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

　　一

　　没有任何一门艺术，能像音乐这样，调动起生命的整体感受。

　　声音早于人类的存在，所谓天籁是自然界的现象之一。用毕达哥拉斯的话说，就是“天体音乐”。动物和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发出的声音也理应属于天籁。人类自己又制造出了各种器物，超自然的工艺带来了超自然的声音，从火药到机械，都可以爆发出特殊的响动。而这种创造也多少是对自然界的模仿，古老的风箱是利用人力造风的效果，火药、热兵器是对电闪雷鸣，以及地震等自然现象的仿真。这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嘈杂，人类需要辨别的声音也更加繁复。随着近代产业革命的洪流，工业化带来了全球性的机械轰鸣。对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来说，人工的机械音响也是自身以外的世界声音的组成，西方现代主义的音乐以大量的不和谐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工音响组成的世界，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抗。而各种声音仿真的技术，从立体声、杜比到高保真，都试图复原最真切的现场声音，近似于排除所有细菌的真空室。然而这又超出了声音存在的客观现实，反而显得不自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声音可能是在没有其他声音干扰的状态下存在。这近似于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在人声鼎沸的广场大声地哭喊，以高分贝的声音呼唤母亲。现代科技在模仿自然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然。这真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欧洲近代的浪漫主义运动，核心的思想就是回归自然。它的先驱卢梭号召人们返璞归真，并且发明了简谱，使音乐的传播更加便捷。结果是最直接地应用到各种实用性音乐的普及，从政治到战争，其中也包括摹仿人工音响的现代主义音乐的流传。而音乐则是人类的心灵对各种天籁有选择的模仿，所以是文化的产物。首先是辨别音色，区分不同声音的音色差别；然后是在形式上发明一些音程，在音阶的变化中组成旋律，无论是欧洲的五线谱还是中国的工尺谱，都有一个逐渐形成的漫长过程；再后来则是变化出各种固定的调式等。在汉语中，乐有喜欢的意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乐也有喜悦的意思，“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使音乐区别于一般的自然音响，也区别于其他实用性的人工音响。音乐、音乐，简单地说就是声音的愉悦。至于音乐的各种要素，则是诞生于人类丰富的文化活动中，比如祭祀时娱神的歌咏，比如劳动时协调动作的节奏，比如婚嫁等世俗生活中有规律的歌哭等。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整齐的四言形式，便于记忆歌咏，风、雅、颂涵盖了民俗、历史与祭祀等典章制度，都容纳在一定的音乐形式中。能够制造乐音，是人类具有文化创造性的体现。而能够传播，则是人类特有的复制自身的能力。禽鸟求偶时的鸣叫、兽类厮杀时的哀嚎，都是出于本能，感情相似而不可重复。只有人能够借助声音将本能升华，并且创造出描述这种本能的形式，音乐因此成为人宇宙性的体现。反过来说，人是以音乐的形式，区别于动物表达本能的生理——声音行为。民间有悲伤时“女哭男唱”的说法，这是近似于动物的反应，同时也是文化性的表现。男人的唱一般借用现成的歌曲，有的女人哭的时候也是有腔有调的，而且要符合特定的文化身份，比如民间小寡妇上坟时的哭喊，合辙压韵且有旋律感。故在汉语中，歌与哭并列，形容真挚的情感表达。

　　文化性并不意味着音乐可以脱离自然，它仍然是依赖自然存在的事物。不同风格的形式，也明显地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别的不说，仅就乐器而言，古代的罄是石制的，蒙鼓需要兽皮，都是取材于天然物质。而风格的特质，更是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尽管许多的曲调失传，原始的音乐已经不可复制，但从保留下来的歌词看，风格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北朝民歌的粗犷开阔，与南朝民歌的细腻回旋，都体现着山川地理的基本差异。所有的高腔戏几乎都是源自北方和西南一带，起于南方的昆曲一经流传到北方，立即慷慨了不少，即使是进入宫廷以后，也保持了相当刚健朴野的民间成分。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他或她发出的声音也间接地受到自然地理的影响。古代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把人的嗓音和乐器相提并论，可见就是人创作的文化中，声音与自然物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房龙认为，寒带高地的人声带质量不好，相反地中海一带的人声带富于弹性适宜歌唱，所以欧洲最优秀的独唱歌手都出在南欧；但是寒带人的纪律性强，合唱的效果比南方的人要好。种族的形成发展是自然淘汰的结果，体质等生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关系密切，食物的品种有赖于自然的物产。就连文化的传播，也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在版图之内，不同风格的音乐当然可以流传，在版图之外，则只有邦交国家的艺术作为政治活动的附属品得以交流。在中古的时代，西北荒凉的高地与沙漠，使交通阻隔，西域一带的音乐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随着商贸活动传到中土，西洋的交响乐，也是在近代开海禁之后的殖民城市中首先出现，一开始是为侨居的外国人演奏，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城市的艺术。我在乡下的时候，有一个附近的农村青年，他来农场的宣传队，目的是想看一看大提琴，画了图纸回去，准备自己也做一只。他的想法受到了知青的嘲笑，可见西方的音乐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是陌生的，对于乡村青年来说，也是高不可攀的。那个青年实在是一个勇敢者，他的追求显然还要面对整个乡土社会的排斥。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外省的广播电台在对农村的广播中播放了交响乐，结果有的地区的农民愤怒得把喇叭都砸了。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的传播变得广泛，富裕起来的农民才有能力学习西洋的乐器。二十年以前，就看见过北京郊县的农民买钢琴的报道，去年到河南安阳，又亲眼观看了一群村姑组成的军乐队演奏。

　　至于音乐的题材更是受到不同自然环境的影响，这在许多标题音乐中最明显，莫扎特的《维也纳森林》、小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都是典型的代表。在无标题音乐中，也大量地存在对于自然的描述，对于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最直接的联想也是山川景物。自然对于音乐的影响，和生命的周期也有关系。按照荣格的观点，无论文化如何发展，每一个心灵都是原始的心灵。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过程要在一个人从小到大的过程中，重新演示一遍。这就使不少人文学科的专家，特别注重对于儿童行为与心理的研究，进而接近人类心智发生的一般原理。音乐也是这样，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总是可以在最原始的风景中受到启发，产生创作的灵感。特别是当一种音乐形式已经成熟得近于僵死的时候，新生的一代人就要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来容纳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回归原始艺术是最便捷的途径。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中国的谭盾，他把古老的埙一类民间乐器引进交响乐，改变了交响乐配器的传统，描述出原始蛮荒与神秘的自然状态，表现出个体本能的向往，而且在有限的时间中容纳了无限的空间，产生时空同体并且无限伸展的

　　效果。他的音乐素材几乎直接取自天籁，其中包括敲石头一类自然状态的人为音响，心灵的好奇融入在自然的博大神秘中，这就回归到音乐最本真的状况，也就是它的起源之点。

　　二

　　和宇宙自然最紧密的联系，是音乐相通于其它艺术的枢纽。比如文学，欧阳修的《秋声赋》是一个例子，他是用语言文字描写自然界的声音，如果没有文化就无法和他产生共鸣，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听懂音乐，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文革的后期，有一对著名的男女歌手，他们的二重唱在收音机里播放，我知道的一位退休老人，抱着半导体兴奋地说，这个歌真喜兴!

　　音乐的这种人类性，使它一脱离自然的状态，就被统治者所利用，这使音乐一开始就具有了阶级性。在中国，庙堂音乐是官方祭祀的重要部分，前些年出土的大型编钟与石罄，也只有在庙堂中才摆得开，需要许多人的配合才能演奏。上古的六经之一的乐，是所有贵族子弟必须的修养。孔子急遑遑要恢复的周礼，和乐并称，成为中国特有的礼乐文化，“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形容文化毁坏的极端说法就是“礼崩乐坏”，至今如此。按照辜鸿铭的说法，礼是协调身体的动作，那么乐则是为了调节心灵。孔子论乐的言论不在少数，薄薄一册《论语》，与音乐有关的记载多达七八处，称得上是一个音乐的鉴赏家。著名的如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又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莞尔笑而曰“割鸡焉用牛刀”。他认为《韶》乐尽美又尽善，《武》乐则尽美未尽善。至于“郑声淫”，则下流得和小人一样危险，靡曼淫秽而不人流。美是指艺术性，善则是指伦理性的教化。韶乐出在齐地，与他的故乡鲁相去不远，容易亲和是必然的。此外更是由于符合他礼乐结合的教化理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使这位老夫子也有走偏的时候，比如由《关雎》联想到“师挚之始”，实在是牵强。但是，他对于音乐抚慰人的精神作用，确实是有领悟的。悲孺想向他问礼，他称病推辞，使人弹瑟而歌让他听。而且，他对于民间文化的重视也包括音乐，他把礼建立在诗的基础上，由来自民间的乐来统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进。”所以，他的教化不是空穴来风，更近于一种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疏通，使文化得以和谐有序。

　　音乐伦理意义进一步的引申，则是君子和小人的类比。黄钟大吕用于庙堂音乐，以声音的浑厚悠远而体现着宏大的风格，至今仍然是被推崇的美学境界；所以屈原愤懑“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指君子遭贬，小人得道的恶俗世风。这近似于“弄璋之喜”与“弄瓦之喜”的差别。乐器的物理性质决定了等级制度的文化结构。丝竹一类的乐器则更低一级，因为音量有限，风格上便小了一号，最多也就应用于后宫。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后庭花”是曲牌玉树后庭花，想必不是用钟吕伴奏，大概是宫廷里丝竹一类轻型乐器伴奏的靡靡之音，是亡国之君欣赏的音乐。商女是河南来的女子，因为不了解亡国的悲恸，只顾得意地吟唱。丝竹多数情况下是属于民间的乐器，在世俗生活的领域中使用，特别是青楼瓦台多有配备，所以“夜夜笙歌”又是纵欲无度的隐语。至于游离在权力结构之外的隐者，则多是以琴为文化的象征。著名的姜伯牙与钟子期的友谊传奇，在中国流传甚广，而且衍生出知音这个形容精神高度默契的词。姜伯牙摔的琴是古琴，至今也还在文人圈子里流行。那一年到常熟，跟了朋友去一家名为“乡村回忆”的茶馆，喝着功夫茶，听一男孩子弹古琴。第一次见识了古琴的形制和弹奏的方法，同时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作为边缘的乐器，古琴连琴谱都是独立的，不用工尺谱，标注指法来连缀曲谱，可以想见难度，因此也很难普及成为大众的器乐，只能适应文人的精神修养，最多也就是少数人的雅集。

　　不仅是孔子，也不限于中国，音乐的教化作用是所有宗教都要借助的形式。佛教有佛教的音乐，道教有道教的音乐，就是最原始的萨满教，也有手鼓一类简单的乐器。西方也是如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多次提到要用健康的音乐陶冶儿童的心灵，禁绝萎靡不振的音乐。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也是音乐，像不同长度的琴弦反映出数的关系，各音符之间比例恰当构成的灵魂才是和谐的灵魂。基督教的音乐历史悠久，而且带动着音乐各种形式的革命。从管风琴到钢琴，从简单的旋律到交响乐的成熟，并且诞生了巴赫这样伟大的作曲家。唱诗班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也影响着近代各种世俗音乐声部的配置。都是以音乐的方式，使人的心灵从世俗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升华为一种精神信仰的境界。世俗生活的各种场景，也都有音乐在发挥效用，婚葬嫁娶都有相应的曲调，或者喜庆或者哀伤，适应着人们不同的情感要求。在政治领域中，音乐的这种功能也经常被发挥到顶点，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每一支军队都有自己的军歌，甚至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歌，它们都有确立精神、整体协调心理的功能。二战时期的日本，为了煽动民众投入扩张的侵略战争，把宣传军国主义的歌词填在一些流行歌曲里，充当临时的军歌。冷战的六十年代，美国摇滚音乐兴起的时候，中央情报局非常地紧张，认为是共产主义国家用以瓦解青年的文化策略。与此同时，文革中大量的进行曲，都是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的插曲，用来鼓舞政治情绪，而且是配了高音喇叭强行灌输。一些域外来的人，诧异于中国怎么整天放军歌。到了后期，干脆像泼妇吵架一样，以简单的旋律反复地重复一个句子：“……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种声音暴力的效果适得其反，只能引起无言的抵触，甚至愤怒的反抗。意识形态的因素不用说了，就其音乐素材的来源，也完全脱离了民族与民间的文化。

　　相比之下，文革前的一些歌剧，不管主题和故事如何，由于音乐来自民间，能够拥有广大的听众，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中流传。五六十年代，真是中国民歌的黄金时代。一群音乐家深入尚未被现代商业文化冲垮的民间社会，采集音乐素材，整理民歌，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是最杰出的代表。而来自乡土的一群民歌手，带着原汁原味的嗓音浮出地表。才旦卓玛等一大批少数民族歌手，是群体的展示。而且各个地区民歌手中都有卓越的代表，比如郭兰英对于山西民歌的创造性贡献。就是用于政治宣传的大型制作，也因为音乐素材的丰富与优秀歌手的强大阵容，具有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躬逢其盛的几代人，情感的教育中都留有明显的痕迹。就是在穷乡僻壤，在文化的沙漠中，对于音乐的记忆也是困境中重要的精神支柱。尽管很多的时候，要掩饰，要偷偷摸摸地哼唱，因为在那个时代，所有抒情歌曲几乎都被纳入黄色歌曲的范围。这是开

　　禁之后，通俗歌曲迅速占领市场的重要原因。邓丽君风靡一时，台湾的校园歌曲遍布校园，一个八度就可以唱红全国，实在是多年单调亢奋之后，累积的疲劳需要休息。

　　紧接着是国门洞开，是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是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是商业大潮的汹涌，是多媒体信息传播的迅速普及。年青一代人生存环境的改变，加上无所顾忌的自由本性，对于长期阻隔的西方音乐有着本能的好奇。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尤其激发着革命性的想象力。这也是音乐再一次回归本源的运动，生存的体验，是人们创造、接受音乐的基础。流行歌曲就是当代的都市民歌，有的还是民谣。“西北风”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恋乡情结；摇滚是当代人情感的宣泄；“黑鸭子”为代表的各种轻音乐，则是现代人的浪漫情感寄托于对自然的单纯想象。一直到二人转的流行，更是对于最本真的民族生命活力的认同。而古典戏剧的再度升温，则是对于民族传统情感形式的发现。新起的演员在艺术上的创造是现代人的重新阐释，而大量五六十年代的原声光碟的再版畅销，既是怀旧也是激赏，是对消逝了的巅峰时期的艺术充满遗憾的回想……

　　在这样一种多样化的时代，音乐的功能也变得多样化了。教化的传统依然存在，只是与传统的礼越离越远。骆玉笙一曲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配上庞大的交响乐伴奏轰动全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方式。礼的崩溃对于文化来说是福是祸，一时难以说清楚，但是对乐的解放则是显著的。各种不同的音乐流派都可以获得听众，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国际化的大都市，世界各地的音乐都有狂热的崇拜者。世界三大男高音频频亮相，各国的交响乐团川流不息地演出。更不用说各种前卫的音乐，在年青人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其中大概以美国的音乐传播得最快，从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到甲壳虫乐队，从乡村歌曲到美国黑人的蓝调，摇滚歌星杰克逊成为新一代人的文化偶像。这首先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是种族博物馆也是音乐的博物馆。开放的心态使美国人可以欣赏各民族的艺术，接纳各民族流浪的艺术家，在现代的形式中容纳多样的人生情感。古典音乐的升华，现代音乐的宣泄，和谐与不和谐，乐音与噪音，大型的交响乐与各种小型的民间演奏，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知音。音乐的抒情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心灵的体验可以自由表现，各种形式的尝试也多被冠以各种前卫的称号。

　　三

　　我对于音乐的最早印象，混合在对世界一片懵懂的整体印象中，就像看法国新浪潮的电影，声音伴随着色彩，形象，在一定的时段中流逝，完全分不出镜头。故乡的风声、水声、野兽的嚎叫、禽鸟的鸣啭，水乳交融成混沌一片的音响世界。人工的机械只有水碓捣米的声音，单调而肃穆。樵夫的野唱和牧童的呐喊，是天籁的一部分。家人的琴声和歌唱，是最初的启蒙。清脆的童稚男声齐声朗读，引起的联想也是溪水等自然风景。

　　少年时代，学校的音乐教育对于我最大的恩惠，在于形式与技巧的启蒙，把音乐从混沌的世界印象中分离出来：知道有简谱，合唱有声部，人的音域有差别等，知道在胡琴笛子之外还有风琴和手风琴，知道中国有冼星海和聂耳这样伟大的作曲家。我参加了合唱队，一开始在高音部，后来觉得吃力，又向老师请求换到了中音部。我参加过小合唱，到县的广播站录过音。隐约记得还充当过一次领唱，是在学校的演出。一直上到大学，我都喜欢参加合唱，那种融化在集体中的感觉是克服孤独最艺术的方式。当年的儿童歌曲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曲子一般，歌词内容贫乏，几乎没有一首可以记住。不少调皮的男孩子，自己填词改写，表达对于文化规范的反抗，很有一点后现代主义戏仿的艺术手法。比如把“小松树，快快长，快快长大盖楼房”，改成“……快快长大盖茅房”。中国的儿童歌曲本来就不发达，到了文革就更不用说了。个人的多少怨愤其实都算不了什么，只是对于孩子来说太残酷了。

　　母亲是喜欢音乐的，粗通二胡和笛子。略有余暇的时候，她就会自得其乐。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广东音乐的一些曲目，比如《步步高》等，知道了古曲《梅花三弄》。有了收音机以后，又听到了许多著名歌唱家的声音。母亲的同事中，不乏来自城市的，有的还受过专门的声乐训练。一位同学的母亲经常在家里昂首高歌，还有一位住邻居的阿姨在学校的大合唱中领唱。她们唱的都是比较西化的歌曲，发音的方法明显和民歌不一样。那个时代是严酷的，但也有它浪漫的一面，各个单位的文体活动都很丰富。母亲学校里有一个军乐团，每到节庆的时候，就在游行的队伍前面吹吹打打地行进。国庆的夜晚，还要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联欢。我曾经历过一个狂欢之夜，在礼花的间歇中，所有的人都纵情地歌舞说笑。就是在乡下的时候，下放锻炼的大学生和知青中文艺人才也很多，有的甚至能唱《赞歌》，那是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的经典曲目，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也是声音的模仿秀。母亲学校的工会活动，经常是到北京看演出，这给我提供了在高级音响的环境中听音乐的机会。有一次是看战友文工团的演出，马玉涛等几位著名的歌唱家轮流出场，演唱的效果明显比收音机要好。还有一次盛典，困难时期过后，迎来了那一年的大丰收，许多艺术家来县里演出，就在母亲学校的大礼堂里。郭颂也来了，他唱了好几首东北民歌，其中有乌苏里船歌。当时他正值盛年，声音饱满、音色丰沛，歌声像河流一样回旋在整个礼堂中。音乐填充着童年狭小的心灵，使想象的天空变得宽阔。谈不上什么鉴赏力，但是特别地喜欢听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歌曲。

　　这种偏好持续了多半生，文革后期的许多革命歌曲都是在传统的民歌中填词，特别是江西民歌与陕北民歌大为盛行。不少电影的插曲也在地方民间音乐中寻找素材，各种植根于乡土文化的地方戏剧也很丰富。在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这些音乐抚慰了我心灵的伤痛。歌词通常是记不住的，只有旋律从耳朵进去又从嘴里流出来。更不像话的时候，是连旋律也不记，只欣赏音色的特点，张越男的华丽与张印哲的洪亮通透，都是我记忆中宝贵的音乐财富。偶然听到了一张娄乾贵的唱片，全身通泰舒展，连续几天都是迷迷瞪瞪的，真有“三月不知肉味儿”的感觉。上了大学之后，我还经常唱那个时代的歌曲，便被朋友劝告以为太土，还专门找了一首托赛里的《小夜曲》，叫我学唱。至于随口编歌词的毛病，则一直被外子嘲笑至今。

　　我读书的大学在一座殖民城市，也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城市，有悠久的外来文化传统。同学中不少来自大城市，都有相当好的音乐修养，还有从歌舞团转业的，文娱人才极多。—个系可以组成大型的乐队，上百人合唱《蓝色的多瑙河》。每个系都有独唱的人才，都有

　　组织合唱的指挥人才，至于弦乐四重奏、两个声部的小合唱和男声四重唱，只能算是小品。那个时候演唱的歌曲多数是外国的，最多的是俄罗斯的，学生会组织的音乐讲座也以外国音乐为主。同时流行音乐也在兴起，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小伙子弹着吉他坐在阳台上低声吟唱；联欢会上还有同学弹电吉他；水房里歌手云集；浴池中都有人哼着曲子走舞步。那是艺术最时尚的年头，美学正热，上宋代文学课的老师拿着东山魁夷的绘画讲解，拎着录音机放张家锵唱的古曲诗词，意在培养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在班级的联欢会上，有一个山西来的男同学嗓音宽厚，用山西方言唱《交城的山》，迷倒了不少女同学。

　　那个时代的音乐形象是丰富多彩的，带给我的冲击近似于目迷五色。我像一个饕餮之徒，不加选择地摄取。首先是一些传说中的名家名曲得以真正耳闻，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独奏曲《新疆之春》，大城市知青们经常挂在嘴上。比如贝多芬和莫扎特，所有对外国音乐有接触的人都要提到。比如爵士乐，我是在乡下野地的窝棚里，从一本不知道哪冒出来的《音乐词典》中看到这个名词，知道是美国的黑人音乐。那几年，听了不少著名音乐家的代表作品，最喜欢的是西亚风格的音乐。在所有的交响乐中，俄罗斯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孤零零的船随着波涛的起伏忽上忽下地颠簸。还有海菲斯的《流浪者》，暮云低垂的草原上，一行人赶着马车逐渐消失在地平线。后来，看到张爱玲谈音乐的文章，说最受不了的就是小提琴，把人生可以依恋的东西都拉没了。海菲斯的演奏可以说是典型，可人生原本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就是邓丽君的歌曲中，我最喜欢的也是一首怀念故乡小山村的歌。在陌生拥挤的大城市里，山野之人亲近自然的本性，只能借助音乐得以巩固。别人操着各种音乐的行话，头头是道地分析交响乐，听得我头晕脑涨。至于指挥的艺术就更不懂，后来在一个朋友家，用高级音响播放卡拉扬指挥的交响乐，听了以后才多少有些开窍，他的指挥风格极其严谨，和小泽征尔的风格确实不一样。张爱玲说交响乐是计划好了的阴谋，四下里埋伏好突然杀出来，像“五四”运动一样，浩浩荡荡地冲过，然后又什么都没有留下，可谓形象与深刻。交响乐的时间形式是封闭的，描述的空间因为过于饱满而拥塞。我才能够应对朋友善意的改造，坦然地承认自己对于民歌的推崇，以为国外的多数歌曲是国外的民歌，西洋发声法也是基于西洋民歌的发声法。

　　四

　　音乐的爆炸形成新的噪音，强制性地敲击着人的耳鼓，使空间更加拥挤，彻底倒了我的胃口。进入北大之后，第一个感觉便是宽敞和安静。学生的文娱水平自然不如从前的学校，但是各路著名歌唱家纷纷来演出，有了选择的余地。女友中多有音乐爱好者和艺术鉴赏家，相约了看演出是课余的常事。有一次，一个颇有名气的男高音来开独唱音乐会，我和好友去听，回来的路上，我问她感觉如何，她答曰像一头牛在吼。她从小吹箫，且性情平和，受不了高分贝的振动原在情理之中。从此以后，不再用这样的方法折磨她。只是在日本的时候，朋友请我们一起去听早稻田大学的男声大合唱，又一次经历了大振动。那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合唱团，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少学生因为参加他们的活动连续留级也在所不辞。他们的节目分三组，有分声部的大合唱，有男扮女装演唱的诙谐曲，还有民间风格的抒情歌曲。这是我一生听到的最好的青年男声，在此之前，我只是在北京听过芬兰蝈蝈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因为是用芬兰语演唱，歌词的意思是无从知晓的，只有美妙的声音留下难以忘怀的感受。于是明白歌词只是帮助发音的媒介，真正的艺术体现在声音中——但那是一群中年人。这次是她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尚未回答，她便说，他们的演唱真体现着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我深以为然，觉得她把握了音乐的文化精神特质。

　　进入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听音乐无疑是最好的方式。有一次在莫斯科，一个作家的大型聚会中，看一支乡村民间音乐团体的演出。所有的女演员都穿着花布的紧身大摆裙，随着节奏鲜明的音乐浑身抖动，脚下步伐细碎，快活地旋转呼叫。而且，他们使用的乐器中，有不少打击乐是农具和日常用品，连搓板都能敲打出明快的节奏。当时的感动是强烈的，俄罗斯正经历着空前的混乱，民生的状况很艰难，但是他们乐观而自信，这样的民族是不会被战胜的。这样的理解方式，对于欣赏音乐来说过于实用了。但是专业的关系，使我不得不经常从这个角度接近音乐。北京这个文化城市，也为我提供了各种机会。特别是成家之前，时间比较充裕，几乎所有的演出都要去看。从《编钟乐舞》到中国最早的现代流行音乐，从河北梆子到京剧，还有同学从家里带来的录音带。佐田雅志的歌曲就是这么听到的，他回肠九曲的歌喉唱尽了人生的悲凉。在人类文明的彼此融会中，我也因此接近了历史。也是在那位好友的家中，我问她日本的雅乐是什么，她立即打开音响。一种单调而尖锐的声音传出来，近似于中国的唢呐，但是比唢呐要柔和，曲调很简单，我听了一会儿就不听了。后来在京都博物馆，看见三个年轻人席地而坐演奏雅乐。一个吹笛子，两个吹近似于笙的乐器。他们都穿着唐代宫廷里的官服，无翅的黑帽子和翠绿的袍子，曲子也是翠绿的。由此推断，雅乐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回来讲给朋友听，她说那两个人吹的不是笙，而是筚篥。那么最早应该是从西域传到中国的，再东渡日本的。

　　成家以后的日子，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束缚，几乎没有到剧场中听过音乐，最多是从电视里偶尔听一会儿。每每以“大音稀声”来自嘲，其实连稀声也做不到，附近的车站半夜卸货，巨大的响动持续了十几年；工地施工也是彻夜声光不断，再加上房屋装修此起彼伏的各种金属机械的噪音，耳朵几乎丧失了细致辨别声音的能力。只有邻近军营的号声带给人安稳的感觉，一日几次定时播放，使人从机械轰响的噪音荒原中获得秩序感。唯一可以娱乐身心的，是每日清晨的一阵鸟鸣，带给我遥远的回忆。外子是个音乐迷，听音乐的时候神情专注，要排除一切干扰。有一次听一个外国的歌剧演员唱《冰凉的小手》，因为我的打扰而愤怒，说这么经典而又精彩的艺术你居然不听。我无言以对，除了忙以外，我对于西洋歌剧确实外行，而且就是中国人的美声唱法，我也很难欣赏，总觉得有一点说不出的不对劲儿。直到迪迪拜尔起来，才改变了这种偏见。自然美妙的声音淹没了技巧，整首歌浑然一体，加上音色的华美，听得我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时间紧张的好处，是我必须有选择地接近音乐。家里置办了音响之后，使我可以足不出户就听到上乘的音乐。特别是光盘的普及，选择的余地就更大了。所有走红的音乐，我几乎都听过。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一种说法，京城的文化人业余就干三件事：读金庸、听罗大佑、看《读书》。最后一件事我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金庸的书则八十年代中就开始看，听罗大佑的歌曲确实是那个时候开始的。通俗歌曲能够创作到他的程度，实在让人佩服。他对于乡土和童年的怀念，对于现代人生存的尴尬，以及音乐形式的精美自然，都激起我心灵深处的情感共鸣。他表达了失去家园的现代人，对越来越遥远的自然可望而不可及的向往。中国的音乐已经完成了自己艰难的蜕变，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崔健朴素的摇滚，唱出了当代人的迷惘；田震和大地纠缠在一起的歌喉，是对生存之本的巩固；李娜通往天国的声音，是灵魂寻找栖居地的渴望；至于三宝的音乐，更是自然之子回赠自然的浪漫想象，情感的形式是博大而又起伏舒展的……各种形式的音乐达到一定的水平，都可以诞生出优秀的作品。

　　尽管我听音乐的机会不多，条件也不能算好，但是我仍然是—个饕餮之徒。全家人坐在一起听古典音乐，是最愉快的时候。有了“随身听”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带着耳机听音乐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各种美妙的声音，带领我走出嘈杂的尘世，回归自然的母体，也回归了音乐功能的起点。我是—个凡人，不用操孔夫子那份圣人的教化之心。音乐、音乐，就是声音的逾越!

　　责任编校逯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