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短短八年的办学过程中，创造出那么多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那么，西南联大为什么会成功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西南联大具有一种包容精神，创造出一种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

　　在课程设置方面，西南联大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允许不同的教学思路存在。有一年，北大教授罗庸开了一门唐诗课，很受欢迎;第二年，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闻一多也开了一门唐诗课，也很受欢迎。可问题是：同样是讲唐诗，罗庸和闻一多的观点却不一样，你这么讲、他那么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此互相矛盾。這样的讲法，让学生听谁的呢？西南联大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包容的气度：对罗庸和闻一多的讲课毫不干涉，允许他们在课堂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于谁对谁错，让学生自己去判断：你认为谁的观点对就接受谁;你认为谁的观点不对就不接受。因为是学术论争，应该允许存在讨论的空间，所以校方对此采取不干涉的态度，这就是学术包容精神。类似的事情在联大还有很多，比如，后来闻一多在联大又开了《楚辞》课，第二年罗庸也开了《楚辞》课，两个人在唐诗方面观点不同，在《楚辞》方面观点也不同，但校方仍然采取不干涉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豁达的包容精神。

　　据曾在联大求学并任教的学者任继愈先生说：“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乏这种宽容求事的事例。”关于这一点，任先生也举了几个例子：傅斯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齐物论》，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北大历史系有个学生叫王玉哲，他在二年级时读到这篇《齐物论》，他对傅斯年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并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两年后，王玉哲本科毕业，恰好此时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但他十分犹豫，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西南联大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正是傅斯年，所以王玉哲怕傅斯年对他心存芥蒂，就不敢报考。后来几经犹豫，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斗胆报考，结果被顺利地录取了。文科研究所录取研究生，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当然要亲自把关，但他丝毫没有因为王玉哲曾经反对过自己而为难王玉哲，而且，录取了王玉哲之后，他们师生之间还相处得非常好。有一回，杨振声教授指导研究生写论文，有一个学生却迟迟写不出来，杨振声感到奇怪，就约这个学生谈话，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写论文？那个学生说：“我的观点与您的观点不尽一致，我怕写出来在您这里通不过。”杨振声听罢，便鼓励这位学生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你就尽管写好了。”如果要求师生意见完全相同，学术怎么能发展呢？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这样一来，那位学生就放心了，大胆地按自己的观点写成一篇论文，交到导师杨振声那里。尽管这篇论文的观点与杨振声的观点不一致，但论文还是获得了通过。像学生质疑自己的老师这样的事例，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很普遍，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那时候学术自由，学生可以质疑老师，老师也不觉得是冒犯，而是鼓励。那时候都是这样的，不是个别人刻意这样做。”

　　西南联大的包容精神，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任继愈先生回忆说：“卞之琳教授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虽然没有留过学，可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比那些留过学的翻译得还好。他去过延安，可因为不习惯那种生活，于是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让他照常教书。西南联大就有这样的传统，不同信仰的人可以相互尊重和共处。在一个大门里面，两边都有壁报，一个是左派人办的，另一个是右派人办的，大家各办各的，互相并不干涉。”

　　宽容的学术环境，是学术研究的温床，西南联大时期培养出那么多大师级的学者，出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是与西南联大的包容精神分不开的。拥有博大的学术气度、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正是西南联大值得我们怀念的地方。它自由宽容、博大深闳的学风，将永远为后世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