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是从2007年开始正式使用“社会组织”概念来代替原来的“民间组织”称谓。所谓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为了有效地达到特定目标，按照一定的宗旨、制度、系统建立起来的共同活动集体，是介于社会成员和整体社会之间中介性的关系结构，是公共关系三大构成要素之一。社会组织的产生，主要源于功能群体的出现以及群体化的趋势。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方面不同程度呈现出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因素，从而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为中国无产阶级崛起壮大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则孳生出具有形形色色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社会组织。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后城市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通过取缔、改造和重建的方式，把城市居民组织在新的城市空间中。择其要点有三：一是打击取缔反动社会组织，二是改革原有社会组织，三是建设新的城市社会组织。
打击取缔反动社会组织
旧社会之所以令人唾弃，黑恶势力盛行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中以各类帮会团体最为典型。帮会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城市的畸形发展息息相关，电影《功夫》里的斧头帮桥段就夸张且传神地反映了这一点。许多帮会为了巩固势力，还与国民党政权公然勾结。旧上海的大小帮会拥有徒众数十万，成员从国民党显贵到贩夫走卒，从工商金融界到娱乐服务业，几乎涵盖各个阶层。帮会不仅涉黑、涉黄、涉毒，而且几乎控制了所有社会生产领域，就连粪便清理这样的行业也被各类粪霸控制着。
济南解放前，全市有粪车千余辆，全被少数几个粪霸垄断了，他们把济南全城划分为300多个片，彼此之间不得越界。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每月要向他们征收一定的买粪费，而管事的基层行政人员也因收了他们“好处费”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解放初期，这些粪霸极不配合、消极怠工，济南城区一度垃圾、粪便遍地都是，严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为此，公安局长李士英专门找到大包商孟荣，严令限期掏运粪便，不准讨价还价，否则就依法惩处。这只是帮会危害城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上海的帮会在解放初期依旧明目张胆地照收“年费”“月费”“保护费”，商贩、居民稍有“不敬”，必遭谩骂殴打。
与此同时，一些反动组织则以更加隐蔽的伪装、变异方式，大面积污染着城市社会空间，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平的一贯道。一贯道是北平最大的封建会道门组织，1946年就在全北平设立1360余个大中会坛，家庭会坛不计其数，会众在20万人以上。北平解放后，一贯道通过“佛堂家庭化、道徒工商化、言语现代化、行动群众化”的方式转入地下，“师母”孙素珍、道长张五福分别以“喻、训、条”的形式，不断向城郊各会坛发号施令、传播谣言。有学者研究指出，1949至1950年间流传北京城郊的大量反动谣言多数来源于此。1950年夏，一贯道更是炮制出了极其荒唐离谱的谣言：“天安门石狮子流泪，鼓楼上冒烟，天下将大乱……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谣言很快传遍了北京城，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涌向鼓楼一探究竟，就连天津也有人专程赶来看，由此还引发了交通堵塞。
一贯道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主要分子经常聚众密谋，甚至妄图组织武装叛乱。有的把捉到的麻雀涂上硫磺点燃后，扔到群众的院子里，制造“蓝火弹”的恐怖氛围;有的用红布把手电筒包裹住，在夜间胡乱照射，制造“红火弹”的恐怖气氛;还有的则头戴狰狞面具、手套锋利铁爪，趁夜色在老百姓家的窗户上乱喊乱叫，制造“妖魔出世”的恐怖场景。
为根治帮会团体问题，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1950年9月，政务院出台《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凡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反动团体，一律禁止成立;其已登记而发现有反动行为者，一律撤销登记并解散。全国各地先后处决了绥西哥老会首领王英，广州大洪山首领熊杜曦、李日全，成都熙成社首领徐子昌，天津青帮首领王士海、袁文会、王延庆，上海洪帮首领郑子良，西安青帮首领叶新甫，武汉洪帮头子杨庆山，南京反动道首王化鹏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帮会首领。北京于1950年12月18日晚采取突击行动，一夜之间逮捕了130余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并在次年1月14日举办了一贯道罪证展;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及时推出《一贯害人道》影片。
望著那些昔日高高在上、众道徒只是磕头不敢仰视的“师尊”“师母”们，利用种种手段骗取得来的古玩字画、金银珠宝以及画着春宫图的鸦片枪等大量赃物;再看到那些枪支弹药、谣言乩语底稿等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各种罪证，不少人幡然醒悟、懊悔不已。有道徒说：“我全明白了。原来扶乩有扶机和玄机。玄机是上头放个盆，由盆底通过垂下一条老弦，吊着笔，一烧香就动，盘里就沙沙响。其实是盆里放个屎壳郎，一烧香屎壳郎呛得乱爬，弦就动，笔也随着动。这都是骗人的事儿！”
醒悟过来的道徒们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下，竞相前往指定地点索还财物，少则几万、多则两三百万，甚至还有面粉、玉米面等。不少迷途而返的道徒怀着感恩的心，把追回的财物捐献人民志愿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北京先后逮捕一贯道大小头目381人，枪毙王仲麟等重要头目42人，封闭大小会坛1283个，劝退道众178074人，彻底从思想和组织上摧毁了一贯道反动组织。
上海的情况更加复杂，成果也更加丰硕。一解放，军管会干部杜宣就奉命带着解放军战士前往上海帮会“三大亨”（其中张啸林1940年遇刺身亡）之一的黄金荣家，向其宣布党的政策，严令黄必须老实呆在家里，一旦发现他的门徒寻衅滋事，立刻唯他是问。对于已逃至香港的另一个“大亨”杜月笙，中共中央在解放前就指示以演员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金山，安排潘汉年、夏衍与其会面，向杜传达中央要求其协助维持秩序和接管上海的指示精神。潘、夏二人离港北上前，杜月笙找到他们一再保证，一定安分守己，并承诺门徒会众绝不捣乱破坏。
对那些气焰嚣张、死不悔改的行业帮会，党和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分步解决的惩治举措。以上海码头帮会为例，由于劳动强度大、作业条件差、薪酬收入低，码头工人只能抱团谋生，各类大小包工把头趁机组织苏北帮、湖北帮、宁波帮等，分而治之，残酷压榨。1949年5月28日，上海军管会成立码头工会筹备委员会，居然因为大小包工把头的作梗，连正常工作一时间都难以开展。
1950年4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废除各地码头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的暂行处理办法》，上海市委立即组织30余名公安干警，奔赴北京全国总工会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和方针政策，并充分借鉴天津市的反霸斗争经验，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搬运工会和中共搬运党组，同时成立相关办事处、管理机构以及区工会组织，建立2个肃反委员会、26个审查委员会，大规模培训反霸骨干力量，并让这些骨干深入码头一线启发教育广大工人，发动工人与把头、霸头乃至特务作斗争。结合1950年底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市对那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包工把头，相继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布罪状并予以逮捕。与上海毗邻的南京，也开展了群众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活动，先后肃清16种反动会道门组织，促进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净化。
改革原有社会组织
不可否认，一些组织虽然脱胎于旧社会，甚至带有鲜明的旧社会印迹，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一定时期内仍有存在的必要，其在城市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宗教组织。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寺院、道观都曾通过地租、劳役、高利贷等方式，对劳动人民进行过剥削和压榨，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因寺院圈占良田而造成社会动荡的现象。对此，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因教制宜的整顿改造举措，先是通过采取废除封建特权、没收非法占有土地、推行民主管理等措施，促使传统的宗教组织在新社会展现新的架构和面貌。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引导佛教界主动发起自我革新运动。1951年初，北京佛教界的海岑、巨赞等21人联名起草了《北京市佛教界同人为改革中国佛教上中共中央毛主席及各党派书》，提出了完整的革新方案，并拟制了《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北京市佛教改革计划》，就改革的范围、目标和内容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成为佛教界的自我革新宣言和纲领性文献。
紧接着，全国佛教界投入到土地改革的大潮中，配合政府把庙宇、寺院等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统统收归国有。农村中的僧尼有劳动力且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也可以按相关政策规定分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对少数欠有血债、民愤极大的住持以及一贯欺压下层僧侣的住持，分别依法依规予以制裁。很多农村中的佛教人士就此走上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的坦途。在打击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期间，佛教界人士纷纷表示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措施，并积极协助清除反动社会组织对佛教的影响。
很快，道教界、伊斯兰教界的革新运动也相继开展，同样也取得了较大成效。1953年，全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成立;同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西藏地区的宗教民主改革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并成功开展。
与之相伴，中国基督教界和天主教界也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新中国建立前，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分别被控制在罗马教会和100多个外国教会手中，外国传教士充斥各地教会，引起了中国教徒的强烈不满，教徒们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愿望十分迫切。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位基督教领袖联名1500余名教众，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又称“三自”宣言），号召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开展“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建立中国人民自己的教会。是年11月，四川广元县天主教神甫王良佐等500余名教众，联合发表宣言，倡导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在全国产生热烈反响。这些运动的開展，使得中国教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经济上摆脱了外国控制，完全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有力提升了广大教徒的爱国主义觉悟。至1957年，全国五大宗教全部建立新的宗教组织，标志建国初期城市社会组织清理整顿工作的胜利完成。
建设新的城市社会组织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各种敌对势力交相向新政权挑战，传统文化心理中的负面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城市社会治理亟需相匹配、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组织。对此，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首先，是进一步发展原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爱国社会组织。比如，在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等基础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组织联合成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在解放区的妇女联合会、中华妇女节制会等组织基础上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等。根据1957年的统计，建国初期一共成立了46个社会组织，大部分分布在城市，吸纳了人数众多的城市民居，在助力城市接管、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等各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中共接管城市并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得力助手。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通过单位制和街居制（即街道-居委会）对城市社会进行全面的组织化，结束了新中国初期分裂混乱的城市社会状况，对当时的城市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在各单位工作的城市居民（工人、职员、机关人员、工商业主和学生），属于有组织的，可以通过迅速建立起单位组织，使之成为涵盖所有城市社会生活领域的基干组织，上海市1951年按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等四种类型组织起来的就占到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56年以后则上升到三分之二。
与有组织相对的是无组织的城市居民，主要包括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小摊小贩、自由职业者以及无业及失业人员等，武汉、上海两地建国初期曾做过调查，这些无组织的居民分别占到当地城市居民的50%、60.8%，可谓人数众多。为了便于城市接管以及加强无组织城市居民的日常管理，中共中央一度同意各城市在解放之初暂时保留保甲制度，也曾在东北、京津等较早解放的城市中仿造农村解放区的县—乡—镇—村四级建制，设立了市—区—街—闾的过渡性城市基层政权组织，但都因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而先后废止。于是，一种强调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便应运而生。
长期以来，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诞生地有着多种说法，先后出现过“天津说”“上海说”“杭州说”“济南说”“唐山说”等多个版本，民政部为此专门出台了5项确认标准，并组织专门力量遍访全国，最终在2008年6月28日确认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是杭州的上羊市街居委会。
据亲历者、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主任陈福林回忆，那是在1949年10月23日晚，由杭州上城区区长田奎荣主持200名选民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上羊市街居委会9名成员，陈福林、陈道彰分别当选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其他7名委员中有木匠、女工、中学女教师、银行经理、茶店老板等，分别负责生产、公安、民政、文教、卫生等工作，办公地设在一个尼姑庵里。虽然上羊市街居委会只存在了两个月，但陈福林和陈道彰还是与同事们一道积极开展稳定市场、维护治安、调解纠纷、卫生防疫、生产自救等工作，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为巩固新政权做出了贡献。
以此为开端，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也相继建立了居民委员会。为了规范统一，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首次以全国性法规的形式确认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名称、性质、主要任务和组织结构，居民委员会得以在全国统一规范建立，正式成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居民自治的社会治理基础，促进了居民安居乐业和城市社会稳定。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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