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讲述共大故事的老电影《决裂》，其中“马尾巴的功能”这一句台词，尽管戏谑，却甚为经典，在父亲及我们这辈人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父亲生于1942年10月，祖籍江苏张家港市南丰镇，一个老实木讷的农民，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可谁又能想到，他当年读过大学，读的正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德胜关分校。

　　说起父亲近60年前读大学的一段经历，饱含岁月的尘埃和沧桑。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曾是全国占地最大、学生最多、国家花钱最少的学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按照“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当时江西省领导邵式平、刘俊秀、汪东兴的倡议下，于1958年8月1日正式成立，周恩来题写了校名。学校成立之初便制定了“半工（农）半读，勤工俭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校理念。1959年8月，已开办一年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江苏招生。父亲受生产队长的委派，到大队部领取生产队获得的奖状，碰巧见到了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招生简章”。高小毕业的父亲费力地把“招生简章”读完，至于上面写的“凡是历史清楚，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的男女工人、农民、公社干部、复员转业军人以及经过了一定时间生产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都可以报名上共大”报名条件不甚了了，倒是“半工半读，不要书费学费，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来供自己读书”的条款让父亲入脑入心，激起他埋藏在心底的强烈欲望——“我要读书”。父亲不敢自作主张，便把报纸要回了家，讀“招生简章”给爷爷奶奶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尽管当时家庭困难，父亲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四个妹妹，但见父亲读书愿望强烈，且刚从乡里开办的“万斤大学”（1958年“大跃进”，为争亩产粮食一万斤，南丰乡政府把20多名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集中起来，边劳动边搞农业科研，取名“万斤大学”）结业，还算开明的爷爷为父亲的前途着想，同意了他的请求。父亲当即赶到大队部写信报了名。临走前的几天，爷爷奶奶为父亲出远门作了相应的准备，帮父亲做了一身新衣服，到街上烘了约两斤面粉的一炉脆饼。经多方打听，全县报名的有30多位青年，本乡及相邻的兆丰乡各有两三位，父亲与本乡一位青年及兆丰乡的两位青年，相约一起出发。

　　8月10日，17岁的父亲背着一条被褥和大约25个脆饼，怀揣30元盘缠，一大早出门。爷爷奶奶千叮咛万嘱咐，含泪相送。四个小伙从南丰乡乘车到上海，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再转车到南昌，带的30元盘缠，已所剩无几。前后三天时间，父亲每顿两个脆饼，因没有饮水，只能强行下咽，勉强充饥。他们到达南昌已是深夜十点多钟，靠一条被褥，在火车站将就了一夜。因写信报考的是井冈山分校，原本决定第二天乘车前往井冈山，因同行的兆丰乡青年早已身无分文，遂决定第二天直接到南昌设立的招生接待点重新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第二天上午填表登记，下午便参加考试。傍晚发榜时，父亲见到了自己和本乡青年的名字，邻乡两位青年得知名落孙山后，嚎啕大哭——身无分文，何以还家？后得到招生接待点好心人的相助，发电报回家请求汇盘缠，总算解决了难题。上榜的父亲当晚便被安排了住处，吃上了热乎乎的白米饭。

　　这样有吃有喝两天后，父亲接到通知，被分配到黎川县德胜关分校。8月16日一早，一辆大卡车挤满30多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等地的青年男女，在崇山峻岭中一路颠簸，才于下午两点多到达目的地。中间被分派到几户老表家吃了午饭。眼前所谓的学校，是武夷山脉北麓关隘旁的几座荒山，这关隘即德胜关。父亲后来知道了德胜关的历史，据《建昌府志》记载：（新城）县南五十里有德胜关，在马嘴岭下。《读史方舆》卷八十六《江西四》载：德胜关，始名“关上村”，是黎川与福建通商的重要通道，明中嘉靖庚申年（1560），朝廷镇压当地袁氏领头的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改名“得胜关”，后谐音成今名。当晚，30多人分8个小组，被安排到附近的老表家住下。一群年轻人的到来，给原本偏僻、寂廖的山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第二天开始，父亲和同学们一起，领了农具，上山垦荒，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说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垦荒、植树、砍毛竹、种粮食、种菜、养猪占了大部分的时间，读书仅安排在早上、晚上收工回来以及下雨天。课程除语文、数学基础课之外，另有林木、土壤、种植、养殖、蔬菜等专业课。对于来自平原，从没见过大山的父亲来说，起初还感到新奇、兴奋，一段时间后，新鲜感没有了，便再也兴奋不起来了。有几个同学打了退堂鼓，卷铺盖不辞而别。当说起这一段经历时，我问父亲当时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父亲说，只有两个字——“想家”。对于一位17岁的青年来说，独处异乡，其思乡之苦可以理解。夜晚，有女同学因思念家乡而躲在被窝“嘤嘤”地哭。除想家外，江西的小米、南瓜和辣椒等，也让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同学吃不惯，这对他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又从事体力劳动的同学们来讲，是磨难更是考验。捱到年底改善伙食，学校杀了头猪，这红烧肉的滋味至今依然驻留唇齿，挥之不去。其间，父亲经历着经历，成长着成长，有苦、有累、有危险，也有快乐。苦的是想家、饿肚子，累的是开荒、种地，早出晚归，日复一日，劳动强度非常大。最累的要数上山砍毛竹。一早穿着草鞋，走十几里山路，钻进深山老林，砍下一根根碗口粗的毛竹，削掉竹梢，然后顺着山坡溜放到小路旁，再用藤条扎牢扛着下山。因为要完成或超额完成学校下达的劳动指标，需来回好多趟。这样一天下来，人累得连说话、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尤其到了冬天，无论砍毛竹、砍柴还是垦荒、种地，天寒地冻，手上结了痂的冻疮常常被震裂，渗出殷红的鲜血，钻心地疼。这里的生活也有危险，山上常有野兽出没，尤其野狼最为可怕。一次，父亲一人到山上砍柴，突见一狼卧眠草丛，能听到轻微的鼾声，于是蹑手蹑脚，小心谨慎地往后退，躲过了一劫。而最快乐的则是，一帮年轻人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读书唱歌，其乐融融。就这样，父亲在德胜关分校度过了两年半时间。这两年半中，因为劳动积极，表现优异，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奖品是两件印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字样的“汗背心”。

　　1962年元旦过后，离家两年半的父亲返乡探亲。见儿子回来，思儿心切的爷爷一把将儿子抱住，泪流满面，仿佛一件宝物，失而复得。父亲把积攒的100元钱交给了奶奶。要知道，学校每月只发5元钱的津贴，用于购买洗漱用品，而能积攒100元钱，在当年简直是一笔巨款，这是多么不易！可见父亲节俭的程度。

　　父亲在家过了春节，打算正月十五回校。但爷爷死活不让，理由是家里这么多张嘴要吃饭，奶奶又刚生一个女孩，劳力少，需要父亲帮衬爷爷养家。父亲只得作罢，留在了家里，把铺盖以及读完大学的梦想全部留在了德胜关。

　　同班同学4年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有的留在德胜垦殖场工作，有的分配到江西的其它县市，有的分配到广东，也有的分配到新疆工作。而父亲一直在家务农，也因为这一段经历，在土地承包前，他一直担任生产队的农技员。

　　群山，就是校园，苦难就是老师。正是生命轨迹中江西共大这不可磨灭的一页，使得父亲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直面困难、笑对人生。近60年过去了，回忆这段经历，父亲依然感动着、感慨着、感恩着……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