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彦

　　《色·戒》近日真可谓是无处不在，电影院里放映着李安的电影，书店里畅销着张爱玲的小说。由李安来改编张爱玲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张爱玲不可能希望有更认真、更细腻的改编者了。然而，电影不是小说，改编也不是翻译。对故事的不同处理，更衬出李安与张爱玲各自的特点。张爱玲是尖刻的，她在小说《色·戒》中没有放过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每个人都显出其鄙俗的一面。李安则是温柔敦厚的，他愿意为人物化装，使他们显得美丽或高尚，使稍纵即逝的爱情变成可歌可泣的，使一对彼此利用的情夫情妇成为知己。张爱玲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不惮于描绘那些虱子，而李安则仿佛小心地把虱子一一摘除，给我们看一袭经他加工后更加华美的袍。

　　张爱玲的小说很短，说的是在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一女子为爱献身，而她为之献身的，是一个并不值得她献身的男子。在这场爱的博弈中，男女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谁先爱上谁就输，谁爱得多谁就输得多，而输的总是女性。《倾城之恋》里男女双方是对等地走近的，最后结局圆满，谁都不吃亏。但这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实在罕见，多得多的则是吃了亏的女主人公们，构成一个长长的怨女的队列。男子的薄情总是在电光火石般的一刻，击破女性的美丽幻想。《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居然想到要离开丈夫，着实把情人振宝吓了一跳。《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微醺地回忆着昨夜与乔琪的温情，却从窗口看到乔琪拥着一个女仆走来。怨女的态度称不上恨，纵使明白对方的负心，也常常不能改变怨女的痴情。负心男子总是得到原谅。葛薇龙最终仍甘心嫁给了乔琪，虽然明知他是那样一个人。《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恨自己何必戳破谈着爱情、实际为钱而来的姜季泽，自欺欺人又有什么不好。从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她的《色·戒》中的王佳芝也是这些女性中的一个。一开始，在这场试图暗杀汪伪高官易先生的美人计中，她与她勾引的易先生还是对等的。易先生以她为曾有过的众多情妇中的一个，她恰好也是执行任务，并未有多少情感投入。而在那家珠宝店局促的楼上，当两人买好一颗钻石，而王佳芝知道暗杀即将发生时，她突然动了心：不免感到成交后的轻松，两人并坐着，都往后靠了靠。这一刹那间仿佛只有他们俩在一起。

　　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易先生?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不会想到她爱不爱他，而是——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然后她就让易先生逃走，导致刺杀失败，自己和同志也为此送命。而在这致命的一刻，楼上这二人的关系是微妙的。王佳芝的感情发生在那特殊的时间和地点。易先生不过仍把她当做欢场女子中的另一个。更关键的是，他那“温柔怜惜的神气”，是“在她看来”。二人单独相处的亲密，是在她觉得。易先生那方面，谁知道呢?而他事后追杀这些学生(包括王佳芝)的手段之迅捷，足以说明他即便有温柔怜惜，也只是一刹那。他对她的爱，更可能是王佳芝的幻想与错觉。而她在这一刹那的幻想与错觉，已足以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她大概想不到代价是这样大的。何况，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跟易先生一样也是情场老手，熟谙感情游戏之道(虽然并非性爱之道)，“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所以两人才堪堪打个平手。就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女子，最后仍不能逃脱张爱玲为女性设计的命运。

　　在张爱玲的笔下，王佳芝参与美人计的动机很复杂，主要是因为她喜欢在舞台上的风光感觉，以前是在话剧的舞台，现在是在生活的舞台。在香港一次比较成功的舞台演出后，“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在易先生家的表演重新给了她明星般的体验，于是，当她终于成功地给易先生留了一个电话后，她颇为得意，“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在这种兴奋的表演状态中，连与同学梁闰生的做爱演习，也不显得讨厌了。在上海，当她终于成为易先生的正规情妇后，她觉得，“事实是，每次跟易先生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可见不与易先生在一起时，她是空虚的。与易先生在一起之所以能冲掉积郁，也并非因为她爱上易先生，离了他就失魂落魄，而是他为她的生活确定了方向——演员在未上台时茫然不知所措，上了台就聚精会神了。而张爱玲这个不乏虚荣、不乏狡猾的女主人公，在李安的电影中变成了一个爱国学生，不谙世事，因为爱国，主动而勇敢地承担了美人计的使命，她令人敬佩也令人痛惜，其中是不含任何讽刺的。

　　同样，男主人公易先生在李安的电影中也有很大的变形。张爱玲小说中，易先生是一个怡然自得于自己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的人。在他与王佳芝的关系中，“不去找他，他甚至于可以一次都不来……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张爱玲没有细述易先生的工作性质，而李安大大扩充了易先生作为特务部门头目这一维度，赋予了易先生以深邃的内心世界。在电影中，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批判。他在刑讯逼供时有时需要亲自上阵，受害者的血会溅他一皮鞋。他办公的地方阴森可怖，甚至在他自己眼里都如同魔窟。他深知他的同僚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也如此。他深知他们和日本人的末日即将到来，大家不过是在荒腔走板地唱戏。他成了一个绝望而寂寞的、情感饥渴的人。与王佳芝在一起的他才是真正地活着，他迫切需要她的肉体和灵魂。她不是他众多情妇中不那么要紧的一个，而是时时刻刻在他心上的惟一的知己。他可以跟她谈可怕的工作，谈自己未来必然的悲剧命运，让她看见自己在烧文件。总之，他几乎朝她彻底敞开，正如她也朝他逐渐敞开一样。

　　如此而来，在电影中，他们的感情发展就是真正的爱情在培养，是两人真诚地走近。电影中安排了几场他们独处的戏，使他们的爱情更加动人。如果说他们第一次在餐厅里的单独对话，也许还有调情的成分，而且当时王佳芝目的明确，就是引他到家中以实现暗杀，那么，在日本艺伎馆中，当王佳芝含泪唱出“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时候，他也几乎落泪，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便是真情流露了。当然，大陆的版本是剪掉了一些分钟的，而若添上那些分钟，只有更加强他们之间灵与肉的纽带。

　　易先生为王佳芝买的那枚戒指，在电影中获得了定情信物般的意义。易先生主动让王佳芝去

　　取那颗硕大的钻石，王佳芝与同志们猜疑着他的动机，结果他是跟正常的情人一样，只想送女朋友一个礼物、一个惊喜。钻石代表了易先生的诚意。钻石嵌好在戒指上的那一天，王佳芝的脸映着钻石的光辉，在痛苦的内心斗争后叫易先生逃走。她和同伴们被捕后，这枚戒指又回到易先生的办公桌上，提醒着他与她在一起的日子，令他痛心。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远非如此美好了。小说中的王佳芝让易先生买钻石给她，是因为他们都明白情夫情妇的游戏规则，“不是为钱反而可疑”，因为“他这样的老奸巨滑，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那钻石是他们之间的交换关系的物化。就是在珠宝店的楼上，她还生怕这家小小的店铺让她在易先生面前丢脸，显得自己敲竹杠都找不到好地方。

　　在电影中，我们几次看到易先生流泪，这就远远超出逢场作戏的层次了。一次是前面说的日本艺伎馆里，还有一次是在电影结尾王佳芝被捕之后。张爱玲小说的结尾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不过震撼人的恰恰不是易先生的伤恸，而是他的无情，越发衬托出王佳芝牺牲的无谓。张爱玲写道，易先生在成功逃命后，“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他是毫不犹豫、干净利落的。回到家中，他有些疲惫，“今天真是累着了，一直坐在电话旁边等信，连晚饭都没好好地吃”。但他更多的是沾沾自喜，一方面因为逃脱了刺客，另一方面他发现了王佳芝是爱他的。在这场爱情战争中，他大获全胜。他不仅战胜了敌人，也战胜了情妇。“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里面的情感没有多少缅怀与感伤的成分，更多的是自鸣得意，所以眼尖的马太太觉得他“回来了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这次跟第一次上手一样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决定性的一次上手，永远确保了他对她的占有。他丝毫没有乱了方寸，迅速算计好了与周佛海等人的利害关系，编好了对太太的谎话。然后是一场跟开场基本一样的麻将，虽然王佳芝已不在其中。生活又回到从前，没有任何改变，王佳芝没能留下痕迹。

　　李安电影中的情节则与此截然不同。电影没有明说正是易先生下令追捕王佳芝等人，而是表现了易先生的痛心和不忍——如果前面他们的感情有那样强烈，这样的痛心和不忍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他面色灰白，眼神绝望，在王佳芝的房间里凭吊着他们的过去，甚至无法向太太掩饰自己的哀伤。最后钟声响起，令他悚然一惊，仿佛这丧钟也是为他而鸣的。他们的关系注定要有这样惨烈的结局。而一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总是令观众惋惜的。

　　李安使男女主角都变得单纯可爱了，其他人物也发生了同一方向的变化。在他的电影中，王佳芝所属的那一群青年学生真诚地爱国，不惜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他们之间情谊深厚，一起演戏，一起行动，吃住在一处，没有任务的时候会在房间里跳舞，过着乌托邦般的集体生活。这些都与我们熟悉的爱国学生的形象相去不远。李安又详细描述了一次爱国剧的演出，演出后观众群情激愤，怒吼着“中国不能亡”。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中，王佳芝才接受美人计的任务。电影中后来又有很多镜头叙述了日据上海的悲惨生活，街上用平板车拉着的死尸，排着长队买米的市民。王佳芝是这些市民中的一个，每天走在这样的街上，她的爱国心理只有比香港时更强烈。

　　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爱国学生的形象受到了致命伤。关于他们演的戏剧，张爱玲写道，“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鄙薄之情溢于言表。张爱玲笔下的学生们一开始就设计了美人计(而非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而当家花旦王佳芝是当仁不让的人选。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爱国，毋宁说是青年人的起哄。在张爱玲笔下，更突出的是这些学生之间的裂痕。王佳芝对给予她第一次性教育的梁闰生一向讨厌和鄙视，但“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即使在这时候王佳芝也还在计算着成本。而且他们在一起也不止这一夜，就不能只说是自我牺牲了。易家回了上海，学生们在香港的计划失败后，“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同学们都回了上海后，“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这里的“大家”是分裂的、彼此猜忌的一群。而在电影中，这个“大家”成了令身在虎穴的王佳芝怀恋的温暖团结的小集体。

　　李安的有情，衬托出的是张爱玲的无情。她的笔像锋利的刀子一样，一个人也不饶过。也并非她本人无情，而是她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无情。她笔下的人物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如果有感情也是脆弱、短暂的。但她并非因此而嘲笑他们。她仿佛有些无奈地在说，他们都是人，人都是这样不纯正，何必有更高的期许呢?而经过温柔敦厚的李安之手，张爱玲小说中刺目的棱角都圆润了，反讽(irony)都清除了，更符合了人情的期待和需要。美国诗人狄更生(Emily Dickenson)有一首诗中说，“说出所有真理但曲折地说”(Tell aU the Truthbut tell it slant)，否则真理之光会令人失明的。张爱玲显然要比李安深刻，但她从深处掘出来的多是冰冷与黑暗。如果现实真如张爱玲所述，那么也许不知道也罢。李安则不是目光如炬的怪异天才，而是亲切温暖的普通人。恰好普通观众也还是喜欢常见的情感，只想欣赏华美的袍，不愿看到上面的虱子，而电影同文学相比又更倾向于抒情化。不管怎样吧，《色·戒》的小说和电影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说明美人计实施起来多么困难，因为，且不论男子如何，女性哪怕一瞬间爱上，也常有些奋不顾身的味道的。

　　责任编校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