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当代革命史的读者一定对潘汉年这个名字耳熟能详。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和上海市副市长,在1955年因“内奸”问题被捕,1977年含冤病逝。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从此,不管是在披露的潘汉年的人生简历上还是大量有关他的传记中,都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周全平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叫周全平的人,就是当年潘汉年参加革命的牵线人。
一
周全平,原名周承澎,号震仲,别名霆生、全树,1902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一破落地主家庭。1912年随父母迁居苏州,求学于苏州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现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从此,在小仓口弄(家庭住址)到下津桥(学校地址)的一路上,留下了他整整三年的求学足迹。农校毕业后,他又曾在上海中山大学就读。1922年毕业后,他先后在上海郊区的南翔菜店与农场当过职员。也就是这一年,他频频向郭沫若、成仿吾创办的《创造》文学季刊投稿,很快发表了处女作《林中》。
在这篇题为《林中》的短篇小说中,周全平讲述了一对自幼相恋的男女在封建家庭的礼教束缚下终成断肠人的悲剧故事。这个短篇使他受到郭沫若与成仿吾的赏识,并被吸收为创造社第二期社员。
1924年4月,郭沫若再往日本,同年5月成仿吾南下广州。至此,《创造周报》等三个期刊全部停刊。在清理余稿时,周全平觉得十分可惜,便建议再办一个刊物,以尽量容纳周报容纳不了的好稿子。于是,初生牛犊般的周全平与倪贻德、敬隐渔和严良才便开始筹办《洪水》半月刊。他们的打算得到了郭沫若的热烈支持,郭在回信中,甚至夹上了他用粗笔蘸了蓝墨水为“洪水”题写的刊名。1924年8月24日,《洪水》周刊创刊号问世,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洪水》是周全平起的刊名,意在涤尽人间所有的罪恶。他在题为《撒旦的工程》刊首语中以宣言的形式阐述了《洪水》的办刊宗旨:“我们要定下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一切社会的丑恶;我们要定下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一切丑恶的破坏,没有调和,永无妥协的破坏!我们要凭着良心的指挥,永远为正义与真理而战!待把秽浊的尘寰依旧变成纯洁的白地,再来创造出美善伟大的世界。”
二
然而,主观的愿望毕竟是一厢情愿的,《洪水》只出版了一期,就因为资金等原因停刊了。顿陷拮据的周全平为筹经费,一人去了东北叔叔处,以他所学的农业知识,承包起了农田。这时,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郭沫若将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王昭君》等三部历史剧的结集)及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一起用来与光华书局作为互惠的条件,促使对方同意为创造社出一个定期的刊物。
1925年9月16日,《洪水》复刊,改为半月刊,由光华书局发行。
1926年秋,周全平从东北垦荒回到上海。1929年,周全平和谢旦如(也作澹如、淡如)一起在上海西门开了一家咖啡书店,同时附设一个书报介绍社,专替内地读者代办并推荐新书。之后,周全平就又采取募股的方法,分别从读者与外埠的同行中募股,紧锣密鼓地组建起了出版部。
这个消息一见报,远近青年翕然响应,很快就募集到了一千五百元。于是,周全平租定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作为出版部门市兼编辑处。该部设股东会、理事会和监察员会,由郭沫若任理事会主席,成仿吾任会计兼总务,郁达夫、周全平等为理事。
创造社中兴,周全平居功甚伟。郭沫若曾在叙述1926年3月去广州时,这样说:“那天在下着微雨,有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诸人,到码头上替我们送行。我自己的家眷留在了上海,是托全平替我照料的,创造社的事情也托付了他。他就在我们走后,把那出版部成立了。”
这期间,周全平创作与出版了《箬船》《楼头的烦恼》《残兵》等近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与戏剧剧本。
三
1925年初,19岁的潘汉年离开家乡宜兴,只身来到上海,进入黎锦熙办的中华国语专科学校学习。同年9月16日,创造社刚刚复刊的《洪水》半月刊由于人手少,忙不过来,周全平便在经常向《洪水》投稿并前来创造社做客打杂的青年学生中挑选帮手,他将学生中最为活跃的潘汉年,引荐进他们杂志的编辑和发行工作中。
当时,潘汉年和他的一帮青年朋友风华正茂,正处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代,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激进,不满足于出版部的繁杂工作,闲聊中,潘汉年提议出版一份文学青年们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响应,说干就干。于是,在周全平的鼎力支持下,一张由潘汉年全权负责的八开四版小报《A11》诞生了。从取自出版部门牌号的刊名上,足以看出潘汉年等年轻人不拘泥于传统、富于创新的鲜明个性。
潘汉年在《A11》创刊号上明白无误地写道:“出版部被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些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周围的碳酸气。”
《A11》为潘汉年一班激进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对社会现实不满而发出愤世嫉俗的声音宣泄之处,十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均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其中那篇题为《原来如此“内除国贼”》的杂文,就是他就进步报人邵飘萍因“有宣传赤化嫌疑”而惨遭杀害发出的悲愤的感叹。这样锋芒毕露的文章,自是很快引起了当局的紧张,所以《A11》仅出了5期,便被当局以“反动”的名义给勒令叫停了。但潘汉年不肯就此罢休,十余天后,他自任主编,又与周全平一起出版了内容比《A11》更丰富充实的《幻洲》周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早被当局盯上了的创造社出版部,《幻洲》也只出版了两期即被查禁。为斩草除根,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宣传共产,发行过激刊物,肆意毁谤政府”的罪名,干脆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没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并抓走了叶灵凤、柯仲平等4人。
周全平與潘汉年因不在场而幸免于难。
四
叶灵凤等被捕的4人,在潘汉年与周全平等人四处奔走下,得以获释。endprint
这期间,周全平与潘汉年之间因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幻洲》周刊原先是由潘汉年与周全平合办的,周又是潘进入创造社的引荐人。但周全平一向标榜自己是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与潘汉年在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等观念上有较大差距。例如周全平在谈及胡适之、陈独秀等五四运动领袖时,他就明确表示说:“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
这时,潘汉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周全平的看法向持异议。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底楼大厅召开。出席会议有50余人,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讲话,鲁迅发表了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和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17项提案,选举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大会标志着左翼文艺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仅过了一个多月,即1931年的4月,周全平却被突然开除出“左联”,致使他不得不离开文坛,一度不知所踪。
那他何以被“左联”开除?后来又去了哪里了呢?
五
周全平被“左联”开除的主要原因,大概仍然是他在谈及胡适之、陈独秀等五四运动领袖时发表的那番偏激的言论。
作为当年受到周全平引荐的潘汉年,多次与周全平商榷,劝他纠正这种片面而又偏激的观点,却始终无果。一些进步青年听了周的这种议论,因气愤不过,对周全平“几乎要饱以老拳”。
周全平被左联开除,除了因他在思想与观念上与“左联”愈来愈远,或广为人们所猜测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无法交待,从此失踪了”。
周全平的堂弟周楞伽在一篇题为《回忆谢澹如同志》的回忆录中便引用了这个说法:
周全平是我的堂兄,我们都是江苏宜兴人……不过他和我并不属同一房,我住在城里,他住在和桥。他的父亲叫周续丹。据我父亲说,他和续丹是远房堂兄弟,平素很少往来。
周全平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就因家贫出外谋生,加入了创造社。在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相当活跃。创造社还在泰东书局时期,就已出版了他的《烦恼的网》《梦里的微笑》等童话、小说集。到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以后,更主编《洪水》半月刊,对革命文学运动起了相当大的先驱作用。……经郁达夫在《日记九种》中揭发后,声名狼藉。1930年加入左联后,左联派他到革命互济会工作。他在开西门书店失败后,见利忘义,竟不想想这互济会是由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自由职业者组织起来,援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机构,竟敢于染指这笔买命钱,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因此左联不得不把他开除。从此他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有关周全平的外貌形象与当时的工作生活环境,周楞伽在此文中也有相关描述:
全平大约比我大十岁光景,身体微胖,鼻直口方,满面的络腮胡根……全平又引我上楼,楼上半腰一个亭子间,非常长,四壁都是书架,插满了各书局出版的书,比楼下的门市部还多。一个矮个子坐在一张小写字台前,正忙着批答信件。全平介绍给我说:“他叫孟通如,专管书报邮售业务。”二楼很宽敞,摆着沙发和写字台,既像会客室又像办公室。全平说:“这里是新书推荐社,专向邮购读者推荐新书,由旦如主持,不久将出一本《出版月刊》,这里作为编辑部。”接着又引我上三楼。三楼分为两部分,左边大半间是很漂亮的火车座,座椅像打了蜡似的,光可鉴人;右边小半间摆着玻璃柜、钢精锅,柜内陈列着西点蛋糕等食品,柜后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上面放着火酒炉、钢精锅,一位娇小玲珑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女正在烹煮咖啡,浓香扑鼻。全平很得意地打开窗户,指着窗外一块标有“西门咖啡”四字的霓虹灯招牌给我看,说:“在书店楼上开咖啡座,让文艺界朋友和情侣们都来此谈心,这是我的一个创造。”又指着那一排排漂亮的火车座对我说:“这些座椅都是乐群书店张资平的,他原来开文艺咖啡座,后来散了,就把这些座椅借给我,我自己是置办不起的”……全平又引我到玻璃柜前,指着长桌前正在烹煮咖啡的少女介绍给我说:“这位就是我的太太陈宛若。”
我这时才有机会看清那少女的风貌,不是平头整脸,竟是绝顶的美丽。……
周楞伽在他的《回忆谢澹如同志》中提及其堂兄周全平在被左联开除后不知去向时,因时隔五十余年,所以“肯定全平未必还在”。谁知此文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后不久,第二年他就在该刊上读到了周全平发表的《忆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及〈洪水〉半月刊创刊》一文,才知周全平依然健在。为此,他深感“对生人不应如此不敬,内心颇觉歉然”,但因不知周全平人在何处,无法向他道歉。
1982年,上海书店忽然向周楞伽转去了一封周全平的来信。在信中,周全平对这位堂弟的主观臆断大兴问罪之师,指出了他文中几处失实的地方,要他去信向《新文学史料》更正。深怀歉意的周楞伽即按周全平提供的地址,向新疆拜城铁力克煤礦职工子弟学校当教师的侄女周又兰寄去一信,请她转交堂兄周全平。在回信中,周楞伽说他对周全平生活不太了解,记述错误在所难免,他要求周全平原谅于他,并说他们本是堂兄弟,并无不解之仇,只因多年未得他音讯,误以为他已作古,以致文中有一些失敬之处,希望他能谅解,大家和好如初。同时并望周全平能继续过去创造社的业绩,把新作寄他,当代为介绍发表等等。
信寄出约一月后的1983年元旦,周楞伽接到了周全平从新疆挂号寄来的厚厚一个纸包,包内除了有他的一部新作外,还附有一信。在信中,周全平说他很高兴和堂弟和解,并告知当年他离开左联后,先后在江苏以及安徽临淮关凤怀区实验场、甘肃兰州水利林木公司等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与南京《江苏教育》任编辑。后因潘汉年冤案受牵连。获得平反后,周全平因爱女周又兰在新疆执教,所以迁去新疆与女儿女婿同住至今。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去新疆前后谁也没有通知,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任何联系。
从此,这对中断联系半个世纪的堂兄弟间又恢复了联系。不料,同年五月间,周楞伽又接到上海书店毕青同志的一张明信片,说周全平已经去世。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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