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钧

　　郑振铎，笔名西谛，浙江温州人，杰出爱国主义者、作家、藏书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发表反帝反封建作品，曾在上海主编宣传抗日、反对专制的《公理日报》《民主周刊》等。新中国建立后，郑振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他平生热衷藏书，为传承民族文化，保存珍典古籍做出非凡贡献，40多年的不懈坚持、10万卷藏书的坎坷经历，堪称中华藏书史上的隽永传奇。

　　承传好家风

　　1898年12月19日，浙江永嘉县乘凉桥郑家老宅，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祖父郑承晟为他取名“振铎”，“铎”是古代形似铙钹的乐器，发音洪亮，他希望孙儿日后声名大振，出人头地。

　　郑氏家族是世代承传的书香门第，清代就有高祖郑元璧、叔祖父郑允展等5位先人考中进士，那时，不经十年八载寒窗苦读，绝难拔筹中举，郑承晟年轻时从福建迁来浙江，携带最多的家当就是几大箱藏书。

　　爱书喜读的家风为郑振铎积淀下优秀的血脉传承，他十几岁念私塾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名著。40多年后他回忆说：“余素喜治流略之学，童稚时，不但通读《汉书·文志》《古文观止》等，尚手录《隋书经籍志》《八史经籍志》等，时自省览。”

　　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平铁道管理学校，课余最喜欢去浏览旧书市，眼望褐黄的书卷被风吹日蚀，深叹自己无力拯救古人的珍贵典籍……他订成一册《求书日录》，在扉页写道：“我要把保存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从那天起，他发现善本、孤本、钞本等珍籍，就把书名、作者、印刻年代、卷数等信息详细记在《求书日录》上，在北平读书3年多，以史籍、诗文、戏剧、故事等分类，共记载古籍4800多种，为日后搜书、藏书积累了可靠依据。

　　他还利用学业之余创作、编译文稿，1920年，他翻译出版了《俄国戏曲集》，拿到稿费立即跑到旧书市，买下明代散曲《词林逸响》、版画集《彩笔情辞》等80多卷古籍，他承传喜读爱卷好家风，终生不懈的藏书生涯从此开始。

　　手抄救孤本

　　1921年，郑振铎毕业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译文编辑。一次，他出差浙江鄞城（今宁波鄞州区），闲暇步入一家旧书屋，发现一套元代古籍《录鬼簿》，这套书记录了金、元两代80余位知名杂剧、散曲艺人的生平和代表作。

　　他想买下，但店主要价过高，只得请求租阅，结果店主只允许他在店里看，不许拿走。恰好店主家楼上开客栈，他便租住楼上，雇来两位誊写快手，加上自己，3人圈在屋里两天一夜，把《录鬼簿》全部抄完。后来，这部原书佚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就是依照郑振铎抄本排印。

　　1927年，郑振铎因投身反帝反专制斗争，受到军阀政府通缉迫害，不得不远赴英法等国避难。到英国的第二天，早已抵达伦敦的舒庆春（老舍）、朱光潜等人为他接风，对他说：“这里的图书馆有许多从祖国掠夺来的古籍，你要去看一看，对藏书大有益处。”

　　当郑振铎走进大不列颠图书馆，果见难以计数的中国古籍，翻阅更为震惊，许多踪迹难寻的孤本、善本，都默默躺在异国的书架上，他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忍耐的酸楚，眼含泪水暗下决心：带遭劫的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回家”！

　　但图书馆有严格规定：古籍只可阅读，不许借走、抄录。这难不倒郑振铎，他在阅览室把古籍段落背熟，再到休息室默写下来，后来觉得太耗力费时，便把白纸粘在大腿的裤子上，穿起大衣，坐在阅览室偏僻角落，撩开大衣偷偷地抄。一个人太慢，就找老舍、朱光潜等人帮忙，在英国几个月，抄得10多万字珍贵孤本，还浏览了绝大部分中国古籍，并做了详细记录，回國后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专著。

　　多年后，他收藏明代初刻《南北宫词记》8部，《昭明文选》33种，《玉台新咏》8种等孤本，其中大部分是在英国的手抄稿。

　　倾家购善本

　　1928年至1937年，郑振铎创作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数十种专著，稿费所得换来了万卷古籍。他购书、藏书不惜代价在文化界颇具名声，当时的文史专家王伯祥说：“西谛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

　　1938年3月的一天，郑振铎在旧书店发现一套赵琦美手抄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赵琦美是明代“脉望馆”藏书楼主人，万历年间，他竭力收集整理元、明两代各类剧本，耗时3年多，手抄剧目242部，集成《甲编》《乙编》2套共64册《古今杂剧》，堪称元、明戏剧大成，是弥足珍贵的善本。

　　他与店主杨寿祺讨价还价，最终以1千元讲妥。郑振铎拿出全部积蓄，变卖值钱家当，最后把呢子大衣、礼帽都送进了当铺，才筹足款项，取书时他还托付杨寿祺帮忙打听《乙编》的下落。

　　没几天，杨寿祺有消息传来：《乙编》32册在闸北“集宝斋”古董商孙伯渊手中。郑振铎急忙去找孙伯渊，谁知他也热衷藏书，已寻找《甲编》多年，得知被郑振铎购得，竟提出两个意想不到的条件：“一是我出5千元，买你的《甲编》;二是你出1万元，买我的《乙编》。”孙伯渊想以漫天要价，给对方一笔赚头达到自己目的，不料郑振铎并未还价，一口应承出资1万元购买《乙编》。

　　原来，郑振铎早有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宅，最少值2万元。但张罗出售不禁叫苦，当时上海局势紧张，日本轰炸机常常掠过，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民众惶惶，都无心购置房产。他只得四处托关系，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拿到5千元贷款，急忙全部交了定金，并与孙伯渊签下协议：余款1个月内付清。

　　此时的郑振铎，再也无力承担巨额购书款，他请来好友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总编）、程瑞霖（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商议，大家有的借公款，有的拿积蓄，终于凑足了5千元。

　　郑振铎购得全套善本，撰写《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说：“得《古今杂剧》最为重要，它在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里是一个巨大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