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苏光华，江苏省江阴市人，1914年8月出生，原名瑞宝，因见外侮日蹙，国是益非，立志以光复华夏为己任，乃改名光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瞒着家人，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后任中国空军十四队飞行员。1937年8月14日，空军投入抗战当天，我父亲率轰炸机一小队向盘踞上海吴淞口水域的日本海军旗舰“白云”“陆奥”号俯冲投弹，打击日军嚣张气焰。
1938年春夏间，正值日本侵华空军疯狂之际，国民政府毅然作出决定，授命空军健儿远征日本进行纸弹轰炸，我父亲入选其中。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终于完成了这个震惊中外的壮举。
郭沫若、鹿地亘制造“纸弹”
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为了振奋人心，在高层决策时，有人主张以空军奇袭日本，其理由为：一则海天远隔，中国空军力量单薄，敌无戒心;二则岛国孤悬，迂回大洋上空而突袭之，出其不备，可获成功。最后，决策者认为，当时我国能担当此项任务的飞机甚少，而其载重有限，好不容易去一次，丢几枚炸弹作用不大，不如改用“纸弹”，可起攻心作用。
在当局作出人道远征的决定后，即由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撰写唤醒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日文传单与宣传小册子，秘密印制了一百多万份，其中有《告日本之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中小工商业人士书》《告日本各政党人士书》等，份份皆是各种纸弹。例如，其中一份传单上写着：“亲爱的日本诸君，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再如，另一份传单则警告日本军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千万吨炸弹，尔再戒之。”
解决人机两大问题
飞行员和飞机乃是奇袭日本之关键，两者缺一不可。空军总指挥部在策划初时，尚有人机的困难。因中国的飞行员，一向缺乏盲目飞行、无线电航行、远程海洋飞行各种训练，一时尚无合适的飞行人员可资派遣。当时在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中，也只有在外籍（英、美、德、法、西班牙等）志愿队中，才配备一种美制双发动机的新式轰炸机，马丁B-10轰炸机（MARTIN B-10）才有无线电通讯的设备，始可胜任这种远航任务。中国空军先前所购买的9架，其中5架已在战事爆发后，陆续毁损了，还剩4架。该队为首的是一位名叫苏米达（SEMIED）的犹太人。对于这一任务，他们狮子大开口，每架飞机要付以30万美元的津贴，如同时出动两架，就要付出60万美元，使航委会闻而却步，转而寻求国内志士。此时，一位接近决策首脑的青年军官，毅然主动请缨，他就是编制在蒋介石侍从室的专机飞行员徐焕升。徐焕升原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的学生，于1928年10月被遴选为该校航空队第一期的飞行生。其后，航空队更名为航空班，而徐焕升在求学期间又被派往德国学习长途海洋飞行。
在中国空军的设计安排下，于3月16日的警报声中，外籍志愿队队员奉命将两架马丁轰炸机，从汉口疏散至四川成都凤凰山机场候命。一位穿着长衫便服，身份不明的人搭乘同去。苏米达接到命令后自然非遵命不可。当这两架飞机飞到成都落了地，外国的飞行员都离开机场之后，飞机不但未按往例立即加油，反而将飞机上的余油全部放掉，并严令在场守卫飞机的卫兵，不准许外国飞行员接近飞机。翌日，当这几位外国飞行员前来检查飞机时，即为卫兵阻止，他们不明白原委，只好无奈地走了。原来那位穿着便服的人，就是负责策划此次任务的徐焕升，对卫兵下达命令的也是他。
飞机问题解决之后，另一迫切的事，就是人员的编组。最终选定领队机驾驶徐焕升上尉，副驾驶——我父亲苏光华上尉，领航员刘荣光少尉，通讯员吴积冲少尉。僚机的正驾驶是副队长佟彦博上尉，副驾驶为蒋邵禹中尉，领航员雷天春少尉，通讯员陈光斗少尉。以上所挑选出来的8人，都是轰炸部队中的精英。这支远征的队伍，立即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展开紧密的训练。当时在成都已有一座亚航的对空台，除可供辅助训练外，立即又加设一座专供训练用的电台。所有的训练项目，无不在高度保密下进行，对中国空军来说，无疑都是首创。
蒋介石亲临训勉
蒋介石在1938年5月8日的日记中记述：“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
当这支神鹰部队于成都训练完毕，返回汉口候命出发之前，即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蒋介石偕同夫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宋美龄亲临武昌南湖机场，召集全体神鹰队员点名训勉。蒋介石说：“我们对日作战以来，每天都看到敌人的飞机，疯狂烂炸我后方各大城市，使我同胞伤亡惨重，悲痛不已。为了表现我空军的威力震撼三岛，特赋予你们这一特殊的任务，远征日本。不过我们只是人道的远征，投掷给他们的是文明的纸弹，旨在唤起日本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军阀的黩武侵略。这个任务太重要，你们必须达成。古人有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之分。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与否，国家决不辜负你们，你们的父母就等于我的父母，你们的儿女就等于我的儿女，你们放心前去。”当时每一神鹰队员的心弦，都被这番语意深刻的训示所感动，士气如虹，恨不得马上踏上征途。
这次远征，是预定于5月份有月色的晚上出动。出征前飞机起飞的最后一站，是浙江的宁波机场。5月15日一早，这8位神鹰勇士由汉口搭乘一架德国制的双发动机亨加轰炸机，直飞浙江丽水机场，然后改乘两部小汽車驶宁波待命。
仲夏月夜袭日成功
一直等到5月19日，已是本月最后的期限。虽然天气不甚理想，徐焕升队长仍不顾一切，毅然电告汉口，在黄昏前，将出动执行任务的两架飞机飞到宁波机场。当飞机依时抵达宁波，经加油与检查后，当晚23时45分，开始起飞，东征日本。因宁波紧靠东海，飞机起飞不久，就进入东海的上空，立被巡回于海上的日舰发现，以探照灯向空中探测，间有盲发的高射武器，流光四射，幸而未被击中。远征健儿沉着前进，20日凌晨35分，为了使地面人员了解机队动向，拍回“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的电报。在黑暗中，仍继续前进。这样经过一个多小时，前面的云较低较稀了，于是拉起机头，一跃而居云层之上，眼前骤然一亮，半轮明月高高挂在天边，正照着苍穹，也照着中华健儿驾驶的银翼，正长驱直入驶向扶桑。
当飞行约两小时半，即5月20日凌晨2时20分，机组人员即发现日本九州西部海岸，从马丁机上已可清晰地看到位于九州岛上的一座城市——熊本市。队员们既兴奋又紧张地将装宣传品的麻袋打开，从机腹向下的射击口向外投放传单、小册子。然后按预定计划深入，向北作半圆形航行，飞经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等城市上空，直达长崎港，一路像雪片般地投放散发宣传品。当中国飞机经过熊本市，穿越久留米上空，整整齐齐的城市灯光依然明亮可见，然而，当进入福冈市以后，那些城市却已漆黑犹如死城，说明日本已发现飞机的来袭，实施灯火管制。由于油量有限，在日本上空盘旋约两小时，散发完宣传品后即返航。日本军国主义者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本土空防，在中国空军健儿的奇袭下，犹如纸糊蒿墙。
返航时，虽有浙东的敌机试图拦截，以及三门湾口敌舰高射炮火，在惊险万状中，他们仍利用云雾掩护，以优异的飞行技术完成任务，终于在20日早上8时许，分别安全降落于江西南昌和浙江玉山机场。经紧急加油后，继续西飞，于中午11时30分两机同时抵达汉口空军基地，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中共中央及八路军的代表向东征勇士们赠送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在致詞中说：“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次日，中外许多报纸登载了8位抗日空军健儿的照片，传颂这一特大新闻。美联社的标题是《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香港报纸评论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空防不可靠。”
由于此次中国空军远征日本获得成功，8位勇士受到颁发中正剑、中正表、中正笔的最高奖赏。这个消息传到我父亲家乡，人们称他为“抗日飞将军”。
当年的这8位勇士，有4位在抗战中献身，他们是佟彦博、吴积冲、雷天春和我父亲苏光华。1940年11月，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父亲身负重伤，因缺医少药，抢救不及，于12月11日，他一手拉着结婚一年多的妻子，一手拉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女儿——我，闭上了双眼，年仅27岁，安葬在成都凤凰山烈士陵园。1995年9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建成后，我父亲苏光华的名字镌刻在中国烈士英名碑上，墓碑亦安放于纪念碑旁郁郁葱葱的树丛中。
（责任编辑：武学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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