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瑶

　　2014年6月22日下午，当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消息从卡塔尔首都多哈传来，位于扬州的“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内一片欢欣——大运河申遗走过漫长的8年之路，同事们兀兀穷年，焚膏继晷，这份努力没有白费。

　　一

　　2007年的秋天，大运河申遗项目正式启动。但于我而言，对于申遗话题的关注，在更早的时间里就已经开始。2000年之后，“申遗”这个词在媒体出现频次逐渐增多，其时，我尚在扬州日报从事媒体工作。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扬州有哪些历史遗存有可能申报世界遗产呢？这个念头经常萦绕于心。2003年7月，南京明孝陵作为“明清皇陵”拓展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一位读者写来一篇文章，建议扬州保护大运河并以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我选编了此文，并为其写了“编者按”，提醒扬州人“本月，南京明孝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前，苏州园林和昆曲被列入了世界遗产，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用什么来填补空白？”

　　2003年7月25日，我在扬州日报“茶坊”版面和互联网BBS论坛“茶坊”同时发起话题讨论：“拿什么来申遗？我的扬州。”从7月至8月，“茶坊”版关于扬州申遗的连续讨论吸引了许多读者关注，并引来众多稿件，首次引爆了扬州人对于扬州申遗话题的普遍关注和思考。8月6日，在“茶坊”版上，我对扬州可能用以申遗的项目作了系统梳理：大运河、扬州盐商古建筑群、邗沟、瘦西湖、扬州城遗址……

　　一年后的2004年7月2日，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苏州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透露，鉴于大运河遗产的重要性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中国将对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性和工作方案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论证，并在评估结果出来后，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一时间全国媒体借风助力，呼吁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7月16日，我在“茶坊”版再度推出“特别关注”，以整版篇幅讨论“古运河申遗，扬州该做什么？”提出了“保护古运河原生态”“保护为重、谨慎开发”等观点。

　　2006年12月，原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博物馆司司长孟宪民访问扬州，我以《大遗址保护——通向世遗之路》为题，对他作了专访，讨论了扬州城遗址申遗的可能性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扬州段运河、邗沟、盐商古建筑群（个园、盐宗庙、卢绍绪宅、汪鲁门宅）、瘦西湖河道水体等，均已作为遗产点成为大运河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行列，扬州城遗址也作为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后续列入”名单。这样的结果，和当年报纸关注和讨论的内容惊人地一致。

　　二

　　2007年9月26日，“大運河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在扬州挂牌。但此时办公室虽已挂牌，工作团队尚未建立，时任扬州市文物局局长的顾风给我打电话征求意见：“大运河要申遗了，你是否愿意来做这件事？”

　　世界遗产，一个全新的概念;申遗，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然充满了吸引力。2007年11月，我离开报社，来到成立伊始的大运河联合申遗办。

　　联合申遗办最初的办公地址，在扬州钞关西后街10号。这是一处青砖青瓦的老宅，有紫竹巷道、假山紫藤，位于古运河和小秦淮河交界处，门前，一座水闸调控着古运河与小秦淮河的水位，扬州人称这座闸为“龙头关”。此地位于扬州古城城南挹江门外，自明代起，官府在这里设关，向过境船只征税，因此又称“钞关”。

　　巧合的是，这处老宅的存在，也和我有一定关系。

　　2003年9月22日，我与扬州古建筑专家赵立昌、学者韦明铧、摄影记者王乃驷相约，一起考察古城老街。当天下午，我们察访了南河下一带的盐商老宅，从汪鲁门宅第出来，马路对面就是古运河。河岸边的民居已经基本被拆光了，只剩下一座老房子孤零零地立着，墙上有红色大字的“拆”字，一台大型挖掘机冷冷地停在老宅的正后方。赵立昌告诉大家，这户人家主人姓殷，门内的福祠是扬州现存福祠中最精美的一座，因为不舍福祠被拆，现在这户人家成了“钉子户”。

　　我们越过马路进了殷姓人家，果然看见正对着大门就是一座砖雕福祠，镂空的雕花云纹装饰，刻有大朵的牡丹花。福祠为扬州民居所独有，既是扬州传统建筑的特有符号，也体现了扬州民俗。正是这一座座青砖青瓦、彼此毗连的普通传统民居，构成了扬州古城的城市底色和建筑肌理，而类似于福祠这样的建筑符号，犹如散落在古城各处的一颗颗珍珠组成，少了它们，古城就不成其为古城了。

　　我决定努力一下！当即约请韦明铧将此事撰写成文，又请王乃驷拍下福祠和老宅图片。9月24日一早，《拭亮古城每一粒明珠》的文章在扬州日报“绿杨”专刊见报。文中说：“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能仅仅保留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东西，它还应该尽可能保留更多的看起来不显眼但却构成了古城血肉的那些东西。钞关西后街10号的砖雕福祠，以及它所在的这座民宅，也许就是眼前的例子。”

　　当天上午10点半，我接到顾风电话：“告诉你哦，那座老房子不拆了！”原来，顾风看见报纸后，立刻打电话给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反对拆除这座扬州钞关最后一个地标式建筑。经过媒体呼吁和顾风争取，老宅得以保存。2012年，它被公布为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龙头关，调控大运河与扬州古城水的平衡;扬州牵头大运河申遗工作，正是要发挥“龙头”作用;而联手保护这座老宅的人，又因为大运河申遗而集结在一起共同工作……龙头关老宅作为大运河联合申遗办的办公地点，简直是再适合不过了！

　　三

　　申遗对于我而言是一件全新的工作，什么是世界遗产？作为一个世界概念，它和中国人习惯的“文保单位”概念有哪些差异？世界遗产申报的途径和方式是什么？世界遗产的遴选界定原则是什么？如何提炼世界遗产的价值？大运河的时间轴和空间轴都是如此漫长，跨越5大河流、8个省市，大运河遗产的内涵外延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作为从媒体跨入世界遗产行列的“闯入者”，起初阶段，我对很多问题都是一头雾水。

　　边恶补学习，边研究梳理，我和同事在每天不停的讨论中，逐渐建立起关于世界遗产的概念。

　　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广州举办世界遗产学习班，我和同事前往广州参加学习，聆听了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等专家从不同角度关于世界遗产的阐释，对世界遗产作了系统学习。

　　大运河线路很长，涉及多个省份，联合申遗办的使命，首先是让运河沿线城市协调共舞，同频共振，在相同的步调和节律上共同推进工作。在申遗过程中，我们先后在顾风、冬冰等领导率领下，一次次前往运河沿线城市，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或是代表国家文物局督查申遗工作进度。

　　在大运河遗产点遴选期间，国家文物局组成三个调研组，我和水利部专家谭徐明、中国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侯卫东等专家同组，沿运河沿线各城市相关河段和遗产点，一处处作现场考察和记录，为其后的遗产点确定提供了依据。

　　申遗8年，我把脚印一次次留在大运河畔的每一座城市，并目睹了大运河在申遗过程中，逐渐洗去污垢尘埃，焕发出新颜。

　　在联合申遗办，我担负技术处处长职务，率领小伙伴们收集、整理、研究大运河文史资料，研究总结大运河的突出普遍价值。在办公室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讨论关于大运河沿革、漕运历史，大运河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与扬州城的关系，大运河申遗的技术路径……

　　大运河申遗，这是中国自申遗以来最庞大的项目，更是扬州从未遇到过的庞大文化工程。对于闯入世界遗产领域的我们，面对大运河，经常觉得它庞大芜杂得令人难以把控，忽而山重水复，待有了新的思考，似又柳暗花明。

　　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到底遵从文化线路的路径，还是按照遗产运河的路径？当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也没有思考成熟，因为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里，从来就没有一个体量如此巨大、功能如此复杂、文化如此丰富、跨度如此广大的河流遗产的先例。这既是大运河的伟大和非同凡响之处，但同时也为申遗的技术路径选择带来了困惑，更为未来大运河在面对世界各国专家严格而挑剔的评审时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2009年4月，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文化线路遗产保护论坛，我和同事前去参加。会议间隙，我们主动找到郭旃先生，向他请教相关操作知识，并探讨大运河申遗技术路径问题，希望通过郭旃的个人影响，向国内外专家呼吁：大运河不同于已有的大多数世界遗产，它河线超长、遗产群落种类丰富、遗产呈现“活态”特征，具有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工业化、工程化的遗产运河的申报标准来框定大运河遗产;中国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也应该根据大运河的独特性，为类似于大运河的大体量、复杂化遗产类型，从遗产的界定到申报规则的修订，探索和提供“中国经验”。

　　世界遗产申报的关键工作之一，是申遗文本的编写工作。大运河申遗总文本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编制，大运河沿线申遗城市负责配合协助历史资料的梳理、图纸的测绘、图片的收集等辅助性工作。考虑到大运河申遗是国际视野下的文化保护工作，利用这个机会，以世界遗产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对大运河扬州段遗产的历史沿革、现实状况、未来保护以及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进行一次系统梳理和思考提升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提出了编写大运河扬州段子文本的建议。其后，几位同事与我一起，考察现场、梳爬史料、请教专家、锤炼遗产价值……完成了《大运河扬州段遗产区》子文本。当子文本送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他们说：“如果每个城市都像扬州这样就好了！”2013年2月，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审核通过，大运河扬州段子文本以其扎实的内容，融入大运河申遗总文本。大运河扬州段遗产，不仅以其厚重的价值，还以其翔实的基础研究及同步到位的整治，在全线最终申报点段名单上占据了较重份额，扬州段6段河道10个遗产点申报成功，分别占全线河段数量的五分之一、遗产点数量的六分之一。

　　四

　　作为传播文化纽带和信息集散地，扬州在大运河申遗期间吸引着来自世界的目光，国内外诸多媒体、知名大学、民间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大运河文化的传播推广和活动策划之中。2010年早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策划大运河专题，派撰稿人伊恩·杰克逊来到扬州，我陪他乘船考察了扬州段大运河和部分遗产点，他说“大部分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大运河，他们都知道长城，但是我个人认为大运河比长城更有意思”，他评价大运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当年夏天，《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麦克·山下先生，沿着大运河拍摄。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美籍日裔摄影家，曾经采访重走了马可·波罗行走路线。当他来到扬州，登上位于大运河西堤的邵伯镇东风渔村，看见大堤东面是大运河上百舸争流、大堤西面是邵伯湖里壮观的养殖网和远处湖面上的渔船往来，终于寻觅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运河影像。

　　2013年9月，大运河申遗工作进入“大考”节点——韩国釜山庆星大学城市设计系教授、环境学博士姜东辰先生受ICOMOS委托，作为国际专家对大运河遗产作现场考察。对于申遗而言，这是临门一脚，能否让國际专家在现场考察中对大运河遗产获得认可，至为关键，联合申遗办所有同事为此全力以赴。“利益相关者座谈会”，是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的规定动作，以让国际专家了解遗产地政府对大运河申遗的态度看法、了解大运河申遗给居民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与期待。水利、建设、规划、环保、航道、公园，古镇居民、社区居民、大中学生……各方面如何恰当准确地表达真实想法，我与他们逐一对接，讨论发言内容。我还为这次专家考察撰写了《扬州运河》专题片脚本，对大运河扬州段的前世今生作了介绍，由一家北京公司制作成片，在座谈会上播放。

　　2014年5月，大运河扬州段子文本列入“世界的扬州·文化遗产丛书”系列，以《在江河湖海之间——大运河扬州段文化遗产》为题正式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长河有歌吟——大运河诗词中的扬州记忆》。

　　2016年，我和参与申遗的同事们合力，趁着记忆新鲜清晰，记录下我们参与大运河申遗的全过程，编写出版了《运河长子的担当——扬州牵头大运河“申遗”记忆》一书，我负责全书统稿。

　　有缘参与大运河申遗全过程，并获得圆满结果，是我人生的一段良辰、一枚嘉果。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