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

　　羅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他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却无法抹杀，他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也是清华校风学风的奠基者。

　　处世为人：大度豁达

　　新文化运动期间，吴宓曾与罗家伦有过笔墨官司。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罗家伦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他不去计较，而且也不放在心上，表现出大师级学者的大度风范。毛子水教授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回，中国语文学会开会，胡适和罗家伦都参加了会议，胡适还发表了演讲。胡适演讲完毕，一位与会者提出了简体字问题，大家开始讨论，罗家伦只是静静地听，并没有说什么。因为罗家伦此前对简体字研究很感兴趣，在场的几名教授旧事重提，对罗家伦破口大骂，毛子水很为罗家伦鸣不平，想反击那几位教授，但他看到罗家伦什么也没有说，依然静静地听。因为罗家伦不接招，那几个人骂了一会以后，也就不再骂了，事态也就平息下来了。

　　治理大学：大刀阔斧

　　罗家伦接手清华后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八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90多职员被裁去20多。原55名教授，被辞退了37位，外籍教师也一视同仁。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教英文和拉丁文，他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如此在清华“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另一方面，罗家伦延揽了20多位30岁上下优秀年轻教师，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他在就职演说中：“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1928年新学年开学，他“独断专行”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就这样一下招了15名女生。女生终于走进了清华大学的课堂。

　　选才纳贤：不拘一格

　　罗家伦虽在清华时间不长，但对清华改办大学后的发展颇有建树，尤其是在人才问题上，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清华大学黄金时期的学术大师们，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都是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的。在他的努力下，清华还相继聘请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极大地增强了清华的师资力量。1929年夏，罗家伦专程去天津，“挖”走了南开大学的三位骨干教授：历史学家蒋廷黻、经济学家肖遽、生物学家李继侗。其中“挖”蒋廷黻的手法最为出奇，蒋廷黻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近代史教授，罗家伦要移走这棵“大树”应该说难度不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固然不肯放人，蒋廷黻自己也不太想走。罗家伦身为堂堂大学校长，竟然“赖”在人家家里不走。他说：“蒋先生若是不肯去清华任教，我就只好坐在你家客厅中不走了！”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去清华。在清华期间，蒋廷黻进行了晚清政治、外交以及东北三省研究，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是近代史学科形成初期的基础之一。十余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特别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

　　罗家伦在招收学生时，敢于突破一些固定模式，注意对专才、偏才、奇才、怪才的发现。钱钟书是知名度很高的学术大家，1929年他报考清华大学时，在规定入学考试的3门功课中，英文考了满分，国文也考得十分好，可数学仅考了15分。如果按当时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钱钟书是没有任何希望进入清华的。罗家伦知道这事后，亲自批准，破格录取了钱钟书。后来事实证明，罗家伦这种“但有所长、不求全才”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钱钟书在清华本科阶段的学习中成绩一直是最优秀的，毕业时清华大学原打算让他读研究生，钱却十分坦然地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的导师。”足见当时钱钟书的才华。

　　改革体制：大智大勇

　　清华大学创办初期，清华归外交部、教育部共管，两部在董事会、基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很明显，清华的这种特殊管理体制已成了学校发展的瓶颈，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破除。罗家伦下定决心：“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他辞职当日，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长篇谈话，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资金的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1929年5月，在政府高层的支持下，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决定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了学校归属问题。

　　罗家伦又提议清华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这样既摆脱了长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又避免了基金由校长支配所带来的误解。正是由于罗家伦的坚持，不仅使该校结束了长期游离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的特殊状态，也将清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根子”——让“退还庚款”的清华基金得到妥善而独立地保管。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