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庆

　　从我1956年就读千灯（顾炎武的故乡）中心校一年级开始，到1968年9月初离开昆山中学下乡插队结束，总共度过了13年的中小学时光（因是67届高中生，“文革”中耽搁了一年）。那时，国家以粮为纲，支援农业成为各单位的自觉行动。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安排半月之长的农忙假，让大家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不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虽年代久远，但由于相伴时代变革，至今印象深刻。

　　那时，学校的围墙上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从全力培养“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的“三好”学生，逐步过渡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因此，每个班级都设立劳动委员，负责劳动事宜，如安排每天打扫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等。

　　不管每年6月的夏收夏种，还是10月的秋收秋种，都是那时学生翘首盼望的假期，虽要付出一些劳力，但可以亲近田野，比起紧张的学习要轻松得多，故而称为“农忙假”。由于小学低年级人小力薄，只能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学校周边的大田里去拣麦穗或稻穗。一路上，老师介绍这是桑树，待等桑叶返青可以养蚕宝宝;那是柳树，待等柳叶变绿春天就来临。拣累了，就到田边的牛车棚里去歇息，或是老师讲故事，或是同学唱儿歌，笑声、歌声荡漾在微风吹过的原野上，真是无忧无虑的惬意。

　　到了三四年级，手里有些劲了，脚上有些力了，队里就会派我们下水田去丢草泥。大家对臭气倒不害怕，就怕水蛇咬人。虽然老师说没有毒性，但一旦被咬，就会疼痛好几天，所以经常小心翼翼，以防不测。小镇上的孩童习惯夏天赤脚，又喜好玩水，故而经常在水田里“打水仗”玩耍，弄得满脸泥浆，回到家里就会被母亲训斥一顿，因为那时肥皂凭票供应，难以承受经常浆洗衣服呀！

　　1958年的秋忙假期正值开展公社化运动，学校西边在开挖一条灌溉渠道，要求我们也去支援。我们自然无力挑泥，只是被要求依次排队，把老农在渠底掘出的方整泥块，接力传到高处。这是力气活，一不小心就会砸在脚上。有位同学想出了抛接方法，既借助巧力，又觉得好玩。就这样连续干了好几天，虽然筋疲力尽，但是一条长长的水渠在我们的劳作下终于形成，成就感油然而生。

　　五六年级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度过饥荒，学校将大操场改作旱地，种上了马铃薯和山芋、南瓜之类的副食品，除了平常劳动课上去拔草施肥外，到了农忙假，还要抽出一部分同学去挑水浇灌，有时还要去完成沉重的浇粪劳动——两个人抬一个粪桶。由于经常步调不一致而脏水四溅，泼在身上，弄得臭气冲天，只能一路埋怨对方，最后在忍俊不禁中完成了劳动任务。

　　进入千灯初中后，已到了有些力气的少年时代，由于很多同学来自周围农村，他们的家长急需自己的子女回家帮忙，如带领弟妹、帮助烧饭等，农忙假成为那时为农村送去及时雨的假期。而市镇上的同学就由老师带领，早出晚归下乡支农，做些更加像样的劳动，如收割（割稻）、脱粒（掼麦）等。即使老师一再关照多加小心，但麦芒刺在眼睛里、手脚被镰刀割破的事还时有发生。那时需要自带简单中饭，夏忙吃粽子，秋忙吃蒸糕，队里挑来一桶大麦茶，一个杯子轮流解渴就算完事。趁午休机会，大家经常会好奇地去抓鱼摸蟹看牛逗狗，玩得不亦乐乎。下午继续劳作，待等太阳西下就凯旋而归。一路上，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愉快地走在夕阳下。

　　每次农忙结束再度上课时，心绪还是不能平静。那时没有强烈的升学追求，因此没有急切上课的愿望。大家兴致勃勃地传谈农忙经历，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那时，大多数人营养跟不上，农忙假后相互看看人瘦了，脸黑了，但为家庭、为农村多少作出了一些贡献，大家都引以为荣。学校的语文老师每到农忙结束，都会拟出诸如“记农忙假二三事”“记一件印象深刻的劳动”等有关记叙农忙假的作文题，所以每次农忙假中，同学们都会自觉地收集素材，构思篇目。好几次，我的作文都被老师选为“美文”，在班级中自豪地作交流。

　　1964年，我考取了昆山中学，大概上了一个月课后，就迎来了高中阶段的第一个秋忙假，那时正值青年时代，要像像样样地参加农忙假劳动了。当时的城北公社田多老少，我们班级被派往比较贫穷的庙泾十五队。那天，打起铺盖，乘上小船，连炊事设备（大铁锅）都一并带上。男同学被安排在一户贫下中农的家里入住。虽是草房，但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老师和老农的指导下，地上垫上稻草，然后是一溜地铺，二十多个男同学集中住宿，还是出了娘胎第一次，晚上点着油灯照明，走廊放着粪桶解便，对那种从未体验过的艰苦生活，大家只有开心，没有任何抱怨。

　　为了不给农民增加麻烦，班级中的劳动委员在老农的帮助下，竖帐蓬，挖地窖，完成了简易厨房的建设。很快，由学生自己动手的第一餐白菜汤和白米饭终于大功告成，吃在嘴里分外香甜。虽然菜肴简单，但比起当地农民的伙食已经好多了，只见他们吃的是稀饭加浆面（用酱油炖制的面粉作为小菜），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的劳动是女同学负责割稻、男同学负责挑稻，要将远田里的稻捆通过接力传担的方式挑到公场上。队里借出二十多根扁担，人手一根，在老农的指导下，每人负责一段路程，通过走动抛担的形式，肩接肩地传送。开始感到很轻松，但几个回合下来，已感到百步无轻担了，嫩骨薄肩上已经磨出了血泡，但那时我正在申请入团，这是接受组织考验的好机会，所以，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忍痛挑担，终于渡过了难关，并且肩上生出了老茧，也成为了我以后插队的劳动“资本”。

　　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年的农忙假，1966年6月，当我在城北斜泾七队参加农忙劳动时，传出了废除高考的消息，高三同学的升学梦就此破灭。我当时还是高二学生，想当然地认为不久将恢复正常。谁知农忙假结束就停课闹革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变得遥遥无期，只是一年两次农忙假还雷打不动。

　　最后一次农忙假是1967年的夏收夏种。那时，学校里派系斗争激烈，一个班级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已没有条件聚在一起支农了，只能以兵团组织为单位下乡。当时，我已参加属于支派性质的“继鲁迅”宣传队，为了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二十余人被派往新镇公社白塘大队参加夏收夏种，主要参加割麦、挑麦、掼麦等劳动，常常弄得满身麦芒。收工后就到附近的太仓塘里去洗个冷水浴，晚上带上手风琴乘上小船，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浆……”，抒发愉悦情感。有时，晚上还要去附近的新镇广播站录制“毛主席语录歌”的教唱节目，那时年轻，亢奋，充满着青春活力，总在不知疲倦地释放着劳动后的剩余精力。

　　随后的1967年秋收秋种和1968年的夏收夏种时，由于昆山中学已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所以取消了农忙假。待等1968年秋收秋种来临前夕，中央发出了老三届学生“一片红”的指示，昆山中学雷厉风行地在人民剧场召开了下乡动员会。我于1968年9月12日被安排到千灯公社陶星七队插队落户，正好赶上了那年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那是靠赚工分吃饭了，劳动要求和劳动强度根本不能与农忙假同日而语。好在经过在校时多年农忙假的磨炼，割稻、挑稻等农活已驾轻就熟，通过三个月的繁重劳动，到年底还得到三十多元的分紅呢！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获得的劳动所得，就到上海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准备好好打扮自己，找个对象，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不久，学校复课闹革命，又开始招生，仍然坚持着一年放两个农忙假的制度。那年，千灯中学的“学农队”分到了我们队里支农，我却变成了“老农”指导他们劳动，真是感慨万千。1979年，我考取了苏州“地师”，那年开始分田到户，从此，学校取消了“农忙假”。但十多年的“农忙假”劳动，在我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使我终生难忘。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