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成

　　一

　　通过对自己的“回顾与研究”发现，大约是过了2000年之后我才开始逐渐变质的，才开始灵魂有问题的。先前的操守、先前的价值观、先前的理想，包括多年形成的个性，都是在2000年以后开始纷纷坍塌，开始渐次滑坡的。有人说“三岁看到老”。这种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这一源自民间的论断脱离了人与社会的那种“502胶”似的关系，既不足为凭，也不足以信。岁月之风不仅可以让坚硬的石头风化成柔软的沙子，也可以让灵魂发生质的变化，跳跃向前的岁月有能力把你“变化”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你。

　　多么强有力的岁月呵——

　　坚持一成不变该有多么的难。

　　我知道，有些同志(甚至还包括一些年轻的同志)是反对变化的——骨子里的意思是说，一切自生自灭就好。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变化并非是主观的驱动、主动的求变，所谓的变化，是在你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即便是一时冲动，也应当透视或者看到社会的作用力。请原谅，这不是浅薄，而是一种发现。如果同志们对此有兴趣的话，有机会我们可以针锋相对、真刀真枪地讨论这个问题。

　　好了，不兜圈子了——直说吧，我现在很想买一辆小汽车，而且这种想法一经冒头就驾驭不住了，似乎它已经在我的大脑神经罩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成为一个随时都可以启动的程序了。坦率地说。在2000年前后，我是一个城市打车族成员，上下班全部打车。我认为，我不能再折磨自己了，我这一生已经被莫名其妙的“操守”折磨得够呛了，我应当正确地对待自己，爱惜自己。那么，在这之前的之前——请注意我的表述，是“在这之前的之前”，我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后来，骑生气了，骑自行车的形象可以不谈、不论，上坡那个熊样、下坡那种得意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自行车是需要“伺候”的。同志们，“伺候”自行车并非是一桩易事，你要经常地对它进行保养、维修，更换零部件等等。而且，常年骑自行车，一定会使你的前列腺受到长期的压迫，就像在放水的小胶皮管子上压一块大石头似的。这样子，特别是在三九天里，你的立式排尿就会有些问题，而且状态非常荒唐。所以，我听从了一个养生爱好者的建议，不骑自行车了，改坐“大汽”(公共汽车)或者坐“大辫儿”(无轨电车)上下班。

　　“在这之前的之前”，城市里是有“自行车流”的。尤在下雨天的时候，在高处选择一个可以俯瞰的角度，你会发现自行车流特别地好看。每个骑自行车的人，或者穿着各种颜色不同的雨衣，或者像玩杂技似的举着一把花伞，姹紫嫣红地在雨中浮动，像一群流动着的彩帆，很有诗境，也让人梦魂萦绕。毕竟那个年代我还很年轻，天下不服，喜欢战斗。就是在那样一个咄咄逼人、敢想敢干的状态里，我也从未产生过去买一辆小轿车开开的念头。这是多么令人费解的事情呀。

　　在那十几年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日子里，我的自行车一共换了三台(“永久”、“孔雀”和“凤凰”)，换句话说，是骑坏了三台(不包括丢的那台一天未骑的“国防”牌新车)。我记得，最后的一辆自行车还是七成新的，枣红色的车身，虽然有一点坤车的味道，但是，骑着它的却是一个十足的男人。尽管如此，骑自行车骑“生气”之后，我还是下定决心把它送给我的连襟了。

　　实话实说，我的连襟生活是比较清贫的，他非常羡慕那些早晨在报摊上买报纸的人，同志们，他也非常喜欢看报啊，但没钱买。我听说他的那辆破自行车刚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我放弃骑自行车的决心)。按说，我把自己的那辆七成新的自行车送给他，应当是近似于“雪中送炭”、“雨中送伞”的行为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却表现得滞滞扭扭的，真的是不想要的样子，表情也非常不好看。我立刻明白了，这家伙是在跟我玩自尊。于是，我撂了脸，把自行车硬送了过去。这个世界也太他妈的匪夷所思了。

　　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我明白了。他是对的，他再穷，他也是一个男人哪。

　　二

　　那么，“在这之前的之前的之前”，即在我骑自行车之前——这要说到我的少年时代了——这叫回顾。在我的少年时代，不要说骑自行车，连尘土飞扬、马铃儿哗哗响的马车都极少有机会坐上去。换一句话说，即那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坐车的概念，出门就是走路。

　　每天必走的路是上学与放学的路，而且没有一个人对行走提出过什么异议，或者认为有什么不安全隐患，更没有什么家长接送，乃至什么“好苗苗送子车”之类的事情。在那个不成熟的时代，我眼中的世界很小很小，除了黄天霸、姜子牙还有古巴，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最崇拜的贝娄和辛格这么俩人儿。现在，只要是到了上学或者放学的时间，你就看吧，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校园外挤满了来接送学生的人，排满了来接送学生的轿车、送子车。这些车各种档次的都有：尼桑轩逸、本田思域、美瑞、马自达6、东风雪铁龙凯旋、皇冠、沃尔沃、奔驰、宝马、颐达、骐达、伊兰特、飞度、威驰、雅绅特、乐风、悦达起亚、波罗、本田雅阁、尼桑天籁、丰田花冠、标致307毕加索……但是，几年下来，前来接送的人员又忽然不同了，过去是由哥哥姐姐，或者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接，现在这样的人少了，增加了一些专职阿姨、办公室的干事、父母的司机，或者专门负责接送孩子的钟点工。我们那个时代不存在这种事，除非是在学校惹了祸，学校责令家长把孩子领回去。总之，出门无论干什么，都是走。我记得我们几个小崽子或者小孩儿(那个时代被称做“小朋友”是很奢侈的)上公园去，从道里到南岗就是走。不要说在市里了，就是到县城或乡下的亲戚家，普通的百姓也都是扒货车去。当然，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公共汽车，有，而且还有有轨电车，但是，坐车的大都是些领导同当或者侨居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我们只是一个个走在车外的贪婪的看客。尽管贪婪，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堂而皇之地坐上这种车，总觉得坐车是与己无关的事。有时候到乡下去，能搭上一段马车，仁慈的上帝呀，简直欣喜若狂了，如同中了彩票一样。

　　后来，城市发展了，国家发展了，进步了(变化其实是一种进步哇)，才开始有了自行车。这里需要提示一下，现在的人也走路，但绝不是坐不起车，或者买不起车，乃至单位没有提供车给他坐，而是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减肥。有一年，我在温哥华看到几个洋人骑自行车，当地的华侨作家见我的表情有些庸俗的变化，便跟我解释说，他们并不是买不起轿车的穷人，而是有钱人，骑自行车是为了锻炼身体、娱乐……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吗?

　　华侨作家说，那倒不是。

　　当我们伟大的国家和这座英雄辈出的城市，包括我本人开始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七十年代了。而今，居然想到要买一辆小车，真是有点匪夷所思，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三

　　清楚地记得，我从连襟家出来，心里真的有点舍不得自己的那辆自行车。那些年，它帮了我多少的忙啊，驮煤气罐，搞对象，带孩子上学，上领导家送礼，

　　去火车站接样子古怪的文人朋友，跟一些不着调的人郊游，等等，等等，唉，送过自行车之后，那其业是：“一步一远兮，足难移”哟……

　　把爱恨交加的自行车送走以后，我开始改坐“大汽”和“大辫儿”。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坐车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大汽”十分拥挤，乘客之间经常因为拥挤过度或者拥挤不当而相互打仗。我本人就差一点儿打过一仗，主要是对方挑衅，欠揍，需要教训他一下，他应当理性地活着，我想让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世界。另外，那个时候我的个人修养不太好，我早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少年。不像现在，人家怎么欺负我，我都不吱声，老老实实地，笑眯眯地听着，看着，并不断地点头(过来人嘛)，以至于不少人都认为阿成是一个可以欺负一下的人，可以用欺负阿成来彰显一下自己的牛皮与“正义”。这是非常有趣儿的事情。此为笑谈，及时打住。还说打架，我正准备要教训一下对方，对方立刻说我骂他了，显然他是软了。我轻蔑地说，狗屎。便放弃了武力训诫对方的方式。另外，那时候我刚刚到文联工作，是文人了，再打架就不合适了。

　　坐“大辫儿”时代的故事很多的。

　　记得，有一次，我坐“大辫儿”回家的途中，在车中间的交接处，看到一对老年婚外恋者。在拥挤的乘客当中两个人默默无言，彼此传递着深情的眼神儿。看着这种情景真是让人同情，让人心酸。我当时就想，如果他们有一辆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大辫儿”该多好。毫无疑问，那属于我当时的幻想。什么是幻想?就是别一种心理抚慰。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国家改革我也改革了，上下班改为坐小巴了。

　　这里还要扼要地回顾一下。

　　七十年代末，我是开过面包车的，那时候我在市城建局工作，职务：驾驶员、司机、“车豁子”(之为俗号)，开一台崭新的熟蟹子壳色儿的面包车。开着这台车在哈尔滨行驶非常特别，相当招摇。当时，这座北方名城只有两台面包车，因此车一上路，每天都能牵动很多人的眼球，甚至有人在我的车前摄影留念。

　　我毕竟还是一个社会人，自然有一些杂七杂八朋友的人，所以，在那个让人笑个倒仰的年代里，有许多新娘就是坐我的这台面包车嫁到婆家去的。粗略地算一下，坐我车的新娘至少不下五十位。而今，城里的面包车海了去了，而且已经“降格”为私人营运的车了。

　　乘坐这种私人营运的小巴比乘坐“大汽”和“大辫儿”贵一块钱，但是，它方便，快，保证人人有座。可以这样讲，2000年之后坐小巴的乘客，大都是一些正走在致富征途上的个体户，或者小额受贿者及其家属，当然，也含着极少数的像我这种靠稿费贴补生活的业余诗人(那时候我主要写古体诗——即未老先衰矣)。

　　属于私营性质的小巴车和“大汽”、“大辫儿”是同一个站台。所以，同样等在站台上坐小巴走的人就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优越感、牛皮感，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要知道，这种庸俗的状态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啊，特别是那些处处仰人鼻息的人、俯首帖耳的人，不得不阿谀奉承的人，人下人的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就更是如此。那么，我有没有优越感呢?没有，我觉得我属于那种不会过日子又大手大脚、贪恋舒服的人，一句话，属于没有出息的人，瘦驴屙硬屎的人。我也跟着上述这些人一块儿登上了小巴车。

　　在小巴车上我了解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那时候已经有移动电话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粗话、他们的不要脸、他们的仗义、他们的不拘小节、他们出类拔萃的智商、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他们的满嘴谎言——尽管小巴车里绝对没有爱情——为什么小巴车里不产生爱情呢?是金钱作怪还是行程太短的缘故?还有，小巴车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司机还是女乘务员，都瞧着不美，而且都很邋遢，都有一股汗泥味和廉价的剌鼻的化妆品味儿。这真是咄咄怪事。

　　有一阵子，城市的居民管这种私营的小巴叫“疯狂老鼠”。它们的确像发了疯的老鼠一样在城市的街道上乱窜。随着伟大祖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创作热情的高涨，稿费标准的小额提升，个人收入的增加，我决定改坐“的士”。这倒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小巴车的车况也越来越差，而且，经常超员行驶，加了不少小凳子，像塞满了各种杂物的逃难车，人在里面几乎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当一爿异常肥硕的臀部像一面张开的降落伞似的罩在你那张由于熬夜而变成绿豆色的窄脸时，你就彻底地灰心了。再加上阿成同志的年岁也逐渐地大了，耳边已经响起了“大叔”、“大伯”、“大爷”、“老家伙”、“老东西”这样的称呼了——尽管对文学创作而言，这一年岁才刚刚开始进入最佳、最妙不可言的时期，思想的ageing，笔力的experienceand force，艺术的perfection(真不好意思，但这是事实。其实，作家一共拥有两段创作旺盛期，一个是青年时代，另一个就是老年时代——中国人没有中年时代)，相当美妙。但是，这可并不意味着其身体也同样充满活力与张力，朝堂的明镜之前，新添的华发就是一个证明，就是一个迷人的微笑。

　　的确，2000年以后，本人虽然还不算极其地老，但也绝不能说还极其地年轻。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如果自己不是纯粹的葛朗台的话，那就应当改乘“的士”了，该换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了。当然，我非常清楚，每天20元的出租车费可以买750克猪肉和一只三黄鸡(据说哈尔滨的牛肉马上要涨到20元1市斤了)。但是，这样的盘算与换算是有问题的。我们当中的很多同志，很多家庭，一直被这样不道德的换算与盘算欺凌与蒙骗着。同志们，这是一道伪命题。我们不应当这样算计我们的欲望与生话。算计倘若必须，如果控制不了，驾驭不住，那是对恶人而不是对自己。一天到晚总是在低着头算计自己的人，那样的日子也太他妈的了。我和我的父辈们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我们应该告别那样的日子了。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不是让大家一块儿算计自己，每天都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像个罪原体似的，一副谁都对不住的样子，而是要尊重生命，告别自欺，走向健康的、阳光的、幸福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会原谅自己。

　　一句话，“打的”上下班，坐着更舒服一些。

　　人坐上“的士”了，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侧过头来，看到那些仍然在坐“大汽”、“大辫儿”，或者小巴的同胞、同伙(过去，我们常在站台上一边等车，一边聊天儿——他们都非常关心世界形势，喜欢拿一些国家元首开涮)，心想，王阿成同志不行了，累了，有疲劳感了，坚持不下来了，恕我先走一步去坐出租车了。

　　——这也是我自坐出租车以后为什么给报纸的随笔写得愈来愈多、越来越认真的缘故。说白了，就是为了多挣一份打车钱。我算了一下，每天按20元的车费计算，一个月打车费需要600～700元。还可以，我可以把这笔钱挣回来。这样还可以少写一点小说。坦率地说，小说太难写了，特别是短篇小说，想想看，用一个筐装一列火车显然是太难了，如果用一列火车装一筐桃子，那就绰绰有余了。

　　四

　　我们还是回到买车的话题上。

　　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我并不是没有遭遇到买车问题。这期间，城市里的私家车已经出现了，城里的每条街道上都有私家车在跑，而且增幅很大。先是一些有钱人，接着是年轻的、漂亮的、表情严肃的二奶，个别受贿者及其乐不可支的家属。他们都开着各种牌子的私车，像凯旋、毕加索、轩逸、迈腾，等等，招摇过市，牛皮过市。而且，他们选择的车号都是有几个“8”，或者几个“6”，明确地彰显着他们的欲望与之相对应的祈祷。

　　接下来，好人、纳税人、梦幻之人开的私家车也越来越多了，随处可见了。

　　不过，我很不屑，心里那张脸对此情此景非常地鄙夷。当然，这种表情、这种心理相当复杂，相当庸俗，相当矛盾，相当蛮不讲理，也相当地自欺欺人。但是，这毕竟是一种绝对的真实——同志们，正因为有这种妙不可言的真实，话剧、歌剧，包括小说，才显得魅力四射，才能够引人入胜，才能让更多普通的，初中以上，高中以下的人击节而和之——我的故事主要是讲给具有初中以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们，也包括《买车简史》。我跟好作家很不同，我写作是有对象的，仿佛他们就坐在我的面前听我讲这讲那。

　　必须承认，从2006年以后，即我历经了差不多六年多的打车生活之后，一种魔鬼般的买车念头逐渐地在我的心里形成了。

　　——的确，社会生活是雄性的，强悍的，是有着旺盛占有欲的。而我们这些社会人大都是雌性的，是很容易“受孕”的一族。现在，既然已经“受孕”了，打胎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而且你也打不掉，打不干净。于是，心里就想，买一辆便宜点的，三四万块钱的小车也不错……像哈尔滨出的那几种，路宝哇，赛马呀，都在三四万元左右，买得起的，而且车还挺漂亮的。

　　有一次，在打出租车上班的途中，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一位长得像“好兵帅克”似的司机讲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特别喜欢跟司机聊天儿，因为我是出资方嘛，我不仅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指挥权，而且心情也很好啊，非常放松啊，还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味道，首长的味道，不聊天儿干什么呢?享受啊。而且，这种聊天是很安全的，说说实话没有任何问题，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后果，植下任何隐患。同样，跟出租车司机谎话连篇，吹吹牛也毫无问题(当然，你不要说你有一千万，有一千万的人是不会打出租车的。要知道，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到大学来一次社会学讲座)，下了车就走人了，谁也不认识谁。虚荣心还因此得到了满足。坐在出租车上自始至终一声不吭的，大都是一些胆怯的，或者正在承受生活压力的人，包括失恋的人。

　　好兵帅克说，你要是有的是钱，买车行，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个“但是”上)，如果你有的是钱，就千千万万不要买那种三四万块钱的车。一是，您这么大岁数开着丢人，都是大叔、大爷辈儿的人了，开那种小兔崽子开的车，让人看着有点不着调的、老不正经的意思(他妈的，大家不都说我长得年轻吗)。二是，才三四万块钱的车，你笨想想，能是好车吗?没开几年，拔铆了，散花了。所以，要买就买一辆好的，至少也得买一辆十万元以上的车。

　　我不好意思地说，爷们儿，我可不是有的是钱的主儿啊。

　　好兵帅克说，那不结啦。要是我，宁可打车也不要车。为什么?爷们儿，你想想，三四万的车，加上上税，上车牌，上保险，买各种附件，再交养路费、过桥费，等等，再加上油钱——这还不算，咱哈尔滨的天气冷，冬天零下二三十度，你得有个车库吧?一个车库得多少钱?如果没车库，车不冻完犊子了吗?

　　我说，不是有防冻液吗?

　　好兵帅克说，爷们儿，啥液也不行，咱黑龙江这天儿，鬼都冻得直龇牙，还防冻液。啧。

　　我问，那——这个这个，买一个车库得多少钱?

　　好兵帅克说，十万元以上，而且还没有产权。

　　我说，那——如果租一个车库呢?

　　好兵帅克说，租一个车库，一个冬天，便宜的5000元，贵的6000。然后，你再出点交通事故。俗话说的好，常在江边站哪有不湿鞋的。你不撞他，他还撞你呢。尤其是黑龙江这个冰雪路面，一辆车刹不住，后面一撞一串儿，穿糖葫芦了，没招儿。再加上平时的剐剐碰碰、交警罚款，一个月下来两千元以上。爷们儿，你养一个儿子一个月才多少钱?你孝敬父母一个月给他们二老多少钱?买一个车就等于你多领养了一个儿子，多养一个爹。

　　好兵帅克问我，你希望多养一个爹吗?

　　我说，继父还可以。别的不行。

　　好兵帅克乐了，问，那你希望领养一个儿子吗?

　　我说，不希望。

　　好兵帅克说，这不结了。有了车，你还得好好伺候它们呢，刷车、洗车、维修。这下你可有活儿干了，你要是一百万的“奔驰”还行，还是辆三四万元儿的小扯淡、小玩闹的小车，这么伺候它，你说滑不滑稽?爷们儿。

　　我说，滑稽。

　　好兵帅克说，所以呀，还是打车便宜。往上一坐，首长一样，让上哪儿上哪儿，车坏了，撞了，罚款了，一切与你无关，拍拍屁股走人了，车钱都免了。另外，咱哈尔滨不像北京，地界大，听说现在整的都快八环了，没车根本不行，逼着你买车。咱哈尔滨，最长的路半个小时到了，那还得是堵车，所以用不着买车。是不是?爷们儿。

　　我说，是。

　　到了目的地之后，交了车钱我就下车了。没想到，好兵帅克又把车门打开，喊着说，对了，爷们儿，还有停车费呢，我刚才没算停车费。现在，车停哪儿都得交钱，少则2元，多则6元。还有，你有车了，好朋友就来找你，用车送一趟吧，或者借车用用，你送不送人家一趟?你借不借车给人家用用?所以，爷们儿，我劝你别买车了。

　　我心里想，好兵帅克说得对呀，的确，过去我给单位开面包车的时候经常送邻居上医院，给朋友送亲、送站，一天到晚，风天雪天，节日假日，求车的人多了。

　　于是，我咧嘴笑了笑，对好兵帅克说，不他妈的买了。

　　好兵帅克说，哎，这就对了。

　　说完，他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了。

　　五

　　但是，买车的念头已经像一颗生命力极强的种子似的在心里头扎根了，并且在心里逐渐地成胎，先是车轱辘，然后是车骨架、发动机，就差组装成形了。的确，在这一段“生长期”或“组装期”当中，在和朋友闲聊天儿的时候，有关车的话题也多了起来。

　　这是2006年末和2007年初的事。坦率地说，这一段日子我活得有点茫然。在心里，我自己对自己说，老哥，有点茫然了吧，是不是有点不成熟啊?是啊是啊，姜也并不都是老的辣呀。这车有点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挡不住的诱惑啊。

　　后来，终于顶不住“生长期”或“组装期”的日臻完美，其形象越发地亮丽与灵动，在我女儿楠楠的多次怂恿之下，我决定打车去“车市”看一看。

　　楠楠说，老爸，不买没关系，看一看也不花钱，就当你深入生活了。你不是常跟我讲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吗?

　　楠楠家有车，但我从来不坐，我宁可打车，或者走也不坐，坚决不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个同

　　学、朋友、工友、跑长途的铁杆搭档、外号“刘皮拉基”的司机同事——看来，在说我为什么“坚决不坐”之前，需要特别地介绍一下他，因为接下来的很多事都与他有关，是本故事的男2号，或者男1号的B角。

　　“坚决不坐”的事先按下不表。

　　刘皮拉基是个混血儿、二合水——属于二战时期的第二代产品：先是他俄国的奶奶跟一个中国人结婚，然后，是他的两合水的爸爸跟一个中国女人结婚，生了他。刘皮拉基长的挺帅，眼睛是灰色的，有点儿像狼眼睛那样凶狠，那样茫然。他会讲俄语，但水平极其一般。一次，他开大卡车去他的女朋友家做客，一家人整的挺热闹的，跟未来的大舅哥嘴对嘴干了好几瓶啤酒，那家伙乐的，都是狂笑。结果乐极生悲，出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刘皮拉基吃饱了，喝足了，腆着肚子满面红光地出来了，准备拉未来的老丈母娘去逛逛街——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潮乎乎的、彪了巴叽的老丈母娘也喝高了)——上了车之后，刘皮拉基打着火，挂上倒档倒车，不倒车出不去呀。结果，一倒车把一个蹲在卡车后面玩儿的邻居家小孩儿给轧死了。那个小儿是学校少先队的小队长，一道杠。天哪，一趟街的人都出来了，都愤怒地看着他……

　　刘皮拉基因此被公安局拘留了两个多月，并被交通警察大队吊销了驾驶证(不过，刘皮拉基现在混得很好了——此为后话)。总之，这一不幸的事件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深深的阴影，我作为一个老丈人，绝不希望在我身上出现“一道杠”的悲剧，我不想做刘皮拉基第二。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不坐”女儿家的车的原因。喜欢我的小说的朋友都知道，在我走上写作这条不归路之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不仅如此，本人还毕业于半工半读的汽车学校呢，属于科班出身。我还记得当初路考的情景。负责那次考试的是一个爱养金鱼的考官，人很严肃。考试那天我穿了一双回力牌球鞋。我的桩考、路考一切都完成得很顺利，但是，在最后一步，靠边停车的时候，有一个手推车从旁边强行通过，我在处理上有一点点不妥。这个教官看了看我脚上的回力牌球鞋，签了“合格”。我就下车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考官不但爱养金鱼，还爱打篮球。

　　从半工半读的汽车学校毕业之后，我还曾在车队当过汽车驾驶的教练员。一共有好几个青年工人是我的徒弟。我成天拉着他们在城市里到处乱转，挂着“教练车”的牌子到处招摇，当教练也很自豪嘛。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间，那几个学员成天给我溜须，对待我像对待领导一样。我的这几个学徒的名字都很怪，我分别给他们起了外号，一个叫郑建正，我给他起的外号叫“蹬蹬蹬”，一个叫宋木材，我给他起个外号叫“拉柈子”，一个叫孙营昌，我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念，叫“苍蝇孙”——属于我早期的创作行为。苍蝇孙学开车的时候，一到过火车道道口的时候，车的前轮不搭上火车道线他不向左右瞭望火车来没来。好几次了，后来，我说，你看啥呢?看自己怎么被火车轧死的?滚下去!有时候，教练必须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让他们知道这是天大的毛病，以免在他们的驾驶生涯中出现致命的危险。

　　记得，我的这些徒弟考试的那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考试是在上午进行的，我让他们每人都穿上一双球鞋，因为保不准哪个考官是体育爱好者，他们见了球鞋就会有一种亲切感。我的那几个徒弟，除了笨得要死的宋木材之外，全部通过了。当时，未获通过的宋木材蹲在马路边，肚子疼。我一看，心软了，决定去跟考官商量一下。我说，今天是中秋节，他就是单向掉头完成以后忘关方向灯了，我现在就过去给他一个大耳刮子，让他记住，他永远也不会再犯了，中不?考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没有月亮的大白天，说，啊，我忘了，今天是中秋节呀。行啦，让他回家过个好节吧。这样，宋木材也通过了。

　　换句话说，我是一名老司机了。但是，自从我不开车以后，就从不摸车，尽管现在我的手中还有驾驶证，但是，我绝对不开，我开够了。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咣当一声，人变了，变得古怪了，灵魂也开始缓缓地、缓缓地向新的目标起动了，然后竟展翅飞翔起来——要买一辆车了。真是莫名其妙。我的这种欲望是不是想寻找一个新的、可以流动的、完全属于个人的私人空间呢?还是一种怀旧心理在作祟?是不是冥冥之中在表达这样一个欲望呢?请有知识的人帮我梳理一下，分析一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我变成了这种德行?

　　六

　　车市大都集中在埃德蒙顿路两侧，即哈尔滨老百姓说的“机场路”那一带。过去，这条路叫“农田街”，现在改成埃德蒙顿路了。总而言之，不仅仅是人在变，路的名字也在变。无情未必真豪杰嘛，所谓“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断肠”啊。同志们，那就可劲儿地变吧——

　　看来，这个车市真的是名副其实：北京现代、日本丰田、尼桑、法国雪铁龙、德国大众、吉利、哈飞、奇瑞、长安，等等的车行全在那里。过去，我所知道的车型就那么几种，像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斯大林在战场上坐的那种嘎斯67吉普，《奇袭》电影里的那辆被志愿军侦察小分队截获的美国卡车大道奇，早年哈尔滨城里跑的嘎斯51、嘎斯63、乌拉尔、美国轿车比溜克、M20——就是“莫斯科人”，还有老掉牙的奔驰、解放、泰托拉、通河、波兰，最高档的就是红旗轿车了。我也就知道那么几种，哪像现在，好像有几百款新车。我清楚地记得，60～70年代的哈尔滨，卡车也就3000-5000台，我开的那辆卡车的车号是03708，轿车也就2000多台。据我的老父亲讲，1945年哈尔滨光复之后，市政府的车队里还有马车呢。现在，世界真的变化了，其他一概不算，光这座城市里的出租车就有10万多台。是啊，你必须面对这一变化，仅仅感叹是不够的，你还得行动起来。

　　不仅仅青年人的生活是生话，那些当领导的，当导师的，当父母的，当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生活也是生活呀。您同意我的观点吗?你肯定同意。即便是你心里不同意，可你嘴上还是同意的。

　　早年，我就读的“汽校”就在这条路上。这条路两旁的大杨树都是我们这些汽校的学生栽的，栽的时候，同学们个个充满激情，非常地认真。在这所学校里，我才第一次听说卡尔·本茨这个名字，知道这个“汽车之父”是个德国人，知道他是奔驰汽车的创始人之一。还知道梅赛德斯——奔驰的创始人有两位——戈特利布·戴姆勒与卡尔·本茨(即奔驰)。知道卡尔本茨于1844年11月25日出生在德国卡尔司鲁厄，知道他研制的二冲程发动机是于1879年12月31日问世的，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机器驱动的交通工具，知道1886年1月29日，这辆奔驰l号汽车获得了正式的专利证书，证书的编号为drp37435，所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汽车诞生纪念日。同时，我还知道了“奔驰1号”有3个车轮，采用钢管作为车架，总重量为265公斤，可以乘坐3个人；提供动力的是一台排量为0.954升，功率仅有0.75马力单缸水冷四冲程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16公里／小时，并由他夫人完

　　成的试车工作。所以，有人说，世界第一位汽车驾驶员和第一位试车手是本茨夫人……

　　是啊，同志们，的确是汽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让我懂得了汽车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好了，我们还是回到这条路上吧。几十年来，这条路旁的大杨树长势是很好的，可以用蔚为壮观加以形容，它充满诗意，充满活力。后来，因为修机场路，全都砍掉了。闻讯之后，我心里非常难过，这让我们那一大批曾经的植树少年有一种被集体枪杀了的感觉。从那以后，我一直对这条改叫“埃德蒙顿”的路冷眼相观，充满鄙夷——我不喜欢这条路。

　　是啊，一走在这条路上，就一定会有很多回忆，所谓“故道”嘛。我想，所有的人经过他的母校时，都会像我一样回忆起过去他作为一名学生时的往事。在汽校念书的时候，我喜欢长跑，经常从学校跑到城里的安和街那一带(估计有十几个公共汽车站那么远)，然后，再返回来。这条路线比我现在的家距离还要远。可现在，我却要打车过来了。难道，我真的需要一辆车了吗?

　　陪我去的楠楠希望我买一辆吉普。我知道，这样，她先生搞工程用起来就方便一些。

　　楠楠说，老爸，你不是喜欢上荒郊野外，梦想走遍全中国，想像瑞士的尼古拉·布维耶那样做一个旅行写作者吗?那——没越野吉普车根本不行。而且瑞士的尼古拉·布维耶骑骆驼旅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没车不行了，高速公路上不让走骆驼了。

　　我笑了笑，没吱声。

　　她说，老爸，而且，两辆车两家还可以串着用啊。

　　我冲着她笑了起来。

　　她说，笑啥呀?老同志，生命不息，阴谋不止嘛。

　　走在这条到处是车市的路上，我的心理状态依旧是矛盾的、犹豫不决的、患得患失的。还是那句话，我真的需要一辆车吗?但是，花这么多钱买一辆车，值得吗?这种设问，让我的心里很是难受。我知道，这种心理像所有吝啬鬼花钱之前的那种心理状态是一样的，痛苦的、不开心，又不得不为的。

　　一路上，楠楠看到我有些沉闷，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就说，老爸，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

　　是什么?

　　她说，一个犯人被执行枪决，由于子弹质量不好，第一枪没响，接着又开了第二枪……第三枪，这时，那个犯人哭了，抱着法警的大腿儿说，大哥，你掐死我吧!太他妈吓人啦。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总而言之，那一天我们父女俩聊得挺好。我几乎已经决定要买一辆车了。这也是一种生意经，要想让对方花钱，一定要给对方一个好心情。这是一种最为基本的营销常识了。

　　我兴致勃勃地对女儿说，你知道，一个开车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吗?

　　楠楠问，什么状态?

　　我说，开车的时候，应当像逛公园的那种状态。你逛公园不会撞到树上吧?也不会掉到湖里去吧?这是肯定的。但是，你的整个身心却是非常放松的，惬意的。要把开车视之为一种享受才行。有了这样的一种驾驶状态，才能更好地体验到车给你带来的乐趣，同时还能提高你驾驶的安全系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丫头，一般的汽车教练是不会教你这个的，他们只教给你如何操作，如何驾驶，那种方式就太原始了。

　　楠楠说，老爸，我算摆脱不了你的阴影了。痛苦哇——

　　七

　　的确，楠楠说的对，如果自己拥有一台越野吉普，一切可就方便多了，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了，你有支配权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完全按照你的情绪、你的意愿办。过去，我曾经跟一些人去过河西走廊，但是人太多了，而且旅游大巴有严格的集体纪律和规定的出行时间、作息时间。如果你自己有一辆车，想看的地方，可以停下车来仔细地去看，仔细地去问，尽情地去体验，甚至还可以住下来，真的像瑞士的尼古拉·布维耶那样，把想到的、体验到的用笔，或者用手提电脑记录下来。是啊，那次河西走廊的确走得匆匆忙忙，像逃亡一样，丢掉了许多值得认真去体验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有重走的必要。除此之外，还有西藏。西藏一直是我多年来向往的地方。尽管祖国大地我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是在天上走，就是坐飞机从这个起点到另外一个目的地，中间则是一片空白，这就丢掉了许多指标、许多感受、许多风光、许多丰富自己的机会。

　　同志们，实际上，真正的体会是在陆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天上会有什么体会呢?天上没有什么体会，天上只有气流，悬浮在高空中的云朵、云障，除了这些再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能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西藏，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能写一本很好的书，绝非那些普通旅行者拙劣的、小资式的、涉世不深的日记。尼古拉·布维耶说“如果让旅行家和哲学家讨论‘死亡，旅行家肯定比哲学家更深刻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写作呢。记得，十年前，中青社的编辑，我的朋友小熊曾邀我单独走一趟西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成，这始终是我的一个遗憾(当然不止这一个遗憾了)。如果有一辆越野吉普车，这个愿望就可以弥补上了。

　　除此之外，还有云南、新疆、河南和内蒙，云南我只走过去河口的那条路线，但是，往上走的那条路线没有走过。所以，云南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半。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新疆我倒是走过，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新疆是90年代，我们一共四个人，租了一台枣红色的出租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司机曾经是一位地质勘探队员，路上，他说，他的两个同事开一辆解放牌卡车过大戈壁，结果迷路了，他们等不到救援的人后，两个人决定弃车分别向两个方向逃命。后来两个人都渴死了。其中一个，过了他前面的那个沙丘就可以看到水源了。如果他们有手机呢……

　　就是新疆这条路我也只是走了一半(我为什么总是走了一半呢，究竟是什么阻止我走完全程呢?真的是缺少一辆越野吉普吗)，四个人到了火焰山就截止了。我们走的是乌鲁木齐，坎儿沟，交河古城，大坂城，吐鲁番，火焰山的那条路线。如果能到南疆去看一看，深入到新疆的腹地去看一看，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吃吃那里的手抓饭，跳跳那里的新疆舞，弹弹那里的热瓦普，尝一尝那里的马奶子葡萄，欣赏一下那里的维族少女，该是何等的牛皮，何等的神仙，何等的首长啊。河南我也曾走马观花般地走过。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决定不了你的交通工具，你没有支配权，你能让火车说停就停下来吗?你能说，让你的团队的汽车停下来，满足你一个人的愿望吗?这是绝不可能的。

　　纪律不仅是一种保证，也是一种扼杀。

　　当然，自驾车远行，这里面还有一个费用问题、经验问题、装备问题、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而且，还包括对当地的人文地理的研究——同志们，那不正好吗，正像尼古拉·布维耶说的那样子，“这里到处都是深厚的历史，在我脚下的这条路上，不知曾有多少执节的使臣、奔波逐利的商队、背井离乡的流民、耀武扬威的入侵者和虔诚的朝圣者走过!”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学习机会呀。当然，自驾车远行，最重要的问题是费用，这一点我曾询问过我的朋友邓刚先生，他就是一个自驾车的旅行者。我问他，自驾车出游一般

　　的情况需要多少钱?他回答得非常精细，他用浓重的大连口音说，哎呀，阿成，你不用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食宿费呀，过桥费呀，等等。我告诉你一句话，平均每公里你要花1块钱，跑一千公里就一千块钱，跑两千公里就两千块钱，一切都包括了。显然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我相信他在这方面有过统计，有过计算。如果费用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那样，天下就可以尽收眼底了，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了——这不正是多年来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吗?

　　八

　　既然说到开车远行，为避免硬性的误解和完全不必要的姿态式的担心，在这里，我主动地介绍一下自己的开车历程。因为买车不像买果仁面包和红葡萄酒，买回来就能吃，使劲儿拔出木塞儿就能喝，开车无论如何是一种技术，特别是跑长途，作为一名驾驶员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我从中学毕业之后，就糊里糊涂地进了汽车学校(主要是其他学校都没考上)，这所学校的全称是“哈尔滨交通职业学校”，俗称“汽校”，是一所近乎于半工半读的学校，而且是新成立的，校长、教员，都是从交通局抽调出来的中层干部和刚刚毕业的大专生，都是一些生瓜蛋子，一些舞台上的新手、新角色。师生见了面，是新的、古怪的笑，新的、古怪的严肃，新的、古怪的步履和背影。那时候我十六岁(妈的，我居然还有过十六岁。太不可思议了)。这里要说到一种潜意识，就是，在到了汽车学校的第一天，我就把一辆灰色的波兰造的卡车给开走了，当然，开出去不远就熄火了。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因为汽车底下还有一个人正在修车。当时他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从车上跳下来，他却由于惊恐万状根本不知道是谁开的车，视力完全丧失了。他从地上爬起来后，始终在滔滔不绝、不厌其烦地叙述自己第二次生命获得的那一个短暂的、恐怖的过程。我并没有害怕，因为他没死。

　　我们的这所汽校一共分四个班，汽车驾驶班、汽车修理班、有轨驾驶班和汽车财会班。汽车财会班大部分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女生，而汽车修理班几乎清一色是男生。开始，我上的是汽车修理班，所以，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是科班出身，而且是有理论的，我几乎像一个高明的医生一样，对当时的汽车内部构造了如指掌，并且知道它们的工作原理，或者为什么是这个状态。不仅如此，我对世界的汽车发展史也略知一二。不像现在的司机，特别是那些业余的司机，私家车的驾驶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人百分之八十都是半吊子，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肩负着“马路杀手”的“使命”。

　　这是第一年的事，第二年，哈尔滨出现了无轨电车。于是，校方就把我们改成了无轨电车驾驶班，我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无轨驾驶班的学生。就像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手或者女飞行员一样。当时，人们对无轨电车并不了解，可爱的老百姓都认为无轨电车是一种难以操纵的、现代化的、电气化的客运工具，是高科技的产物。所以，开无轨电车的工资比汽车驾驶员的工资高出7块钱，我们的月工资是45块钱。从汽校毕业以后，就已经进入文革时代了。文革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是一个欢乐的时代，为所欲为的时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代，是一个只要不反党，你干什么都行的时代。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即毕业前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很快学会了汽车驾驶和无轨车驾驶。这就像现在，先是开手动挡的车，然后，再开自动挡的车，开自动挡的车熟练一下就可以了。

　　在汽校念书期间，我还开过几次有轨电车——多么的有趣。我们的学校既然是一所半工半读性质的职业学校，那么学生要经常地去勤工俭学，为学校挣点钱。我记得我是在有轨电车633号车当乘务员。633并不意味着他们有633台有轨电车，而是33台有轨电车，6仅是一个吉祥数字而已。我记得我们那个司机长得有点像我国著名的喜剧电影演员韩非。我们师徒关系处得很好，他是一个非常幽默、有魅力的男人。我们开的那趟线儿是从教堂街到景阳街，中间要经过三四个教堂。当初哈尔滨的有轨电车收车很晚，是晚上11点钟。11点钟的哈尔滨早就空无一人了。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夜生活，只有上夜班的人。后来，我听说，我的师傅和一个女乘务员在有轨车上亲热得不得了，那次他们发的是半夜11点的末班车，把有轨车的阐往前推一挡，车就可以自动行驶了，接着，他们就在窄窄的座位上亲热起来。这时候，一个神父从教堂出来，看到有轨车开得这样慢，就跳了上去。往车厢里一看，神父乐了，他一直扒在车外，到下一个教堂才跳下来。

　　后来，我曾经在有轨电车厂职工宿舍住过一阵子，我们的宿舍有灰眼珠的刘皮拉基，还有一个负责清扫有轨车道的老工人，他是一个老鳏夫。另一个也是一个老鳏夫，是仓库保管员，这个人特别喜欢收集锁头。在宿舍的一张空床上，摆满了他收集的锁头。没事的时候，他们两个总是在一起拌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姓黄的小个子，他是无轨天线检修工。总之，这是一个跟车有关的工人宿舍。到了年节的时候，清扫有轨车道的那个老工人被亲戚接走过节去了，宿舍里剩下了那个收集锁的老头，他显得非常孤独，于是，他拿着公司发的免费乘车证出去坐车玩，从这个车下来，然后上那辆车。这种样子。

　　在念书期间，我也曾经在汽车公司当过售票员。当年的那些司机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了，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批哈尔滨汽车学校的学员。那时候所谓的汽校，就是前面有一个人开着一辆车，你也开一辆，一圈跟下来，你就毕业了，然后就上朝鲜战场了。当年汽车公司的大客车大部分是一些柴油车，大清早，车在车库里预热的时候，轰轰轰的，满车库的柴油味。这些车大都是匈牙利产的“大熊”和“小熊”。我记得，每天的凌晨三点，我就要进入汽油味和柴油昧浓重的车库，帮着司机把库门打开。有轨电车则不同，没有什么味儿，而且，操纵起来非常容易，我认为，只要会吃馒头的人就可以把有轨电车开走。

　　从汽校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无轨电车厂，在那里开了六年的无轨电车，什么“京一型”、“松花江一型”都开过，长的、短的无轨电车也都驾驶过。

　　到了七十年代初，我放弃了无轨电车的驾驶，转而到一家大型工厂的车队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由于是刚去，所以，先被那个假正经的、心理阴暗的女队长安排我修了将近一年的破车，那辆破车根本没有修理的价值，我一天天造得跟小油鬼儿似的。但是，我却觉得自己挺潇洒，把解放帽反戴着，并把帽遮撕掉，趿拉着鞋，油渍麻花的工作服系上一条电线作为腰带，嘴里往外淌着小曲儿，“你看那白发的婆婆，挺起了腰板儿也像那十七八”——都快把那个女队长气疯了。可以确认，她从未见过我这种没心没肺的男人。总之，那是一段快乐的、技术上有长进的时光。后来，我终于有车开了，是一辆三轮汽车，厂名为“581”型小货车。那个车是两个汽缸，上海产的，但技术不过关，燃烧不好，有时候是两拍，有时候是一拍半，有时候还偷停，有时候竟然心动过速了——由此，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音乐感，开起来有点像演奏《黄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