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武

　　《中国歌谣》是朱自清先生的一部学术著作。

　　1928年暑假期间，朱自清编就了散文集《背影》，并于7月31日写作了《背影》的序言后，正式开始考虑如何编写下学期开设的“歌谣”课的讲义。据浦江清在《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里记载：1928年9月1日，他“至佩弦处闲谈。佩弦方治歌谣学，向周作人处借得书数种在研读”。周作人是朱自清的老师。早在朱自清就读于北大时，就闻听北大师生大量搜求歌谣的运动。还于1917年专门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创立了《歌谣》周刊。一时间，红楼内外几乎无处不谈歌谣。但他们早期的搜集，并不是研究歌谣的历史和沿革，也不怀有其他目的，只是单纯地抢救遗产，单纯地为了文艺和学术。因为“你也不记载我也不记载，只让它在口头飘浮着，不久语音渐变便无从再去稽查”了（周作人《〈绍兴儿歌述略〉序》）。这次歌谣搜集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连带着也引起了顾颉刚、钟敬文、冯式权、郑振铎、俞平伯等人的研究。比如俞平伯于1921年11月9日去常熟游览，虞山下，尚湖边，一游就是三天。或许是听了常熟的白茅山歌，俞平伯在常熟旅馆中，忽然想起在杭州看到有人用粉笔抄写在墙上的一首歌谣，觉得很有趣，歌谣只有四句：“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無钱没想她。”平白而通俗的词句给了俞平伯某种启发和暗示，经反复咀嚼，他把这首歌谣演化成了一首新诗，还写了小序对歌谣作了解读。序中自谦地说，新演化的“词句虽多至数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可见歌谣的力量之大了。周作人更是北大歌谣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和积极倡导者，早在1911年的时候，他从东京回到绍兴，就开始“搜集本地的儿歌童话，民国二年任县教育会长，利用会报作文鼓吹，可是没有效果，只有一个人寄过一首歌来，我自己陆续记了有二百则，还都是草稿，没有誊清过”。（《〈绍兴儿歌述略〉序》）周作人是怎么“鼓吹”的呢？“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存，实为大幸。”应该说，这篇发表在当年《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的启事，既说明了事体，文采也足够飞扬。未曾想只收区区一篇歌谣来。虽然成就不大，周作人并未泄气，除自己搜集200多篇外，还有研究，在《〈儿童文学小文论〉序》里，他说，民国二三年的时候，又写出了《童话略论》，后来又写了“两篇讲童话儿歌的论文”。周作人是1917年4月来到北京大学的，他刚到不久，北大歌谣研究会就成立了，他搜集的这册歌谣汇编就派上了用场，成为他的成果之一。1919年8月，刘半农从江阴到北京时，从船夫口中采集了一集《江阴船歌》，共有20多首，兴致很高地送给周作人看，还请周作人为此作序。周作人在序文中，肯定了《江阴船歌》“是中国民歌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集”，这篇《〈江阴船歌〉序》就发表在1923年1月出版的《歌谣》周刊第六期上。1925年10月5日，周作人为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作序。在序文中，周作人介绍说：“我知道刘君最初是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那时他在卫辉，寄来几百首的河北歌谣，都是他自己采集的，后来在燕京大学才和他会见。刘君努力于歌谣采集事业，也并热心于研究，《歌谣与妇女》即是成绩之一。”周作人还积极地评论说：“这是一部歌谣选集，但也是一部妇女生活诗史，可以知道过去和现在的情形——与将来的妇女运动的方向。中国妇女向来不但没有经济政治上的权利，便是个人种种的自由也没有，不能得到男子所有的几分，而男子自己实在也还过着奴隶的生活，至于所谓爱的权利在女子自然更不必说了。但是这种不平不满，事实上虽然还少有人出来抗争，在抒情的歌谣上却是处处无心的流露，翻开书来即可明了的看出，就是末后的一种要求我觉得在歌谣唱本里也可直率地表示着；这是很可注意的事，倘若有人专来研究这一项，我相信也可成就一本很有趣味更是很有意思的一部著作。”所幸周作人的愿望没有落空，确实有不少人在认真做这项工作，除上述提到的成果外，顾颉刚有《吴歌甲集》行世；黄绍年有《孩子们的歌声》出版；刘半农热心搜集歌谣之余，还用民歌体写了不少诗，更有兴趣翻译了一部《海外民歌》；林培庐出版了一本《潮州畲歌集》；章衣萍出版了一部《霓裳续谱》；江绍原翻译了《英吉利谣俗》等等，可谓成绩斐然，就更不要说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大量歌谣和评论文章了。周作人在这次歌谣运动中，无疑起到了中坚作用，除了为专书作序跋文外，还在《歌谣》周刊第三十一期上，发了一篇《歌谣与方言调查》，在说到“中国语体文的缺点”时，他指出“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在《重刊〈霓裳续谱〉序》中又说：“像姑娘们所唱的小曲，而其歌词又似多出文人手笔，其名字虽无可考，很令人想起旗亭画壁时的风俗，假如有人搜集这类材料，考察诗歌与唱优的关系，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朱自清编歌谣讲稿，研究中国歌谣，找他的老师借资料，再切合不过了。周作人当然也乐见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何况研究者又是他的好学生。朱自清的综合研究，也正是在他人分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和系统的整理。

　　其实，早在编歌谣讲稿之前的1927年第一学期，朱自清就对歌谣作了系统研究，那时他担任的课程有一门“古今诗选”，编有讲义《诗名著笺前集》《诗名著笺》和《古今诗选小传》，由清华大学铅印。《诗名著笺前集》实际上有很多内容就是关于古代歌谣的（朱自清逝世以后，《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把《诗名著笺前集》整理更名为《古逸歌谣集说》并拟收入“全集”，后来“全集”改“文集”，未能收入）。1927年10月11日，朱自清又写了篇《唱新诗等等》，该文分析了新诗与戏曲的关系，新诗与歌谣的关系，提出了从新诗音乐化的角度去拯救新诗。“古今诗选”课的开设和相关学术的研究，给朱自清后来从事歌谣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基础。

　　1928年11月22日，周作人到清华大学办事，朱自清和俞平伯一起招待了他们的老师。这时候，朱自清关于歌谣的研究已经有了眉目，席间应该有所谈及。因为24日俞平伯年谱有“朱自清在燕京大学讲歌谣课”的记载——两天后就要去上课，依朱自清的个性，一定是早就胸有成竹的，如果有零星的问题，临时向老师请教，完全有可能。朱自清去燕京大学讲歌谣，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当年歌谣课的首讲，也许不是在清华而在燕京，这当然也无关紧要了。朱自清最初的讲稿，大约就是后来《中国歌谣》某章的雏形吧。但朱自清研究歌谣的最早成果，却是发表在1929年4月29日、5月6日《大公报》之《文学副刊》第六十八、六十九期上的《中国近世歌谣叙录》，分两期续完。《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创办于1928年1月，每周一出刊，編辑部设在清华大学，吴宓为总撰稿，赵万里、浦江清等人为撰员。1929年1月19日，吴宓、赵万里赴清华图书馆访朱自清，邀请朱自清加入撰稿者之列，两天后，朱自清和浦江清回访吴宓，同意加入。所以，朱自清才陆续有文章发表在《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而这篇《中国近世歌谣叙录》正巧就赶上了。

　　1929年9月16日，清华大学本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有“古今诗选”和“国文”课等，并正式开设“歌谣”课，该课程为选修课，编有讲义《歌谣发凡》和参考资料《歌谣》。《歌谣发凡》是油印本，共分四章，分别是：《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参考资料《歌谣》内容也相当丰富，收杜文澜《古谣谚·凡例》和郭绍虞的《韵文先发生之痕迹》的要点摘录，还有古今中外典籍作品中，关于谣谚和有关谣谚的论述143条。据姜建、吴为公编著的《朱自清年谱》所记载的课程安排推测，该课程只在每学年第一学期讲授。因为1929年度和1930年度的第一学期都有“歌谣”课，而这两年度的第二学期都没有。1931年度因出国学习考察休假一年（1931年8月至1932年8月），朱自清在这学年都没有上课。那么，朱自清关于歌谣的研究停止了吗？据浦江清在《〈中国歌谣〉跋记》中说，此后又增写了两章，分别是《歌谣的历史》和《歌谣的修辞》。这重要的两章，应该是在1932年下半年写成的。改书名为《中国歌谣》并铅印本，也同样应该是在下半年，朱自清计划写十章，“后面四章，初具纲目，搜罗了材料，没有完成”。关于歌谣课，1932年度第一学期9月18日开学，朱自清开设的课目中，依旧有“歌谣”，据听课的同学笔记记录，四章的内容分别是：《歌谣的评价》《歌谣研究的面面》《歌谣的分类》《歌谣搜集的历史》。这一时期，朱自清可能因忙于校务（先后兼中文系代主任、主任），加上回国后写《欧游杂记》的稿子，1933年度又没有开设“歌谣”课，因此没有把已经成形的《中国歌谣》后四章整理成文，是件十分可惜的事。朱自清的日记中，也很少有涉及这方面的记录，唯一靠点边的是，1932年10月3日日记中，谈及浦江清的来访，说浦对中国语言文字有很深的研究，“继论诗之发展，谓有三级：首为民歌，继为乐府，终乃为诗”；1933年3月18日，朱自清日记云：“下午赴北大讲中国歌谣的问题，未准备妥贴，但资笑乐而已。”

　　《中国歌谣》由作家出版社1957年正式出版，出版过程较为漫长和曲折。朱自清逝世以后，成立了《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确定把《中国歌谣》收入全集，并由郭良夫比勘油印本和铅印本进行初步整理，浦江清和吕叔湘又作了最后的校读。但是，后来“全集”改为“文集”，此稿便没有收入。后，作家出版社决定出单行本，请浦江清写了一篇“跋记”，“跋记”完稿于1950年6月，7年后才出版，恐怕不完全是效率问题吧。

　　最近几年，许多出版社纷纷出版“民国学术经典”，朱自清的几本学术著作也纷纷以新版的面目问世，其中就有这本《中国歌谣》。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