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1938年春发生的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骄狂气焰，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高度评价，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在台儿庄战役的策划和组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级党组织从多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直接参加了台儿庄大战，他们有的是高级军官，在战役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是中下级军官或士兵，他们在战斗中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刘培植就是其中一个，他表面是国民革命军第51军的一名传令兵，实则是51军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军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发挥了共产党员中流砥柱的作用，阻止了部队溃退，扭转了一次战斗的败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在刘培植的回忆录《铁骨春秋》的序言中说：“（刘培植）在党的领导下，机智顽强不怕牺牲，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各个不同时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刘培植，1917生于陕西省宜君县尧生乡东舍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正在上高级小学的刘培植假借贩卖酒香为名，在龙坊镇找到了红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刚刚16岁。入党后，他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宜君县高小以学生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建起了宜君县第一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为红军传递情报，组织“秘密读书会”，曾因闹学潮两次入狱。

　　1935年夏，刘培植高小毕业，与四位同学以求学为名，经过艰难险阻，巧妙躲过国民党军队的盘查，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洛河川的阎家湾，见到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亲自与他谈话，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鼓励他们加入红军参加战斗，努力锻炼自己。之后，刘培植被分配到边区政府经济委员会任经济建设科科长。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边区政府的建设中。

　　正当前方红军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之际，部分“左倾”分子在陕北苏区搞起“肃反”运动，一些红军干部、战士被无辜杀害，刘志丹被逮捕入狱，习仲勋成了“富农路线”的代表被抓了起来。习仲勋被关押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屋子里，缺衣少盖，天气渐渐冷起来，看到这种情景，刘培植于心不忍，就偷偷送去了一条毡绒毯子。“肃反”负责人戴季英得知后十分恼火，把刘培植叫去大声训斥道：“你怎么给反革命送东西！”刘培植沉默以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刘志丹、习仲勋这些久经考验的革命同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年纪轻轻的刘培植也成了怀疑对象，后来，由于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他才没有被审查。

　　1936年初，党组织派刘培植到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工作，主要负责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刘培植参加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东工委），在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将护送的张学良秘密软禁起来，东北军被分拆瓦解。中共地下人员集中到于学忠的第51军，成立了军工委，刘培植任副书记、组织部长兼114师的特委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公开身份是51军传令兵。

　　刘培植在51军积极开展工作，健全组织，在2个师设立特委，7个团建立总支委，军部炮营建立了支部，在营、连建立了特支和支部，建立了有雄厚基础的组织系统，秘密发展党员300余人，充分发挥了团结改造51军坚持抗日的主导作用，是51军进行抗日的中坚力量和台柱子，是中共在国民党军队里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地下组织。

　　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杀害我同胞30余万人，即以其第13师团自镇江、南京、芜湖三地渡江北上，与津浦北段的日军第5师团、第10师团遥相呼应，妄图打通津浦线，控制陇海线，合攻徐州。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主力攻占滁县、来安、明光、藕塘，抵达池河东岸。另一部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日军第9师团一部攻占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一线。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五战区以李品仙第11集团军利用淮河、淝河、侩河等地形障碍，阻止沿津浦路北進的日军。为加强淮河一线的防务，1938年初，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于学忠的51军南下淮河，阻击日军。

　　于学忠（1889—1964），山东省蓬莱县人，清末入毅军，民国后历任北洋陆军排、连、营、团、旅、师、军长。后投张作霖部。历任东北军军长、天津卫戍司令、集团军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张委托于全权负责东北军。东北军被蒋肢解后，于学忠先后任第51军军长、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当时51军驻扎在山东胶东青岛、高密一线，布守海防。他们在此刚刚打下基础，立足未稳，又要奉调南下，中共军工委认为，胶东半岛具有较好的战略地形，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拟趁部队调动之机，把中共掌握的部队拉出来，继续留在胶东打游击。但是这一计划被中共长江局否决，来电指示随大部队南下，直接参加对日的正面作战。于是，1938年2月，刘培植随51军千里迢迢奔赴淮河北岸，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在临淮关和怀远布防，阻止日军渡河北上。

　　淮河阻击战是51军对日作战的第一仗，战前，军工委号召全体共产党员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英勇杀敌，首战必捷。党组织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主张，对战士们进行宣传教育，并在构筑的河岸工事及其附近，张贴和刻写许多宣传鼓动口号，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誓与阵地共存亡”等，以鼓舞广大官兵的士气和斗志。

　　自1938年2月2日起，日军不断炮轰淮河北岸阵地，连续以小部队强渡淮河，但均被击退。几度攻陷不下，日军开始大部队强攻，除炮兵进行猛烈轰击以外，还用飞机进行轰炸。51军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冲锋在前，视死如归，负伤不下火线，奋勇杀敌。有一股日军乘船渡过淮河登上北岸，684团1营营副、共产党员罗广智率部阻击，多次带领士兵奋勇反攻，迫使日军背水为战，节节败退。罗广智身负重伤后，仍不下火线，坚守阵地指挥战斗，终于将渡河日军全歼。罗广智因流血过多，倒在血泊之中，壮烈殉国。抗日先锋队排长、共产党员何刚坤，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仍然英勇杀敌。入党积极分子黄金栋看到日军防御工事里的机枪喷出罪恶的火焰，将冲锋的战士扫射倒地，他奋不顾身地猛扑上去，硬是将敌人的一挺轻机枪从枪眼里夺出，因负重伤不愿做俘虏，毅然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次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有姓名可查的有10多人，光荣负伤的共产党员人数更多，连长李长汉、林千和杨国治三位共产党员身负重伤，刘培植把他们护送到曹老集车站，扶上火车送到后方医院养伤。

　　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51军浴血奋战，迎头顶住了日军的进犯，使日军不敢渡淮河半步，为中国军队从容调兵布防赢得了时间。

　　三

　　1938年4月8日台儿庄大捷后，日军退至峄县，我军攻到峄县，与敌呈对峙状态。12日，日军不断增援，卷土重来。李宗仁急调于学忠的51军由淮北乘火车增援台儿庄。4月17日，51军到达台儿庄南车辐山车站下车，向台儿庄以北右翼的兰陵、杨楼、邵庄一带集结，占领阵地，阻止敌人。

　　4月20日上午，日军步炮联合3000余人，向114师防地陶墩以北的底阁、杨楼猛烈攻击。114师士气高涨，奋力抗击，与敌展开激战，给予日军大量杀伤。从此，51军与日军在此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贾家埠、邵庄阵地是敌我以重兵拼死争夺的战略要地。4月25日，日军向该阵地炮击3个多小时后，1000多日军向阵地扑来。680团奋起抵抗，激战到晚上8时，团长于学道几次向师长打电话请求增援。由于援军来迟，于学道弃守阵地，日军突破贾家埠防线。于学忠和于学道是叔伯兄弟，兄弟俩在东北军几十年，关系融洽亲密。但是在战场上，军令如山，于学忠给师长牟中珩打电话说：“命令680团，务必夺回阵地，你告诉于学道，奪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于学道得知后，重新组织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于晚上10点，打响收复贾家埠战斗。敌人死守阵地，一时间枪声大作，炮火连天，照明弹把整个前沿阵地映得通红。团长于学道负伤，擅自离开指挥岗位。一时，部队失去了指挥，出现混乱状态，有的士兵开始后撤。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培植挺身而出，以“传令兵”的名义传达团长“命令”，指挥各营长、连长继续战斗。8连有19名中共地下党员，而且全连5名军官都是党员。在中共党员的带领下，该连浴血奋战，向日军盘踞的杨楼村发起猛烈攻击，一夜之间夺回4个据点，并把敌人全部烧死在碉堡里。在邻近的部队都已撤退之后，全连在连长、共产党员孙清溪，排长汪奎英，张则三等中共党员的带领下，顽强战斗，掩护大军撤退。全连坚守阵地，视死如归，最后全部殉国。在中共党员的影响下，51军广大官兵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坚守台儿庄东北邵庄一带阵地，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组织反击，毙敌200余人，堵住了日军增援台儿庄的通道。

　　《台儿庄战役史》记载：台儿庄一战，51军“4名旅长死伤3名，团长死伤7名，营以下官兵伤亡万余人，缴获敌人火炮30余门，击毁坦克20余辆，缴获、击毁汽车70多辆，击落、击伤敌机数架，沉重地打击了日军，阻止了日军南下，掩护了大军集中和撤退，受到第五战区的传谕嘉奖。”

　　四

　　台儿庄大捷，歼敌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令第五战区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又从全国调集军队赶赴徐州，共60余万人，准备再次聚歼日军。日军察觉了中国的意图，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纠集30余万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徐州突然面临严重危机。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意识到，日军的企图是要围歼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蒋介石电令李宗仁：“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此时的李宗仁也意识到了严峻形势，危机正一步步地逼近，5月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

　　在突围中，部队出现一些混乱状况，有的军官畏敌如虎，换上便衣偷偷出逃，扔下部队不管。一些战地服务团的女学生把头发剃光，以“许身作妻”央求士兵带她们突围，徐州城内一片狼藉。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中共地下党员大义凛然，又一次挺身而出，自觉地组织好部队有条不紊地撤退，最大限度地保护抗日有生力量。51军军工委的负责人刘培植、解方（工委委员，1939年夏任工委书记）、张炳南（113师339旅旅长）、贾陶（工委军事部长，114师342旅副旅长）、徐瑞林（工委宣传委员）等共产党员精心组织，相互配合，不仅把部队完整地带出敌人包围圈，还在突围沿途收容掉队的散兵游勇10000余人。

　　1938年5月底，51军突围撤到河南省唐河、信阳一带休整待命，随后开进大别山。由于当时部队缺盐，很多士兵生病，为解决这一难题，刘培植自告奋勇，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老领导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周到地安排刘培植住下，并听取他的汇报。当得知部队缺盐后，立即协调，搞到500斤盐，让刘培植带回部队，解了燃眉之急。

　　1938年秋，刘培植随51军调到大别山北麓六安一线布防，又投入到武汉保卫战中。■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