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书,我留心到一个问题:古代文人造访扬州极为频繁。
扬州能让文人青睐自有缘由。这座城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非常平坦,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因为长江,它可以沟通东西;因为大运河,它可以连贯南北。古代没有公路、高铁、飞机,这种地理上的优越很容易化作经济上的巨大优势,至少从隋唐时开始,扬州便商船如梭、店铺如林、繁华无比。
扬州的美丽让人沉醉。蜀冈的清雅闲适,五亭桥的秀而见大,二十四桥的月下吹笛,大运河的波光粼粼,扬州城的三月飞花,大明寺的典雅庄严,处处让人流连忘返,一唱三叹。
在古代文人中,西安人杜牧跟扬州渊源很深。此君官做得不是很大,26岁中进士,从弘文馆的校书郎做起,最高职位就是一个刺史,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要知道杜牧可是个“官三代”,他的祖父杜佑曾当过唐德宗时的宰相。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时年33岁、诗名还不太大的杜牧来扬州做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推官,后出任掌书记,一直呆到开成二年(838)。三年之间,他逛遍扬州的大街小巷,细品扬州的山山水水,当时及后来创作了许多与这城市相关的诗歌。比如他曾痴迷扬州城的酒色,人到中年,似乎觉得快乐得有些过头,于是写了一首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与美色相比,更让杜牧难忘的是扬州城的美景。《题扬州智禅寺》诗云:“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街砌,白鸟故迟留。暮蔼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在智禅寺,一切都是安静的,这种安静可以让诗人独自品味蝉声、秋意、暮蔼、斜阳,对远方的浩渺歌声生出无限遐想。那首《寄扬州韩绰判官》更使后人久久傳诵:“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在诗人笔下,扬州实在太美了,青山隐隐可见,水路迢迢不断,即使是秋天已尽,这里依然绿草如茵,明月、玉人相映生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杜牧的诗中,“扬州诗”最出彩,这座美丽浪漫城市成就了他最初的名声。
名城同样需要名人,名人有意无意的“加持”可以使名城的美誉度呈几何级数放大。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回洛阳,当时大诗人白居易恰好也从苏州赴洛阳,两位老朋友在扬州相逢。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做过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部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苏州刺史,费了老鼻子劲,都没弄上个“省部级”。然而,白居易官没有做上去,诗名却大得不得了。他早年曾与元稹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提倡将诗歌写得通俗易懂。其诗作意境清新、思想深邃,收获了大批“粉丝”。到扬州时,他早已是当时诗坛的领袖。一样人到中年,一样才华横溢,一样无辜遭贬,一样需要找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白居易见到故友的那份亲切自不待言,他当即在席上写下著名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这首诗有对朋友不幸命运的同情,有对其才华的真心称赞,还有对当时社会之黑暗的尖锐批判。
或许因为得到知己的理解吧,刘禹锡反而显得比白居易更旷达,他当即回赠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意思是说:哥儿们,咱苦是苦一点,现在不是翻篇了吗?别的话少说,喝酒!喝酒!后人谈到扬州,谁能忘记他们这两首名作,谁能无视他们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一片绅士般的优雅与温暖?
宋代欧阳修也是在文名显赫之后来到扬州的。庆历三年(1043),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准备在吏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希望一举扭转北宋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民不聊生、边境不稳的现状,欧阳修也积极参与其中。然而,有人多分了蛋糕,就必然有人少吃几口,如果少吃者有权有势,改革自然就会遭到抵触。启动新政不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欧阳修由朝官后谏知院先是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颖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欧阳修生性豪爽,喜欢饮酒、聚会、游山。某日,他登临扬州西郊的蜀冈中峰,往前望去,青山娇媚、绿水映眼,耳畔蝉鸣鸟喧,当即决定于此筑室。堂名“平山”,平山者,与山相平也。他公务之余,就与一班朋友品茗作赋,饮酒吟诗。平山堂的一副对联:“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描写了当年的盛况。因为有了欧阳修,有了瘦西湖的湖光树色,有了厅堂深处那流传千年的文脉、情脉,平山堂才成为风景名胜,扬州也多了一层别样的美丽。
(责任编辑:刘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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