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言

　　

　　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爆发流行，形成众多感染患者和重症患者，全民奋起抗疫，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不禁联想起1971年夏秋之交亲历红眼病（急性流行性结膜炎）来袭、大面积流行和抗击的经过，当年也影响了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如皋东陈公社插队。当时农村已初步实现了生产队卫生员—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公社医院三级医疗网，实行合作医疗。大队赤脚医生负责看病和防疫，医药费全报销，经费每年由集体和个人各缴1元，统筹使用，但药品和设备有限，是低水平全覆盖。当时我在大队卫生室当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不脱产卫生员，经过初级培训，备有少量药物和一本《农村卫生员手册》，负责治疗感冒、腹泻、外伤等小病，但主要任务是配合防疫，比如疫苗注射、采血查丝虫病等，有了他们，防疫任务才能落实。当年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是农村抗击传染病的主力军

　　1971年七八月间来就诊的红眼病病例数陡然增加，每天少则十几例，多则二三十例。发病初起为眼睛发痒、疼痛，继而发红、灼热、流泪、怕光，不能睁开，病人极度不适，通常先是一眼发病，随后波及另一眼，也有双眼同时发病，病程一周可自行好转痊愈，但也有拖至10天至2周者，一般不留后遗症，视力无影响。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传染病，因为散发的病例也经常可见。但随着病人越来越多，且症状都极为相似，我意识到这是传染性极强的眼病。红眼病很快遍及整个大队和公社，乃至全县。后来看通报是从上海开始的，迅速传遍江浙和我国东部地区。

　　我翻遍手头的医学书籍，凭着自学的一点流行病知识着手调查。当时人口流动很小，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红眼病的流行范围不像今天新冠肺炎这样大。我从第一例就诊病人逐渐追下去，原来是家住本大队，人在县城工作的一个工人在厂内感染，回家后将全家感染，以后由家人在生产队传染，不久全大队都流行起来了。红眼病潜伏期只有2—3天，人群普遍易感，常常是一人感染，全家皆得。最后全大队有一半人得病（超过武汉新冠肺炎的患病率），相反那些孤寡老人，很少出门，居住在偏僻处的家庭，与外界接触少，多数能幸免。这大概是我最早在农村做的一个原始流行病调查，可惜当年没有将其整理出来。

　　红眼病越来越多，每天来大队卫生室就诊的有几十人，还要应付其他病人，忙得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有时夜间要忙到10点钟，还要将医疗器械消毒，嗓子说哑了，人也筋疲力尽。当时也没有很好的个人防护措施，最后连我自己也被感染了。面对大量红眼病，不仅影响生产劳动，还产生了不小的恐慌情绪和各种谣言，例如谣传是菩萨降罪人间;又说不能与红眼病人对视讲话，对视可被目光感染。也有人不重视，自认为抵抗力强，但最后都感染了。

　　此时公社医院召开赤脚医生会议，布置防治任务，发放宣传资料，主要是上海的宣传资料。资料上说这是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结膜炎，有较强的传染性。传播途径是通过直接接触红眼病病人的眼分泌物或被分泌物污染的物体，没有接触一般不会被传染，不像今天的新冠肺炎通过飞沫传染。预防重点首先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破除迷信，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保持室内清洁卫生;其次是不与病人肢体接触，勤洗手，病人尽量不揉眼，揉眼后要洗手。家人毛巾分开（那时农村一家人四五口人都是共用一条毛巾），每人一条，不合用，脸盆也要分开;手帕要勤洗，不合用。当时在农忙季节，无法完全隔离，集体上工时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减少接触，这些都是由我召集卫生员开会培训，然后他们在生产队里进行宣教和监督，卫生员工作很认真，农民朋友也很配合。但那时卫生条件差，农民卫生习惯难以在短时间改变，加上当时对防疫不太重视，也没有大队领导直接参与此事，仅仅是一般宣传，更不像今天设立疫情防控指挥部。单靠赤脚医生和卫生员，防控力度有限，只能尽力而为。虽然取得一定成效，减少了患病人数，但传染难以完全避免，特别是一家人中不传染很难。幸好那时农村没有饭店、浴室、游泳池、机关、学校等设施，也没有赌博、聚会、跳广场舞等，聚集性传染途径不存在，减轻了防控难度。那时没有护目镜，如果有，预防效果要好些，条件好的农民戴个墨镜，能缓解畏光症状，减少感染机会。药物预防上提倡常用温盐水洗眼，也用决明子、蒲公英等中草药煎汤熏洗眼睛，这些也是由卫生员做的，采集草药，分送各家熏洗。究竟有无效果，最后也说不清。那时物质条件差，没有消杀手段，影响了预防效果。

　　上级传达防治红眼病时，并没有说具体病因，搞不清是病毒还是细菌，但根据临床症状观察，病人的红眼无脓性分泌物，只有一些稀薄的分泌液，眼痛不是很厉害，但异物感和针刺感很明显，炎症多局限在球结膜，角膜一般没有波及，我当时判断是病毒感染的急性结膜炎。

　　发生红眼病的病人到大队卫生室由赤脚医生治疗，很多病人要求打青霉素，其实对病毒性结膜炎来说，抗生素不仅无效，还会增加副作用，对本已非常拮据的合作医疗经费也会造成更大的冲击。经向病人解释，青霉素对病毒无效，且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病人也能服从医嘱。那时还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一般滴些氯霉素眼药水，涂点金霉素眼药膏，用中草药煎汤熏眼都能缓解症状。如果不治疗，熬上一周，也能自愈，有不少人就是熬好的。我自己这时也传染上了红眼病，只能带病坚持工作，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四五天后就自然好了，没用任何药物。

　　经过积极的防治，病人渐渐减少，红眼病大约流行了2个月，到当年10月份，天气渐凉，病人才完全消失。幸好这种红眼病是自限性的，病人都痊愈了，愈后没有后遗症，也不会影响视力，更不会危及生命。第二年没有再流行，可能是人群有了较为稳定的免疫力或病毒消失了。

　　当年的损失没有具体统计，但除了药物消耗，还有大量的误工，合作医疗经费严重透支等，都是红眼病流行造成的影响。幸好当时大量使用草药，就地取材，节约了一部分经费。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红眼病流行在人们记忆中已渐渐湮灭，虽然这种病不是致命和致残的，与今天的新冠肺炎的严重性不能同日而语，但如何做好疫情防控，降低发病率，尽量不影响生产，还是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平时讲究个人卫生对预防红眼病很重要，流行前期迅速弄清病原，对症下药，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体系和科学制定精准防疫方案，强大的经济后盾，充裕的防疫物资，如同今日防控新冠肺炎一样，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責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