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楠

　　

　　我与运河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以硕士论文《明代徐州洪吕梁洪的历史考察》的撰写为标志，进入运河领域已有18个年头了。记得研究生入学后，得知硕导马雪芹教授（研二时马老师调走，我转到杨绪敏教授名下）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马教授师从史念海先生，我便自觉地关注历史地理学，开始阅读《河山集》等著作。

　　当时恰逢《徐州府志》（新千年整理全本）出版不久，崭新的一厚本，便于初学者阅读。2003年暑假就是在阅读《徐州府志》中度过的，也因此记住了该书整理者赵明奇老师。后来阅读了赵老师辑佚整理的明代《吕梁洪志》后，经与导师商量，最终决定了论文选题。不过，硕士期间虽然身在徐州，但未进行过像样的运河考察，真正的“走运河”是在入复旦大学读博士以后。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大大小小的运河之行不下几十次，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次。

　　最早的运河之行

　　2006年暑假的运河之行是最早的一次。记得当时业师邹逸麟先生正参与陈桥驿先生的《中国运河开发史》课题，书中需要一些图片。师兄胡其伟擅长摄影，此任务非他莫属。其伟兄是我硕士同门，又是博士同门，高我一届。当时我刚参加完史地所的田野考察训练不久，于是在其伟兄带领下开始了运河之行，我参与了其中徐州至扬州段的考察。

　　恰巧几个月前的2006年5月13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筹划组织了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考察活动。5月19日，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引起了沿线城市的高度关注。这种情况下，此次徐州境内的运河考察得到了《彭城晚报》的大力支持，考察比较深入。第一站吕梁洪正是我硕士论文关注的内容，明嘉靖间的《疏凿吕梁洪记》碑虽在论文中提到，但没见过实物。此次联系了当地文化站站长，得以打开房门。当碑上熟悉的文字映入眼帘，“我国家漕东南之粟，贮之京庾，为石至四百万……”，内心说不出的激动。该碑号称“三绝碑”，由大学士徐阶撰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韩邦奇题额，江南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书丹。

　　当天下午参观了邳州博物馆，硕大的象牙让人联想到该地区五六十万年前曾经温暖湿润的气候。第二天考察了土山镇、窑湾镇。窑湾考察结束后，与记者分开，搭轮渡到窑湾对岸的宿迁境内，考察皂河龙王庙。接下来几天，从皂河经宿迁、淮安、宝应、高邮、邵伯至扬州，或搭熟人私家車，或乘公共汽车，或租人力三轮车，走走停停。当时的运河沿线景观比现在更“原生态”，土山关帝庙正在重修，皂河龙王庙还未曾卖票，漕运总督府遗址尚未安装围栏，窑湾镇、河下镇尚未开发。印象最深的是在盂城驿，当售票员看到我背着双肩包，满头大汗、面红耳赤的样子，提供了开水，还优惠了门票。

　　这次运河之行是我第一次到淮安，第二次就是两年后的2008年9月，参加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

　　骑车走运河

　　骑车走运河是在2012年，实际上一年前就计划好了。2011年4月，我参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会议通过的《关于大运河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令人振奋。于是决定下半年骑车走运河，计划分四次走完山东运河：第一阶段聊城至临清;第二阶段聊城至济宁;第三阶段济宁至台儿庄;第四阶段南旺到戴村坝。不曾想下半年因患听神经瘤，住院手术，考察计划延误了半年。

　　2012年5月5日，我和康建军、成鹏、陈华龙从聊城大学出发，骑车考察聊城至临清段运河。去的时候还算顺利，虽然废弃的运河远离大路，有时需要推着车走过干涸的河床，或扛着车淌过泥泞的浑水，不过大多时间可在乡间小路上骑行。上午考察了梁乡闸、永通闸两个点，到梁水镇吃午饭时已是下午1点，大约走了30公里，还剩三分之二路程。

　　午饭后加快了行进速度，梁水镇到土桥闸十几公里用时40分钟。土桥闸遗址2010年下半年进行了考古挖掘，201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看到的土桥闸，整个在地平面以下，闸塘积满水，不过闸座格局尚清晰可辨。20分钟结束了土桥闸的考察，接下来是土桥闸——魏家闸——戴湾闸20公里的骑行，耗时约2小时，只在过马颊河时稍作停留休息。两座船闸的考察共计半小时，戴湾闸北侧村委会保存一块石碑，没时间细看，拍了照片马上离开，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了。最后一程戴湾闸至临清市20多公里，一路不停歇，终于在夜幕降临时到达目的地。

　　印象最深的是次日返程，因临清城内考察点比较多，返程时已是下午2点多了。按照计划，返程走264省道，临清至聊城间60多公里，比来时路程大为缩短，预计骑行4小时，晚上7点前可到家。但途中研究生成鹏的自行车坏了，修车耽误了时间，结果到斗虎屯镇吃晚饭时已是下午6点。饭后急赶，一小时后到梁水镇，此时太阳已落山。出梁水镇不久，天完全黑了下来，路上偶尔有电瓶车驶过，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大货车比白天多了起来，从身后呼啸而过，一股股气浪掀过来。

　　最担心的是学生安全问题，身边没有任何发光的东西，四个人只是一串移动的黑影。我和康建军老师一前一后，两个学生在中间，靠声音联络。好在经过一个村庄时，买到了几个电动儿童玩具，挂在自行车上，一震动就发光。晚上10点左右，终于看到了聊城新火车站外灯火通明的建设工地，快进城了！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

　　一次危险的运河之行

　　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2009年以后来聊大运河中心的考察团增加，有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大、山西社科院等单位。

　　2012年暑假的微山湖考察，是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一部分，参加者有朱年志、胡克诚和康建军。7月10日，我们乘汽车到达济宁市，第二天在济宁市港航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登上微山湖南阳岛，四个人分两次乘橡皮艇上岛，考察了南阳古镇的运河遗址。下午离开南阳岛后，花300元钱租了一艘小渡船，在芦苇荡中穿行两三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一座小岛。行程中我才明白“水路”的含义，原来也有大路、小路之分，路两边是密布的养殖种植区，不可以随心所欲地行驶。

　　考察目标是岛上的一块清代“沉粮碑”，小岛叫刘桥村，本与陆地相连，1964年微山湖上级湖蓄水后，农田没入湖底，地势稍高的村庄变为小岛。村民都搬迁到岸上居住，刘桥村分散到鱼台县张黄镇的东刘桥村、西刘桥村。岛上只有几位老人常住，村民隔段时间会过来照看养殖区。拍照访谈，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小时，才想起租的船已经回去了，此时恰巧有村民要回岸上的家，我们得以搭船到了东刘桥村。

　　傍晚6时，我们幸运地在张黄镇租到一辆面包车，遂临时改变行程，不在镇上留宿，决定先去西刘桥村拜访刘运华，刘氏族谱在他手里。在刘家访谈并拍摄族谱后，出来时快8点了，外面狂风暴雨，公路上随处可见掉落的树枝。尤其可怕的是，我们的车刚刚驶过去，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巨大的声响夹杂着风雨声，令人胆战心惊。终于在晚上9点多钟抵达鱼台县城。次日天气晴好，于是继续我们的行程，从鱼台汽车站乘车，绕道微山湖二级坝，向微山县城夏镇进发。

　　最贴近教学的运河之行

　　2013年，运河申遗工作进入高潮。1月，国家文物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请，计划当年秋天会有国际专家来现场考察。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6月9日到15日，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商业史学会发起组织了“商贸师生走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经山东临清、江苏淮安和无锡，最后到浙江杭州。我作为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参与考察。

　　此次考察活动的目的是宣传运河申遗，探寻运河商贸文化及商贸富国史实，丰富运河历史文化宝库。最大特色是将运河申遗宣传与商贸院校的教学结合起来，突出“弘扬运河商贸文化”的主题，沿途考察运河现代商贸现象，与运河沿线商贸院校联合举办活动，探索建设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

　　在通州大运河文化广场，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商业学校师生500多人参与了启动仪式;在淮安清江大闸口，与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举办了“宣传淮安运河文化，支持大运河申遗”的签名活动;在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运河商贸知识问答;在杭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与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举办了活动闭幕式。

　　本次活动对于探寻大运河商贸文化意义重大，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有专门报道。作为本次活动的另一项成果，中国商业史学会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了《中国商路》教材。本人承担了其中“运河粮路”部分的撰写，对运河文化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等有了更深的认识。

　　颇有压力的运河之行

　　2014年6月22大运河申遗投票前夕，齐鲁晚报联合运河沿线6家省级主流媒体，发起“徒步大运河”考察报道活动。活动从5月15日开始，历时18天，从北京通州燃灯塔到杭州拱宸桥，走遍了运河沿线18座城市。考察队员一路且行且感慨，既因北段干涸废弃的枯河床而心情沉重，也因南段“活着的运河”而欢欣鼓舞。

　　我作为运河专家参与此次活动，使命光荣，也深感责任巨大，每天要面对记者的采访，每晚要审阅记者的报道。好在一路上得到了同行的济南社科院齐长城专家张华松教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高继习博士、山东大学旅游专业王晨光教授、济宁市港航局航运史专家焦振炜主任等的支持与帮助。

　　18天的考察令人印象深刻，至今仍能记起每个人的故事。70多岁的“当代徐霞客”李存修先生已是第四次走运河，仍激动地欢欣雀跃，我们两人住一个房间，李老先生每晚坚持写博客，常常到深夜;记者乔显佳是本次活动的领队，他后面是“陆海空”齐备的记者团队，有文字记者马云云、吴佳，摄影记者张中，负责绘画的记者牛靖莉，融媒体记者林振等。诸位记者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无论考察结束有多晚，都坚持认真写稿发稿。

　　此次运河之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挖铁牛。考察组访谈得知，为防止村里的镇水铁牛被盗，村民将铁牛埋在地下。考察组给村民做工作，指出埋在地下的防盗办法不可取，帮村民把铁牛挖出来后，又帮忙联系了当地文物部门。

　　读碑最多的运河之行

　　两次大规模的沿运河寻碑、读碑活动，都是由中山大学吴滔教授组织的。吴教授是葛剑雄先生的博士，是近年来对运河关注最多的学者之一，不仅承担了《中国运河志》城镇卷的编写，所指导的博士生论文也多以运河为选题。

　　吴教授考察队由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组成，尤其是队伍里有赵世瑜、郑振满、刘志伟三位大学者，使考察的档次大幅提升。为便于联系，第一次考察时的微信群名叫“浮于淮泗”，第二次的考察群名叫“南船北马”。

　　该团队“华南学派”的特色突出，沿途的读碑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微山县独山岛上的雨中读碑、济宁清真东大寺内的集体读碑、南阳岛上的乱石丛中读碑、徐州博物馆的树丛中读碑、徐州云龙山的爬梯子读碑、淮安勺湖公园的趴地上读碑、淮安府衙的推迟吃饭读碑。至今每当翻看照片时，耳边仍仿佛萦绕着集体读碑声，心头仿佛有听到碑文后的历史被一语道破的震撼。

　　技术手段最多的运河之行

　　两次陪同复旦大学杨煜达教授考察运河，将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遥感数据以及地图资料相结合，从而获取高分辨率的成果，是我经历的运用技术手段最多的运河之行。

　　杨煜达教授是邹逸麟先生的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气候研究，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第一次考察山东运河是2015年4月20日至25日，参加者有杨煜达、孙涛两位老师和研究生扆志鹏。我先在聊城租好车，去济南西站接上他们，直奔临清运河。然后自北而南，逐一对聊城境内的会通闸、临清闸、土桥闸、梁乡闸、辛闸、周店闸、七级老码头、阿城上闸、荆门上下闸，泰安境内的戴村坝、南旺分水口，济宁境内的利建闸、南阳闸等进行了实测。考察中我沾沾自喜的是一条建议被考察组采纳了，我发现每座运河闸墙上都留有古代船只通过时的刮痕，认为可作为确定每座闸水位的参考。此次考察的成果之一是《大运河山东段古河道及船闸考察与清代山东段运河高程重建》，该文结合文献资料以及舆图资料，利用GIS方法，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海拔高程变化进行了重建。

　　第二次考察是2016年12月，重点是苏北段运河，自淮安出发，经宝应、高邮、扬州至泰州。考察过程中初步对两座唐代古塔的地面高程进行了测量，一座是淮安的文通塔，一座是高邮的镇国寺塔。以上两次考察都是在满志敏教授主持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專项项目课题资助下进行的。令人痛心的是，前不久满志敏先生因病不幸离世，是项目组和历史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时间最近的运河之行

　　2019年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之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2019年底的两次考察算是最近的运河之行。

　　第一次是隋通惠河考察。2019年11月底，我和李泉、郑民德两位老师在结束浚县大运河会议后，参加了聊城大学组织的隋唐运河河南段考察。会合后的队伍共有师生10人，为期4天的考察，足迹到达卫辉、鹤壁、新乡三个地级市。虽然每天大都步行，但时间在读碑声和研讨辩论声中过得飞快，印象最深的是浚县黎阳仓、大伾山碑刻以及滑县道口古镇。在黎阳仓，大家讨论淤土中的仓窖主要是黄河淤积还是山上水土流失;在大伾山，大家一起背诵《禹贡》中的黄河流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在道口古镇，一起讨论大王庙中除供奉李冰、谢绪、黄守才、朱之锡外，为什么还要供奉张居正。

　　第二次是淮安段运河考察。2019年12月中旬，浙江大学孙竞昊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马瑞诗教授以及孙教授的两位博士生，一行四人来到淮安。两天半的考察时间很紧凑，基本上按照我预先制订的考察路线进行。第一天里运河、清江大闸、黄河故道、河下古镇、河道总督府、漕运总督府、水上立交等地，第二天从杨庄、码头到蒋坝三河闸，沿洪泽湖大堤逐一考察;第三天上午考察盱眙泗州城、明祖陵、第一山等，下午返回南京。

　　十几年时间一晃而过，回想多年来的运河之行，每次都有新鲜感，每次都能学到很多东西。考察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2013年到淮阴师院工作后，对苏北运河的考察更方便了，对历史上的黄淮运交汇区以及河工、漕运、盐务集中区有了更深的认识，于是围绕相关议题，成功申报了教育部、江苏省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仅如此，复旦大学史地所的专业考察自2018年起也扩展到淮安地区，运河成为更多人关注的热点！

　　运河是一个大课堂，运河研究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期待有更多的人“走运河，行大运”！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