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镇兴

　　

　　记忆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尽管我常常告诫自己，活在当下，不要去回忆过往的陈年旧事，但事实告诉我，抹去记忆何其不易，尤其是那难以释怀的八年知青岁月，总是时不时就浮现脑海，其中既有温暖温馨的感动，也有心酸苦涩的沉重，共同构成了那段绕不过去的人生经历。

　　工分一二三

　　插队务农，开始与工分打交道。关于工分的事儿，我归纳为“工分一二三”。何谓工分一二三？就是一个工分二毛三分。那个时候，农民的工作量是以工分来计算的，劳动报酬则是年终以工分值来折算的。我落户所在的生產队，有好几年年终分配的工分值都是一工二毛三分。

　　一工是多少？一个劳动力做一天一般的农活可以获得一个工分，技术含量高的可以超过一个工分，较轻松的农活则拿不到一个工分。一个正常出勤的劳动力，一年下来，减去雨雪天和节假日，一般也就做到300多工，按照二毛三分的工分值计算，再扣去生产队发放的粮草油，年终的收入所剩无几，有的家庭甚至还要在会计账簿上留下赤字。

　　于是，农民靠工分来生存，工分成为农民的命根。工分由记工员一天一清，年终结算。我下乡没多久就担任了队里的记工员，原来的记工员据说常有漏记错记的。每天晚上，都有不少年纪大一些的社员到我屋里来，只为确认一下他们这一天做的农活是否已经记在我的记工本上。他们对我流露的那种信任、期待的眼神，他们查核无误后满意离去的身影，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一个工分二毛三分，这样的劳动报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以，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大多很艰难，家里简陋寒酸，平时省吃俭用，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却难以解决温饱。他们总要一个来月才能吃一次大米饭，多数时侯中饭和晚饭吃的都是菜粥，即放一点米加上青菜甘薯胡萝卜等一锅煮。我插队时也大多以这种菜粥作为主食。至于肉，要等到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一次。

　　我下乡后，经济拮据的父母无法给我零用补贴，我也和社员们一样，靠工分养活自己。为了多挣工分，我尽量出满勤，抢着干送公粮等重活，真正与乡亲们同甘共苦。工分多，又没有负担，年终分配时常常能拿到几十元的现金结余。我把钱带回家交给母亲存起来，母亲后来用所存的钱给我买了一只上海造的手表。这只表，凝聚着自己用汗水挣工分的辛劳。

　　光阴荏苒，岁月沧桑，改革开放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分计酬和工分一二三都已成为历史，成为我难忘的记忆和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知青岁月让我付出了许多，但也让我经受了磨练，学会了坚强，懂得了知足和感恩，以及对当今好日子的无比珍惜。

　　烧饭那些事

　　我当初插队落户时，原本是两人同住，但后来那名同学生病未去，我成为单门独户的知青，每天既要干活挣工分，又要自己烧饭吃。我慢慢学会了最简单的烧饭后，烧饭的时间成了我面临的新问题。中饭、晚饭还好办，时间比较充裕，麻烦的是早饭，因为一天要出三次工，早上先要出早工，干完一个多小时的活以后才回来吃早饭，一吃过早饭又要投入上午的农活。

　　村民出早工，家里大都有老人或上学的孩子烧饭，可以一回家就端起饭碗。我一个人住，出工回来，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对冷锅冷灶，来不及喘口气，又得马不停蹄地生火做饭。早上多吃米粥，按理，粥烧开后要用小火慢慢熬煮才好吃，可时间紧又饿得慌，我哪能顾得了好吃，能吃就行了，大火烧开再煮个几分钟，半生半熟的样子，就迫不及待地掀开锅盖，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

　　农村出工干农活，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晚一些收工是常有的事，尤其大忙季节。这对家中有人烧饭的村民来说，不是件事儿，而对我来说就成了叫苦不迭的大事儿了，因为给我烧饭的时间更紧了，我就更加心急火燎、手忙脚乱，常常搞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有好多次我刚端起饭碗，外面就响起了出工的哨声，只好扒拉几口就匆匆出门了。

　　有人会说，难道不能不出早工吗？我坚持早晨出工，既为了与村民打成一片，也为了多挣点工分。我曾想过早点起床先把饭烧好，但清晨睡眠正香，再说也没有闹钟叫醒，想想还是入乡随俗，听生产队长的哨声起床吧。哨子吹两遍，我在几分钟的间隔里先把米淘好浸在水里，等收工回来再烧了吃。中午晚上时间宽裕些，但仍是收工回家再烧饭，一样的忙碌而辛苦。

　　那时，当我干完农活，拖着疲累的脚步，沿着田埂饥肠辘辘地走回家时，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回到家里不用自己烧，有现成饭吃，该有多好啊。所以每年冬季开河挖泥，虽然任务重活儿累，要起早摸黑，但我都报名参加，因为可吃现成的大米饭，还隔三差五有肉吃，怪不得工地上到处可看到知青的身影。工程竣工时，我既高兴又失落，因为又要开始自己烧饭的日子了。

　　随着知青返城，我一心想吃现成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看着食堂里琳琅满目的菜肴，挑选爱吃的津津有味地品尝时，一种满足和幸福感油然而生：再也不用为烧饭发愁、困窘了。成家后也多半由妻子下厨掌勺。退休后我虽然由“远庖厨”变成了买汏烧的“马大嫂”，但时过境迁，与插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自在而从容，多的是味蕾的享受、生活的乐趣。

　　诡异的“调包”

　　1973年，在高校停止招生六七年后，我国一部分高校开始招收由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一政策无疑为广大知青提供了一条新出路，受到知青和家长的普遍欢迎，而我幸运地被列入所在公社的推荐名单。

　　从1968年8月下乡插队，我已在农村度过5年多岁月，凭借吃苦耐劳、与农民打成一片，受到干部社员的称赞。业余时间我还坚持出黑板报，写新闻报道，担任了大队通讯组负责人。1973年，我光荣地出席了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表彰大会，还受邀到母校与同学们作交流。现在能有上大学这种机会，实现从小就有的愿望，心情真是无比兴奋和激动。

　　记得大队书记在给我推荐表的时候告诉我，这次公社推荐的知青就我一个，因为汇总研究各大队上报的材料后，认为我的材料比较过硬，获得最后通过的希望比较大。我虽然告诫自己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总觉得有胜出的把握，并满怀喜悦地在第一时间告知了父母，他们显得比我还高兴。

　　令人诧异的是，推荐表填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文，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从热切的期盼，到揪心的等待，再到无奈的失望，还有几许的不甘和疑虑。焦急的母亲托一位亲戚去县里打听消息，因这位亲戚有不少熟悉的人在县机关工作。没过几天，亲戚就给我们送来了内部消息，说我的名额被人调包了。这一说法后来也从其他渠道得到进一步证实。

　　原来，我被公社推荐上来以后，县里是准备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父亲是老工商业者）向上申报的，而且全县只有极少几个名额。后来一个在县教育部门工作的干部，得知有这种名额后，通过找关系走后门，把他的一个回乡务农的亲戚临时塞进了推荐名单并一路绿灯申报通过。这个本该属于我的名额就这样被荒唐地替换、被诡异地调包了。

　　满怀的希望落了空，我感到委屈不平、失落沮丧，母亲安慰开导我不要灰心，大队书记给我更多的信任和鼓励，让我及时摆脱阴影、振作起来。几年以后，终于春回大地，历史翻篇，国家重新走上公平正义的法治轨道，我不仅顺利地上调返城进了国企，而且后来通过公开透明、择优录取的外语人才招聘，由工人转为干部编制，实现了人生的转折。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