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特务？教科书上的解释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集团，经过特殊训练并执行特殊任务的特殊群体。有关特务事件或与特务相关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正逐步成为“故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时难免形成错案;但在特定历史时期，提高警惕也是必须的。本文所要讲述的，恰恰是几个与“特务”有关的故事。
初识特务
我说我见过特务，与我同龄的朋友，也许要为之“喷饭”：建国都快七十年了，而你才刚过花甲，凭什么能见过特务？
但我确实见过特务，而且不止一个！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我有何特殊的能耐，而是由于我从小随父辈生活在监狱（江苏省第一劳改支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地、富、反、坏，军、警、宪、特，什么样的人物没有？我曾在“三类人员”（监狱里对劳改、劳教和留场人员的统称）劳动改造的现场，向负责管教的陈叔叔讨教过：这些人中有“特务”么？他随手一指：那个拉板车的是搞情报的特务，收发报水平一等。他又指：那个扛包的，有过目不忘的特殊本领，曾经测试过，只要默读一遍，他就能把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默写出来。他再一指：那个右手残废的，也是个“军统”，为了假装残疾，他硬是坚持常年不动右臂，导致手臂肌肉严重萎缩，结果真成了残废。陈叔叔还提到，被服厂修鞋的光头，就是一个由“地上”转入“地下”的人物……
提起这个光头，我也不陌生。有一回，母亲让我到修鞋铺去取补好的鞋子（那时光头已是刑满留场人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光头，在他那儿，我看到许多报废了的真皮枪套（拆解后给鞋子打补丁），想拿回家玩，却没敢下手。没想到，他也是个特务。
据陈叔叔介绍，光头原隶属于军统某站，主要做情报搜集工作。解放前夕，他奉命就地潜伏，等待“唤醒”。于是，他那手娴熟的修鞋手艺，就成了其真实身份的掩护。谁知，还没等到台湾来人召唤，他就因同伙的出卖而落网。尽管他并无民愤且无破坏话动，但“特务”这顶帽子确实太重，给他换来了8年的牢狱之灾。
对于“有前科”者而言，像“光头鞋匠”這类特务分子，在阶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年月，能够呆在劳改队，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脱离了激烈的政治运动，群众专政的铁拳也“砸”不到这里。凭着一技之长，“光头”在狱中照样当他的鞋匠，而不需要与其他同伴一样，经受大田劳役之苦。日子在平安、枯燥和重复中过去，只等着刑满释放那一天。
随着“那一天”的临近，加之对劳改队生活的熟悉，“光头鞋匠”有点忘乎所以了。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在同伴中露了一手——只有特务才能露出来的一手。而这一手，让他和同伴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个同伴是个刑事犯。按照惯例，政治犯是可以与刑事犯同监关押的。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监督，有利于改造。但是，特务分子是不可以与后来大批入监的“右派分子”关在一起的。分别来自两大阵营的“有识之士”，一旦碰到一起，肯定会闹出乱子来。
原来，这个刑事犯与原籍的生产队长有仇，总想寻机逃跑回家报仇。他听说“光头”是特务出身，便拐弯抹角地向其求教监狱管理上的疏漏之处。“光头”毕竟是有头脑有身份的，你不正面挑明，我也不正面作答。他只是旁敲侧击地分析：犯人么，其外在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剃光头，二是不得抽烟。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岂不就……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蠢的队友也该明白了。于是，那个刑事犯作了精心的设计：找了顶草帽扣在头上，又拿了一枝粉笔假冒香烟叼在嘴上，一付“非光头的抽烟者”的模样。这一形象，居然骗过了岗哨，让他堂而皇之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可悲的是，这个脱逃者虽然学到了特务的技能，却没学到特务的沉稳，以致刚出大门便忍不住撒腿就跑。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脱逃者自然罪加一等，从旁授意的“光头”也难逃干系，再加上原有的特务身份和台湾“反攻大陆”叫嚣的双重影响，其受到的处罚自然也轻不了。但光头毕竟是干练老辣的正宗特务，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就在逃跑案发生的前两天，他曾向管教干部反映，狱中情况不太对，估计有人试图逃跑。为此，当局加强了防范措施。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当刑满释放的时候，光头选择了留场就业。他，从未迈出过监狱的大门。
电话里的“特务”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江苏省泗洪县王集乡，依然与台湾“反攻大陆”形势有关。
1962年的一天晚上，苏皖边界泗洪县王集公社的电话总机室突然铃声大作，值班员应声一跃而起。
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60年代，我国的通讯设施还相当落后，公社与县城、公社与大队之间的联系，还都是通过“电磁式”电话完成，其间的中转，便是有人值守的“总机”。一个个总机和单机，通过网状的电话线的串联，形成了有线通讯网络。网络上的任何一部单机发出信号，首先会在相应的总机上作出反映，也就是振铃。白天，铃声一般是关闭的，代之以灯光闪烁或“掉牌子”，夜晚则加响振铃。遇有电话打入，值班人员便根据提示和语音予以接转。
此刻，王集公社总机的面板上，标有“淙潼”的小牌牌掉了下来。这表明，电话是由本公社淙潼大队打来的。值班员迅速操作，接通了电话，但对方并无回应。
奇怪，平常夜间的电话极少，且大都是由县里打过来的，来自大队的电话几乎没有。今天是怎么了？值班员狐疑地借着手电光看了一眼闹钟，时间是凌晨两点。
第二天，也是凌晨两点，总机的夜铃又骤然响起，依然是淙潼打来的，照样无人应答。
值班员更加纳闷，天亮后打通了淙潼大队的电话。对方表示，大队部夜间无人，不可能有人打电话。
可是，第三天晚上的同一时间，电话铃照响不误。
值班员吃不住劲了，赶紧向公社领导汇报。鉴于当时“千万不要忘记”的阶级斗争形势，领导立即将这一动向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县局也不敢怠慢，立马派员前来侦察。
经现场勘查，淙潼大队部的门锁完好，并无撬动痕迹，因而可以排除有人入室作案的可能;经测试，公社总机性能良好，不存在因故障误振铃的可能。那么，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大队到公社的线路上。是啊，在途中某个点上接部单机，便可轻易进入通信网络。这样的场面，在战争片反特片中时有出现。而现在，能在夜间做如此勾当的，非特务莫属！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特务们选择一个公社到大队的电话线下手，到底有何实际意义？尽管如此，案子毕竟已经发生，有了案子就得破案，况且，这极有可能是个敌特案。一切，等到特务抓住了再说吧！
于是，专案组从电话线路入手，逐一检查了沿途的每一根线杆，没有发现有人攀爬的痕迹。
几天过去了，令人恐怖的电话铃声每夜照常按时响起。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这时，有人提出可以用“守株待兔”的办法来解决难题。具体地说，就是安排基干民兵，在沿途的电话线杆下站岗布控，严防死守，发现特务，当场擒获。
此议可行！经过周密安排，近百名民兵布置到位，特务已无接近电话线路的可能。
可是，当夜的电话铃声，依然无情地响起！
既然线路上没有问题，专案组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电话机所在的大队部。当晚，几名民兵被安排悄悄睡进了大队部。
怪了，当晚电话铃照响不误。公社一方随即反向振铃。这边的值班民兵也赶紧点亮煤油灯，经仔细查看，一切正常。
专案组再次赶到大队部，对墙体地面作进一步勘查，排除穿墙打洞的可能。专案组要求值班民兵夜间不得睡觉，死死看着电话机，并留下人员与民兵一道值班。民兵们提出，晚上干脆点着灯，看看到底谁能进来作案。公安人员表示不可：这样会打草惊蛇，吓跑了特务，案子也破不了。公安人员还带来一只手电筒，以备不时之需。
夜晚来临。时间，在黑暗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办公桌上响起了不易察觉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公安人员迅速打开手电筒，竟大吃一惊！原来，一只硕大的黄鼠狼，正在摇动电话机的把手。见被人发现，它立即逃窜而去。
这一起惊动了大队、公社和县三级力量的“敌特”案，竟是一只聪明可爱的黄鼠狼所为。
神秘的电话铃声，从此再未响起。
“特嫌”陈爱民
下面这一故事，最初我也是听说的，后来得到主人公的确认和补充，其真实性应该是可信的。
1970年初，我父母被下放到泗洪县兴隆公社落户。正在上初一的我，随之转学到兴隆“五七”中学就读。
新學校的校长（当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叫倪育亭，学物理的，兼做政治老师。倪主任上政治课，喜欢上大课，就是把同年级三个班（也就是全校）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或操场上，共同上一堂课，据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因为校领导的时间，比一般教师的时间更宝贵。他上课的特点是，信口开河，无边无际，但是，他总是到点下课，绝不拖堂。
这天，又轮到倪主任上大课。他从“读书无用论”说起，很自然地谈到了自己的求学生涯，提到了当年的同学。于是，一个叫“陈爱民”的人和有关他的故事，便从倪主任的口中流出，嵌进了我的记忆中。
陈爱民，烈士后代，倪育亭在泗阳县中学的同班同学，1958年考入苏州医学院（现为苏州大学医学院），1963年毕业后在泗洪县人民医院工作，70年代初被选入中国派往桑给巴尔的医疗队。就是这么一个根红苗正的好后生，却在60年代被无端地卷入一桩“特嫌”案里。
陈爱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其父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母亲带着小爱民边打游击边做群众工作，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陈爱民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成长起来，不负重望地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当然，上了大学的陈爱民，想到的并非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是要争取进步，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所以，入学不久，他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学校党组织本身就对烈士子女另眼看待，而陈爱民各方面的表现又很突出，自然很快就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察，陈爱民的入党问题进入到外调阶段。根据学生档案记载的原籍地址，学校党组织给泗洪县曹庄公社发函。函曰：兹有我校党员发展对象陈爱民同学原籍系贵公社XX大队，请协助调查其家庭及社会关系情况并及时函告为盼。
谁知，这封信落到了负责看家的公社民政助理手中。一看信的内容，老助理眼前一亮：陈爱民？这不是当地外逃的地主么？好啊，你跑到苏州上大学了，还伪装进步往党内钻？不行！绝不能放过这个特务！想到这里，助理立即给医学院复函：经查，陈爱民系本地逃亡地主（特嫌），请予甄别。
苏州医学院领导接到回函，自然大吃一惊，立即布置保卫部门监视陈爱民的行动，并对情况进行彻查。结果自然漏洞百出，最经不起推敲的就是年龄。大学生陈爱民刚刚20出头，怎么可能与10多年前即已逃亡的地主陈爱民相提并论？因此，“特嫌”的帽子怎么也戴不到他的头上。尽管如此，医学院还是派出专人前往泗洪、泗阳（陈母工作地）作专项调查。终于查清了陈爱民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轨迹，撇清了所谓特务的嫌疑。那位寄发回函的民政助理也充满歉意地说：原来是小XX（陈爱民乳名）呀，这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谁知道他也叫陈爱民！
一场因同名同姓酿成的“特嫌”案，还没立案就寿终正寝了，陈爱民的入党时间却因此比原计划推迟了半年。
1976年，我被分配到泗洪县人民医院工作。此时的陈爱民，已是医院的副院长（副主任）了。当年夏天的一次防震值班，我和他同值一个班，便借机向他复述了这个听来的“特嫌”故事，请他这个当事人辨别真伪。他说基本属实。此外，他还补充了一段倪育亭并不知晓的情节：
当年“特嫌”喜剧谢幕后，陈爱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家乡的来信。信是那个逃亡地主陈爱民的女儿托人写的。信中说，得知父亲大人重回人民怀抱，上了大学并将要入党，甚感惊喜。希望大人学业有成，早日衣锦还乡云云。
“真想不到，因为我的入党问题竟掀起这么一场敌特风波，我还差一点得了一个比我年龄还大的女儿。”陈爱民感慨不已。
老师成“特务”
下面故事中涉及到的几个人，都是我的熟人。他们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也许都与他们的所谓特务背景有关。
“文革”初期。一股抓黑帮、揪坏人的风潮席卷中华大地，我家所在的监狱劳改系统也不能居身世外。首当其冲的是学校，即使是小学也概莫能外。
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只能当看客和听众。每当有“黑帮”和坏人被揪出来时，也会去看个热闹。忽然有一天，教自然课的俞老师被揪出来了，罪名是特务！
一个瘦小精干的年轻人怎么就成了特务？不由你不信，高年级学生分析得有条有理：第一，他长期单身，肯定担负着特殊任务;第二，他夏天也穿件毛背心，钥匙总是别在腰带的后侧，这分明是“接头暗号”;第三，他待人客气，见面就笑，分明是在伪装。任务+暗号+伪装=特务。于是，学生们和部分老师强烈要求对俞老师实行专政。一时间，“狗特务”的骂声不绝于耳。
可没过多久，风向大变。有人说抓黑帮是“群众斗群众”，干扰了“斗争大方向”。至于俞老师的特务特征，纯粹是个人身体和生活习惯问题，与特务根本搭不上边，必须予以平反。关键在于，千万不能抓了假特务，放跑了真特务。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特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终于锁定了新的目标：我的班主任林老师！
林老师，女，当时30多岁，福建厦门人氏，50年代学校毕业后追随丈夫来此从教。和她一起被揪出来的，还有她的先生洪干事。据称，夫妻身份是特务行当的最好掩护。据揭发，长期以来，这对特务夫妻通过收音机接受台湾当局指令，刺探搜集我方党政军情报，定期向敌台发报。侦破组在其家中搜出了作案工具——两波段收音机一台，但最关键的发报机却不知所踪。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破案组在其家中掘地三尺，居然一无所获。
林、洪二人被分别关押，并突击审讯，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破案组坚信，特务是顽固的，也是狡滑的，要寻求突破，必须从外围入手。于是，派出外调人员，南下厦门广州，凡是林氏夫妇留下足迹的地方都要查个遍。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没证据，只能放人。当时正赶上干部下放，便匆匆把林老师塞进下放干部的名单，打发到农村去了。
此时的破案组并非无事可做，他们的矛头正指向中学的李校长。
李校长可不是凡人。当然，他首先是个公认的好人。他工资高，结婚迟，婚前的工资除了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外，大都被他用来周济别人了。我姐姐出生后腹泻不止，尿布不够用，李叔叔得知后立即把自己的衣服撕成片状送来。这样的人，也会是特务？真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李校长的“特务”问题是个老问题。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会拿他的历史问题说事，以至于有好事者称之为“老运动员”。
档案表明，1912年出生的李校长，1947年随部起义参加革命，先后在华东军区组织部、高级干部训练团、山东军区解放干部训练团工作，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新人农场秘书科长。短短5年时间，即官至团职，足见其备受器重。按照这一发展速度，他的前景必将不可限量。
然而，一顶“特务”的帽子，迟滞了他的前进步伐。而可悲的是，这顶特务帽子竟然是他自己找来的。
1947年，李校长所在的国军某部，在中共的策动下起义。部队整编后，李校长找到部队政委，要求接组织关系。据他自己反映，早在1935年，他就在“小红旗”下宣誓入党，并被派往国军部队潜伏待命。不久，即与组织失去联系。他还提供了入党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的名单，请组织予以调查甄别。由于当时战事频繁，甄别之事被搁置了下来。
这一搁置，错失了审查确认的有效时机，给李校长的政治生命带来了长久的麻烦。
50年代“审干”中，李校长再次提出自己的身份甄别问题。这一次，组织上可没少下工夫。可是，按照李校长提供的线索一一查证，其结果，要么是档案没有记载，要么就是当事人缺失。尤其让人扼腕的是，能够证明其身份的入党介绍人竟然在解放前夕牺牲了！唯一可以认定的是，在策动国军某部起义的过程中，李校长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这是出于对革命的同情，还是一名地下党在暗中履职？也缺少必要的证据。随着这个问题的再度搁浅，李校长似乎不再为上级重视，甚至在当了10多年的处级干部后，竟出任科级的中学校长。
一转眼，到了“文革”。像李校长这样的“老运动员”，自然难逃干系。以往，都是李校长个人提出要求，由组织对其历史问题进行复查，这一回则是由专案组对其立案审查。在“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办案方针指导下，专案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调阅了大量敌档，寻访了大量知情人，把李校长自1935年至1947年的历史细细地过滤了一遍，硬是没有找到他参加党组织的直接证据。这时，有人大胆地假设了一下：李校长原本就不是共产党的卧底，而是国民党借部队起义之机，安插到我军的奸细！或者说，即使他1935年入党是真，但也不能保证他脱党期间没有变节，他会不会具有“双重间谍”的可怕身份？于是，一个全新的审查特务分子的对敌斗争方案，被逐级报了上去。
经军管会批准，李校长被隔离审查。审查方式，也由过去的帮助李校长寻找身份证明人，改为敦促其交待如何参加特务组织、潜入我军的罪行。手段也由“文攻”升级为“武斗”。审查形式内容的忽然变化，令李校长莫名其妙。面对质问、诱骗甚至打骂，他依然坚持请求组织查清自己1935年入党的政治面貌，坚决否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特务身份。他不无幽默地说：要说特务，我也许早就是了，那就是共产党的“特务”。这个特务，我默默地当了12年！
事情，就这么一直僵着;人，就这么一直关着;案子，自然一直结不了。
遭遇冤案，是人生的大不幸。当事人的身心，必将备受摧残。但，李校长在牢狱之中却异常淡定。平常，除了接受审问和批斗，他就专心读毛选和马列著作，并有规律地锻炼身体，硬是以花甲之躯顶住了牢狱之苦。据参与其专案的某人事后评价，此人确实具有从事特殊工作的潜质。
随着形势的变化，加在李校长身上的“有罪推定”显然再也站不住脚，只能彻底推倒。但是，他的早期党员身份依然无法证明。当有关部门向其宣布解除审查、彻底平反的决定时，他仍然十分恳切而淡定地再次提出了复查自己早期入党身份的请求。
“小红旗不倒！”这是我父亲生前对李校长的评价。作为他的战友和同事，父親对李校长执着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表示真诚的赞同;对他处事不惊，淡定做人的风格，也表示深深的敬佩。父亲坚信，老李所要争取的，绝不是所谓的“老红军”待遇，而是历史应有的公正。
1982年10月，父亲因病去世，李校长第一时间赶来吊唁。他虽然已年逾古稀，依然是板板正正一身警服。他恭恭敬敬地在我父亲灵前立正站好，庄重地给过去的战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形象。
后来我得知，在平反后的日子里，这个政治身份备受争议的老人，又接连做出一系列备受争议的事情：
68岁，表示在弄清个人历史问题之前，不办理离休手续，尽管离休后待遇可能更高些;
70岁，痴迷地学习英语，并热心地辅导青少年;
80岁，热衷于公益事业，居然能上树修剪树枝;
90岁，积极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
100岁，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将全部积蓄缴纳党费……
李校长走了，带着“特务”的传奇故事和深深的遗憾，走了……
“特务”窃摩托
这个故事很荒唐也很搞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连我自己也不会相信。
1972年，江苏泗洪县兴隆公社发生一起与台湾敌特机关挂钩案件，惊动了县公检法军管会。这天，军管会派员前来查案。
那时，县与公社之间的长途客运汽车虽已开通，但每天只有两班。人们进县城办事，或由县城到公社，都可以定时搭乘。大约是案件紧急，或是为了来去方便，公检法的同志是骑着双轮摩托来的。
70年代初的苏北农村，各类车辆极为少见，两三年前的干部下放运动中，干部们拖家带口乘坐的汽车，也许就是当地群众首次看到的机动车辆。至于双轮摩托车，那更是从未见过。所以，当一身戎装的公安员驾车驶进公社大院时，立即吸引了许多围观群众。公社的政法特派员老陈和民政助理老杨，立即上前驱赶。待闲杂人等散尽，公安员便与老陈进屋碰案子去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公安员和老陈出门准备去核实案情，却发现停在门前的摩托车不翼而飞了！公安员和老陈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仍然一无所获。
公安员着急了，赶紧给县里打电话报告案情。他在电话里与对方共同分析：当地农民连摩托车都没有见过，根本没有可能盗开摩托，唯一的可能就是敌特破坏捣乱，这应该是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极有可能与投敌挂钩案有关。电话那头当即指示，将两起案件并案处理，首要的是，集中精力迅速抓获偷盗摩托车的敌特分子。
公安员请求县里立即组织人力进行布控，防止敌特分子借机逃窜。
公社特派员老陈注意到，这个县里来的公安员，其实是一名现役军人——军管会的军代表。他的军人气质和对事业的忠贞，并不能说明他能胜任公安工作。对于破案这一套，他应该完全是外行。所以，他对案件性质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刚才，他们在分析投敌挂钩案件时，就已发生分歧。此刻，老陈劝说军代表不要着急，并婉转地分析：目前，投敌挂钩案已基本锁定了嫌疑人，而这个嫌疑人又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根本不可能再盗车作案。因此，两起案件并案处理意义不大。不能因为有了新的盗车案件，就否定破获挂钩案已有的成绩。可是，这位20多岁的军代表，并不给40来岁的老陈面子，而是居高临下地批评老陈右倾，说“敌人都跑到家门口了还无动于衷”等等。老陈无奈，只能悉听尊便。
说话间，大门外一阵发动机响，只见一个年轻的后生开着摩托车回来了！一直在旁看热闹的我（当时就住在公社院内）差点笑出声来，骑车人原来是下放干部沙阿姨家的大儿子小沙！
看到失而复得的摩托车，军代表既兴奋又气不打一处来，连忙抓住小沙：不许动！我一看你就是个特务！
老陈一看这阵势，连忙打圆场：自己人，自己人！他介绍说，小沙是南京十一中下放到当地的知青，人很聪明，会画画，也会开车，就是有点调皮。
军代表哪里听得进这些解释，他抓住小沙，就像抓住了真正的特务，一定要其交待作案动机和背后的敌特组织。
小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口咬定，是出于好奇和为了显摆，才把车子开走的。
军代表依然不依不饶，非要小沙交待组织背景不可。很显然，他之所以咬着小沙的“特嫌”不放，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当初对案件的分析判断的正确性。他甚至还想着，突破小沙，一举查清投敌挂钩案的真实背景。他见老陈并不支持自己，便决定先把小沙带回县城，继续审查。
老陈看这样僵下去不是个事儿，便抽身出去，到总机给县公检法领导打了个电话。一会儿，有电话找军代表。军代表接到的电话指示是：不要纠缠，立即放人！
军代表心有不甘，但命令必须服从。他先通知小沙可以走了，又忍不住问：你没有钥匙，是怎么把车开走的？
小沙眉毛一扬：这简单！说着从仪表盘下扯出两根线头，轻轻一搭，脚下一踩，走了！
军代表赶紧将其抱住，狠狠地说：还想跑？今天算你巧，落在我手上……
事后才知道，老陈给领导打电话报告，擅自开车的小沙，是縣里某主任的儿子。更重要的是，说人家是特务，也得有证据呀！
就这样，这起“敌特”案件结了。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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