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军

　　

　　

　　

　　1965年，根据战备需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公安厅所属的东直、民生、新荡、潮河、大有农场，与省农林厅所属的洪泽湖农场进行对调，分别组建新的洪泽农场（洪泽湖监狱）和黄海农场。

　　这是发生在50多年前，足以在共和国劳改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一次“大迁徙”。由于涉及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点、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方式，这一历史事件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尽管随着2006年5月的迁场40周年纪念活动的公开举办，这一事件本身已不再是秘密，但有关这一事件的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却鲜有见到。作为知情者（笔者曾在上述农场生活过14年），能为老一辈劳改干警代言，给这一事件留下点“以正视听”的文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缘起

　　1962年，是原苏北新人农场（华东公安部劳改总队）建场10周年。

　　10年前的1952年6月，来自华东军政大学、华东军区教导团，以及浙江支队、福建支队等单位的1900多名转业干部，在紧靠黄海的苏北滨海县大有舍（现属响水县），带领民工垦荒造田，创建劳改农场，首批接纳罪犯。当年国庆节，直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劳改总队苏北新人农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当时国内成立最早、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1954年5月，新人农场更名为建设农场，同年7月划归江苏。1956年5月，建设农场的总队级机构撤销，其下属的东直、民生、新荡、潮河四个正处级建制的分场及大有实验场（后更名为大有农场）继续保留，隶属于省公安厅。至此，这五个劳改农场（俗称“北五场”）正式取代了建设农场，共同承袭了新人农场的历史。

　　据当事人回忆，新人农场选址于黄海沿岸，具有如下优势：其一，地域广阔。农场占地面积25万亩，经开垦可耕作面积近15万亩。其二，地处偏僻。这里本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一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三面是水深且宽的界河。农场对外，除了一条防守严密的土路，再无其它通道。一旦发生罪犯脱逃事件，仅凭天然形成的屏障，也会使脱逃的几率大打折扣。其三，富有潜力。特别是农业，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加之以水洗碱技术的推广，稻麦轮作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定会逐年提高。而植棉技术的引进，又将使该场成为新的棉区。建场10多年的实践，逐步印证了创建者们的设想。

　　为展示成果，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根据省公安厅的布置，“北五场”将举行一系列建场10周年庆祝纪念活动。各场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庆祝联欢晚会所需的文艺节目也已排练完成。

　　但是，上级的一通电话，又将原定的庆祝活动取消了。这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把农场上下刚刚燃起的激情之火，无情地扑灭了！上级给出的理由合乎情理且无懈可击：灾害刚过，为勤俭节约计，不宜举办大规摸的庆祝活动。其实，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是：台海形势严峻，服从战备需要。

　　背景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初，便打出了“反攻大陆”的旗号。其针对大陆的诸如飞机侦察、特务潜入、攻心策反甚至小规模武装袭击等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虽然台湾当局的“反攻”计划是针对整个大陆的，但最吃紧的，还是与台湾一海相隔的福建沿海地区。其他地区，即便是同样沿海的“北五场”所在的黄海地区，虽然偶有来自台湾的气球携传单飘入，但总体工作生活秩序依旧，暂时还没闻到很浓的“火药味”。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于1961年7月11日召见国军重要将领时激动不已：“目前形势对我有利”，“如果此时不打回去，今生就没有机会了”。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为贯彻蒋的这一“训示”，台湾军方秘密制定了“以炮战为先导，挑起局部战斗，进而全面进攻”的“国光计划”。一直干预台湾事务的美国，此时也没有闲着，悍然决定在台湾部署两种核武器。一是配备核弹头的“屠牛士”地对地飞弹，另一是由战斗轰炸机挂载执行对地炸射的核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证实，执行这一涉核行动的美国空军第24和第17战术飞弹中队，曾分别秘密进驻台南空军基地。这一情报，很快被中共高层掌握。根据美军飞弹射程和战机飞行半径推算，大陆可能受攻击的范围已不止是福建沿海，而是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包括诸多内陆城市。因此，大陆的对台防务，需要做根本性的变更。应该说，大陆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搞出自己的原子弹，也与此不无关系。

　　一夜之间成了“黄海前哨”的“北五场”（亦被称为“大有地区”），彼时颇有“仓促应战”的意味。当时的场领导，虽然无从知晓“美军在台部署核武”这样的核心机密，但1962年7月31日突然下发的《大有地区协作指挥部备战方案》，则着实让他们看到台海形势的严峻，感受到身负责任的沉重。

　　其实，劳改农场的责任本身就已足够沉重了。常规说来，劳改农场承担着改造与生产两大职责。劳改干警们，“眼睛一睁，忙到熄灯”，都在围着这两大任务转圈。两大任务中，改造始终居于首位。正因为此，场方和上级主管部门更为关注的，是农场的自身安全和对外安全。应该说，农场的管理层经过多年历练，已经摸索出一整套和平环境下管理犯人（劳教人员）的经验，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然而，眼下的形势变化，却让全场上下始料未及。

　　1962年9月30日，也就是国庆和场庆的前一天，场里下发了战备预定方案。次日，5个农场全部进入战备值班，其它活动（包括庆祝纪念活动）一律停止。从本月开始，在改造、生产两项工作之后，又增加了战备工作。开始，有人以为，加强战备只是顺应形势，说说而已。结果发现，这项工作不仅有计划，有口号，有安排，而且有组织，有检查，有考核。作为加强战备的一个重要标志，各场党委都配备了军人身份的党委成员。那些对取消场庆活动耿耿于怀的普通干警并不知情，由于地处位置特殊，他们所在的这5个农场此时已被列为军事要地。

　　既然是軍事要地，军队和军事行动的介入在所难免。起先，这些军事行动是悄悄进行的，以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误会：备战期间，农场的几个半大孩子，发现有陌生人使用望远镜和图板，在悄悄地做绘图作业，立即向场部作了检举，以为是抓到了一帮“特务”。经查，原来对方是某部的国防施工先遣测量人员。其后，大批的国防施工部队开进了劳改队。随着一个个碉堡和工事拔地而起，这里的“军事要地”之说已不再是秘密。

　　在“军事要地”继续保留劳改单位，别说有悖军方要求，就是寻常百姓看来，也是极不合适的。1963年10月8日，10名台湾武装特务在距“北五场”70公里的射阳县海岸登陆，被我军民一举抓获。随着这一事件的公开宣传，沿海地区劳改农场的“走”与“留”的问题，终于被摆上了议事日程，也成了令有关方面乃至高层领导困惑不已的棘手问题。不是吗？这里毕竟是已经有了10多年历史的劳改农场，即使成了“鸡肋”或“烫手山芋”，也不是想丢就丢的。一种“再等等看”的思想，一度在高层决策者那里占了上风。于是，尽管战备工作的弦越绷越紧，农场内部的军事设施也逐步到位，但这5个农场扎在黄海沿岸的根子并没有动摇。

　　在紧张的战备中，1963年过去了！

　　1964年又过去了！

　　到了1965年，海峡那边又传出惊人消息：年近八旬的蒋介石，再也不能容忍“国光计划”的一再搁浅，断然决定立即实施这一计划。一时间，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海峡这边，“北五场”“走”与“留”的问题被再度严肃提起。这一回，“走”的大局确定。关键是怎么“走”？方案有三：其一是“撤”。忍痛将这5个农场撤掉，干部和犯人调配到省内其它劳改单位去。这样做虽然干净利落，但经济损失较大，人员分流困难也大，且牵涉面过宽。其二是“建”。即利用原班人马在省内某合适场所，重新建立一个或几个劳改单位。此方案虽然不伤筋动骨，但缺乏可操作性。起码“省内某合适场所”，也就是足够的空闲土地，是无法满足的条件。其三是“换”。在省内选择一家条件适合的国营农场，与沿海的这5家劳改农场对调。另外6个沿海农场，亦可渐次照此办理。这样做，既可以节约成本，又可以确保双方工作和生产的连续性。结果，方案三被采纳。接下来，是选择置换对象。经过反复调研和勘察，地处泗洪县的国营洪泽湖农场被选中。

　　决策

　　由于事关备战大局，又经省委领导亲自表态，加之省公安厅给出了丰厚的置换条件，洪泽湖农场的主管部门十分爽快地表示配合。

　　1965年6月12日，省公安厅向公安部报送了《关于沿海劳改农场与农垦洪泽农场调换的报告》。报告称，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精神，拟将我省沿海地区的11个劳改农场逐步内迁，首批将已划入军事要地的东直、新荡、潮河、民生和大有5个农场先行迁出。文件还对调换所涉农场的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对调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此报告得到公安部的认可。

　　隨着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在地图上猛击一掌，江苏省劳改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活动拉开了帷幕。

　　就迁徙双方而言，“北五场”居主动和牵头地位，洪泽湖农场居被动和配合地位。依照惯例，若想“交易”顺利进行，“交易”发起方必须给予另一方以充分的实惠。客观地看，这次农场调换，是绝对的以大换小，以强换弱，以富换穷。别的不说，单说土地和房屋，其差距之大，就令人咋舌：土地面积，前者为25万亩，后者为14.6万亩;房屋面积，前者为33万平方米，后者仅6万平方米。洪泽湖农场曾于1965年6月初，组织分场以上干部25人赴“北五场”参观，以“统一思想”。看到整齐的房舍、沟渠路配套的条田、青青的棉苗和金黄的麦浪，参观者禁不住心头一喜！参观中又听说，为保证迁入者无缝隙地投入准机械化生产，“北五场”还超计划留下一批农机和耕畜。最直接的实惠，莫过于5倍以上的房屋面积！回来的路上，大家预感到自己将“从糠箩跳进米箩”，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洪泽湖农场本是以知青为主的移民社会，搬家挪窝并非难事，而搬家的事务又是由对方农场一揽子负责，还有什么好愁的？

　　相比之下，处于主动和牵头地位的“北五场”，所面临的难度则大得多。不少干部认为，这次迁场得不偿失。特别是“八六海战”我军获胜后，他们更认为迁场没有必要。但“未雨绸缪”，这个道理还是应该懂的。

　　“北五场”要求干部们懂得的道理还有：农场资产是国家的，带什么，带多少，不带什么，即使是“以大换小”，全是上级说了算，小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所谓“以大换小”，无异于“把大象装进冰箱”——那就得“瘦身”。首先是干部总数得减少一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面临着走与留的选择。想走的，只要有合理合适的去向，一般都能尽量满足要求。想留下的，却未必如愿。尽管许多干部一再表示“农场到哪我到哪”，但限于编制，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其分流到本系统其它单位去。不过，也有例外，大有农场原场长、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红军喻国兴，已被确定留在盐城离职休养，但他抱定“生死不离开农场”的决心，毅然放弃地委为他准备的“将军楼”，硬是跟着老部下们来到新的农场。他不仅自己来了，还动员准备调往内蒙包头的炊事员小郭也跟了过来。一年多后，喻国兴病逝，成了第一个被安葬在新农场的干部。子承父业，随他迁来的四个儿子，后来都成了第二代狱警;他唯一的孙子，现已成了第三代狱警。

　　其次，“北五场”的犯人也需要“瘦身”。其措施是：暂停接收新犯，对现有人员进行清理（释放、解教、调出），以适应新场的规模要求。按照迁场计划，民生农场场长谷万江（后为洪泽农场首任场长）带领徐杏高、裴凤常、徐世渔、吴以谟等人组成先遣组，深入洪泽湖农场，协调关系，勘察地形，了解情况，找出症结和解决办法。在洪沛霖厅长召集的迁场工作交办会上，谷万江提出了制约迁场建场顺利实施的两大问题。一是住房紧缺。这次迁场涉及众多犯人和800户干部及留场人员家属，而洪泽湖农场现有房屋只能解决四五千人住留。因此，必须立即启动住（监）房建设工程，争取在年底前，抢建出6万平方米的房屋。建房所需的砖瓦房料等物资，需要省厅统一调配。二是迁场所需的运输工具，如汽车船舶等，也需要省里提供帮助。对此，省厅当即拍板，指派劳改局一名副局长坐镇，从苏州、无锡等地的劳改单位调集船只，从所属的第四机床厂（同时生产砖瓦）向洪泽湖农场紧急调拨砖瓦，支持建房工程。同时，为迁场提供车辆运力资源的保障。

　　启动

　　关于此次调换迁徙的启动时间，《洪泽湖监狱志》中记载的是1965年11月22日，江苏省农垦公司、江苏省公安厅劳改局《关于滨海地区五个劳改农场与洪泽湖农场调换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迁场时间，“从11月份开始，到明年3月份前迁移结束”。但据谷万江、徐世渔、闵昭宇等老同志回忆，上述的时间记述，是为了便于农场交接，统一人员调动时间而“设定”的口径。事实上，由于充分考虑到正常工作生活需要，搬迁双方都认为，启动时间越早越好。所以，经双方商定，各自秋收结束，即开始搬迁。所以，进入10月份，搬迁工作即已陆续铺开。11月9日，双方领导对前期搬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进行过会办。这恰恰证明：搬迁启动时间应早于11月22日。

　　为确保搬迁顺利，“北五场”领导班子临时作了组合，兵分南北兩路：

　　先说南路。由谷万江带着先遣组在洪泽湖农场搞建设，待接收。本着“先监房、后住房”的原则，新成立的施工大队四个中队人员“三班倒”，按照每天4栋24间的速度抢建住（监）房，先期建成（改造）的一到五大队的监房，用于临时集中关押全体犯人。干部家属陆续迁来后，则集中安置在场部和二、四、八大队四个家属区。待迁场大头落地，再腾出手来，在六到十大队建造监房，以平衡分布犯人。当时的要求是：“犯人保证有房住，干部住房不保证。”不保证，不等于无住所，有个工棚、草房暂住就行。首任场党委书记、政委范迪安一家从盐城搬来，直到1970年离开农场，一直“暂住”在两间茅草房里。

　　再说北路。由范迪安牵头，在“北五场”负责撤场、调干和编组调运犯人以及干部家属，做好与对方农场的交接工作。如果说，南路的工作为迁场的成功提供了物质保障，那么，北路的工作才是迁场成功的关键。在此撤离的节骨眼上，稍有不慎，闹出点安全事故或群体事件来，那可是“罪”责难逃！当时，有关迁场的去向和时间安排等情况，对犯人是严格保密的。直到启程当天，才通知“调动”。为确保安全，场里出台了一系列编组运行的规范和纪律。同时，相机成立了调配、管教、运输、联络、安全、卫生等组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农场调换，长途迁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了场地勘察、物资评估作价和置换、机关撤并组合、人员物资调配和运送、新址工程建设，甚至包括小家庭的锅碗瓢勺等等诸个环节，哪一项都不易做好。

　　押运犯人，对“北五场”的劳改干部来说并不陌生，但在短期内长途押运大批犯人的事，则从未经历过。押运犯人有水陆两条路可选。水路耗时太长，难保安全，不宜选择，但可用于家属和物资运输;陆路虽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却能在当天来回，安全隐患较小。因此，场方决定，犯人运输，主要采用陆路。当然，运送犯人的速度，既取决于当时的运力，也取决于洪泽湖农场不断变化的接收能力。一般说来，南边腾出（建成）一批房屋，北边才能运出一批犯人。这边做的是加法，那边做的是减法。数字核对，除了现场清点，就靠在“摇把子”电话两边大声吆喝（声音小了听不见）。其复杂困难程度，是当今用惯电脑手机的后生们无法想象的。好在经过磨合，到中后期，调运程序日臻成熟：以洪泽湖农场为起点，头天晚上装车准备，次日凌晨拉一车职工或物资运往“北五场”，下午返程再运送犯人。

　　运送对象的持殊性，决定了运输任务完成的难度。一位军人出身的驾驶员感慨地说，过去在部队执行任务，最难的不过是运送武器弹药，而眼下运送的犯人，其中的危险，怎么想象都不过分。如果仅运送一次，咬咬牙、瞪瞪眼就挺过去了，可这是连续几十次，每次都背着沉沉的“炸弹”，即使身体吃得消，精神也受不了！这里，且以新荡农场三大队为例，展示一下“运犯”的过程：

　　11月27日10点。

　　犯人被告知“调动”，开始收拾行装。

　　11点30分。

　　犯人集中前往食堂，吃在“北五场”的最后一顿午餐。

　　12点。

　　犯人按编号分别登车。车队刚从200公里外的洪泽湖农场运来一批职工和物资，驾驶员稍事休息又得往回赶。在此之前，大队中队已定人、定车、定位，同时确定了带车干部和车内临时组长，确定了行车安全应急信号（当时没有无线通信设备）。

　　12点20分。

　　车队发车。本次车队由12辆汽车组成，一辆军车为先导，车上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每辆车上配备驾驶员一名，随车干部两名。最后一辆军车收容压阵，配备医务人员一名。

　　沿海战备公路上，烟尘滚滚。

　　13点10分。

　　4号车上两名犯人因挤撞发生口角，小组长劝解无效。停车，随车干部进行训诫，继续行车。

　　14点20分。

　　第二辆车被路边群众拦下，后续车辆亦被迫停下。原因是路边农户家的一只狗上午被车轧死，家主找不到肇事车辆，就上路拦车。拦车的人见第一辆车是军车，没敢拦，就拦了第二辆。随车干部下车劝解，晓以利害，第一辆车的几名战士也奔了过来。拦车群众一看这阵势，再加上透过汽车蓬布的缝隙，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个“光头”，似乎明白了什么，赶紧让路。一场虚惊。

　　15点10分。

　　到达中途停车点。车辆开进一处高墙大院，押运部队布好岗哨，各车按顺序下车方便、喝水。

　　15点20分。

　　车队再次出发。

　　16点55分。

　　4号车一名犯人突发“心口痛”，呻吟不止。停车，找来随队医生诊冶，确定是胃痛，经针刺“足三里”缓解。10分钟后，恢复行车。

　　17点50分。

　　车队抵达洪泽湖农场渡口，在副场长裴凤常的指挥下依次摆渡进场。犯人在接收干部的引导下，前往关押地点。

　　19点10分。

　　大队长纵肇华向接收干部递交了犯人花名册，并逐一点名验证，完成交接。到押犯人将重新编组，干部们也将重新分配工作岗位。

　　至此，本日押运任务顺利完成。

　　这次押运犯人是顺利的，但它只是几十次押运任务中的一次而已。每一次押运，都有各自的情况，都有各自的困难，也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途中遇上特殊情况，抵达时间往往得延至半夜。靠着驾驶人员、带车干部和押运官兵的密切配合和艰苦努力，到1965年底，犯人押运任务全部完成，并实现了“无逃脱”“无伤亡”的既定目标。

　　年底，“北五场”工作机构撤销，在“善后办”的主持下，主要由水路保障的干部家属和物资运输工作继续进行，于次年3月结束。据退休干部夏春林回忆，他和家人的1966年元旦，是在迁场途中浩瀚的洪泽湖上度过的。而据前面提到的炊事员小郭的儿子郭胜滨（如今已是监狱退休干部老郭）说，他家“直到3月16日才搬家，是倒数第二批”。

　　1966年1月1日，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省地方国营洪泽农场（省第一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现为洪泽湖监狱）宣告成立。1月10日，国营黄海农场在“北五场”原址宣告成立。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