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从学生时代起,大运河,一直是流淌在我心中的河。记得1966年秋冬时节大串联的时候,16岁的我曾和几个同学先后两次沿着里运河堤,一步一步地从清江浦丈量至瓜洲古渡。其中第二次还向南延伸,丈量了江南运河镇江至常州段。六洞、七洞、蜕龙潭、清水潭、昭关坝、仙女庙、奔牛镇,以及“露筋两头担,一头三十三”等等充满神奇色彩的运河地名,都是那时候丈量的收获。这成为我后来多次实地考察大运河的最初起点,也成为我后来研究大运河、保护大运河、宣传大运河的原初动力。
长期坚持研究大运河
回顾我对大运河历史文化的研究,始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淮阴专区从事专业地方史志研究。起初研究中共淮阴地方党史和革命斗争史,频繁地涉及里运河、中运河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淮河、洪泽湖、黄河故道、高宝诸湖。于是,着手对大运河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对大运河的历史进行追溯考索。1984年起,由于应邀担任大运河清口枢纽所在地——淮阴,《淮阴县交通史》的全书撰稿,开始对大运河的航道变迁、漕运历史等进行梳理和研究,并陆续在《东南文化》《江海学刊》《淮阴师专学报》《江苏地方志》等刊物上发表相关成果。“东方的庞贝”——泗州城,就是我在此间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
1986年初,我受命主持淮阴市地方志编纂与指导工作以后,在着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大运河研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首先,着手研究大运河沿线最大的水库、清口水利枢纽的关键性工程——洪泽湖的历史与现状,并于1992年完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洪泽湖研究》一书,我一人担任本书的主编、统稿,以及50%以上篇幅的撰稿。
1995年完成主编《淮阴市志》,1998、1999年相继完成主编《淮阴改革开放二十年》《淮阴五十年史》以后,努力克服淮、宿分市后资料搜集的严重困难,在省志办的支持下,加快了《洪泽湖志》的编纂步伐,于2004年完成了近140万字的《洪泽湖志》,该志是四大淡水湖中第一部新编湖泊志,填补了洪泽湖有湖无志的空白。
2005年初,我主持编写了《运河之都——淮安》一书。同年11月起,又主持点校整理出版《淮安文献丛刻》第1—8卷,其中有《漕运通志》《清江漕船志》《淮关统志》《淮安河下志》《王家营志》等一批佐证“运河之都”的奠基性历史文献,还包括正德、天启、乾隆、光绪四部《淮安府志》,民国《淮阴区乡土史地》,以及明嘉靖《两淮盐法志》等,共450万字,为学术界研究淮安、进一步认同其“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打开了便捷之门。
2007年,兼任新成立的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后,我系统地提出:“大运河是国家统一稳定的保障线、南北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南北文化融合的主纽带、哺育沿岸城市的母亲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开放之河。”这一提炼和总结,后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充分利用研究成果参政议政
前贤说得好:学以致用。对大运河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深刻认识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为决策者提供保护利用的依据、方法和途径。
我从1988年1月至2012年6月,一直担任淮阴(安)市政协常委。其间,担任两届淮安市政协副主席。这为我就大运河及其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参政议政,研究成果和心得转化为参政议政的提案建议,提供了非常便捷的平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不止一次地起草递交关于加强里运河文化廊道规划与建设的提案,本世纪初终于促成了《淮安市大运河文化长廊建设专项规划》的诞生。担任淮安市城市规划咨询委员会特聘顾问以后,更直接参与了每一次重要决策前的咨询活动,并多次直接对上报的方案提出建议与意见。
这些年来,我觉得参政议政最重要的成果是:参与淮安“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打造。淮安作为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多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位于京杭运河的中段,古淮河、古黄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处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是典型的因运河而兴、漕运而兴的古城。明清时期,更由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淮北盐运分司的驻节,黄、淮、运河的交汇,全国最大内河漕船厂与淮安常盈仓的设立,成为前面所述的“五大中心”,从而奠定其“运河之都”的特殊历史地位。
早在2001年,我就曾提交《关于加快三淮一体城市发展战略实施的建议》,同年,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保护运河文化遗产的建议和建设里运河文化长廊的构想,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采纳。2002年建成大运河文化广场,启动运河文化长廊建设工程,并完成中洲岛和大闸口北侧越河街西段的改造工程。
2005年11月,遵照市委书记的批示精神,市地方志办公室迅即拟订打造“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的初步方案,得到市委、市政府的认可,并立即组织实施。此间,我邀约全国从事明清史、城市史、交通史、运河史和历史地理研究的知名学者40余人,围绕“运河之都”的历史撰写论文。2006年5月12日—14日在淮安成功地召开“运河之都——淮安”首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国家清史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诚如、中国明史研究会会长张显清、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与李孝聪等出席会议,并作学术发言。
2006年5月,我有幸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大运河遗产保护大会。同年10月16日—17日,我又代表淮安市,从北京市通州区接过承办第四届大运河文化节的匾牌。为了办好第四届大运河文化节,市委、市政府围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在搞好准备工作的同时,要求市政协组织“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运河之都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运河之都丛书》论著第1—9卷、点校《淮安文献丛刻》第5—9卷,改建市博物馆,建设淮安市城市建设规划馆、中国漕运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名人馆、大运河楹联馆、淮安戏曲博物馆,修复陈潘二公祠、吴公祠,复建河道总督署大堂二堂、淮关关楼、河下御码头、漂母祠,加固清江大闸,建立古末口、大小清口碑亭等,并着手修复河下古镇。修复斗母宫、福音堂与赛珍珠故居等,展示大闸口“五教汇聚”的文化特色。由于领导重视,各方协同,上述建设工程都以较好的质量和序时进度,在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前夕完成,向游人开放。
2008年9月26日,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高峰论坛暨第二届“运河之都”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淮安举行,来自大运河(含隋唐宋运河)沿线32个城市的100多名代表和从事运河研究的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出席会议。10月8日—9日,中国古都学会五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在淮安召开,正式通过确认淮安市为“运河之都”的决议。市政府主要领导接受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授予的“运河之都”匾牌。至此,“运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打造任务圆满完成。
此外,在担任省政协委员期间,我还先后提交了《关于对淮安等市黄河故道开发早日立項的建议》、《关于编纂“京杭运河志(江苏段)”的建议》、《关于密切配合大运河申遗,在淮安建立漕运博物馆的建议》等提案,均得到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采纳。
(责任编辑: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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