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冬阳

　　

　　2020年，由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发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指出，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需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疫情的发生与防控，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更是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与医疗行业的努力，更需要大众从行为到观念全方位的通力配合。

　　比起具象的行为，观念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对于公共卫生而言，观念的树立与普及往往能更好地引导行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蔓延，进而形成疫情防控的合力。纵观古今一系列重大疫情的防控过程，不仅能看到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更能感受到人们公共卫生观念的变化。

　　“卫生”这个词出自《庄子·庚桑楚》。千百年来，这个词在典籍的注解流传中，一直保留着“保卫生命，维护身体健康”之意。不过，在古代，人们并没有把卫生与疾病乃至疫病的防控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疫病都只被统称为“伤寒”。

　　由于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的匮乏，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也是模糊的，甚至还认为疫病的发生是由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这也导致古代的疫病防控普遍存在重治疗轻防范的现象。例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疫情之一的东汉末期的瘟疫，传染性强，发病迅猛，致死率高，肆虐50余年，导致人口锐减近六成，建安学派代表人物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都死于这场瘟疫。动乱之中，无论是政府军阀，还是黎民百姓，都不具备防控疫病的意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只有医者靠着不断摸索与研究，寻找治疗瘟疫的方法。这些医者中，最知名的当属“医圣”张仲景，他整理完成的《伤寒杂病论》不仅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还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后来，朝廷逐渐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公共卫生建设方面的探索，人们也开始尝试在治疗的同时，以管理的手段进行疫情防控。例如，唐代长安的城市卫生设施已经很先进，有排除生活污水和雨水的地下水道;唐宋均有清洁水源、消毒井水的具体记载。据《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而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官办养病机构。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宋代出现的以政府主导的现代公共卫生萌芽，像宋代商业革命后出现的原始资本主义萌芽一样昙花一现，而控制疫病的隔离手段也是以事后防护为主，且大多局限在小范围内，没有得到国家制度及行政上的维护与确立，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直到19世纪末，“卫生”一词连同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观念，以全新的形态舶来中国。先是日本人将中文语境中的“卫生”借用过去;随后，西方科学观念为“卫生”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再局限于防治疾病及维护健康，而更多的代表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国家面貌、科学进步、身体清洁以及种族健康等更多复杂内涵。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华设立很多租界，并在租界内设立了卫生处管理租界内的公共卫生事务。1905年，清政府施行新政，也在巡警部内设立了卫生科。到辛亥革命以后，地方政府开始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创建。1912年广东省卫生处成立，李树芬被任命为处长。除广东之外，福建、杭州、上海等省市也采取了防止传染病传播、加强公共卫生的措施。公共卫生事业连同“公共卫生”的观念，在中国悄然兴起。

　　这一系列事件中，普遍认为标志中国当代公共卫生事业出现和发展的，当属1910年伍连德控制并预防东北的鼠疫。这场疫情阻击战的胜利也是中国首次全面应用现代公共卫生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中国政府首次领导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控鼠疫行动。

　　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疫情，在疫情持续的6个月内，造成6万余人死亡。让疫情形势更为严峻的是，未知的病因与卫生防疫手段的缺失加剧了民众的畏惧与恐慌，给疫情的控制带来更大的难度。

　　危急之下，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深入疫区。他根据对当地流行病学资料的分析、病人的临床症状和从病人身上分离出的鼠疫杆菌，推断出东北鼠疫由旱獭传人到人传人的过程。

　　当时，医学界认为鼠疫都是老鼠经跳蚤叮咬传给人的，认为控制重点应该是灭鼠。而伍连德则认为，在东北爆发的新型鼠疫是通过呼吸传染的，防疫重点应该是阻断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隔离和保护是主要措施。在法国鼠疫专家迈斯尼沿用过往鼠疫防治方法进行工作却不幸感染，以身殉职之后，东北三省采信了伍连德的意见，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并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总指挥。伍连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医护人员和民众戴上他设计的伍氏口罩，随后采取了全面隔离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逐门逐户搜寻病人和疑似病人、设立隔离站、严格消毒等防控措施，还指挥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在这场浩劫中，颁行了中国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以及相配套的《火车防疫章程》《国际海港的检疫办法》等专门性行业规章和《检疫规则》《检疫章程》等综合性防疫法规。

　　最终，这场鼠疫阻击战的胜利也向各地政府证明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重要性，更深入人心地向民众普及了公共卫生的观念。

　　中國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另一大里程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伊始，刚经历战乱、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蔓延着血吸虫病、天花、麻风病、疟疾等各类传染性疫情。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和地方都在努力应对不同类型、不同破坏力的疫情，组织领导小组，召集医学专家，研究病根，对症下药——不仅仅是治疗病症，更要找到病症的源头，一举消灭。

　　例如，针对疟疾，采取“发现一个，控制一个”的策略，在抢救病人的同时，对病人及其周围地区进行防蚊灭蚊行动，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全民预防服药。对病人家属及附近的人群进行血检，发现带虫者，及时予以治疗。

　　针对血吸虫病，在治疗的同时，采取“灭螺行动”，将积极防治的措施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抽干螺沟渠，疏通河道，清理粪便，扩大耕地。一时间，全民血防运动热火朝天。江苏省江都县结合灭螺工作积肥造肥可供5万余亩地施肥之用，同时扩大耕地面积238亩，疏通河道和灌溉沟渠10万公尺;上海市参加灭螺工作的军民4万多人，连日来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用100多部抽水机昼夜不停地工作。到1958年底，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430余万人，许多地区已经杜绝了血吸虫病的危害。

　　此外，中央还成立了各级卫生防疫机构、专业疾病防治机构、卫生检疫机构、卫生防疫科研教育机构、生物制品研究生产机构、药品研究生产机构，以及城乡各级医疗机构中的预防保健科室等，逐步形成从治疗向防疫、检疫、预防不断完善的公共卫生事业体系。

　　除了政府的政策部署，民众公共卫生观念的加强也是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助推。

　　1952年，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阴谋，新中国全面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的爱国卫生運动。从城市到农村，从工矿企业到部队学校，全民皆兵，举国动员。爱国卫生运动中，全国捕鼠1.2亿只，灭蝇1300多亿只，清理粪便1.6亿吨。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传染源，在这场运动中被基本阻隔。

　　这场全民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将卫生知识普及给了普罗大众，促使人们改变了许多不卫生的习惯，进一步提升了各级政府部门对卫生工作的认识，从内在观念和外部环境两个角度改善了中国的卫生条件。

　　多措并举之下，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性病、丝虫病、麻风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病，显著降低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公共卫生事业体系完成了从夯实基础到基本建立健全的飞跃，人们的公共卫生观念也在不断进步。

　　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医疗科研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殚精竭虑，潜心钻研，以身试药，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防疫长城。为了根治脊髓灰质炎，顾方舟博士喝下了中国第一瓶脊灰减活疫苗;为了根除疟疾，青蒿素的发现者屠呦呦将第一例人体实验用在了自己身上……2000年，顾方舟代表中国在WHO签字，宣告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2019年3月19日，国家卫健委评估组正式宣布江苏省达到了国家消除疟疾标准要求……从救治到预防到消除，中国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绩。

　　不过，21世纪两场突然爆发的疫情——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英文缩写SARS）疫情及当下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又将全国人民对于公共卫生的认识引向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取得胜利的抗疫战不同的是，非典与新冠肺炎不仅爆发更为突然，传播速度更快，对人民生活带来的冲击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进而引发市场上与疫情防治关联商品的流通秩序紊乱，极大地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与社会秩序，更对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也让人们意识到，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治与管理，也是公共卫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公共卫生的概念，也从国家形象与国民健康上升到综合国力的层面。

　　这也把公共卫生体系的概念从医疗卫生上升到政府的应急指挥、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协调联动以及全体国民万众一心通力配合等多方面。从抗疫时期的应急指挥统筹管理、医疗救治与研发、感染人员的隔离与防护、物资供应及后勤保障、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战略部署，到事后的物资储备、设施完善、法律保障、档案整合、宣传教育等各个层面，都需要重新审视，高度重视，不断思考，与时俱进。

　　2003年，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之下，我们成功阻击了非典病毒的肆虐，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我们见证了许多中国奇迹，留下了许多感人记忆，也看到了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民族精神。

　　当下，面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考验，我们看到了负重前行的逆行者，看到了管理有序的社区与城市，见证了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在城市公共环境治理方面还存在短板死角，有些地方还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疫情阻击战终将胜利，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公共卫生意识的加强与观念的进步，也任重而道远。

　　这需要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