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1896—1995），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先后组织领导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他也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三大至六大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初，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1934年起，任河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建国后，罗章龙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起，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我很久以前访问过罗章龙老人，在访问他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些资料。罗章龙1912年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就读，1915年入长沙长郡中学，与同在长沙就读的毛泽东结为好友，被同学们称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他是最早的响应者。从此罗章龙与毛泽东、蔡和森等过从甚密，积极参加爱国青年活动。1917年，他毕业于长沙一中。1918年4月，罗章龙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时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倾向革新，治学用人，主张“陶冶中西，兼容并包”，一时北大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罗章龙赴日本留学由新民学会资助。1918年春，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还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他一封信，说内有诗一首相赠，题目为《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七言古风，其中“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表达了对罗章龙的关怀。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新思潮影响下，爆发了五四运动。罗章龙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他作为学生领袖之一组织參加了“火烧赵家楼”。后来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共产国际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原著多以德文为主，他研读其中，更觉其博大精深，有“皓首穷经”之感。于是，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1920年初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加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作为北方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骨干，他和李大钊、张国焘曾被北方工人领袖之一的史文彬比喻为支撑大锅的三块石头，意思是他们三个人是中共北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撑者。
我去北京找罗章龙老人原本是为了征集王荷波、姚佐唐两位烈士的史料。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南京党组织最早的负责人。王荷波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22年6月由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曾组织津浦路沿线工人举行罢工，有力地支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1923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9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5年1月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当选为中华铁路总工会委员长，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2月主持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927年春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7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始终没有暴露北京党的组织和机关。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姚佐唐是雨花台著名烈士，也是铁路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北伐时期，曾担任国民革命军铁甲车队的副大队长，跟着部队南征北战。1928年，他在南京被捕，和当时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也是雨花台著名烈士的孙津川，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雨花台。当时我正受命写《姚佐唐烈士传》，四处查档，访问和姚佐唐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而罗章龙是王荷波、姚佐唐两位烈士的重要知情人。
我和罗章龙老人事先约好在前门大街他家里采访他，当时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的职务。罗章龙家并不大，地点倒是非常适中和方便，可能考虑到他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的缘故吧，从这里去单位上班不远，步行即可，比较方便。坐定之后，我给罗老看了一张照片，中间站的是王荷波，两边分别站着的是罗章龙和姚佐唐。罗老很熟悉这张照片，他回忆说：
“这是1924年6月17日至7月1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同时召开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照片是这期间拍的。那时我和姚佐唐都很年轻，我27岁，姚佐唐只有26岁，王荷波比我们年长，当时42岁。
“我们和李大钊、王荷波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姚佐唐第一次代表中国工人在大会上发言，受到与会各国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因为我和王荷波、姚佐唐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三人又都是这次会议的代表，同随李大钊来到苏联，所以我们三个人抽空在那里拍了这张照片留念。”
我问：“罗老，您是怎么认识王荷波的？”
说到王荷波，罗老说：“我当年很了解他，工作起来非常热情，也会鼓动工人。”那时罗章龙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负责人，到各地发动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由此认识了工人王荷波。1922年，罗章龙发展了津浦路的浦镇车辆厂工人领袖王荷波入党，秋天，浦镇建立了南京的第一个党组织——浦镇党小组，王荷波担任了组长。罗章龙说：“1922年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后，我担任了书记，因为追求真理，注重实际，我们也的确吸收了一些工人参加进来，当时100多个会员中有25个工人，其中王荷波是浦镇工人，姚佐唐是津浦路工人，孙津川是沪宁路工人，他们都加入了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研究会。研究会当时有三个活动方式：讨论会、演讲会和特别研究。内容涉及很多，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俄国革命和建设等等。李大钊先生于1922年2月19日下午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做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演讲，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endprint
“中共‘一大以后，我们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最初这是一个工人革命宣传组织，人数不多，后来逐渐发展成领导几十万工人罢工斗争的司令部。我和张国焘、何孟雄等分头到长辛店、唐山、津浦路等地接触工人，建立工作联系。此时王荷波作为津浦路工会委员长加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中来。后来王荷波又在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他和区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多次工人罢工斗争。”
谈到北方区委，罗章龙说起这一段历史：“到1927年，在北方区委工作过的同志牺牲有100多个，其中就有李大钊，还有其他著名同志，如王荷波等。”
接着，罗章龙又谈到1923年发生在郑州的二七大罢工：“那是1923年1月底，京汉铁路成立总工会时，我和工人领袖史文彬一起到了郑州领导工会工作，王荷波代表津浦路也来这里了。结果总工会代表遭到吴佩孚手下军警的镇压。2月4日郑州数万工人开始罢工，7日江岸工会工人遭到军警屠杀，当场牺牲林祥谦等32人，200多人受伤。二七大罢工后来得到所有铁路工人和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声援。后来帮助工人的大律师施洋也被杀害。之后我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前后印了5万多册，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1924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谈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最初还不理解，马林就把《京汉工人流血记》和《向导》拿给孙中山看。孙中山看后对左右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其实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大很多，我当年搞革命，少则百八十人，多则几千人。你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这一点，我们不及共产党。后来马林再见孙中山时，孙中山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之后国共开始了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非常重要，它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决定开展国共合作。
罗章龙说：“我们北方区委是5月份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的，当时要求按党员比例，10到20人产生一名代表，并且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当时李大钊是北方区委书记，我是北方区委委员兼管组织工作和北方劳动组合部主任。最后确定12人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其中有李大钊、罗章龙、何孟雄，王荷波是作为津浦路总工会的党团代表出席会议的。我们都是分头乘火车和轮船前往广州。”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会上达成了共识。大会还选举出14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德隆（项英）、朱少连等。大会还选出了5人的中央局：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蔡和森，其中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后来因为在广州工作比较偏远，中共中央决定迁回产业工人集聚的上海，于是谭平山留广州工作，改选王荷波入中央局。
尽管罗老年事已高，回忆起那段岁月，却谈兴甚浓：“中央决定我和王荷波留中央局工作以后，因为我们都在北方区委工作，又都是搞工人运动的，因此我提出来留在北方区委。中央将我的信交给共产国际代表，但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共三大已经做出决定，要从全局着眼，因此没有同意我的要求。我和王荷波都要去中央工作。
“1923年7月，我离开北方区委的同志们，和王尽美一起乘火车南下，王尽美在济南下车，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我要他保重身体，去青岛的德国医院检查身体，做透视，并且休养一个时期再工作。
“车到浦镇以后，王荷波得知消息，就来车站接我，带我到他家下榻。王荷波家中只有一张床，他就让夫人去邻家借宿，留我共榻。我就将中央要求我们两个人去中央工作的意见告诉了他。王荷波夜里告诉我，说二七大罢工时，他夫人闻讯我在火神庙蒙难，曾亲往寺庙祈祷并求签问卦，据称我在36岁那年还有一难，当小心在意。我听后笑笑，回答说，我们天天都可能遇到灾难，何足36岁？王荷波回答说，那是自然，女人的话，信则有，不信则无。两人一笑而过。
“第二天早上，我劝王荷波和我一起去上海。他先是犹豫，说不愿意離开工厂，怕脱离群众。王荷波的夫人在一旁劝他说：‘你走，我同你一起去上海好了，是真神到哪里都可以显灵。王荷波遂决定离开工作多年的岗位，带着夫人和我一起去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我们乘火车到了上海以后，先住在车站旅社，然后去中央接头处接头。这时仲甫（陈独秀）先生来了，和我们谈到深夜，并约定召开中央局会议。当时出席中央局会议的除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会议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然后是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报告政治问题和中央局今后的工作纲要，然后进行讨论。中央局成员还做了分工。润之（毛泽东）先生因事赴湖南，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王荷波任会计，监察财务。蔡和森主持《向导》编辑工作。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恽代英，他离职期间，有一个时期由我代理青年团书记。后来中央设立了工人、青年、妇女几个委员会以后，王荷波还担任了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后来中央为了加强工运工作，在上海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先后将项德隆（项英）、林育南、邓中夏、何金亮、李震灜、刘剑华、李立三等人调到上海，主持沪东、沪西的工会工作。当时上海、广州、武汉和北方都是工人运动的集中地。
“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中央局的委员们从各地来到上海。王荷波在闸北的三曾里找了一栋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三曾里离闸北火车站只有一两里路远，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两楼两底。之所以找这里做中央办公处是因为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厂。这个房子有楼上楼下八九个房间，住房必须要有户主，我们三户联住，笑称三户楼。毛泽东和杨开慧一户，蔡和森和向警予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十口人，对外说是一家人，向警予是户主。王荷波经常到三户楼来，他不住在这里，住在英租界同孚路。陈独秀也不住在这里，但常常开会晚了就在这里留宿，专门设有床铺。我们还订了多份报纸，如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新申报》，天津的《益世报》等，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王荷波和我都经常在这里看报，并讨论报刊上的有关问题。endprint
“这期间，国共开始合作。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国民党的最高会议，以后中共开始派人自国民党中央到各省市党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建立党部和基层组织、训练干部、建立军队等等。中共中央派了毛泽东、王荷波和我三个中央局委员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后来又派李大钊、谭平山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和广东进行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也协助当地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后来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等一批人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的中央委员会，成为跨党党员。我和王荷波等一批领导工人运动的干部，原则上不加入国民党。到1924年初，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环龙路44号设立国民党执行部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构，派了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等人分任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当时社会上称环龙路44号是国共群英会。1924年5月5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人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留念，是王开照相馆拍的，当时参加者每人一张照片。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有一张。国民党方面有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叶楚怆等16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等11人。在党的六大以前有这么多中共中央成员合影，那是绝无仅有的。
“那时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右派之分，常常因为意见纷争而闹矛盾，甚至发生打斗。后来由王荷波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纠察队，凡是有右派分子前来闹事的，就由纠察队处理，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发展到1927年，最终导致国共合作失败。
“我是1923年秋天住进三户楼的，直到第二年的六七月才搬走。后来我去欧洲工作，对这里情况就不了解了。王荷波后来在北方牺牲，他的英雄事迹，我也是事后听说的。”
我问道：“罗老，您能够谈谈您对姚佐唐的了解吗？”
罗章龙说：“姚佐唐很早就参加工人运动了，1921年就在徐州担任过铁路工会会长，带领工人参加过陇海路大罢工，而这次罢工是我组织领导的。正是在这次罢工以后，我认识了姚佐唐。1922年我介绍姚佐唐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姚佐唐是谁介绍入党的？”我插了一句问他。
罗老很认真地说：“是我发展姚佐唐入党的。”
采访之后我回去认真做了考证。后来在写姚佐唐烈士传时，结合其他史料，我认为是李震灜发展他入党的。李震灜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要成员，长期在铁路工人中做工作，对姚佐唐有深入了解。李震灜和罗章龙也互相认识，一起工作过。因为年代久远，罗老年事已高，所以记忆有误并不奇怪。罗老当年频繁奔走于长辛店、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哈尔滨以及陇海沿线与津浦沿线等地，参与组织北方地区的工会，先后参加领导了1921年底的陇海铁路大罢工、1922年长辛店八月大罢工和十月开滦五矿大罢工等，因此结识了大批路矿工人领袖，比较著名的有史文彬、王俊、邓培、王荷波、孙方鹏、姚佐唐、康景星、游天洋、苏兆征、伦克忠、唐宏经和王维俭等。其中不少人包括南京共产党组织早期领导人王荷波等都是经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之他和姚佐唐关系密切，还介绍他参加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老有可能认为他就是姚佐唐的入党介绍人。
罗老对于姚佐唐表达了非常怀念之情。他回忆说：“姚佐唐从苏联回国以后不久，党组织就派他率领50名铁路工人组织铁道队到河南，帮助国民革命军修铁路。那时冯玉祥正和吴佩孚在中原进行大战，姚佐唐冒着生命危险和工人们铺路架桥，不停随着战场移动。他们不停地修复被战争破坏的车头车厢，使铁路运输恢复，保证战斗顺利进行。战场经历，使姚佐唐付出血的代价，他在攻打武汉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伤愈以后姚佐唐装了一条假腿，又回到铁道队工作，并担任了铁道大队副队长。1927年初，他们随国民革命军转战到了南京，后来驻扎在南京下关地区。”
史实的确如罗老所回忆，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中共南京地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1927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派人到南京来恢复党组织时，得知姚佐唐领导的铁道大队还有4个支部70多名党员和数十名团员时欣喜万分。当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时，铁道大队利用扩充人员的机会，收容和掩护了许多正被敌人追捕的同志。不幸的是，1928年7月，姚佐唐和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等在一次召开会议商量建立武装组织时，被敌人包围，孙津川等被捕，姚佐唐侥幸逃出到了上海，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押回南京。同年10月6月，姚佐唐和孙津川等壮烈牺牲在雨花台。罗老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他的许多同志、同学、朋友都先后牺牲，在谈到王荷波、姚佐唐、孙津川之牺牲时，他不胜唏嘘。
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在1931年1月7日，中共在上海召开过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时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的米夫已经到了上海。这次会议以批判“立三主义”和“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曾在《江淮之子周恩来》一书中写过这一段历史，当时描写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时用了八个字“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说明了当时党内的混乱情况和各种纷扰。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領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等人所操纵。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非常情况。为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掌握中共中央的大权，当时有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出中共。后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大部分成员被国民党捕杀，其中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党的重要干部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即党史上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而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也在其中。接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然后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也被捕叛变。endprint
罗章龙辗转逃生后，从1934年起，他在河南大学开始了教学生涯，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35年兼任经济系主任。1938年日军侵袭开封，河南大学被迫南迁，罗章龍随校南迁，不久辗转至西北大学任教，后又至湖南大学等，直至全国解放。近十五年的大学教书生涯中，他潜心学问，教书育人，先后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史学原理》及《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总计近百万字。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调往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后改名湖北大学），继续任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罗章龙奉调北京，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他虽已是耄耋之年，却勤耕不辍，积极撰写革命历史回忆录，先后著有《椿园载记》《椿园诗草》等，翻译了《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等著作，还先后发表各类文章500多篇。
数十年来，罗章龙一直背负着分裂党的罪名。1945年在延安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对此，我特地询问了罗老他个人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看法。
罗老说：“你们还年轻，而历史是复杂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像黑白那样的分明，需要我们研究和分析。”
罗老对于1931年初中共党内的这一段历史给他的结论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看法，他分辩说：“六届四中全会是由米夫、王明等人把持召开的，会上压制多数中央委员的不同意见，强行选举成立临时中央，当时我们就不服。会后，米夫召集对此事持异议的中央委员开会，仍是压而不服，他当场宣布开除我们的党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才起草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向共产国际报告，要求共产国际重派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选举新的中央，但报告未送达。而王明等人的各种迫害接踵而至。”
按罗章龙的意思，他是先被开除出党，后来才组织了“非常委员会”。而组织非常委员会，就是反对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动。罗老说：“我曾在1979年1月去医院看望李维汉同志。我们是湖南老乡、北大同学。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同为革命先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磨砺，在晚年相见时，仍为历史问题进行沟通。”
罗章龙老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最初发展壮大的重要见证人，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和当时的主流观点还有不同，有的时候听起来有些偏颇，但似乎又有他的逻辑思维，有他的道理。通过他的口述，我们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以及党史上没有见于著述的历史片段。如果我们把这些片段和已经了解的历史结合起来分析，我们会对历史有更加充分的认识，会对我们研究党史有很大的帮助。之所以罗老在最后的岁月里担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顾问，可能组织上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时间飞逝，罗老谈得意犹未尽，我也听得入神。告别罗章龙老人时，他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德文译作《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并在扉页上谦虚地为当时还是小青年的我亲笔题写了“蒋晓星同志正之”几个字。通过这次采访，我感觉虽然罗章龙老人已经离开党组织多年，但是他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罗章龙老人是1995年2月3日去世的。此前，他提出，死后希望葬在他的导师和领导李大钊的身边，为此他曾亲自去北京万安公墓看过地方。罗老去世后，由亲友出钱实现了他这个遗愿。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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