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顺

　　立足南京面向全国跻身世界报业百强的《现代快报》的前身是《现代经济报》，而《现代经济报》的前身是《买卖报》，《买卖报》的总编辑是著名报人、学者韦顺。笔者曾在《现代快报》工作多年，有幸认识韦顺并拜读过韦顺发表在报社内刊上的相关回忆文章，得知“文革”期间韦顺“巧骗”黄宗英，助其逃过一劫之轶事。没准如今已90余岁高龄的黄宗英还蒙在鼓里呢。

　　惺惺相惜

　　1976年夏，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鹰（原名田钟洛）到江苏采访，由南京著名学者韦顺陪同。韦顺与袁鹰有旧，双方一见面，一句客套话都没有，袁鹰便开门见山地说：“听说宗英在江苏宿迁，咱俩到她那里看看。”韦顺早就知道，袁鹰与黄宗英神交已久，黄宗英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多篇报告文学名篇，就是由袁鹰编发的，可这两位互相欣赏的文友却从未见过面。想到这，韦顺说：“好哇，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早就读过了，可这位影界、文坛两栖名人还没见过。”韦顺还对袁鹰说，虽然当时黄宗英处境并不太好，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有些实际困难，但这些困难均可以克服。因为宿迁县是江苏省的先进县，县委书记郭玉珍是他50年代在部队政治学校学习时的区队长，到她那吃住应该不会有问题。就这样，韦顺便陪着袁鹰去宿迁寻访黄宗英。

　　在宿迁这几天，白天韦顺、袁鹰和黄宗英在田头劳动。黄宗英很是“入乡随俗”，田间休息时，常应公社社员的要求，坐在田埂上朗诵几首很接地气的诗歌给大家听。晚上，三人便海阔天空地侃大山。

　　韦顺问黄宗英是怎么到宿迁的。黄宗英见周边无外人，便坦诚地说，她来宿迁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本来是要她去当时“先进典型”小靳庄劳动锻炼体验生活的，谁知去了没几天，公社突然得知江青要到小靳庄视察，立马把黄宗英调回，改调到宿迁。黄宗英由衷地说，她很感激公社领导的爱护。韦顺和袁鹰当然知道，因为历史原因，江青很恨电影艺术家赵丹，而黄宗英是赵丹的爱妻，如果让黄宗英与江青在小靳庄碰面，黄宗英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为此，韦顺和袁鹰均为黄宗英庆幸。袁鹰见黄宗英能敞开心扉，便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解放前，我在上海读大学时，当局不准看《红楼梦》，说《红楼梦》就是红书，看红书就是研究红，喜欢红，就是共产党，就得抓起来。”韦顺觉得袁鹰讲的这个笑话有点借古讽今，就凑上去说：“今天，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的当权派，当然要打倒。”黄宗英见大家谈话投机，也根据不久前发生的“蜗牛事件”接茬说：“外国人送蜗牛，就是骂我们爬行，收了这个礼，就是卖国。”

　　那晚，韦顺、袁鹰、黄宗英三人都掏了心窝子，用“正话反说”的方式表达对“文革”的不满，心里很痛快，但事后也有些后怕。“四人帮”倒台前夕，政治空气之凝滞，非过来人莫能体会。

　　阜宁“历险”

　　韦顺、袁鹰、黄宗英三人在宿迁相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阜宁县。因韦顺曾在阜宁县蹲过点，阜宁县委打电话给韦顺，请韦顺邀请袁鹰和黄宗英到阜宁，给县宣传文艺部门讲课，作辅导。很快，阜宁县委宣传部的张乃和就带着小车来接人了。

　　袁鹰因有要事急于返京，未去阜宁。韦顺和黄宗英感到盛情难却，就随张乃和去了阜宁。

　　到阜宁当天，黄宗英就在县大礼堂向文艺团体作了报告。热情的听（观）众觉得光听报告不过瘾，齐声请求黄宗英现场表演节目。黄宗英却之不恭，便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段很接地气的诗歌。她一亮嗓，台下便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可能是当年阜宁这个“小地方”很少有文艺界“大腕”光临，黄宗英“不同凡响”的诗朗诵很快就传遍县城，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说来也巧，这时盐城地区文工团也来到阜宁，晚上在县影剧院演出。县委书记夏寿康邀请韦顺与黄宗英一道观看文艺演出。

　　当晚会第一个节目演完后，副县长洪伯显觉得现场气氛不够热烈，为了营造气氛，他满面春风地站在台上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熟悉的黄宗英同志，现在正坐在观众席上，待会中间休息时，欢迎她上台表演个节目好不好？”副县长的话音很快就淹没在雷鸣般的掌声中。

　　大约过了10分钟，县委副书记缪振华匆匆挤到韦顺身旁，神秘而低沉地对韦顺附耳说：“老韦同志，请您出来一下，有要事相商。”

　　韦顺正认真地观看节目，猛听这话，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向邻座的黄宗英打个招呼，跟着缪振华走出影剧院。

　　二人来到僻静处，没等韦顺开口，缪振华已声音颤抖地脱口而出：“出事了，老韦……”

　　究竟是何事使一个县委领导如此紧张？想到这，韦顺也紧张起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缪振华喘了口气，平复了下心情，说：“真没想到，盐城文工团里有几个造反派，听到黄宗英要上台表演节目，马上一串联，找到我们，扬言，如果县委敢把已经批透批臭了的‘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合称）人物再抬出来，他们就上台把她揪下来，戴高帽、挂牌子，当场召开批斗会，一切后果由县委承担。你看这事怎么办？”

　　韦顺见缪振华忐忑不安，完全能体会他的处境和心情。那个年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要落个莫须有的罪名。韦顺想，这事虽出乎预料，但必须由他来解决，因为黄宗英是他陪来的，义不容辞。

　　韦顺镇定了一下情绪，对缪振华说：“黄宗英不上台了，待会我和她说一声。”缪振华不知韦顺如何对黄宗英说，不放心地说：“黄宗英不知原委，你可不能说出这个底细，不然人家面子往哪搁，我们县委对不住人家……”

　　时间紧迫，韦顺来不及与缪振华商量该如何处置这起“突发事件”，他向缪振华说了句：“请县委放心，我来处理这事。”说完，便转身返回。

　　回到座位上，一头雾水的黄宗英忙问：“阿韦，发生了什么事？”

　　已想好对策的韦顺认真地对黄宗英说：“是这么回事，和你商量一下。刚才洪县长不是在台上宣布你在中场休息时上台演个节目嘛，哪知一下传开了，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往这儿跑，大家都想看你表演。这心情可以理解，可是我想，到时候还不把剧场门窗挤烂了挤倒了！万一再压倒踩伤几个，麻烦就更大了。刚才县委找我就是商量这事。我自作主张，代表你向县委表态，为了现场观众能平平安安地看好演出，今晚咱就不上台了。”

　　黄宗英听了韦顺这番话，通情达理地点点头：“好的，好的，安全重要。”就这样，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情，化險为夷了。

　　光明“收官”

　　散场后回到招待所，县委书记夏寿康请韦顺到他屋里坐坐。他对韦顺说：“谢谢你，这事虽然以黄宗英不知情的方法处理了，但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一来对宗英同志有点歉意;二来对文工团的几个造反派的态度太软弱，是非不明。”

　　韦顺对夏寿康说：“你看现在什么气候？有讲理的氛围吗？我们能化险为夷就不错了。”

　　韦顺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了，谁知，此事竟有个光明“收官”。第二天，夏寿康把盐城地区文工团团长找来，当面对他说：“你们来我县搞文艺活动，我们举双手欢迎。当天为了宣传你们的演出，有的工作我们暂缓了，宣传部、文化局、影剧院都为你们忙，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吧？反过来说，你们对我们县委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我们请的客人，在你们演出中间休息的时候给大家演个小节目，你们也要造反。你们眼里还有我们一级县委组织吗？既然你们认为我们安排的不妥，那我们也就不高攀了，请你们今天离开阜宁，另择高处吧。”

　　在那个特殊年代，夏寿康敢向造反派叫板并下逐客令，令人佩服。

　　1993年，80岁高龄的大散文家、翻译家冯亦代老先生与年近70的黄宗英结为伉俪。袁鹰得知喜讯后，曾以打油诗相贺，诗曰：“白发映红颜，小妹成二嫂，静静港湾里，归隐书林好。”袁鹰在贺喜时，也没将韦顺曾告知他的有关黄宗英阜宁险成造反派批斗对象一事告诉黄宗英。2001年，笔者在赴京公干时，有幸采访过冯亦代，在采访结束时，我曾将韦顺“巧骗”黄宗英，助其逃过一劫之事告知冯老，冯老略作思索，认真地对我说，此事还是不告诉黄宗英，让其一辈子蒙在鼓里为好。现在又过了近20年，世人的思维理念也在不断更新，还是将此事告知黄宗英为好。故撰此文，以飨读者。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