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据刘海粟（1896-1994）晚年回忆称，他与胡适相识于1921年的岁末。这年12月，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受曾任上海美专校董，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之邀，北上讲学。到京后，因蔡患脚疾，入东交民巷的一所德国医院治疗，刘前去探望。“在医院里，我结识了李大钊、许寿裳、经亨颐、胡适、顾孟余、高仁山等新朋友……还遇到了当时的新派人物陈独秀，胡适便是他介绍给我的。”（详参《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遗憾的是，胡适日记中1921年的记录，只到当年11月14日为止，并没有相应内容与这段二人初识的情况相印证。到了1926年，二人又因面晤康有为，似乎有了更进一步的交谊（详参《刘海粟散文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虽然这次面晤康有为，按照刘文中的说法，是胡适托其介绍才得以会面的，而这仍然只是刘的个人忆述，无法印证。这一年云游欧洲的胡适，只留下了自6月以来的“欧游日记”，也没有留下面晤康有为的任何记载。

　　一信求办四事，胡适做成两件

　　从现存的、已经整理公布的刘海粟致胡适两通信札来考察，再结合胡适致刘海粟的两通信札来分析，二人的交谊似乎并不是十分密切，至少还称不上“好友”的程度。现存公布的刘海粟致胡适的第一通信札，写于1925年11月17日，信中谈到四件事情（1.康有为请吃饭;2.写叛徒扇;3.题写彩菊图;4.做上海美专校歌）。后来，胡适只勉强做成两件，另两件并未照办。信文照录如下（详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

　　适之：

　　西湖你大概没有去，到新新招（找）你几次也没有招（找）到。南海对你颇器重，有一天他在康山请吃饭，请你也请不到。你几时回京，近来精神上当多安慰。你在海上写了不少扇面，好了，现在都招（找）到我的头上来了。他们都是一样说：要合两叛徒于一扇方成完璧，但是苦了我了！

　　前次请你题的两幅彩菊，请你快写好寄沪，因为我们不日要开展览会。

　　上海美专要想请你做校歌，想来你一定乐意的，因为美专的校歌，实在非你不能办，等你歌词做好再作曲。

　　志摩会见么？他近来十分努力，想必精神也已经有了归束（宿）了！再谈吧。

　　海粟十一月十七日

　　通过此信内容来看，可以揣摩得到，刘当时要邀约胡适并不容易，二人的私交也并不深。首先，可能刘邀约过胡适去西湖游玩（实为上海美专外出写生活动），但胡适没有去。其次，刘到西湖边的新新饭店（旅馆）找胡适，也未找到。劉甚至认为，胡适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上海了，故在信中有“快写好寄沪”云云。可见，刘连胡适在上海的行踪都不太清楚，更遑论邀约交游。那么，胡适当时在上海究竟在做什么呢？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记载，1925年10月，胡适在武汉讲学之后，又到上海讲学。10月28日，去了南京;11月3日，再次返回上海。13日之后，住在亚东图书馆宿舍的胡适，经常与陈独秀、汪孟邹等长谈，陈、胡二人还常因观点分歧而大有争论。从10月上旬抵沪，至11月17日刘海粟致信，这一个多月期间，胡适在上海讲学与访友，日程相当紧密，竟也没有日记存留下来，只能通过期间的来往信函略知其行踪。胡、刘二人可能碰过面，但之后便没有联系，所以刘可能发出过共游西湖之邀，但却不知胡适人到哪里去了。

　　正是由于刘无法知悉胡适的上海行踪，以致于信中提到的四件事之一——康有为请吃饭，无法即刻办到。原来，早在1925年，康有为就曾向刘提到过要请胡适吃饭，刘只能是“请你也请不到”。那么，1926年的二人面晤康有为，是否正是这次“请你也请不到”的“续请”，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基本明确，胡适并非经刘介绍，才得以面晤康有为的。恰恰相反，是康有为请胡适去的，只不过可能是再经由刘来邀请。

　　“叛徒扇”掌故真相

　　再来看“写叛徒扇”这件事。郑逸梅所著《艺林散叶》，明确记载了“叛徒扇”的来龙去脉，已是如今大多数读者认定的一则近代掌故了。文中称“刘海粟有艺术叛徒之号，胡适之有文学叛徒之号，钱化佛曾请刘画胡书，合成叛徒扇”。郑文与刘信暗合，似乎确凿无疑了。

　　所谓“艺术叛徒”之号，无非是指刘海粟在上世纪20年代国内世风尚未开化之时，推崇西方艺术及西洋美术，创办以西方艺术体系为核心的现代美术学校，采用人体模特的授课方式，引来众多非议，甚至受到当局取缔直至通缉。近百年前，“离经叛道”的刘氏，一度被称作“艺术叛徒”，引为谈资也罢，明贬暗褒也罢，总之确有其事。

　　所谓“文学叛徒”之谓，指称胡适当时在倡行“白话文”、力排“古文”;推崇“活文字”、痛斥“死文字”;主张“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力行“新文化”、称“国故”而不称“国粹”的种种言行，也是适宜的。只是，这一称谓，似乎只在上海文化圈中有一定的流行，在“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北京文化圈中倒并不多见。胡适本人，也从未以“文学叛徒”自况;与时常见诸上海报端的“艺术叛徒”之名相较，平津地区的报刊尚未见“文学叛徒”之谓。

　　郑逸梅所言，似乎可以将刘、胡二人的“叛徒合作”就此坐实，似乎刘、胡二人都是以“叛徒”自况，而欣然命笔，合作书画了。然而，如今尚存于上海美专博物馆中的一把“叛徒扇”，虽确为“刘画胡题”，但题扇的远不止胡适一人，还有黄炎培、张君劢;且也并不是送给钱化佛的，而是刘自留之物（详参《民国名流与上海美专》，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应当说，这把叛徒扇并不“纯粹”，因为扇面上还有张君劢、黄炎培的先后题扇，更像是一种友朋酬唱之纪念。且黄炎培的题诗，几乎占据了半张扇面，张、胡二人的题诗在另一半扇面上各踞其所。严格说来，这幅扇面的画作与题诗，并非刘海粟与胡适二人的“专题”合作。换句话说，除却这幅扇面之外，如果再没有另一幅“纯粹”的刘画胡题的“叛徒扇”存世，郑氏掌故就有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属捕风捉影之谈。

　　据此进一步推测，刘信中提及的“写叛徒扇”之请，胡适可能并未答应，而只是在某次友朋聚会上，与大家一道题扇留念罢了。刘在这张画末落款时写道：“写西湖高庄，乙丑大暑，海翁自赏。”胡适的题跋则为：“我来正值黄梅雨，日日楼头看烟雾。才看遮尽玉皇山，回头已失楼前树。海粟作了这幅革命的画，要我在反面写字，我却规规矩矩地写了这样一首半旧不新的诗。海粟也许笑我胆小咧。适之。”

　　从刘在扇面上的落款与致胡适的信来看，这张1925年大暑时画的扇面，也属“旧画新题”，交由胡适等题画时应当已是11月17日之后的事了，是希望通过友朋品题来留作纪念的。而胡适随同众人为之题画，也算勉强应了刘信中之约。更有意思的是，胡适的题诗刻意写在了扇面右侧起始处，仅占据整个扇面约三分之一的尺幅。显然，这并不是“刘画胡题”的专题合作，而是要为后来题写者留有余地的。再从题字的语气来看，胡适也并不想做所谓“文学叛徒”，也不愿与这“艺术叛徒”做所谓的“交相辉映”;且题字颇有自嘲之语，亦可看作是推托之辞。那首题诗，也是胡适两年前的旧作，并非即时新写的诗作。据《胡适日记》载，此诗为“烟霞洞杂诗之一”，作于1923年9月29日，时值胡适在杭州烟霞洞休养期间。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为所谓“叛徒扇”题诗，即为刘海粟所绘《西湖高庄》扇面题诗的时间，可能要至1926年末，甚至还要迟至1927年6月之后。笔者曾获见一份1926年10月17日的《晨报画刊》，刊物上即印有“艺术叛徒画的西湖高庄”一图，此图正是刘海粟所绘《西湖高庄》扇面。可是，画面上只展示了刘氏画作，并没有展示扇面背后的题诗，这说明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诸人可能都尚未题诗其上，否则，画刊不可能不将两位“叛徒”合作的作品“书画合璧”地展示一番。

　　另一方面，《晨报画刊》刊发刘海粟所绘《西湖高庄》扇面之际，胡适正在英国伦敦公干，之后又转赴美国讲学，直至1927年6月，方才返归国内，并就此在上海租定极司菲尔路49号楼房一幢，定居于此。如果要为刘海粟所绘《西湖高庄》扇面题诗，至迟也要此时才有可能了。

　　彩菊与寒梅，“叛徒合作”两浮现

　　接着来看“题写彩菊图”这件事，这倒确有其事，胡适也的确答应了刘海粟的请求。1926年1月的《晨报副刊·星期画报》上，就刊出了有胡适题诗的刘海粟《彩菊图》一幅。胡适题诗为：“寒不怕，老不怕。朋友们，看此画。胡适十四、十一、八。”刘海粟的题字为：“乙丑九秋写于存天阁，艺术叛徒刘海粟。”

　　胡适所题短诗，还可在其逝世后由台湾影印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中看到，书中将此诗冠名为“黄菊与老少年”。从书中所辑胡适诗稿的手迹影印件中，可以得知，胡适当时还写有一首名为“寒梅篝灯”的短句，也是为刘海粟画作所题。这两首诗稿，用毛笔写在同一张纸上，冠以“为海粟题画”的总名，笔迹确实也是同时写就，还有胡适后来用钢笔作的批注“以此纸看来，此二诗写在十四年”。“十四年”，即民国十四年，也即是说，这两首题诗可能都写于1925年11月间。从题诗落款来看，胡适先于刘来信11天前就已在《彩菊图》上题好，只是因故一直未能送达刘手中。而刘信中所谓“两幅彩菊”，可能是一菊一梅两幅画作，刘的记忆有误。

　　事实上，1926年7月12日，《上海画报》就曾刊发过题为《寒梅篝灯》的刘海粟画作，画上也确有胡适题诗。当时的报纸“图注”，称其为“文学叛徒（胡适之）艺术叛徒（刘海粟）合作书画”。画作上胡适题诗为：“不嫌孤寂不嫌寒，也不嫌添盏灯儿作伴。海粟嘱题，胡适。”而刘海粟的题字为：“寒梅篝灯，乙丑十月二十八，艺术叛徒。”胡适题诗没有时间落款，但刘海粟题字的时间落款非常明确，乙丑十月二十八，即1925年12月13日。由此可见，胡适在诗稿上的批注“以此纸看来，此二诗写在十四年”倒是颇为准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画报》所刊发的这一则图文报道，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唯一一则以“叛徒合作”名义刊发的作品。而《上海画报》所报道的《寒梅篝灯》与《晨报副刊·星期画报》所报道的《彩菊图》，刘海粟皆以“艺术叛徒”落款，胡适却并没有署以“文学叛徒”落款。可见，刘、胡二人对“叛徒”之谓，虽皆可付诸一笑，可是否引以自况，心态上还是有微妙差异的。

　　最后来看“做上海美专校歌”这件事，对此胡适没有明确的答复及相关信件存世。有案可查，上海美专校歌最终是由蔡元培撰写，胡适没有参与这件事。归结起来，刘信中所提四件事，除了题画两件事勉强完成之外，康有为请吃饭与做上海美专校歌都未能应约。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看法，即胡、刘二人的交往似乎仅仅是泛泛之交，而并不是什么亲密友人。胡要通过刘的介绍，去面晤康有为的可能性，那就更微乎其微了。更何况，刘信中已经表明，大致是康托他去邀请胡，而绝非反过来胡要通过他去结识康。

　　“屡次相左”的泛泛之交

　　再来看现存的、已整理公布的胡适致刘海粟的两通信札，更印证了前述考析及推测。1927年11月3日，此时已离开北京赴上海暂寓，任光华大学教授的胡适，屡次推托了刘的相邀之后，有些过意不去，给刘写了一封短信，信中的措辞颇可玩味。信文照录如下：

　　海粟兄：

　　屡次相左，前承邀吃饭，又不能到，抱恨之至。因忘了你的住址，故不曾作书道歉。久别甚思一见，何时到这边来时，请来一谈。我下午总在家时居多，如怕相左，请先用电话（西六九一二）通知。

　　你的新地址，也请告我。

　　适十六，十一，三

　　从这封短信，可以看到胡、刘二人当时的交往状况。刘邀胡吃饭，胡“屡次相左”;胡已记不得刘的住址;胡提出可以在家中约见刘;刘之前也不知道胡的电话等等，从这些状况来看，胡、刘二人只能称之为普通朋友，或仅有一面之缘而已。

　　至1931年12月15日，在徐志摩死后，胡适整理徐的遗物时，看到刘赠徐的画作一幅，一时感慨，加之即将赴上海与诸友商议处理徐的后事，遂又写了一封短信给刘，刘亦有回信（以上详参《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至此，胡适日记、书信中的二人交往史告一段落，再无任何记录。

　　综上所述，胡、刘二人应当没有特别深厚的交谊。所有这些尚存世间的点滴史料，都无法与刘在晚年忆述中，多次提到的二人交往细节，形成一一对证的关系。简言之，刘的晚年忆述，可能并不十分确凿，至少有一些溢出史实之外的表述存在。而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如掌故大家郑逸梅所言之凿凿的——胡、刘二人的“叛徒合作”，似乎也可以点到即止，无须再做二人交谊如何如何之类的联想了罢。

　　试想，以胡适在文化教育界中的广交博涉，以其社会交际与知人论世之丰富经历且颇喜记述，似乎總应当对刘海粟晚年还记忆犹新的二人交往之情形有所述及，可奇特的是，胡适在1931年那封信札之后，却终生未再提到“刘海粟”这个名字。诚然，胡适对艺术，尤其是绘画方面研究不算精通，算不上行家里手，但也总有过涉足。如其考订校编的《齐白石年谱》，从1947年写定、1949年出版，到其晚年还有校订;又如194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所作“一个史学家看中国绘画”的英文演讲，条理明晰地阐论了中国绘画、宗教、文学之间的互动发展史;再如1943年为纽约现代中国绘画作品展所作“中国绘画介绍辞”，以及同年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作的“中国古代与欧洲近代绘画介绍辞”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胡适即使不是专业的艺术研究者，但也有相当的眼光与自己的评判。这不禁使人揣想，胡适与刘海粟交往的浅尝辄止，以及后来的绝口不提，恐怕还不是对“叛徒”称谓的不以为然，或许其中还别有意味罢。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