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中国抗日孩子剧团，是在周恩来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少年抗日宣传队，抗战期间，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演出过很多儿童街头戏剧。这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小生力军，为抗日宣传贡献了一份尤为珍贵的力量。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国难教育社派共产党员吴新稼前往领导。为了工作方便，还给这个抗日小团体取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孩子剧团。并于1937年9月3日召开成立会议。从此吴新稼就带领孩子剧团进行抗战宣传活动。孩子剧团的成员，大多家破人亡，亲人失散。为了不当亡国奴，小小年纪的他们在当地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宣传抗日，在城市、农村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和《人丹胡子》等戏剧。

　　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准备奔赴内地宣传抗日。但是孩子剧团根本没有资金来源，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们通过到电台播音募集经费，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播音后纷纷捐款。吴新稼领着剧团22个小朋友，最大的16岁，最小的8岁，靠捐来的三百元钱，分批化装成难民，冲破敌人吴淞口封锁线，辗转苏北、河南等地，一路宣传抗日救亡，来到武汉。

　　1938年1月，武汉正值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疲惫不堪的孩子剧团终于来到了武汉。他们以为到了“抗战大后方”，一切都会得到支持和解决，却万万没有想到当时武汉的国民党当局对孩子剧团百般刁难，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分散到各地难童收容所去。这群最大也不过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即使团长吴新稼本人也只不过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大孩子。怎么办呢？正当孩子剧团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派邓颖超到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为他们雪中送炭。邓颖超深情地说：“我叫邓颖超，周恩来同志让我代表他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全体同志，来向你們表示慰问。”孩子们围着邓颖超好像找到了妈妈一样欢笑着。

　　1938年2月9日下午1时，周恩来派他的警卫员吴志坚，用一辆大卡车把孩子剧团全体成员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剧团举办欢迎会。邓颖超和许多“红小鬼”早就在大门口等待，会场设在二楼，沿路墙壁上贴着：“欢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孩子剧团” “小孩子英勇的精神是大孩子的榜样” “小孩子、大孩子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会场布置得真漂亮，各色的花绒线五彩缤纷地挂在天花板上，四壁挂了许多八路军战士战斗生活的照片，红小鬼带着孩子剧团成员到处参观。

　　这时，身着灰棉布军装的周恩来，神采奕奕，健步走了进来。看着孩子剧团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周恩来感慨地对小战士们说：“小客人都来了，你们要好好向孩子剧团的小朋友学习。”欢迎会的小主持人连忙介绍说：“这是周恩来同志。”孩子们热烈鼓掌，接着小主持人又介绍了叶剑英、博古、叶挺、郭沫若等赶来参加欢迎会的领导同志。

　　周恩来十分关心孩子剧团的每一位孩子，详细了解了每一个孩子的情况。孩子们特意演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周恩来边听边点头，并为孩子们鼓掌。当介绍孩子剧团成立的经过和工作情况时，孩子们情不自禁地唱起《流浪儿》：“我们都是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在场的人们感动得泪水涟涟。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孩子们中间，牵着孩子们的手深情地说：“孩子们，我们有共产党，曙光就在前头！”邓颖超也和蔼地安慰孩子们，并指着餐桌对孩子们说：“吃吧，这八样糖果看谁吃得多……”

　　欢迎会开得十分成功感人，很多人都讲了话。博古、叶挺、郭沫若以及从前线回来的青年战士，小八路等，都在会上痛斥了日军的残暴罪行，鼓励孩子剧团在艰难困苦的磨练中成长起来。最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孩子剧团在敌人炮火中诞生，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很不容易，他说八路军的小战士要向孩子剧团的孩子们学习。孩子剧团的孩子们激动地高呼：“向小红军学习！” “向小八路学习！”周恩来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这些小朋友，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自己斗争，自己创造，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孩子剧团的孩子们激动万分，点头回答：“好！”

　　从那以后，抗日孩子剧团不仅在生活上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而且还在演出、安全等方面得到了党组织的极大照顾和支持。

　　1939年1月，孩子剧团克服诸多困难，成功抵达桂林。当时从全国各地来的文化人士都聚集在桂林，经常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城市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孩子剧团的演员与聚集在桂林的儿童，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如何开展儿童工作，并进行了一次儿童联合大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40年9月上旬，孩子剧团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

　　剧团刚到重庆不久，恰逢重庆举行抗战儿童戏剧公演，团员们因此结识了很多少年朋友。剧团与其他儿童团体联合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成立了重庆市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在4月4日的儿童节（当时为中国儿童节），孩子剧团和其他儿童团体及小学一起举行了抗战儿童戏剧演出、演讲比赛、儿童歌咏大会，使得平静的山城传遍抗日的歌声，吹响了抗日的号角。为了深入地开展抗日工作，1940年孩子剧团分成两支队伍，两次到重庆各区县演出。

　　孩子剧团在重庆，进行了系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决心的活动。1940年12月，应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的邀请，剧团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一起开展了一次对苏联的音乐广播活动。1941年以后，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组织领导下，重庆话剧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孩子剧团也参演了轰动一时的《棠棣之花》《战斗的女性》等剧目。剧团还根据自身特点，演出了秧歌剧《农村曲》和一组自己创作的儿童短剧。并且在一些戏剧前辈的指导下，上演了轰动一时的六幕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和大型童话剧《秃秃大王》，深受重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

　　孩子剧团在重庆两年多时间，除了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外，还调整规划了自身发展。一是剧团成员的增加及内部机构应时调整。随着人员的增多，增设了一般工作部，为了行政工作的统一，设立了团队本部；二是经过长期的演出学习，孩子们的个人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并且保持了剧团的独立性，曾拒绝被编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及重庆卫戍司令部。

　　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向各地发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密令，当时孩子剧团也成为限制目标。国民党委派李清灿担任主任指导员，对孩子剧团进行控制和监视。为了保存实力，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冯乃超等人帮助，孩子剧团悄悄撤离。当李清灿正式接收时，剧团只剩下7个小团员。在这样一个空壳子的情况下，不到三个月，剧团便解散了。在这个亲如兄弟姐妹的革命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大部分考上了江安戏剧学院、青木关音乐学院、育才学校、普通中学以至大学，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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