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林

　　

　　国民政府卡脖子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经历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国民党军失利，损失惨重。严峻形势迫使国民党调整对内政策，走上国共合作、共渡劫难之路。不久，全国各地爱国青年一批批涌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八路军及地方党政军人员扩展迅速。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主要靠国民政府拨付的军饷、后方及海外进步人士的捐款来维持，外援占边区财政的一大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对华政策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受其影响，国民党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并制定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军事上，国民政府指使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让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八路军方面遭遇失败后，国民党将军事摩擦重点转向华中的新四军，先后挑起定远、半塔、郭村、黄桥等冲突，皆败北，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停发新四军军饷，连八路军的军饷也停发了。此外还对陕甘宁边区等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政治蚕食、经济封锁，企图全方位封堵陕甘宁边区，扼杀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

　　陕北本来就地瘠民贫，靠一百万民众养活边区十万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压力山大。边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面临着缺衣少食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所寫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描述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共产党人没有被困难吓倒，制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化工专家克难关

　　食盐自古就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从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就开始盐铁专卖，盐铁成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以后历代皆沿袭之。陕北的池盐储藏量丰富，但陕北池盐含芒硝等杂质多，因生产工艺落后，千百年来只能出产质量低劣的苦盐，不受市场欢迎。

　　1937年，之江大学肄业生、青年化学家华寿俊辗转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工作。华寿俊是江苏省宝应县华家滩人（今属金湖县银涂镇），才华出众，才思敏捷。

　　此前，陕北盐业生产经营为私有制，盐田、盐坝为地主和小生产者所有，边区政府在三边设立税务局，只管征收盐税。华寿俊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对陕北的池盐进行了分析，反复试验，研究出分离芒硝、碱等矿物质的工艺，应用于工业生产，帮助边区解决了三边池盐的杂质问题，使陕北的苦盐变为优质食盐，边区食盐一举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

　　1940年6月，边区政府将主要盐田、盐坝收归公有，交军委后勤部接管盐业生产，大力提高产量。于是，食盐成为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成为边区的战略物资。边区盐税收入迅猛增长，1940年盐税仅4.4万元，1941年近40万元，1943年达400多万元，1944年达2400多万元，1945年近1.8亿元，承担了边区70%的财政来源。

　　只有把边区北部出产的优质食盐运到边区南部，才能换取边区紧缺的粮食、布匹等物资，边区为此开展了全民性运盐、销盐运动。首先发动群众修通了一千多公里的大车路，接着组织每户参与往外驮运盐。定延线群众为此编了顺口溜道：“今年民国三十年，边区经济正困难。定延路上是九站，边区政府把令传。调工调民路修宽，计划三年要修完。发展运输把盐运，克服困难渡难关。”

　　运盐引发的争论

　　为把大量优质食盐源源不断运销到南部，1941年5月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决定实行带有军事化、半强制性“官督民运”的全民运销食盐政策：全边区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西北局书记高岗任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督促民众运销食盐，完成运销食盐的指标。

　　此时，食盐的运销事关陕甘宁边区的生死存亡，是边区的希望所在。以高岗为首的中共西北局要求边区政府组织广大民众运销食盐，渡过难关。为此，边区党政部门间爆发了关于如何运销食盐的大争论。

　　当时延安计划出口食盐60万驮，其中6万驮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虽仅占任务10%，因该任务具有大面积、持续性，严重影响边区农业生产，加重了广大干群的负担，出现《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报告提及的“经过经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 “人民负担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等劳民情况，基层干群颇有怨言。

　　以边区政府领导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仁政派”与以高岗为首的“劳民派”为此发生了争论。林、谢二老发现运盐工作存在的劳民问题，并开展相关调研，他们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则坚持“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不动摇。谢觉哉为此写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决断。

　　毛泽东亲解矛盾

　　因为食盐的运销事关边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洞悉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最终旗帜鲜明地站在西北局这边。但毛泽东不是靠压服，而是亲自出面反复做林伯渠、谢觉哉等人的思想工作，慎重调处边区党政之间的矛盾。

　　两害相权取其轻。1941年七八月间，毛泽东给林、谢二老写了十封信，并与二人多次长谈，要求二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还要从政治角度看待运盐问题。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作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财经问题主要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的方针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大量出口盐，平衡出入口。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解释道：“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对于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此外，毛泽东指示高岗等开展调查了解，总结运盐工作的是非得失，尽量避免失误，提高工作效率。鉴于每户运盐不利于节约人力畜力，加上不少农户缺少长途运输的经验，南区合作社主任、共产党员刘建章建议各农户以公盐代金方式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包运包缴的办法，得到农民响应，年底南区合作社超额完成了全区公、民盐的运销任务。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边区的做法高度肯定，予以推广，并授予刘建章“特等合作英雄”称号。于是，边区普遍推行南区合作社的做法，1944年陕北合作社的驴马等畜力达6267头，承担了边区运盐的主要任务，减轻了广大干群的负担，边区顺利渡过了难关，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