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清

　　上世纪60年代，南京有着“一大一小”两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大”指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标志着中国自立更生的精髓。“小”就是群众喜闻乐见，当时全国唯一综合性儿童演出团体——南京小红花艺术团。

　　小红花艺术团成立于1957年元旦，从此“花园里，篱笆下，我种下一朵小红花……”的队歌成为全国最流行的校园歌曲。艺术团最初活动地点在玄武湖翠洲，后来迁址于晚清官宦府邸，厅后街23号。

　　我是“小红花”的第二任团长，现在长期旅居美国西雅图，“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当年跟随“小红花”的脚印，去工厂、去学校、去军营……一共演出了多少场次，接待了多少外宾，已经无法计数了，然而有三次接待外宾的故事却历历在目，时至今日陶陶然乐在其中。

　　一

　　1957年盛夏，墨西哥现代芭蕾舞团来南京演出。上世纪50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还较为保守，国内的文艺团体与国外文艺团体交流不多，充分露体的芭蕾舞演出更是罕见。因而这场演出轰动南京城，一票难求。

　　在芭蕾舞团演出的剧目中，有一个舞剧叫作《苦力》，是表现墨西哥社会底层的苦情舞剧，剧中缺少一名十岁以下的儿童演员，需要请一位本地小姑娘协演。江苏省对外文教协会想到了“小红花”，“小红花”推荐了我。

　　第一次见面，《苦力》的导演把我举起放下，放下又举起，我愣着一双大眼睛，不解地望着她。翻译解释道：“导演试试你的重量。演出中会有托举动作，导演问你怕不怕？”我回答：“不怕。”导演拍了拍我的小脑袋笑了。

　　导演通过翻译和手势，在音乐声中讲解舞蹈动作要领，我跟在她身后一招一式地学习。我清晰地记得，被托举起后，有个向上伸展的动作难度较大，既要亮相于观众，又要保持身体平衡。音乐响起第三遍的时候，我已经完全融入到《苦力》的剧情之中。

　　当天晚上，《苦力》在南京人民大会堂登台亮相，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落幕。女导演满面春风地对翻译说：“我们剧团去过北京、上海，助演的儿童都很聪明，但眼前的这个小姑娘是聪明中的聪明，让我惊讶的聪明。”

　　我想，并非我更甚一筹，是“小红花”专业指导员教会了我扎实的舞蹈基础。

　　墨西哥芭蕾舞团回国以后，特地给我寄来了剧照和一封信，感谢我圆满完成协演。

　　我很兴奋，也很自豪，这次协演开创了“小红花艺术团”外事活动的先河。

　　二

　　1961年暑假，南京迎来了四位非洲黑人领袖，其中一项活动是与少年儿童联欢，外事部门将地点安排在南师附小。“小红花”委派我作代表，致辞、献花、与黑人领袖合唱。

　　上世纪60年代，南京很少有外宾光顾，繁华的街口，只要有金发碧眼的外宾出现，路人都会驻足围观，非洲黑人更是罕见。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黑人，而且近在咫尺。他们长得很壮实，黑黑的肌肤，立在我面前犹如四座黑塔，八只黑白反差炯炯泛光的眼睛望着我，使我紧张至生畏。我想起前不久接待日本合唱团时，团长井上赖峰的大大熊抱，我已经是“大姑娘”了，不由得害羞脸红。倘若四个大熊抱……我的脑海里甚至闪过会不会染上色这样幼稚的念头。

　　然而我还是坚定地走向前，向黑人贵宾献上鲜花，伸出友谊之手，因为我明白此刻我代表着中国少年，代表着“小红花”。

　　我站在四位黑人外宾中间，同唱了一曲《社会主义好》。他们唱得很认真投入，用生硬的中国话唱着每一句歌词，仿佛在咿呀学语。我也轻轻地唱着，生怕盖过了他们的歌声。我想无论肤色，无论语言，世界上大凡音乐都是灵犀相通的，他们为了学唱这首中文歌曲，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呢。我融入了歌声，紧张的情绪不知不觉淡化了，携着两只不同肤色的手，开心地载歌载舞。

　　三

　　1962年9月23号，是个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小红花”接到一个光荣的演出任务——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哈蒂妮·苏加诺。陪同前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和夫人解梅，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女士。

　　演出地点在南京玄武湖梁洲。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天空晴朗，没有一丝云彩，蓝天与花团锦簇、翠绿如茵的草坪，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参加演出的“小红花”早早地来到现场，指导员们指挥着大家做最后一次排练。我除了参加排演，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迎宾致辞。那个年代致辞是统一版本，只要将国家和外宾的姓名做替换就可以了，我已经历了十余次，早背诵得滚瓜烂熟。

　　“来了，来了。”小伙伴们欢呼雀跃。

　　大大小小的十多辆车陆续停在了路边，苏加诺总统的夫人哈蒂妮身着民族服装，不知是被玄武湖美景吸引，还是觉得翠嫩的小草舒适可人，她赤裸着脚，兴致勃勃踏着草坪走向事先放置好的藤椅。

　　我和小伙伴们注视着为数不多的观众，悄悄地猜测着哪位是王光美女士。是那位身材苗條的，那位衣着华丽的，还是那位与苏加诺夫人接触最多的？

　　指导员领着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士走到我的身边。指导员说，这是惠浴宇省长。

　　“小团长，准备得怎么样啦？来，讲一遍，我听听。”惠省长说。

　　我把致辞讲了一遍，惠省长满意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穿着米色套裙的阿姨，她和惠省长一样，要求我再重复背诵一遍致辞，让她亲耳听听。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这次接待外宾的重要与严肃，不能说错一个字，不能吃一个螺丝（打顿）。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外事活动。王光美第一次以个人名义邀请哈蒂妮夫人访华，毛泽东主席和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分别接见了哈蒂妮夫人，江青也是唯一一次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这次外事活动中。

　　我认认真真地又背诵了一遍。

　　“好，好，像平时说话一样。”穿米色套裙的阿姨拉住我的手，搂着我的肩臂，温存地微笑着说：“咱们这就过去。”

　　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感受到一股清澈的暖流涌往全身，那种长辈对后代的慈爱，久久地萦绕心间。

　　穿米色套裙的阿姨将我引导到哈蒂妮夫人身边，自己挨着坐下了。这时我才明白这次致辞的特殊，是面对哈蒂妮夫人一个人。

　　“您好，尊贵的哈蒂妮·苏加诺夫人……”我刚说了一个尊称，下意识地停顿下来。因为以往身旁都站着一位翻译，我每说一句，翻译都不失时机地译成外语。

　　穿米色套裙的阿姨对着哈蒂妮说了一段外语，并示意我继续。原来她就是翻译。

　　我接着说：“我代表南京市小朋友欢迎您来到南京，我的家乡。”

　　哈蒂妮夫人弯下腰一把抱起我，轻轻地放在她的双腿上，也许生怕我跪在膝上会感到不舒适，她缓缓地向后仰去，让我躺入她的怀抱。她的面容如此地贴近，艳红的嘴唇闪动着，透露出雪一样白的牙齿。她每说一句话，穿米色套裙的翻译总是微笑着向我译成中文。

　　我伏在哈蒂妮夫人耳边，说完了那段自然流畅的致辞：“请您将我们今天的友谊带回印度尼西亚，并向贵国的小朋友问好！为表达我们的心意，现在有几个小节目请您观赏，盼望您喜欢。”

　　哈蒂妮夫人笑了，笑得很开心。穿米色套裙的翻译点头笑了，笑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也笑了，是她俩爽朗的笑声带动了我。

　　后来，《人民画报》报导了这则新闻，并配有我躺在哈蒂妮夫人怀中的相片，她的笑容很甜美，是那种高雅而含蓄的笑。我笑得很自然，是中国小朋友天真无邪的笑。

　　记得那天“小红花”表演了男声表演唱《三个娃娃种葵花》，舞蹈《六个好朋友》，以及京剧团演出的京剧清唱等十多个节目。

　　演出结束后，印尼贵宾一行在众人簇拥下向车队走去，穿米色套裙的翻译却折了回来。她谦和地说：“谢谢老师，谢谢同学，孩子们的表演很精彩，客人们看了很高兴。”

　　她说完主动与指导员、小演员们一一握手，然后大步流星地去追赶远去的人群。

　　指导员告诉我，这位涵养丰厚、仪态优雅的阿姨不是翻译，而是我们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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