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欢

　　小引

　　民国时期的文人中，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都是冠绝侪辈、有目共赏的。

　　作为小说家，他的小说《沉沦》一经面世，便立刻因取材的惊人和大胆的描写震惊文坛，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成功的中篇小说”，使他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名气超过了鲁迅。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鲁迅的理性和郁达夫的感性，也分别代表了新文学创作的两个方向，“五四”时期的文学青年，一派学鲁迅，如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派学郁达夫，如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等。“而在有数的几位文艺先辈中，达夫先生应是最能攫住青年心魄的一位。”(萧乾语)之所以最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鸣，就在于他那独特、率真的“自叙传”体的写作风格，使每个年轻人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作为诗人，他的旧体诗“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除鲁迅、田汉外，抗衡者寥寥”(刘海粟语)。

　　作为散文家，尤其是他的游记散文之美，可直追魏晋南北朝时文风之精髓，有人甚至说：“郁的游记好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曾说“自恨对自然美并无敏感”，而郁达夫在描写自然和情绪上的才能，则早被公认为是现代作家中数一数二的。

　　郁达夫曾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他不仅是位天才，才情横溢令人难望项背，语言上的天赋，更让他极大地扩展了学养。他留学日本十年，口语的流利程度让日本学者都为之惊讶，英语和德语也都能用来轻松阅读和写作。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四年里，他从该校图书馆以“一排一排”的速度借书，阅读俄德英日法的小说，竟超过一千部。加上原有的深厚国学底蕴，使他在文学修养和见识上的高度，让后人难以企及。像他这样精通外语又素质全面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更可贵的是，他还是有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良知的爱国主义者。抗战一爆发，他的笔锋立即转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疾呼。写了多篇掷地有声的时论和杂文，据统计，他是抗战期间发表抗日文章数量最多的作家。他敏锐的政治触角，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连一向飞扬凌轹的郭沫若都不得不佩服：“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国人扬眉吐气、欢呼胜利时，远在印尼孤岛上的郁达夫，仍以化名“赵廉”继续与日军周旋着。8月29日这天晚上，穿着睡衣和木屐的郁达夫被一个青年人从家中叫出带到了一个咖啡店。其间他们用马来语交谈，那个青年似乎想请郁达夫帮什么忙，但郁没有答应，两人还争吵起来。据当时的目击人说，大约9点左右，一辆小汽车停在了咖啡店门口，里面坐着两个日本人，随后，郁达夫上了那辆汽车，从此神秘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虽然根据郁达夫当时已暴露身份这个事实断定他已经被害，但凶手是谁，行凶地点在何处，尸体又被如何处置等等细节，至今是谜。

　　1985年9月，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在富阳举办的“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称，根据他的走访调查得出结论——郁达夫是在失踪当晚就被日本宪兵扼颈窒息而死。这个结论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并采纳。1995年铃木正夫将该学术报告在国内出版，即轰动一时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但也有国内学者提出强烈质疑：铃木所说的那个日本驻苏门答腊的宪兵班长D，到底存在不存在?为什么几十年了都不肯站出来说出真相?如果说开始有顾虑，怕“当做战犯而受到追究”，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已98岁了的D，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笔者于2006年12月，在“郁达夫110周年纪念会”上曾目睹了国内学者与铃木正夫争辩，一时现场气氛紧张。也难怪国内学者们起疑，按铃木正夫所言，现在似乎只有D一个知情人了，他是当时的宪兵班长，也是他下令抓捕并杀害郁达夫的。而具体执行的两个手下又都死了。笔者也以为，D不露面光凭铃木所说难以服众，总之非谎即谜。

　　在日本投降半个月后，已穷途末路的日本宪兵为何还要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中国文人?原因不外乎两个：

　　一、郁达夫化名“赵廉”打入日军做翻译期间，接触过日军在苏门答腊不为人知的“秘密”。后因汉奸洪根培告密，郁达夫身份暴露，为掩盖罪行，日本宪兵才仓促将其杀害灭口。

　　二、郁达夫曾多次掩护和帮助抗日人士和爱国华侨，使之化险为夷，致使恼羞成怒的日本宪兵在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刻将其杀害。

　　会场上的铃木正夫面对国内学者咄咄逼人的质疑，并不正面回答。先是向大会宣布D已于几年前去世，然后又拿出了D的死亡证明示众，看来他也是有备而来。

　　一代文豪郁达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时年49岁，留给了世人无法解开的谜团，悲也!

　　回首抗战岁月，郁氏家族“一门三烈”令人唏唏动容。先是郁母因不肯离开被日兵占领的老宅，藏在屋后的山洞中，被活活饿死{他的哥哥郁华是上海的著名律师，曾多次帮助过共产党，后因国民党多次拉拢不成，于1939年U月23日被大汉奸丁默村派人暗杀。郁达夫已是郁氏家族为国捐躯的第三人了。

　　郭沫若在悼念文章中写到：“……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然而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1952年12月，郁达夫和哥哥郁华被中央政府追认为烈士。所以面对郁达夫，我们无法不肃然起敬，我更为将完成他的传记而忐忑不安。只因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今天，并没能得到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他如此超绝的文学造诣和爱国气节似乎还没能掩过对他“颓废”、“风流”的误读，尤其是“颓废文人”的帽子，让他一戴就是几十年。

　　很多人提到郁达夫，除了对他和王映霞的浪漫爱情和那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津津乐道外，对其大义凛然、抵御外寇的文人风骨却知之甚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郁达夫研究热直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仍没能还他以公道，笔者为郁达夫感到愤愤不平，更为这个时代所暴露出的种种浅薄而感到悲哀……

　　郁达夫在“自叙传”小说中敢于暴露自我真性情的磊落和坦荡，是“五四”以前的中国文人们不敢想象的。这种“大胆的个人情感宣泄”也与被两千多年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中国传统审美特征格格不入。轰动的后果可想而知。

　　但郁达夫毕竟是洒脱的，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子自然能摆脱尘

　　俗羁绊而遥遥领众人之先，来自世俗的种种浅薄他历来不屑一顾。所以他能依然平静地说出那句让世人震惊又再遭误解的话：“我是—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虽然他在血的洗礼中已经悲壮地完成了一个战士应该完成的使命；虽然他实现了他所追求的“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的夙愿。

　　我觉得，他是一个应该让世人牢记并怀念的伟大作家，这大概也是我知难而进撰写郁达夫传的重要源起。而当我带着创作冲动和种种好奇走访他的后人时，扑面而来的淳朴和亲切使我瞬间溶入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家族。

　　郁达夫一生中与三个女人结缘，共生育子女十一人，现健在六人，而这六个子女分散在六个地方，各有各的人生经历，直到1985年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举办“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的会场，才得以第一次团聚。郁达夫最小的儿子和女儿都已人到中年，竟是第一次与兄姐们谋面，喜极而泣的兄妹激动地拥簇在一起。

　　大女儿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笙有感而发，当场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作：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今日同叙天伦乐，思亲忆旧各潸然。

　　的确，他们同样坎坷、跌宕起伏的命运，让笔者也为之深深感动。这是种意外的收获，从他们的命运浮沉间，更能折射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郁达夫留给这个世界的是真与爱、纯与美的超逸文字，而这个世界却并没有回赠他应得的桂冠。

　　坎坷长女郁黎民

　　2007年8月，正值仲夏，南京、上海、杭州、湖南省的桂阳，这几个“火炉城市”更是骄阳似火，气温高达40℃以上。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穿梭于这几个城市间采访郁达夫的子女们，所到之处都令我感触深刻，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澎湃，炎热中竟浑然不觉。

　　郁达夫的原配夫人孙荃生育四人：龙儿(早夭)、黎民(现居桂阳)、天民(已逝)、正民(已逝)，和王映霞生育五人：飞(现居美国)、静子(早夭)、云(现居上海)、亮(早夭)、苟(现居昆明)；与何丽有生育两人：大雅(现居香港)、美兰(现居南京)。

　　巧的是，我采访到的郁黎民、郁云、郁美兰三人，分别为三位夫人所生。采访中郁云对生母王映霞的态度很出乎我的意料。他生于1931年，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在子女中，他长的最像父亲。如今已76岁的他身体瘦削却很硬朗，发型整齐，西装笔挺，毫无苍老之态。他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愿谈及有关王映霞的事情，因为从他记事起，他们母子就不曾往来。也早就知道他曾撰文批评过母亲，但没想到时过境迁心结仍在。

　　王映霞是郁达夫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但也因她伤情最重。1940年王在新加坡与郁分手回到国内，两年后嫁给了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婚礼在重庆举行，气派豪华、冠盖云集。巧合的是，同年同月，郁达夫也在印尼和当地侨女何丽有结婚；而导致郁王分手的“第三者”——被郁达夫怀疑和王映霞有私情的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也和徐悲鸿曾经的红颜知己孙多慈结了婚。不能不说这是各人的宿命使然。

　　但郁王所生的三个儿子却因此而命运多舛，开始了四处投奔的颠簸生活。应该说这是王映霞作为母亲的绝情之处，她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却让孩子们流离失所。这大概也是郁云与她断绝母子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而郁达夫其他子女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其中有多少复杂的情感纠葛自是不言而喻。

　　笔者之所以在此细说郁达夫两个女儿，是因郁家久有重男轻女的传统，郁达夫仅有的三个女儿中，除一个已经去世外，从郁黎民和郁美兰相差整整20岁的同父异母的姊妹俩身上，也许更能体现出别样的人生况味。

　　郁黎民是郁达夫和孙荃所生的长女，生于1925年。现已82岁，但思维的敏捷和心胸的豁达却让人欣慰。她的浙江话里又夹杂着些湖南口音，听起来着实费劲儿，但教师出身的她条理清晰的缓缓讲述，透过谦和的眼神传递，倒帮助我听懂并领悟了她所说的，在她干净朴素的老屋里，燥热也仿佛退去了很多……

　　讲得最多的还是她的母亲孙荃，还有“文革”中她和家人的那些艰难岁月。

　　孙荃是个少有的才女，因出身于书香门第，所以能够写得一手好诗词。她曾给郁达夫写的那首缠绵悱恻的《秋闺》：

　　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连郁达夫都不禁赞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但孙荃不够漂亮，性格又太过柔顺，让追求唯美和浪漫的郁达夫无法深爱。郁移情杭州美女王映霞后，孙荃开始了漫长的隐忍独居的生活，并开始吃素念佛，默默地做了一个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对他们要求严格，特别是唯一的儿子郁天民。

　　郁黎民记得有一次弟弟郁天民得了盲肠炎，高烧不退，必须手术。当把弟弟推进手术室时，孙荃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口中不停念叨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一幕孤苦悲凉的情景，深深刻进郁黎民的记忆中。

　　“母亲的一生太苦了!”说这话时，老人的眼神里贮满冷惜，却也多了丝坚毅，我理解这丝坚毅，虽苦，却很有尊严。

　　正是这种尊严，让郁黎民和弟妹们活得朴素却高贵。她们发奋读书，从读小学起，就养成了每晚都围坐在一起自学的习惯。一张方桌，一盏煤油灯，孙荃一面做着手里的活儿，一面敦促着她们学习，有时给她们讲唐诗和《古文观止》。

　　这无疑是种温馨的画面，可里面却明显缺少着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父亲。

　　父亲留给郁黎民的温情记忆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反复强调自己的名字。“文革”前她叫郁沽民，小名文儿。“这个名字是当年父亲给起的，一是因为我是郁文的女儿(郁达夫名文)，二是他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纯洁公民。”

　　她出生在富阳老家，生下她后，母亲孙荃生病缺奶，因郁家有不允许奶娘进家的严格家规，便把她寄养在一个奶娘家里。可奶娘自己还有好几个孩子，所以根本无暇照顾她，她常常饿得啼哭。就这样捱到了十个月大时，父亲郁达夫从外地刚回来，就跑到奶娘家去看他的第一个女儿。只见女儿正光着身子躺在尿布中哭叫着，郁达夫心疼得二话没说，急忙解开棉袍把女儿抱进怀里，然后雇轿子送她去了外婆家，并另雇了奶妈。就这样，在慈爱的外公外婆身边，直到六岁时，她才被送回孙荃身边上了小学。

　　她被父亲抱在怀中时虽然还是不懂事的婴儿，但来自父亲的温暖，却贯穿着她的一生。

　　12岁那年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因王映霞在父亲身边，所以她不敢对父亲撒娇。

　　那是1937年的秋天，全国抗战已经爆发，郁达夫早已投身抗战

　　的洪流中，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多篇铿锵有力的政论和杂文。

　　大时代的巨流中，郁黎民也开始了自己的坎坷人生。

　　小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天目山的一所战时中学——浙西一中。因为成绩优异，她可以享受公费就读。但战乱年代，岂能安宁。为了生活，她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去找工作。她做过田管处的雇员，做过青工团的抗日宣传员，做过《民族日报》的校对，还当过县政府的会计。1942年的9月1日，是记者节，她作为报社成员也出席了记者会，就在那次会上，她邂逅了一生中最亲密的爱人——时任二十八军军部秘书的邹陔笙。

　　邹君也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写得一首好诗词，这是他们最合意的共同爱好，并且为人极清廉正直，她评价他就像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莲一样，亭亭净植在污浊的社会里。第二年秋天，因日寇大扫荡，报社不得不迁徙，可她却患了恶性疟疾，中途被困在一个小旅店里，既没有旅费回家也没钱吃饭。有一天她正无力地坐在旅店门口晒太阳时，仿佛天降，邹君快步向她走来，抱起软绵绵疲弱的她，直奔医院……

　　1944年暑假，她从浙西一中的高师部毕业，便和邹君结婚了。解放后，她随邹君回到他的原籍湖南，被分到桂阳县一中教书。

　　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郁黎民在父亲那栏只写，“父名文，卖文为生。”在这个地处湘南山区的小县城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郁文就是郁达夫，所以也就不知道她是大文学家郁达夫的女儿。她觉得如果依仗父亲的名声让别人高看自己是没出息的表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的好评才是光彩的。她常对人说：“父亲一生走的是个人奋斗的道路，母亲一生也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熬过来的，所以我们姐妹兄弟也应继承他们的这种个性。”

　　她和邹君一生都过着清淡简朴的生活，正像她“洁民”的名字一样，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也从不乞求于人，两人的个性都很耿直，也很坚强。

　　桂阳中学是桂阳县的重点中学，郁黎民开始教语文，后来学校缺数学老师，领导问她能不能改行，她一口答应：“服从学校安排。”之后她认真进修并自学钻研，对学习和事业，她从来都不甘示弱，在母亲孙荃的调教下，她从小就已培养出肯学习、肯吃苦的执拗性格。这种不肯服输的要强劲儿，使她工作成绩出色，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而邹君更是承担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课程，有时还教中外历史和世界地理。他渊博的文化知识和正直的为人赢得学生的好评。

　　后来从老家富阳陆续寄来的一些她分得的郁达夫的版税，才使学校知道了她的身份。但这并没给她带来多少荣耀，反倒在“文革”中多了她的一条罪状——“反动文人的女儿”。

　　其实早在“文革”前的各项政治运动中，邹君都被卷入，什么“四清”、“思想改造”、“肃反镇反”、“反右斗争”。这个抗战时期为报效国家而投身戎马生涯的一介书生，草檄军书，先后随国民党六十二师和二十八军驻扎在浙西前线，直到抗战胜利。随着内战打响，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遂毅然投奔了共产党。解放前夕，被党组织派往衡阳市，以江东岸警察分局局长的身份作掩护，为解放衡阳市做了大量工作。但这段“地下工作”的历史很少人知，所以“文革”初有口难辩的他，还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监督劳动。而郁黎民虽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同样被开除公职。

　　此后13年，郁黎民一家开始了被她称为“暗无天日”的生活。

　　夫妻俩时常挨斗，特别是邹君，按头、罚跪、被拳打脚踢，在那时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让他跪铁砂，回到家后，郁黎民为他清洗膝盖上的伤口，挑出细屑时，发现他呆滞无语。他想到了死，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根绳子，藏在枕头底下，他一生刚正，怎能受这奇耻大辱。但他却下不了决心，不是怕死，而是怕“畏罪自杀”之罪名给儿女们带来更多的灾难。

　　她当然看出他的心思，几十年相濡以沫，她太了解他了。她对他说：“你死了也是白死，我们并没犯什么罪，为什么白白送死，我们一定得挺下去……”

　　工作组长对她说：“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你和他划清界线，和孩子们留下来，一条是你们全家一起去改造。为了照顾你，给你选择的机会。”

　　她平静而干脆地说：“我们一家不能分开。”

　　于是他们全家被遣送到邹君的老家——一个交通十分不便的偏僻的乡村。他的老乡们说：“早知道他落到这样下场，当初何必送他出去读书!若从小让他学一门手艺，现在也不会害他这样吃苦了。”

　　一年又一年，风霜侵袭着乡下艰苦的岁月，他们苦中作乐，又开始读起书，作起诗来。其间“文革”的第三年因当地造反派四处乱打乱抓，郁黎民曾逃回过一次富阳老家，但近乡情怯，又怕连累母亲孙荃。哪知孙荃却安慰她：“连我这样足不出户的老人都有罪，何况你们。你们得坚强地活下去，国家主席和元帅们不也在受难吗?不会长期这样的，早晚得有个水落石出的。”

　　母亲的坚毅和远见卓识又一次激励了郁黎民，她知道母亲和弟弟的境况同样困厄，弟弟郁天民也已被打成右派，从工作着的浙江司法厅被勒令回乡监督劳动，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作家”、“反动文人”郁达夫的老婆和儿子。

　　1978年3月，孙荃去世，临终时曾说：“在我弥留之际，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历史的阴霾终于过去，1979年，邹君被平反，时已68岁。桂阳一中给夫妇俩补发了12年的工资，他们用这些钱在一处半山坡上盖了一幢二层小楼，院里种了桂花、枣、橘等果树，还种了玫瑰、菊花等花卉。大半生风雨飘摇，如今散步在自己宁静清香的小院，他们终于过上了安稳平定的晚年生活。直到2000年，邹君以89岁的高龄安然离去。

　　现在，这幢小楼的一层住着郁黎民的大儿子一家，为的是方便照顾她。她自己住在二楼，平时大部分时间待在那间宽敞的书房里。书房外还有一个平台，看书看累时，她便踱到平台上向远处眺望。因为楼是盖在半山腰上，所以从平台上可俯瞰半个县城。

　　在她的书房里，除了她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图书外，便是有关父亲郁达夫的作品集和研究者所写的评论集。各种版本竟有几百种之多，很多还是国外版本。出版时间的跨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已有80多年之久。

　　看到我吃惊的样子，老人微笑着说：“我是一个作家的女儿。当然不能太丢他的人，我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包括做人。这些年我细细地研究他的作品，发现他的作品里的确有种非常宝贵的思想，就是真实与真诚。他中年以后的小说清新质朴，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比如《迟桂花》，但我个人还是最偏爱他的诗词和散文……”

　　临别的时候，她对我说：“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学习我父亲的勤奋和爱国精神，他的思想境界，我的母亲是最了解的。她其实一直在等他回来，可惜他被日本人害死在

　　印尼，连尸骨都找不到，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终身遗恨啊……”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几天的采访中，老人第一次流泪。

　　16岁时，她曾写过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散文，登在《东南日报》上：“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你旧时的妻儿啊!富春江上下白帆点点，子女们正等待着您的归帆呢……”

　　但父亲并没有看到。

　　1965年郁达夫殉难20年后，她又写下饱含深情的诗篇，来纪念父亲：

　　一代文人陨，千秋国土哀。谁怜身饲虎，万里不归来。

　　海外飘零久，颓唐事岂真?旌旗弄鬼蜮，慷慨一诗人。

　　一门彰节烈，惨痛那堪言。今日应含笑，繁花灿故园。

　　异域埋忠骨，于今二十年。应怜众儿女，惆怅望南天。

　　也许郁黎民对父亲郁达夫的寻找和怀念，将注定在这种惆怅中永远不能释怀。著名女作家冰心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时所说：“战争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郁达夫)这件事。”

　　这真是所有热爱郁达夫读者们的心声!

　　南京，遗腹女郁美兰

　　说实话，在见郁美兰女士之前，我是很有些好奇的，无疑，她的人生经历更有传奇色彩，她是在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早上出生的。可以想象，在当时还不知道郁达夫已经被害，只以为失踪的情况下，她的母亲——个毫无文化，只会说印尼话的24岁的年轻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身边还有个一岁多的儿子，她的境遇该是多么令人同情。而这个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的遗腹女，她的成长中又将有多少坎坷在等待着她。

　　但很出乎我的意料，眼前的郁美兰女士穿着讲究，充满朝气，完全看不出她已经61岁，顶多50出头的样子。

　　如果说郁黎民老人身上的淡泊和从容，还留有太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痕迹的话，那么郁美兰身上则完全是时代女性的现代感和浓浓的时尚气息。她开朗热情，和我想象中的忧郁气质毫不沾边。

　　她的头衔是“江苏省侨联主席”。

　　在她的办公室里，看她雷厉风行地处理着工作，对她的干练机敏不禁油生敬佩。

　　当我把我的感觉告诉她时，她很理解地说：“其实很多人都和你有同感，我虽然是遗腹女，但我的出生却不像父亲所写他自己是‘悲剧的出生，我觉得我是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的，我体会最多的是周围的华侨们对我们一家的帮助……”

　　我想在这里有必要先向读者交待一下当时的情状，因为1942年2月4日，郁达夫和胡愈之(著名作家、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等人在新加坡沦陷前乘船逃往印尼后，到他牺牲前的这几年经历，是不太被人所知的。

　　印尼当时还被日军占领，所以这些文化人进入印尼后，只能先隐藏在偏僻的渔村里，住茅棚，吃粗粮，加上语言不通，条件十分恶劣。为安全起见，掩护身份，他们隐姓埋名，分批转移到各个地区。郁达夫化名“赵廉”，和胡愈之等人在“巴爷公务”(地名，位于高原，气候好些，华侨也很多，因此隐姓埋名于此地，不容易暴露)开设了一个酒厂，这个酒厂为当时这批中国流亡文化人解决“生存的经济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们还开过肥皂厂、造纸厂，以求增加新的经济门路。酒厂成为这些流亡文化人的落脚点。

　　但不久后的一次外出中，郁达夫不慎暴露出精通日语，被日本宪兵队胁迫充任了宪兵队翻译。他也因这段经历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和诽谤，说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实际上却是因了这个突发的特殊情况，郁达夫才得以将计就计，利用这个翻译身份，做了大量保护同志和华侨的工作。1946年，周恩来总理知道郁达夫殉难后，派夏衍去新加坡了解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人的情况，著名侨领陈嘉庚曾对夏衍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过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追捕的侨领。”还有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的负责人也对夏衍说：“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当翻译一年后，郁达夫用了一系列几乎是“自残”的方式才终于从日本医官那里开出患肺病的证明，得以辞职。这些“自残”的方式包括用冷水冲身，让自己伤风；为了咳嗽，不惜狂饮酒，甚至吃鸦片……

　　1944年年初，郁达夫的真实身份终于被一个华侨汉奸发现并告密，但此时的郁达夫却首先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危，及时通知胡愈之等人迅速转移，以免牵连进去。

　　之后郁达夫独担风险，直到牺牲。

　　当得知郁达夫被害后，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华侨朋友都来到他家里看望孤儿寡母，并送钱送物，“这对刚刚经历了分娩和失去丈夫痛苦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安慰啊。”

　　郁美兰充满感激地回忆到，正是这些好心人的关心和资助，才使她们娘仨渡过难关。后来这些捐款由当地侨领，也是郁达夫好友的蔡清竹先生代为管理，用于生活费和兄妹二人的读书费。这笔钱一直到郁美兰八岁时才全部用完。为了生活，朋友们劝何丽有改嫁，但何丽有却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条件，就是要能保证大亚和美兰去首都雅加达上学读书。

　　这个没有文化的质朴的女人直到丈夫被害后，才知道自己嫁的人竟是中国的一个大文学家。

　　郁美兰说：“我理解父亲的苦心，他选择一个容貌平常又没有文化的当地侨女做太太，恰恰说明了他在身陷狼窝的斗争环境中，为免暴露身份所用的一片苦心。我也非常钦佩我的母亲，她虽然没有文化，却非常善良和伟大，她用温柔和质朴让父亲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得到了慰藉和温暖，而父亲对她也倍加呵护和体贴，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常对我和哥哥说，你们的父亲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啊，哪个朋友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相助，常常是出门时带着钱，回家时却无分文了。在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母亲始终很坚强地面对困难，尽全力让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无愧于她挚爱的丈夫。”

　　何丽有改嫁后，郁美兰兄妹来到雅加达上学，读华文学校，住在蔡清竹家里。1957年蔡回国，定居在厦门，又把郁美兰兄妹托付给他的二女儿接着照管。

　　渐渐长大的郁美兰从报纸上，从父亲朋友的长辈口中，逐渐了解着自己的父亲。自懂事起，她就对父亲有着强烈的“探秘”心理，她渴望了解父亲的一切，她近乎贪婪地读着有关父亲的纪念回忆文章，更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能报效祖国的有用的人才。

　　1960年7月1日，在郁达夫的挚友胡愈之、郑振铎等人的亲自关照下，郁美兰兄妹终于回到国内。他们先是被安排在厦门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著名侨领陈嘉庚创办的。不久又进入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在校学习的五年中，她的生活费大部分由国家负担，加上胡愈之等人的时常关照，让她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怀着感恩的心情，她刻苦学习，在该校读完整个初中和高

　　中课程后，于1965年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

　　然而，她上大学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喊口号，贴大字报，郁美兰没有想到还有攻击她的大字报，说她美化了海外华侨资本家是靠“勤俭持家”发达的。原来活泼开朗的美兰平时在和同学们聊天时，说起过海外华侨创业的艰辛，想不到竟成了一条罪状，这让她哭笑不得。但她可不是性格软弱的人，非但不弱，还挺勇敢。她与那些攻击她的造反派们据理力争，最后索性什么派别也不参与，自顾逍遥起来。

　　趁着大串联的机会，她跑到海南的“加来”华侨农场，去看望在那里定居的母亲。1960年，因为印尼的“排华”政策，何丽有被安排到这个农场定居。她改嫁后，又生下五个孩子，但丈夫却在1963年因病去世，丢下她和五个年幼的孩子，困境可想而知。孤儿寡母没有依靠还时常挨欺负。郁美兰在海南住了十天，有一次，村里又有人欺负弟妹，郁美兰再也压抑不住怒火，气愤地找到农场场长，义愤填膺地去替母亲讨公道。这一理论还真管用，因为她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这一名头着实震住了村里人，从那以后村里人竟再也没人敢欺负何丽有和孩子们了，临走时，郁美兰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母亲，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容，她只能安慰母亲，日子会慢慢好转起来的。

　　她觉得母亲是一个有着坎坷命运，极为普通的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员，平凡得就像大地上的一棵小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和父亲郁达夫在一起时的两年半岁月，留给她的却是永远温馨也伤感的回忆。直到郁美兰的哥哥郁大亚后来到香港定居，把何丽有和她的孩子们也先后接了过去，生活状况才得以好转。

　　1970年，郁美兰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分配，按照她的学习成绩是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的，但报效祖国的心愿一直是她心中的一个理想，她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工作。于是她被分配到新疆独山子炼油厂，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

　　新疆落后贫瘠的生活条件让郁美兰至今难以忘怀。她说：“有了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里推着自行车换液化气的经历，对以后克服工作和生活的困难，才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在边疆生活的十年，我恐怕不会有今天可以从容地面对各种实际工作和生活的挑战能力。”

　　在新疆的十年中，她还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爱人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一个非常优秀和沉稳的男人。早在北京读书期间，她因为经常在周末去胡老家，在那里与胡序建相识，他们相互欣赏，很快就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

　　1980年，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将他们夫妇调到了南京，胡序建身兼要职，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郁美兰则先在金陵石化工作了七年，1987年调到了江苏省侨办国外处，直到担任了侨联主席。

　　郁美兰的工作能力很强，除了所学的机械仪表自动化专业外，英语和马来语也非常娴熟。在新疆炼油厂工作期间她先是当助理工程师，后来厂里发现她还有其他才能，便又把她调到厂部情报室管理外文资料，再后来叉要她去职工大学教英语，“郁美兰的工作总是获得上下的一致好评”。

　　20年的侨务工作，其实也在实现着郁美兰报效祖国的心愿，她牢记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有着与生俱来的与祖国休戚相关的爱国情怀，工作中她常常被侨胞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郁美兰热爱侨务事业，她的母亲就是一位华侨，父亲郁达夫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在海外，并因正直慷慨的人格魅力在华侨当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郁美兰对此深有感触，每次到国外出访都会碰到这样的奇遇，当她把名片送给海外朋友时，对方一看她的名字，竟说：“哦，您是姓郁达夫的郁。”而当对方知道她竟是郁达夫的女儿时，不禁更大喜过望。郁达夫在海外华侨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所以郁美兰也把侨务事业视做父亲的未竟事业而用心去做。

　　在采访过程中，郁美兰身上洋溢着的朝气和活力始终感染着我，我问她是如何保持这么旺盛的精力去工作和生活的，她笑了，说是事业使她年轻，因为内心总有工作和奉献的激情，所以便总有青春的活力。

　　临走的那天，郁美兰女士亲自开车送我，坐到驾驶位上，她戴上墨镜扬起下巴的一瞬，自信果敢瞬间流露。打开音响，是旋律优美的小提琴乐曲。曲意悠远令人沉醉。我一边听一边想起采访中郁美兰说过的一句话：“父亲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亮，当我想念父亲时，我便会向天空遥望……”

　　责任编校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