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歷史学家劳干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傅斯年一直是他的上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有过多年的交往，他经常向陈寅恪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陈寅恪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很感激，因此对陈寅恪格外尊重。1949年，劳干随迁台的史语所去了台湾，仍在史语所任职。1950年，傅斯年因病去世，有关部门决定对傅斯年的遗稿进行整理，劳干参加了傅斯年遗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劳干在翻阅傅斯年留下的一本书时，发现书中夹着一张便条，他展开一看，原来是多年前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便条的内容，竟然是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劳干！劳干看了这张便条后感动万分，因为此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与陈寅恪交往那么多年，陈寅恪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这件事。如果不是这次偶然的发现，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寅恪曾经默默地帮助过自己！他因此对陈寅恪更加充满了敬意。

　　同样的事情，在历史学家王永兴身上也曾发生过。王永兴是陈寅恪的弟子，上世纪4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任讲师工作。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套纪念文集。有一天，王永兴查阅清华校史档案，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陈寅恪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梅校长为王永兴解决住房问题：“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王永兴拜读罢这封信后，“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从来没有向王永兴提起过！后来，王永兴写了《种花留与后来人》一文，表达了对陈寅恪的感激之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元化忽然接到复旦大学的聘书，聘请他到复旦中文系兼课，王元化因此成了复旦大学的教授，在复旦从事了几年教学研究工作。那么，复旦是怎么发现王元化进而聘请他的呢？王元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几十年后，王元化读到了唐弢的《狂狷人生》，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当年之所以能收到复旦大学的聘书，是出于郭绍虞的举荐。但那时两人并无来往。更难能可贵的是，几年之后，两人有了长时间的密切交往，但在交往过程中，郭绍虞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以上三个小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主人公——陈寅恪和郭绍虞在帮助了别人之后，却从来没有向被帮助的人提起过。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不求回报地暗中助人则更难能可贵。陈寅恪和郭绍虞“助人不声张”的做法，使其人格修为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诠释了“大师”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