，思路新颖清晰，阅读时，立刻就让我着了迷。若说废寝忘食，一点不夸张。在《批判的抒情》一文中，作者这样阐释沈从文道：“我认为尽管在大多数作品中，沈从文表现出一种幽谧宁静、心向‘自然的姿态，他的写作其实回应了二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其激进处并不亚于台面上的前卫作家。他的作品应被理解为‘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辨证的一端，而非例外。”我想对游离在感时忧国文学主流之外的沈从文，作者作这样的阐释是非常独特中肯又颇有洞见的。

　　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和《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中，我都读到王德威笔下的张爱玲，甚是喜欢他与众不同的发现和阐释。《落地的麦子不死》(山东画报社，2004年5月)，是王德威一部撰写张爱玲及其传人的专著。作者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书写，其实是颠覆着我们传统教科书对现代文学史的刻板叙述，使读者认识到张爱玲的重要不仅在小说的艺术价值，还在于她有着一种预见性的世界观。的确，“张爱玲是一个强烈意识到‘现代性的作家”。她敏锐的触角和她的思想与语言，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从《金锁记》到《怨女》，从中文到英文，张爱玲将重复叙事学发扬光大，但王德威并不停留在“张也许是想藉不断书写老上海，来救赎她日益模糊的记忆”，而是以他“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独特视角，发掘出张爱玲对抗现实的生命冲动和女性书写立场，以及在犬儒世故中的悲悯情怀。他说：“对世纪末世景的洞悉，才是张爱玲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他的这一洞见，给我很多启发。我虽然谈不上“张迷”，却也是把张爱玲的书全部读完了的，但我从未想到这一层。

　　有学者说：“继夏志清之后，把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再予以肯定及发扬的当推王德威教授。”我想想也是，更何况王德威教授禀赋过人，行文立论，旁征博引，蔚为大观，不仅肯定和发扬张爱玲的文学地位，还挖掘出一批海内外“张派”传人谱系给予梳理，对他们各类创作得失给予分析。而他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娴熟，使之能从中西文化的观照对比中，指出华语小说家隐秘的内在书写，尤其对“张派”传人，漂亮的词汇就像柳叶刀一样，一层层切开文本躯体，引导读者走近他们，领悟其中的奥妙。

　　2005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此书，早在1997年曾以英文形式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学界引起较大反响。1998年，王德威在台湾麦田出版社又出版了《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一书，讨论了文学与历史的辨证，国家及个人主体论述在现代文学中的表征，“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以及流派、典律及典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对“现代”与“文学”间复杂的对话关系，大自国家神话与意识形态图腾的形成，小至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搬演，都作了深入而犀利的解读。

　　由于这两部有关“现代性”著作的出版，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颇受海内外学界注目。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观点，对于过去学界相对薄弱的晚清文学(小说)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并推进了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追问下，“被压抑的现代性”被用来正面表述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特质。而在《被压抑的现传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文版序中，他这样说：“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现的活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

　　王德威认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因此作者从理论上颠覆“五四”叙事传统的同时，还建构起了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这个叙事从晚清的四大类小说开始，其后一直延伸到鲁迅等“五四”作家的某些方面，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小说、沈从文小说、港台言情小说和狎邪小说，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小说。然而，王德威感兴趣的是傅柯式的考古性探源与发掘。如他所言，他的研究不在于把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而是试图“描述”被“五四现代性”所压抑的“晚清现代性”。这么看来，王德威的研究其目的在展示晚清文学的丰富图景，以及隐藏其中的现代性线褰而不在于确立标志现代文学之开端的界碑。作者史家学识与眼界，使其全书纵横开合、观点新鲜透辟、议论犀利，对五四作家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而他本人的价值选择亦已跃然纸上。这让不少读者关注他的写作思路。他们感兴趣他为何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也许正如傅柯所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我发现王德威在大陆出版《想象中国的方法》后，几乎每年都在大陆出版新书。《当代小说二十家》出版后(2006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社)，当年就荣获2006年广州《南方都市报》主办的“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奖”。王德威说：“与其将本书看做品评当代小说高下的定论，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辩证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上。”如果说王德威在《现代中国小说十讲》里，注重的是“时间、书写、欲望、记忆所构成的叙事网络”；那么在《当代小说二十家》里，王德威则在跨世纪华语文学的版图上，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北美地区一共选出二十位华语作家，既介绍作家特色，也把他们纳入文学史的脉络里加以观照和阐释，提供了一种“想象华语文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其说是现代性启蒙，不如说是作者的强烈信念。作者说：“以我的个性与愿意着力的方法来说，做好研究的‘专业性是比较能够胜任的一种‘介入方式。对我而言，保持一种清醒而警觉的研究视角，厘清学术与外部的批评距离，生产好的学术作品等等，都可算是一种‘介入。如果我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依旧能够对文化产生正面的影响。”

　　“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重整汉语文学谱系，二是着重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三是理论穿透与文本解读的完美融合。”(学者季进语)我对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海外学者，拥有极大的敬意和热爱。他们的话题与命题，提供了中国本土学者切入文学史的全新视角与路向。他们的研究范式和进路，亦同样给需要了解海外学者思维模式的本土国人以必要的借鉴。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经过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三代学者的努力，如今已枝繁叶茂、前程似锦。而才华横溢的王德威教授，还将继续扩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除了大陆。他还将扩大到其他地域。我想这是一个杰出学者的自觉探索和清醒意识，也是他批评魅力和人格魅力的所在。

　　2008年1月15日于杭州

　　责任编校逯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