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

　　初识崔浩，还是少时翻阅宋人徐钧《史咏集》，其中有首《崔浩》诗：

　　智谋断国灼蓍龟，自比留侯果是非。

　　一死人言缘史事，谁知谋泄为南归。

　　也就是这首诗令我通读了《北史》《魏书》《南史》《宋书》，探究崔浩悲剧之谜。

　　崔浩（381—450），字伯渊。曹魏司空崔林七世孙，北魏司空崔宏长子，其母卢氏为西晋末文学家卢谌的孙女，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自幼博览经史，诸子百家之言，无听一不通。崔浩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他为北魏制度建设和统一献计献策，功勋卓著。为此，他赢得了三任皇帝的高度信任，特别是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太武帝对他更为倚重，须臾不可离。这位英明果断而又残忍暴戾的君主曾对崔浩推心置腹：“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魏书·崔浩传》）

　　尽管如此，崔浩仍未得意忘形。在太武帝面前，他始终谦恭谨慎，如履薄冰，因为他太了解这位君主喜怒无常的性格了，他不想因为一点微小的失误，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崔浩以书法闻名，当时许多人请他代抄普及读物《急就章》。从少至老，崔浩抄写了数百篇。每次抄写，他总是不忘把文中的“冯汉彊”（彊即强字）改换成“冯代彊”，生怕鲜卑贵族多心生疑，因为拓跋氏的早期国号为“代”，自己出身汉族，他不希望给北魏君主留下“身在代营心在汉”的印象，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检阅史书，我发现徐钧诗句“谁知谋泄为南归”源于《宋书·柳元景传》：“元嘉二十七年，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但是，这个记载似乎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从崔浩在北方行事来看，他没有任何背叛北魏的理由。退一步说，宋人记载的都是事实，但是熟悉内情的魏人为何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的记载呢？魏人完全没有必要为崔浩的反叛隐瞒遮掩。我看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还是《国记》事件。

　　崔浩修史，始于神 二年（429）。当时，即位已经五年的太武帝恢复了史馆，命令崔浩、崔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汉族士人撰修国史。但是，十年过后，修史没有什么进展。太延五年（439），太武帝再次下诏，命令崔浩主持修史，而且要据实撰写。又过了十年，史书终于修成。不料，此事不仅没有给崔浩带来相应的荣誉，反而惹来了灭门之祸。修史令太武帝如此震怒失态，以致绝情寡义地将崔浩满门抄斩，主要是由于史书“备而不典”（《北史·崔浩传》），也就是如实描写了太武帝祖上在汉人看来不堪入目的丑事——

　　太武帝的曾祖是献明帝拓跋寔。拓跋寔并没有做过皇帝。代是十六国时期拓跋所建政权。东晋咸康四年（338），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置百官，制法律，由部落联盟转为国家形式。代建国三十四年（371），拓跋寔因保护父亲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被叛贼杀死，年仅22岁，其相貌漂亮的妻子贺氏成为遗孀。几个月后，贺氏生下了北魏的创业始祖拓跋珪。据史学家研究，这位贺氏并没有守节在家，而是嫁给了公爹什翼犍，并生下了秦王拓跋觚。拓跋觚的出生，令這个家庭的辈分变得复杂起来，他既是拓跋珪一母所生的弟弟，又是一母所生的叔叔；他还是什翼犍名义上的孙子、实际上的儿子。这种辈分错乱的关系在拓跋鲜卑早期的每个家庭中屡见不鲜，因为与中国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也有父死而妻后母、兄死而妻嫂的习俗。汉人婚姻，最重辈分，而当时的草原游牧民族完全没有这些观念。什翼犍之后，拓跋珪还娶了亲生母亲的妹妹，也就是他的亲姨母为妃，一直到北魏晚期，以汉化改革著称的孝文帝还娶了祖母的两个侄女。所以，什翼犍的做法在鲜卑族的早期历史上，实在算不得出格，无关荣辱。但是，太武帝时，北魏已经宣传儒家思想，礼法人伦开始成为衡量道德的准则，这时再来看什翼犍的行事，未免给人等同禽兽的感觉。史臣竟将什翼犍的行迹记录于史。无论过去与崔浩关系多么密切多么倚重，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太武帝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其实，崔浩并不是因修北魏国史被杀的第一人，四十多年前，一位名叫邓渊的汉族官员即邓颖的父亲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深具历史感的开国君主拓跋珪在他晚年，想从鲜卑拓跋的早期历史中借鉴一点经验和教训，便命令邓渊撰修国史。鲜卑拓跋氏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主要靠编成歌谣的《代歌》口耳相传，《代歌》是拓跋先世历史的真实记录，邓渊受命修史后，便以《代歌》为依据修成了《代记》。但是，邓渊的“错误”在于他过于诚实，没有对《代歌》中的内容进行删减，昭成帝与贺氏的关系因《代记》问世而逐渐被人了解。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拓跋珪接受的事实，更何况，晚年的拓跋珪已经变得喜怒无常，杀戮无节，于是，邓渊也就在劫难逃了。天赐四年（407）五月，邓渊被赐死。拓跋珪不想让外界了解真相，他给生性谨慎、从未忤旨的邓渊加了一个追逐虚名、生活奢侈的罪名。

　　诚然，邓渊修史被杀自然在汉族士人心头蒙上了阴影，国史的修撰因此停顿。直到神 二年（429），太武帝才重开史馆，编修国史。为了表示诚意，太武帝还将邓渊之子邓颖也纳入到修史队伍中来。也正因此，史臣无不记起邓渊事件，谁愿重蹈覆辙？所以，十年过后修史一事毫无进展。太武帝也料到史臣心有余悸，遂令有地位、有担当、有能力的宠臣崔浩出任总编，表示一旦出现问题由崔浩负责，不会牵连其他史臣。为解除史臣的后顾之忧，太武帝又特意下诏强调：务从实录。于是，史臣终于放心写史了。十年以后，北魏的第一部国史终于问世。

　　平心而论，崔浩第一次受命参修国史肯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在他只是撰修人之一，身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可以和一般人那样，拖延时日，敷衍塞责。但是，他和太武帝的特殊关系，最终使他由撰修人之一成为撰修总监，这是一个要负全责的职务，可以想见，崔浩接到这个任命肯定是不寒而栗，甚至邓渊的影子也开始在他眼前晃动。不过，太武帝特意要求“务从实录”，可能又使他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些。身为一国之君，总不至于言而无信吧？况且，当初太武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储君，自己是主要推荐人，之后相处十几年。自己不但没有任何过失，而且功勋卓著，国君对自己也是青眼有加，应不会因为修国史而让自己走上邓渊的老路吧。崔浩在一种极为复杂矛盾的心情下，接受了这个后来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总监职务。

　　在崔浩监修下，北魏国史终于十年之后修成。严格说来，太武帝拓跋珪以前的历史，是以邓渊《代记》为蓝本加工而成的，国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与崔浩没有太大的关系。崔浩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删去这些令太武帝及其他鲜卑人颜面无光、备感耻辱的真实记录。更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接受邓渊的教训，而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大概觉得自己执行“务从实录”的最高指示相当成功，当一批奉承拍马的小人将国史镌刻在大石之上，并将其矗立在交通要道，供过往之人观瞻时，崔浩竟然默许了，而这个忘乎所以的做法，导致崔浩及其姻亲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崔浩被夷九族，时年七十。据《魏书·崔浩传》记载：“浩被诛，备受五刑。……浩幽执，置槛内，送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崔浩之死表面看是一场“国史之狱”，但是恰如北宋史学家刘攽所分析的那样：“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古本《魏书》目录序）此言道出了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固然，拓跋焘事后曾叹惜：“崔司徒可惜！”（《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但却是北魏在逐步汉化和保持本色平衡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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