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蓓

　　

　　

　　

　　一

　　2018年初，我刚刚结束在四川省司法厅的挂职回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夏锦文院长告诉我，为了深入贯彻中共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接落实中央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委宣传部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型高端智库，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党委和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这个任务确定由省社科院来承担。他想把具体工作交给我，由我负责筹建。

　　当时，在大运河研究方面要整合全国学术资源，迅速组织起一支涉及沿线8个省份以及江苏段全域13个城市庞大的研究团队，着实困难重重。我先从图书资料入手，找到一本2007年9月出版的著作，是江苏省社科院与淮安市政府在2007年合作召开全国大运河学术研讨会的理论成果。论文作者是来自省内外，对大运河研究有造诣的多学科专家学者。

　　我找到当年参加过这个学术会议的专家之一——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健，希望他联络当年的论文作者，协助我组织团队，统筹研究资源，从史学和文化遗存保护、文化价值弘扬等方面入手，先做些基础研究。王健推荐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毕业的姚乐博士担任助手。这样，我一下子就有了两个专业队友，工作班子尽管只有三个人，但总算搭起来了，有了一定底气。

　　大运河是大型线性遗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是综合性的、兼具理论和实践性的学术主题。起步伊始，考虑到以往有所钻研的学者基本上都只有单一知识体系的积累，人员散落在大运河沿线，多数只在大运河的历史、考古或者水文、水工等某一方面有造诣，光靠单一的单位和有限的专业人员，很难全方位、多学科融合开展深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对策建言。于是，我谋划组织一个能够发挥众人所长、开放的研究团队，为国内外、省内外对大运河研究有积累、愿投入，不论出处的学者搭建一个融学术平台。这个想法得到夏锦文院长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经协商和请教省内外大运河专家，我们反复论证研讨建院方案，最终确立了先由省社科院多学科科研人员组成小型核心专家团队，外部联络国内外、省内外大的研究团队的组织方式。研究院上设理事会，由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周琪担任理事长，具体协调省内各厅局和沿运河城市等理事单位，为智库研究成果的供需对接牵线搭桥。

　　二

　　2018年4月26日，研究院正式建院。院名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简称大运河院），没有加“江苏”的定语，是考虑到“立足江苏、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院宗旨，研究院除了服务江苏，还希望未来能够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放眼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专业从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综合研究的国家新型重点高端智库，为国家和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大运河院受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由省社科院负责具体管理，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教授兼任大运河院院长，我兼任大运河院副院长，主持日常运行和科研组织。另设院务委员会和院长办公室，有12名核心院务委员和2名行政人员，外围联系来自国内外、省内外200多名专兼职研究人员。

　　从只有两三个人的筹建小组，到研究院初具规模，一路走来，得到了省以及大运河沿线城市各级领导和国内外大运河领域顶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担任大运河院顾问，25位国内外知名大运河专家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作为重大学术事项的专家咨询机构。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和研究团队发展，大运河院还设立了历史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中心、区域研究中心三个研究中心。为统筹沿运城市研究资源，又先后依托江南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常州工学院、镇江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设立了无锡、苏州、徐州、扬州、淮安、常州、镇江7家设区市分院，并在南京农业大学设立一家“主题式”分院——大运河农业文明分院。分院院长分别由所在高校党委书记或校长兼任，副院长中有一名由设区市的市委宣传部分管副部长兼任，在大运河院指导下，组织本地、本校的研究力量，开展校地联合、协同创新研究。

　　三

　　大运河是生活的运河，人民的运河，本着践行“为人民做学问”的初心，大运河院成立后，夏院长和我主抓了理论阐释、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三支笔”的运用，力争研究成果能够“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为讲好江苏大运河故事，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发出江苏之声。研究院先后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运河实地调研，既做案头研究，又对接文化宣传工作的需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家和省部级理论报刊发表了大量阐释中国大运河的文章。

　　期间，我们创办《大运河文化研究》专刊，并与省内杂志合作，在《明清小说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江南大学学报》《常州工学院学报》等国家核心和省级期刊平台开设运河研究专栏，刊载运河主题文章。考虑到大运河文化的推广，需要从书斋走向生活，我们非常注重向社会大众普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相关知识，编写推出的《中国大运河百问》《中国大运河遗产》《中国大运河文化》《运河两岸有人家》等大众读物，虽由专家撰写，但浅显易懂，言语朴实，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我们坚持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国内研究与国际比较相结合，注重以课题项目研究为抓手，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成立以来，每年聚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難点问题，分期、分批发布课题公告，推出研究选题，主要分为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三大类，研究周期短者半年、长者三年，立项课题负责人中既有省内专家、实务部门工作人员，也有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涉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城市群发展、大运河（江苏段）三大文化高地的文化价值弘扬等题目，在发布课题的同时，大运河院也积极组织申报纵向和横向课题，不断有学者获得国家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及一般课题项目立项资助，让个人的学习研究有所建树。

　　国家治理“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江苏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以高水平法治建设为抓手，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夏院长和我都是法学学者，对建章立制工作很在意，除了完善大运河院的内部规章制度，也不断组织推动专家学者参与省内涉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论证。大运河院专家先后参与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的调研和草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示范段规划》《江苏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等规划性文件的编写，也有专家学者们的真知灼见。在此基础上，我们也积极建言献策，组织专家学者在省委宣传部《智库专报》、省政府研究室《调查研究报告》等省级内参发表了大量决策咨询报告，创办《大运河智库》专报。我们通过实证调研不断发现新问题，撰写的多项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领导、省部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和江苏省智库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两年来，随着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向纵深推进，我们也不断倡导专家学者们的问题意识，紧跟时代步伐，聚焦时代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加强课题研究和成果建设，为党政机关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我们不断尝试新理念，启动课题后期资助申报，发挥平台作用，吸引国内外更多的有志于大运河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部门工作人员投身于这项方兴未艾的事业。2020年以来，为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的传播，我们一方面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征集优秀书稿资助出版，形成“大运河文化带研究丛书”，另一方面组织普及性、学术性并重的《大运河故事》百种系列读物的写作和出版。随着这些研究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一定会为国家和社会奉献更多、更好的文化智力成果。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