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桑榆

　　

　　父亲侯鸣皋，1910年出生，2005年去世。历经清、北洋、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是世纪老人。父亲1932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恩师有叶公超、梁实秋、洪深、夏衍等。

　　他在国民党励志社先后工作17年，深知励志社内幕，他受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委托，保护了励志社全部财产，他为毛泽东主席开菜单，他两次负责接待宋庆龄女士，他在海外报刊开辟专栏，他主编出版《金陵野史》《故土旅情》……

　　在国民党励志社

　　励志社被人们认为是如蓝衣社、复兴社一样神秘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其实不然。听父亲说，他1932年考入励志社，从一个普通干事，一直做到代理副总干事，深知其内幕。他说：“励志社是个尖、卡、斌性质的机构。”尖者，不小不大也;卡者，不上不下也;斌者，不文不武也。说它大，它比不上国民党其他党政机关，说它小，它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事事可以通天;说它上，它仅是个服务机构，说它下，社长却是蒋介石;说它文，它的工作人员可以穿军装，说它武，它又享受不到武官的待遇。它的主要任务，一是充当蒋介石、宋美龄的“内廷供奉”，二是接待外国军政人员。它的所作所为既没有外界所传说的神秘色彩，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它是个四不像的组织，但又是个拥有很大能量的组织。

　　由于励志社的总干事黄仁霖身兼四职，即励志社和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主任、后方勤务部伤兵慰问组组长，到台湾后任联勤总司令，2006年大陆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40年》。所以，黄仁霖管的事，父亲几乎都参与了。如南京举行的第一次集体婚礼，就是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和励志社联合举办的。那是1935年10月10日，地点在励志社礼堂。证婚人是市长马超俊。总导演是黄仁霖，父亲是助理导演。事前，全体新人举行了预演，婚礼简单、隆重，先由市政府樂队奏乐，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相继就位，再由手提宫灯花篮的8个小天使为前导，然后一对对新人步入礼堂。新郎穿蓝袍黑马褂，新娘手捧花束，身披白纱。当时参加集体婚礼的只有38对新人，后来全国各城市都陆续举办了集体婚礼。

　　蒋介石、宋美龄的文娱生活，也是一切由励志社包办，这和父亲的工作息息相关。蒋介石喜欢看京戏，宋美龄爱看美国电影。每天午休侍从副官还为他们放留声机听音乐。

　　西安事变前，蒋、宋在洛阳“避寿”。黄仁霖亲自带领励志社音乐、戏剧、电影和美术股全体人员去洛阳准备演出。当时津浦铁路局还特为其加挂了一蓝铁皮车厢，停靠在洛阳车站上。

　　在洛阳演的是文明戏。剧名是《麻姑献寿》，该剧无剧本，也无写好的对白，事前剧幕表的情节排演了几遍，父亲是这出戏的编导兼舞台监督。剧情是麻姑派八仙过海，为蒋介石祝寿。父亲扮演八仙中的铁拐李。其他七仙都到场了，就是铁拐李姗姗来迟，吕洞宾问铁拐李缘何迟到，扮铁拐李的父亲即兴说：“我到东北三省去绕了一周，东北人民委托我向蒋委员长祝寿，要我转告委员长，不要忘记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同胞啊！”这一段台词博得满堂彩。事后听说张学良将军在台下流了泪，一个多月后，就发生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中，分发慰问品和犒赏金也是父亲的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伊始，他担任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巡回宣传车队队长，任务是帮黄仁霖在上海战场分发慰问品。慰问品有30多万份，由上海冠生园承办，内有毛巾一条，牛肉罐头一盒，汽水一瓶，糖果一包，还有万金油、八卦丹和“光饼”4块。“光饼”是明代戚继光抗倭斗争中的干粮，也就是压缩饼干，深受前线战士欢迎。父亲每晚抵达三战区司令部时，只见司令部内电话铃声此起彼落，有的需要给养，有的急需补充弹药，有的报告前线战斗情况，几间小平房内参谋人员忙碌异常。

　　犒赏金由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伤兵慰问组负责发放。慰问组下设若干犒赏队。1938年父亲带一个犒赏队到湖北天门县仙桃镇发放犒赏金，犒赏金以蒋介石、宋美龄的名义发放，每个伤兵法币10元，伤官分三等，尉官30元，校官50元，将官100元。1940年左右，伤兵慰问组陕西省办事处曾派主任杨舞心带队去延安发犒赏金、奎宁丸、军用毛毯等慰问品。任弼时出面接待，毛泽东也亲自接见了他们。到了抗日后期，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法币越来越不值钱，谁也不稀罕了。伤兵慰问组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解放战争淮海战役见分晓后，与父亲有莫逆之交的朋友瞿白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电影《红日》编导）自香港来信，暗示父亲在南京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可离宁赴港转到解放区去。父亲将此消息透露给当时军中演剧队的四队队长魏曼青和七队队长李世仪，他们劝父亲留在南京不走，以保护励志社财产。去留与否，一时下不了决心，就派我表舅徐子清去港与瞿白音面商。瞿陪表舅见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冯乃超，冯乃超同意父亲留在南京。于是父亲在励志社就地遣散职工，有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搬运励志社公共财产的紧急时刻，出面成立保护励志社公共财产的组织，共有40多人。大舅周■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电影公司副经理，1958年下放淮阴清江市任清江电影院经理）是父亲的得力助手。组织上还派了联络员罗宏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第八中学校长）。4个月的时间里，保护了励志社总社（现为省会议中心的钟山宾馆），A、B大楼（现为华东饭店）等大小楼房10余幢，还有上海励志分社的部分财产。A、B大楼是两座五层大楼，由罗宏信介绍的两位地下党员负责。一次他们汇报说，附近有个宪兵连长，拆走了大楼套房的浴缸。父亲觉得此例绝不能开，立即把这位连长请到办公室，当时父亲全身戎装，挂上少将肩领章对宪兵连长说：“浴缸一定要搬回去，三天之内不运回，我就报告张耀明司令。”结果第二天就物归原处了。

　　在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际处

　　南京解放后，由于保护财产有贡献，父亲被留用并得到信任，担任市政府交际处总干事。1953年早春的一天，柯庆施副市长的秘书找到父亲，要他开一张为期五天的湖南风味菜单。当时父亲有点惶恐，心想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在交际处便餐或宴客，从未让他开过四川菜单，现在要开湖南菜单，必然中央来了湖南籍的领导同志，大概不是毛主席就是少奇同志，也可能是彭德怀将军。究竟来的是谁又不便多问。他不是担心出差错，而是感到不好办。因为当时正值蔬菜春缺期，湖南人喜欢的如青椒、苦瓜、茄子、刀豆都没有上市，只好暗中揣摩，定了几条原则。第一，既是中央首长，大概年事已高，菜单要适合老年人脾胃，易于消化，但没有鱿鱼锅巴或酸辣鱿鱼，就不成湖南菜了;第二，要湖南风味和江苏风味并存，既在江苏，一定要尝尝江苏风味;第三，菜单要注意营养，也不宜价格过高，以两荤两素一汤为主，少用山珍海味。事后才知菜单确实是为毛泽东主席开的。当时，毛泽东是解放后第一次来南京，住西康路33号，交际处派一位干部平保胜去照料食宿。毛泽东2月22日凌晨由汉口乘轮船来南京，上午在玄武湖接见南京党政领导和部队负责人，下午到栖霞十月村访问农民。23日上午到中山陵凭吊孙中山，下午参观天文台。当晚即离开南京北上。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于1949年秋和1950年初两度莅临南京。父亲奉柯庆施之命，负责接待她的食宿工作。父亲和宋氏三姐妹都有所接触。因在励志社和新生活运动总会工作过，为宋美龄服务多年;担任过宋庆龄创办和资助的中华音乐剧团的舞台监督，所以也为宋庆龄效过劳。宋庆龄1950年来宁时，她的随从向父亲透露，说这次孙夫人是来宁“避寿”的。父亲随即与西餐厨师陈师傅商量，特为宋庆龄制作一只糖花篮。陈师傅当时年逾六旬，手艺高超，他用糖水浇制花篮一只。花篮没有一根竹片或其它材料支撑。花篮内盛栗子泥，四周用奶油浇制各式花朵，造型美观，精巧玲珑，色彩鲜艳，简直是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宋庆龄赞不绝口地说：“这样美好的花篮，真舍不得吃，但也带不走，只好吃掉了。”事后，她专门找到陈师傅，当面向他致谢。

　　父亲说他从事接待工作几十年，也是第一次见到空手浇制糖花篮。他自称老饕、吃货，能酸甜苦辣咸、麻香臭生腥十味全收。80多岁还与忘年交特一级厨师薛文彪合著《美食趣谈》一书。父亲写下了70余篇美食趣闻，薛文彪提供了四大菜系风味菜谱90款。该书1992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为毛泽东开的五天菜单就在该书中。

　　在江苏省政协

　　父亲1953年4月被任命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调入省文联、省文化局工作。1955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关押在南京娃娃橋监狱审查，1956年9月到江苏省政协，任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现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是江苏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他长期从事对台宣传工作，经常联系海外亲朋好友，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宣传中共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为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他不顾年迈，不辞辛苦，走访了我省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如吴贻芳、杨廷宝、刘树勋、李庆逵、严凯等，写出280多篇内容真实、题材新颖、针对性强的文章，被中新社《中国新闻》以及《江苏各地》《对外宣传稿选》《文化与生活》，南京军区联络部、福建前线台等报刊杂志、广播和内部资料刊用，并被中新社采用，发至海外。特别是他注意发现和培养新生的写作力量，建立了一支老、中、青近百人的写作队伍。从1980年到1984年，撰写对台宣传稿2500多篇，在海外报刊发表1800余篇，其中在香港媒体开辟《金陵忆旧》专栏，持续多年受到中央以及省、市对台部门的赞誉。

　　当时，组织的稿件不仅作者不能署名，甚至没有稿费。后来在1985年和1987年将这些稿件汇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金陵野史》《故土旅情》两本书时，也是用“石三友”笔名。“石三友”，石头城（南京别名）三朋友也。我也写了两篇反映淮安风情的文章《梁红玉和关天培》《淮城尝鲜记》，收录在《故土旅情》书中。直到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和南京解放40周年组编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金陵百记》时，才公布了编委名单，父亲是主编。

　　2005年父亲因病去世，在江苏省政协组织拟写的“侯鸣皋同志生平”中，说他是“我省知名民主人士，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风雨同舟的老朋友，是我省统一战线事业的一大损失”。我想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得到安慰了。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